第一章 特殊任务

任务的来源与筹备

任务的来源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世界一些地区已经出现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产生抗药性的问题，尤以东南亚最为严重。随着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抗氯喹恶性疟侵袭不断扩散，威胁着越南军民的健康1。196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领导人时，越方谈到越南南方疟疾流行严重，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毛主席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2。随后，总后勤部下达命令，指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和第二军医大学两家单位开始研究长效的抗疟药，一个项目，齐头并进3。在1967年之前，军队系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广州、昆明和南京军区所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已经为紧急援外、战备任务开展了相应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4。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曾提出5，在疟疾流行区，部队无论是在平时演习或是战时军事行动，服药预防是一项重要的抗疟措施。但是常用抗疟药，只有短期效果，必须经常服用，在大规模现场应用时有漏服或拒服情况，从而影响了服药预防效果。因此，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始寻找有效抗疟药和长效预防药，如六所6仿制合成了长效抗疟药CI-5017并对传统抗疟中药常山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8、而五所则对CI-501进行了大量的鼠疟、鸡疟的研究。

在1966年5—8月9，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了一大批人员赴越南调查援越部队的卫生状况、各种疾病的发病和防治情况等，其中还重点对疟疾发病和防治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越北军区卫生代表团阮国璋介绍：疟疾为参战部队的主要传染病；越南人民军主要疾病系疟疾，南越部队及美军第一师的疟疾发病高达100%10。由于出现了抗药性疟原虫，防治疟疾常用的药物大多不能奏效，急需研制出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的药物。

据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计划处处长吴滋霖回忆，1966年6月前后，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桂绍忠I通知吴滋霖和他一起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以下简称总后勤部）开会。会议主要是由陈庞参谋长传达毛泽东主席下达一个有关解决越南战争中南方部队的疟疾防治任务，考虑到仅凭军队科研力量太薄弱，就由总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牵头商议进行大协作11。从总后勤部开会回来后，吴滋霖开始着手联系国家科委等部门进行大协作。

会议的筹备

当时军队的研究任务一般是计划型的，由任务带学科。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贺诚12的“侦（查）、检（验）、消（毒）、防（预）、治（疗）等”原则的指导之下，实行“科、教、研”结合，院内协作，军民协作等，由军队牵头开始组织大协作。组织大协作会议之前，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由院长桂绍忠、副院长彭方复13、六所的徐念兹、五所的白冰秋、刘德懋组成的5人领导小组，底下有相应的办事员，制定相应的规划和方案、具体参加单位、具体实施方案等。1967年4月18日，国家科委十局召开了“疟疾防治军民合作研究问题会议”。5月4日国家科委向有关单位下发了召开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大协作会议的通知。5月18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会议14。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30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军区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协作会议15。参与会议的有总后卫生部、国家科委、卫生部等各有关业务领导部门和从事疟疾药物研究试制、生产、现场防治工作的37个单位，88名代表，部门讨论、修订并确定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草拟好的三年研究规划16。由于这是一项涉及越南战争的紧急军工任务，为了保密起见，遂以开会日期“523（五二三）”为代号，由于“523”与“五二三”在多年来都被使用着，在本书中为了统一，也与曾经的印鉴一致，遂用“五二三”一词。由于“五二三”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代号，所以除了特别的地方，本书中在出现“五二三任务”“五二三领导小组”“五二三办公室”等简称时，均不再使用引号特指。

时值“文化大革命”高峰，会议原定在总后勤部召开，因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要去造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做指示，会议改到北京饭店召开。于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吴滋霖、刘德懋、周廷冲等人就一起组织参会人员去北京饭店。会议主要由刘德懋负责组织，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杨鼎成介绍了一些背景情况，要求大家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有效的办法来对付疟疾尤其是恶性疟，吴滋霖宣读了起草好的研究计划1718。由于会上也有一些造反派参加，而且还不停地喊口号，因此会上秩序比较混乱。基本情况介绍结束后，与会人员分组讨论研究规划的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会务组及相关领导对相关意见进行了总结并对研究规划进行了修订。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全国各地夺权的时候，此时举行这样一个落实最高领导人指示的会议，更凸显出这个任务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