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至少从更新纪起，无数代人类祖先都一直遭受疟原虫的侵袭。罗马帝国时期，疟疾流行猖獗、极具破坏力，被认为是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殖民者发现新大陆后，把疟疾带给了西半球，而西半球的回赠却是治疗疟疾的药物。17世纪30年代，一位西班牙牧师发现秘鲁当地土著以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发热。后来，他将这些树皮作为草药带回欧洲，成为治疗发热疾病的良药。到17世纪末，金鸡纳树皮已成为秘鲁的一种重要出口产品，它对间歇热的疗效也得到了确切的验证。1693年，康熙帝罹患疟疾，太医束手无策，广征良方，均未得愈。有来华传教士获知后向朝廷进贡金鸡纳皮一磅，康熙服后病愈。康熙由此对西方医学发生兴趣，令人用满文翻译西方解剖学书，亲自审校并命名为《钦定格体全录》。

19世纪初，用化学方法提取植物药有效成分的方法取得了重大进展。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J.Pelletier）和药物学家卡文图（J.B.Caventou）合作，从金鸡纳皮中提取出了奎宁（quinine）。19世纪晚期，英国医生曼松（P.Manson）来华任海关医生，期间对丝虫病和疟疾开展了深入研究，后来又与罗斯（R.Ross）合作确定了蚊子是疟原虫的宿主，疟疾由蚊子叮咬而传播。罗斯因此荣获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曼松因在寄生虫病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被誉为“热带医学”之父。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人工合成抗疟药物进一步增强了对疟疾的控制能力，这些药物不仅可以用于治疗还可以作预防用。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P.Müller）合成了杀虫剂DDT。40年代，DDT在疟疾防治计划中派上用场。1948年，米勒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于使用长效喷雾方法在消灭局部地区的疟原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开展灭疟运动。世界卫生组织促使很多国家大力开展灭疟行动，并为部分不发达国家提供数目可观的资金以及顾问支持。到70年代初，已有相当多国家成功消灭地方性疟疾，但遗憾的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疟疾仍旧肆虐。尤其是按蚊对杀虫剂的抗药性和疟原虫对抗疟药物的抗药性都使疟疾控制与治疗工作越发复杂。时至今日，疟疾依然是全球广泛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疟疾的流行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疟疾也曾是严重危害我国人口健康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疾病之一。新中国诞生之前，我国缺少系统的疫情统计报告资料，从现有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我国近代疟疾流行范围很广，华南、华中、华北乃至东北、新疆等地都有相关的疟疾发病记载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其中疟疾等传染病、寄生虫病的防治成为当时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疟疾流行的县市达1829个，占当时县市数的70%—80%2。据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河南等8省疫情不完全统计，1955年疟疾的发病人数占19种传染病患者总数的60%左右。1956年，我国颁布的《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包括疟疾在内的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疾病。同年8月卫生部召开全国疟疾防治会议，制定了防治疟疾规划3。通过综合防治措施，我国的疟疾发病率由1955年的102.8/万下降至21.6/万。

与此同时，中医药学研究成为国家卫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55年中医研究院的建立，使得中医药研究成为国家卫生发展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抗氯喹恶性疟在东南亚流行，也延及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国家虽然采取多种防治措施，但也时有反复。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疟疾病人，1970年甚至达到近3000万病人的记录。为此，寻找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成为全球棘手的热点和难点，各国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我国各地医疗卫生机构及科研单位除了研制新的化学药物之外，也积极开展收集、整理民间治疗疟疾的偏方验方，主要涉及常山、胡椒粉、小柴胡、青蒿等456，不过，此时尚未明确青蒿的治疗价值。

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历史背景介绍

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抗氯喹恶性疟在越南流行。美越双方部队的战斗力均因为疟疾的流行而受到极大危害。中国政府一方面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另一方面准备应对战火燃烧到中国的可能性。应越南领导人的请求，我国自1964年起开展了抗疟研究，组织力量研制新的抗疟药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7。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较短时间内重点研究解决抗药性疟疾的防治药物、抗药性疟疾的长效预防药以及驱蚊剂等三个问题8。由于出现了抗药性疟原虫，防治疟疾的常用药物大多已不能奏效，急需研制出新的能治疗抗药性恶性疟疾的药物。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草拟了一个3年研究规划9，经专家讨论和有关领导部门审定后，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至5月30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了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军区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协作会议，讨论并确定了这个3年研究规划10。根据会议的日期，这项战备任务被简称为“五二三任务”，后也称为“五二三项目”。现有的资料显示，首次出现“五二三项目”的官方文件是1979年9月4日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文件（79）国药工字第387号，时间较晚，为便于理解，本书中均统一采用“五二三任务”的提法。

在我国开展全国大协作研究抗疟药物的同时，美国也在大力研究疟疾的防治问题。从越南战争开始到1967年，美军因为疟疾而退出战争的士兵比因战伤退出的还要多。虽然美军在战场上使用了头罩和驱虫剂等预防措施，而且也使用了大量抗疟药物，但效果都不佳。一方面，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大力防治士兵带回国内的疟疾11；另一方面，美国成立了专门的疟疾委员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研究抗疟问题，尤其是寻找新型的抗疟药物。据《迟到的报告》所载，仅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WRAIR）就初筛了21.4万种化合物12。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出版的《疟疾的化学治疗》（Chemotherapy of Malaria）一书提到，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在12年中，共筛选了25万个化合物13。

五二三任务是中国为了抗美援越而进行的一项战备任务，该任务先后组织了全国上下上百家单位、上千人参与研究，并且是一项军队与地方大协作的科研活动。经过14年的研究，五二三任务获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比如“防疟片1号”“防疟片2号”“防疟片3号”14以及从传统和民间的中药中分离到鹰爪甲素等抗疟活性成分，和对常山乙碱进行结构改造，不过鹰爪甲素的植物资源缺乏且性质不甚稳定，常山乙碱改造后也难以克服其致呕吐的副作用，因此难以达到临床应用的要求而影响其进一步的研究。此外，还研制了包括现在常用的数十种驱蚊灭蚊药物等1516。五二三任务的标志性成果是从传统中药青蒿中分离出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由于其在治疗恶性疟和间日疟中表现出的高效、速效、低毒和与其他抗疟药物无交叉抗药性，青蒿素的发现是五二三任务最为突出的科研成果。迄今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已成为国际上广泛应用于治疗疟疾的首选抗疟药，是我国医药科学研究者对人类健康事业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

目前，对五二三任务的历史研究尚不充分，对其在我国现代医药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也缺乏深入的讨论。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历史已有较多的研究，但也还留有许多不一致的说法。在实施五二三任务的过程中，各研究单位之间、研究单位与科研人员以及研究单位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由此在科研成果的归属与分享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五二三任务并将其置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对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段历史、厘清有关青蒿素发明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有关五二三任务历史研究之概况

如前所述，五二三任务是1967年由于战备需要而进行的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大协作任务的简称，然而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人们对五二三任务究竟是什么，怎么开展的，却有多种说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五二三任务、五二三办公室成立以及相关任务的介绍。张剑方主编的《迟到的报告》较详细地介绍了五二三任务的背景，总结了五二三任务中取得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侧重介绍了青蒿素的研发历史17。《中国军事医学史》一书在讲述疟疾的章节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这段历史及其成果，侧重介绍了军队系统的科研成果18。《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在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疟疾防治工作时，有一段文字对五二三任务来源和成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书中从抗疟药的研究历史来分析，将1967—1980划归为我国抗疟药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全面开展寻找抗疟新药的研究阶段，也是由仿制走向创制的发展阶段19。但该书并未对五二三任务进行详细完整的描述，只是零星地提及，而且也有记载不准确的地方。《青蒿素与疟疾治疗》（Artemisinins in Malaria Therapy）一书对五二三任务和五二三办公室也有介绍，但对五二三办公室成立的时间和领导小组的介绍均有误，例如在书中说五二三办公室是1969年成立的China Science Institute20，时间与性质都不准确。

2.关于青蒿素发现历史的研究与评价。目前对青蒿素发现的历史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集体大协作的成果。此观点主要强调青蒿素的发现是一个集体大协作的成果，但不否认个人的贡献，并对某些个人的贡献也有记述，比如张剑方主编的《迟到的报告》，由于这本书的编写成员主要是五二三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对整个五二三任务了解比较详细，而且在写这本书之前，他们走访了当年参与五二三任务的研究单位，收集了不少的资料，总体来说书中对五二三任务的开展及青蒿素发现过程的描述脉络清晰。不过书中对一些事件的描述不够明细，很多语言表达比较隐晦，需要读者对整个五二三任务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将文章所暗含的意思读懂，而大部分读者都是难以做到的。该书列举了整个大协作的主要研究成果，文中大篇幅是对青蒿素的研究，包括对青蒿素的发现、进一步的结构测定、临床验证、结构改造以及国际化的过程都进行了一个简单概括的梳理。吴毓林强调青蒿素来自于中药，它是从中国传统药物这一宝库研发成功的杰出范例21。青蒿素及青蒿素类药物研发成果是一个团队协作的成果，是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多学科、多单位通力协作的结果22。《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一书相关章节的作者认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蒿甲醚等是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单位协作研制成功的23，该书的作者试图强调青蒿素是各单位协作的成果，但由于没有对一些史实加以核实，其论据并不充分。1994年随着多种报刊报道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明单位为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之后，同年9月，有不少参与单位分别给国家科委写信表明自己是主要研究发明单位之一并对曾经做过的工作做了相应的陈述，主张这是全国数百位科技工作者（包括科技管理工作者）积极参与而共同努力的结果242526。

（2）在五二三任务的前提下，强调个人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的贡献。

第一，屠呦呦编著的《青蒿素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在前半部分集中讲述了青蒿素的发现过程，该书主要突出了屠呦呦的工作，对其他科研人员的工作论及不多，对五二三任务的组织者五二三办公室的工作也很少提及27。“创新中的社会关系：围绕青蒿素的几个争论”一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青蒿素的几个争论。文中首先突出讲述屠呦呦在青蒿素、双氢青蒿素研究中所做的贡献以及一些有关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然后讲述青蒿素及双氢青蒿素所引发的一些专利权之争；第三个部分强调青蒿素发现的优先权，并且从几个人的言论中得出结论青蒿素的发明人为屠呦呦；第四个部分是针对青蒿素到底应该单方还是复方使用做了相应的总结；最后一部分主要是引用几位学者和领导的观点针对青蒿素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做了一个概述。该文是在忽略了五二三任务的背景下介绍相关工作的28。国外也有书中会出现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介绍，比如《青蒿素与疟疾治疗》（Artemisinins in Malaria Therapy）中介绍青蒿素的发现时，提到两种说法：一、青蒿素是山东中医药研究所魏振兴于1970年10月提取出来的，这种说法没有实际的根据。二、青蒿素是五二三办公室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屠呦呦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现的29。关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过程，从70年代末以来就有一系列的报纸杂志报道，而且有众多不同的结论。比如有关青蒿素研制历程的第一篇国内报道是1978年《光明日报》记者王晨写的“深入宝库采明珠——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制历程”30，文章相对客观地简要讲述了早期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以及临床验证情况，尽可能地使用了单位的名字，不过也提到了个人名字，相对侧重个人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中团队协作的影子31。“青蒿素发明发现的方法学研究”32“抗疟新药青蒿素传奇”33“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维善：青蒿素结构的测定与全合成经过”34等文中在谈到青蒿素的发现时大部分都强调是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发现的，而且最后这一篇根据访谈整理的报道除了讲述青蒿素的发现者，还讲述其结构测定过程，这个过程有部分内容因为没有经过核实已经有人在网上进行过相应的评论35，不过，通过核实相关档案后发现这个报道确实有不确切之处。“漫话青蒿素”36一文虽未指名，但是也是强调是由中医研究院学者、教授于1971年从中药黄花蒿中提取出抗疟活性成分青蒿素。90年代中期，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与四川武陵山制药厂发生了一起青蒿素侵权纠纷，随后便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报道，在报道案件纠纷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提及青蒿素的研发史相关的内容。有些报道完全忽略青蒿素研发时的历史背景，甚至出现错误报道，比如1994年8月31日的《法制日报》一篇文章忽视青蒿素研制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写道“屠呦呦在1962年2月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中草药抗疟新药研究的任务，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在1971年掌握了青蒿抗疟的有效实质”。该文描述的时间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37。而同年的《中国中医药报》在写屠呦呦为青蒿素发明人的同时，对其获奖情况进行介绍时并未做任何的考证，错误地写到屠呦呦获得了世界文化理事会颁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3839。有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的事宜在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上已有过相应的说明40。其实屠呦呦获得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的提名。

第二，“青蒿素传奇”41一文中讲述五二三任务的背景下，青蒿素是由云南药物所的科研人员发现的。《云南日报》记者熊燕在文中侧重介绍云南药物所工作人员在得知青蒿中可能含有抗疟有效成分的情况后从“苦蒿”“黄花蒿”中发现青蒿素的过程42。庞诚在“青蒿素——书写21世纪的传奇”一文中并未提及五二三任务或个人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的作用，只讲青蒿素是中国科研人员发现的，强调青蒿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中药43。

第三，许多科研人员在写有关青蒿素研究方面的文章时也可能会提及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在这样的文章中，作者通常是以青蒿素是中国科研人员从青蒿（或者说是黄花蒿）中提取出来的，有的会说时间44，有的会说人物，有的也还会提及发现的背景，提法各有千秋，时间、人物也各有不同。

第四，2011年拉斯克奖获奖名单公布，青蒿素的主要研发者之一——屠呦呦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后，国内外对青蒿素发现的评述迅速增多，比如米勒（Louis H. Miller）45等人在《细胞》上发文章指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46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1969年1月，屠呦呦被任命为北京中药研究所五二三课题组的组长，领导对传统中医药文献和配方的搜寻与整理。1981年10月，屠呦呦在北京代表五二三项目首次向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人员汇报了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成果。”同年9月，该文的另一作者苏新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47：五二三项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有很多人做了贡献，这毋庸置疑。但此次评奖关键看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五二三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他认为美国人颁奖主要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因为想法来自屠呦呦，所以奖就是颁给屠呦呦而不是给她小组亲自做实验的人。此外，黄松平、朱亚宗48认为：根据科技发明权总体性的评判标准，屠呦呦无可争议地享有青蒿素的发明权。王满元49对青蒿素与五二三项目的关系以及青蒿抗疟有效部位的发现也做了相应的介绍。国内外媒体的报道更是数不胜数，目前采集小组收集到的报道有350余篇，大部分媒体强调青蒿素的发明权属于屠呦呦，也有少数强调属于大协作的成果。

3.青蒿素发现后一系列涉及青蒿素相关问题的研究或争议。牛津大学人类学系Elisabeth Hsu的“Reflections on the‘discovery’ of the antimalarial,qinghao”一文中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从传统药中进行的药物再发现依赖于组织机构和社会政治环境是否鼓励自然科学家与传统中医药学专家沟通，依赖于是否鼓励他们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理解别人语言里所包含的意思。文中提到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以及一些主要人物，比如屠呦呦、李国桥等。但文章更突出《肘后备急方》中用青蒿治疗疟疾是重视其中的“绞汁”一词，而且还有另外的文章更进一步地从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青蒿“草本茶”的实用性和可行性。这是一个由青蒿素的发现而引发的一个关注药物使用的全新观点50。此后，她还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阐述中医理论和概念与主流的生物医学之间的争议，以青蒿抗疟为例证明中医以经验为主的治疗疾病的处方与主流医学中医生的认识是一致的51。Elisabeth Hsu是国外学者中对青蒿及青蒿素的历史关注较多的一位。在国内，则有一些由青蒿素引发的对中医药历史、研发相关问题的探讨525354，有关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专利享有以及青蒿素相关专利在目前所起到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报道5556。

4.对五二三任务成果及青蒿素研究相关论文的整理。1975年前后，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当时的工作进行了相关的论文整理，汇编了7册有关疟疾研究的论文集57。李英的《青蒿素研究》主要总结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化学结构的测定、化学合成以及它们的药理、毒理及其用于疟疾临床治疗方面的科研文章，其专业性比较强，虽然书前面也有青蒿素相关历史的简介，但是相对而言内容太少，仅仅有少量的大事记性质的介绍。张荣沭的《青蒿、黄花蒿与青蒿素》主要就3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有关青蒿素类药的研究做了归纳整理，主要包括：青蒿的栽培、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药学研究、青蒿素的生物合成等58。

5.对五二三任务中某些重要人物的介绍。报道较多的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一书《药学卷》59中介绍屠呦呦的突出贡献为，带领课题组人员发明和研制了青蒿素和还原青蒿素，文中都没有提到战备任务的背景，也很少提及他人的工作，着重强调了个人的贡献。“杰出的中药学家屠呦呦”60，“她用小草降疟魔”61，“Tu Youyou（屠呦呦）——The inventor of New Anti-Malaria Drugs of Qinghaosu（青蒿素）and Dihydroqinghaosu”62，“求索没有终点——访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新世纪巾帼发明家屠呦呦”63这些文中对屠呦呦的工作做了简单的梳理，但是其中有些关于青蒿素发现时间上却存在明显的错误，比如其中有一篇说青蒿素是1979年10月发现的。《环球人物》杂志对屠呦呦64、李英65、李国桥6667、周义清68等几位的人物专访，虽然涉及五二三任务，不过主要还是介绍青蒿素的发现、应用以及其结构改造等方面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些未公开出版的人物传记，比如众多参与五二三任务的领导者和科研人员周克鼎去世后编写了纪念册《青蒿情，黄花香》，文中主要是相关人员对周克鼎在五二三领导小组以及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中所做的贡献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梳理69。

6.未出现“五二三”相关字样，但是内容却全部为五二三任务相关的成果介绍。在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解散后，有地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做了相关的汇总，比如上海地区介绍了在全国大协作中上海的防疟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第二军医大学研制的羟基哌喹、寄生虫病研究所研制的磷酸咯萘定、已经上海药物所研制的一些青蒿素衍生物等70。

总之，对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的历史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新闻报道等，在其内容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从文献质量上来说更是参差不齐。本研究报告将在充分的调查各地档案资料、采访数十位相关研究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基础上，对青蒿素的研发历史及其与五二三任务的关系予以厘清。

采集过程

采集小组的主要成员均为医学史专业的师生，在采集项目启动以前，青蒿素的研发历史作为一个课题已经在研究，而且已经对其研发过程进行了相应的资料收集。当时在众多五二三任务管理者与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们了解到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医药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屈指可数的发现。由于时代以及项目的特殊性，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的很多档案资料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只有部分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在采集工程相关领导的支持下，青蒿素的研发历史采集工程得以开展。采集小组成员赴曾经参与五二三任务和青蒿素研发的多个单位进行资料搜集与挖掘，并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访谈。总体而言，采集小组工作进展顺利，大部分单位以及个人都提供了帮助。

与之前进行过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个人项目有所不同，在做青蒿素研发这样一个项目的采集工程过程中，所牵涉的人物、单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比较复杂，而且经常会有不同的争议。虽然争议很多，资料相对不足，但是在各相关单位以及多位五二三任务的管理与科研人员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采集工作应该说是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在档案资料的收集和人物口述访谈方面。口述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在经过多次、多人以及档案资料的相互配合印证之下相对翔实，同时，各方面的资料又使得本书内容丰富。许多老先生还向采集小组提供了他们保存的珍贵的工作日志本、实验记录本以及相互之间的通信资料等，这也是一笔十分珍贵的资料。

采集成果

本次采集工作我们尽力搜集了目前已有的各种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而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简单的介绍。

1.档案资料：参与五二三任务的相关单位的档案馆（如军事医学科学院五所档案馆、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档案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71档案室、云南省药物研究所72档案室、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档案室）保存的实验记录、各种官方文件、公函等。

2.保存在一些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个人手上的原始文献资料（如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李英教授、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吴毓林教授、原五二三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办公室工作人员施凛荣先生等），相关人员工作日记、会议记录、实验记录、手稿、往来信件等（如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朱海教授、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章国镇、樊菊芬教授等人的工作日志和实验记录）。

3.口述采访资料：对数十位曾经参加过五二三任务的科研人员以及担任过五二三办公室相关职务的管理人员等进行采访获得的口述资料，而且大部分人员是经过多次口述访谈而获得的资料，仅仅口述访谈资料就有数十万字。

4.原始论文及书籍：有关五二三任务科研成果的一些学术性文章，比如1975年前后总结的疟疾研究7个分册的论文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一些学术期刊陆续恢复出版，以协作组名义或者以个人名义发表在《科学通报》《化学学报》等学术期刊的一些学术性文章，此外还有一些专著和论文集等，比如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编的《张秀平教授科研成果论文集》，陈林编著的《抗疟药的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李英编的《青蒿素研究》和一些国外已经出版的相关书籍等文献资料。

5.新闻报道：早期对青蒿素研发过程的一些新闻报道一直到最近屠呦呦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后引发的各种争论报道等。比如1978年《光明日报》的首次对青蒿素的报道，1979年《人民日报》对青蒿素获国家发明奖的报道，1992年双氢青蒿素获奖之后引发的一系列争议报道，2011年屠呦呦获得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后的大量报道材料等。

框架与思路

本书在时间跨度上，重点讨论的范围是从1967年5月五二三任务下达到1981年3月五二三任务管理组织机构撤销这段时期内，围绕抗疟药物研究的整个活动。在研究内容上，以五二三任务为中心，主要讨论参与五二三任务各单位的分工合作、科研成果、五二三办公室管理部门的更换以及在管理部门更换过程中对科研所产生的影响等。作为五二三任务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青蒿素的发现、青蒿素发现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也会在文中加以探讨。

本书的主要框架如下：

第一章，特殊任务。本章主要讨论五二三任务的下达（1964—1967），任务下达的国内与国际背景；五二三会议的筹备，会议的举办过程以及会后的任务安排等；另外还着重分析了当时五二三这种大协作的组织模式的特点等。

第二章，全面撒网。五二三任务下达之初主要有几个研究小组：①疟疾防治新药的化学合成和筛选组；②中医中药、针灸防治疟疾的研究组；③驱蚊剂的研究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种学术、科研机构一片混乱，五二三任务在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在各地区的五二三办公室领导下相对顺利的开展，取得了众多的科研成果。本章主要探讨全国五二三领导小组的机构设置以及各地区五二三办公室如何开展工作，各领导小组之间的会议交流，各研究小组的一些工作以及青蒿研发的关系。

第三章，初见曙光。本章首先介绍一些传统中医药用青蒿治疗疟疾的历史，然后着重讲述北京中药所如何确定中药青蒿并提取到具有100%抑制率的青蒿有效粗提物，以及北京中药所开展的青蒿粗提物的鼠疟与猴疟药理实验过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以及青蒿抗疟有效粗提物的临床验证过程等。

第四章，抗疟新药。主要讲述青蒿素这个抗疟新药的诞生过程。第一节青蒿抗疟有效结晶的成功提取，主要讲述北京中药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三个研究单位从不同产地的植物黄花蒿中提取出抗疟有效结晶的过程。第二节青蒿素提取工艺的研究，主要介绍北京中药所、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药物研究所等几个单位在青蒿素提取过程中不断对其提取工艺进行改进并最终选择一个较为公认的好的提取工艺的过程。第三节青蒿素的结构测定工作，主要讲述1973年开始北京中药所、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药物研究所早期开展的一些结构测定工作以及后来北京中药所与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生物物理所合作测定青蒿素的相对构型和绝对构型的过程。第四节青蒿素临床试验的成功到全国大会战，主要介绍各单位用各自分别提取的青蒿素（黄蒿素、黄花蒿素）进行临床验证的过程，尤其是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首次使用黄蒿素证明了其对恶性疟、脑性疟的良好效果。自1975年4月成都会议之后，五二三领导小组组织全国数十个单位到全国各地进行青蒿素及青蒿粗制剂的临床扩大验证工作以及期间开展的青蒿素的含量测定工作、资源调查等。

第五章，秘密公开。本章第一节主要介绍青蒿素相关的第一篇论文是如何向外公开发表的；第二节主要介绍1978年五二三办公室组织的青蒿素鉴定会的经过、结果；第三节对青蒿素的几个衍生物的研发历史进行了相应的介绍，第四节主要是介绍五二三任务如何从军工任务转向民用项目的过程。

第六章，走向国际。本章主要介绍1981年五二三任务和管理机构撤销，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强与WHO等机构的合作与联系，加速国内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项目的进展，1982年3月，卫生部和医药管理总局联合成立了“中国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开发指导委员会”（简称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主任为陈海峰），下设秘书组负责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工作具体运行，秘书长是周克鼎，秘书组成员有张逵（后来）、李泽琳、朱海、王秀峰。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向财政部申请了200万元，资助了15个单位进行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和复方药物的研究，支持在酉阳建设青蒿素工业化生产线和在海南岛东方县建设临床研究基地，引进了GLP（实验研究规范）、GMP（生产规范）、GCP（临床研究规范）等新药研制、生产的国际通用规范，推进了药厂的GMP建设，同时也促进了我国新药审评机构和制度的建立。本章部分内容由刘天伟提供。

1A 朱师晦编著，梁伯强校正：《热带病学丛书之一·最新疟疾学》。1947年。

2B 《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编委会编著：《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

3C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疟疾防治手册》。1957年。

4A 中医研究院革命委员会编：《常见病验方选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0年。

5B 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常见病单验方》。1969年。

6C 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革命委员会编：《陕西中医验方选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

7D 张剑方：《迟到的报告》。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年，第1页。

8E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联合通知：（67）科十字第118号、后科字第388号，下达《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纪要》及《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规划》，附件一。1967-6-16。见：原全国五二三办公室：《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1967—1981）》。内部资料，2004年。

9A 吴滋霖访谈，2009年10月7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10B 张剑方：《迟到的报告》。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1C ［美］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著：《健康的哨兵》。李立明主译。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175页。

12D 张剑方：《迟到的报告》。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3E L.J. Bruce-Chwatt： Chemotherapy of Malari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Geneva andAlbany，N，Y，），1981 年，第18 页。

14A “防疟片1号”后简称为“防1”，为口服疟疾预防复方，每片含氨苯砜100mg，乙胺嘧啶20mg；“防疟片2号”后简称为“防2”，为口服预防疟疾复方，每片含周效磺胺250mg，乙胺嘧啶17.5mg；“防疟片3号”后简称“防3”，为口服长效（一个月）预防药，同时也可作为治疗药，每片含四磷酸喹哌250mg，周效磺胺50mg。

15B 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疟疾研究·化学合成药与临床观察专集》，1975-7。

16C 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疟疾研究资料汇编·蚊虫防治专集》，1973-5。

17A 张剑方：《迟到的报告》。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年。

18B 《中国军事医学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军事医学史》。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第542页，第687页。

19C 《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编委会编著：《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

20D Qigui Li，Wilbur K.Milhous，Peter J.Weina：Artemisinins in Malaria Therapy. New York:NOVA, 2007 年，第5 页。

21A 吴毓林：青蒿素——中药奇葩，疟疾克星。《大学化学》，2010，25，增刊。

22B 吴毓林：青蒿素——历史和现实的启示。《化学进展》，2009，21（11）：2365-2371。

23C 《 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编委会编著：《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24D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写给国家科委的信（1994.9.26）。见：原全国五二三办公室：《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青蒿素知识产权争议材料1994年）》。2004年。

25E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钜忠写给国家科委的信（1994.9.27）。见：原全国五二三办公室：《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青蒿素知识产权争议材料1994年）》。2004年。

26F 广州中医学院李国桥写给国家科委的信（1994.9.23）。见：原全国五二三办公室：《五二三与青蒿素资料汇集（青蒿素知识产权争议材料1994年）》。2004年。

27G 屠呦呦编：《青蒿素及青蒿素类药物》。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

28A 张文虎：创新中的社会关系：围绕青蒿素的几个争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31（184）：32-40。

29B Qigui Li，Wilbur K.Milhous，Peter J.Weina：Artemisinins in Malaria Therapy. New York:NOVA, 2007 年，第5 页。

30C 王晨：深入宝库采明珠——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制历程。《光明日报》，1978 年6月18 日。

31D Elisabeth Hsu：Reflections on the‘discovery’of the antimalarial, qinghao. British Journal ofClinical Pharmacology, 2006，61: 6, 666-670。

32E 杨光华，饶淑华：青蒿素发明发现的方法学研究。《医学与哲学》，1997，18（12）：641-643。

33F 奇云：抗疟新药青蒿素传奇。《健康天地》，1995（5）。

34A 王丹红：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维善：青蒿素结构的测定与全合成经过。《科学时报》，2008-12-2。

35B 一份不科学的“科学档案”1，2。http://www.herbridge.com/bencandy.php?fid-45-id-18920-page-1.htm。

36C 许苹：漫话青蒿素。《科技视野》，2005-14-12。

37D 张国，王霁红：“青蒿素”有国际盛誉研制者无分文效益，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诉四川武陵山制药厂侵权。《法制日报》，1994-8-31（7）。

38E 罗和谷：青蒿素知识产权亟待保护——访青蒿素的发明者屠呦呦及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国中医药报》，1994-4-11。

39F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医学编·药学卷1·屠呦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

40G 方舟子：多位“中医泰斗”荣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之谜。http://www.xinyusi.info/xys/netters/Fang-Zhouzi/blog/zhongyi7.txt。

41A 马林：青蒿素传奇。《大自然》，2010-2。

42B 熊燕：青蒿素的故事。《云南日报》，2002-7-19。

43C 庞诚：青蒿素——书写21世纪的传奇。《科学前沿》，2006-5。

44D 李豫，杨恒林：青蒿素类药治疗疟疾的回顾与展望。《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07，28（10）：46-47。

45E Louis H. Miller，国际著名的寄生虫学专家。1960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直致力于疟疾和寄生虫病的研究，现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寄生虫病研究室主任及疟疾疫苗研发部主任。曾获美国总统奖、德国保罗·埃尔利希-路德维希·达姆施泰特奖金等奖项。

46F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名字有过变更，1955年12月19日在北京成立时名为中医研究院，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因此在“523办公室”的文件中有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说法。198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30周年时，胡耀邦总书记为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题写院名，此后，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50周年时，院名更改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后文中笔者仍使用当时的名称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在文中为了与其他地方的中药所区分，简称北京中药所。

47A 何涛：揭秘青蒿素研制史。《广州日报》，2011-9-29。

48B 黄松平，朱亚宗：科技发明权与屠呦呦青蒿素发现争端的化解。《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8（1）：86-90。

49C 王满元：青蒿素类药物的发展历史。《自然杂志》，2012，34（1）：44-47。

50D Elisabeth Hsu： Artemisia annua as a herbal tea for malaria. Afr. J. Trad. CAM，2007，4（1）：121-123。

51A Elisabeth Hsu. Diverse Biologies and Experiential Continuities: Did the Ancient Chinese KnowThat Qinghao Had Anti-Malarial Properties?

52B 红与黑：从青蒿素说开去——谈谈自甘堕落的中医药。http://www.xinyusi.info/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zhongyi464.txt。

53C 朋远来：青蒿素——中医的奇耻大辱。http://www.xinyusi.info/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0/zhongyi2289.txt。

54D Passerbyllh：青蒿素——中医之盾废医之矛。http://www.xinyusi.info/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zhongyi176.txt。

55E 叶祖光：专利带来了什么——青蒿素类抗疟药研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发明与专利》，2007，7：21-23。

56F 吴军：据《市场报》报道整理，青蒿大战吹起淘金泡沫？《医药产业资讯》，2005，2（13）：19-21。

57G 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疟疾研究》。内部资料，1974 年，第197 页。

58H 张荣沭：《青蒿、黄花蒿与青蒿素》。哈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7 年。

59I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医学编·药学卷1·屠呦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年。

60A 蔡仲德：杰出的中药学家屠呦呦（编）。《中国中药杂志》，1995，20（15）：313-314。

61B 李雅民：她用小草降疟魔。《羊城晚报》，2002-6-10。

62C “Tu Youyou（屠呦呦）—— The inventor of New Anti-Malaria Drugs of Qinghaosu（青蒿素）and Dihydroqinghaosu”。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1999，5（2）：146-147。

63D 安雷：求索没有终点——访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新世纪巾帼发明家屠呦呦。《世界发明》，2003-3。

64E 路琰：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环球人物》，2007，3：1-15。

65F 李鹭芸：李英，破译青蒿素“密码”。《环球人物》，2007，3：1-15。

66G 梁莒：李国桥，生死体验40 年。《环球人物》，2007，3：1-15。

67H 梁徳毅：让中国青蒿素走向世界——记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国际知名疟疾防治专家李国桥。《广东科技》，2007，1：35-37。

68I 刘晓阳：周义清，让世界尊重中国原创。《环球人物》，2007，3：1-15。

69J 《青蒿情、黄花香：纪念周克鼎同志》。北京：蓝天出版社，2008 年。

70K 上海防疟研究成果突出。《文汇报》，1981-6-9。

71A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名字有过多次更改，主要的变迁如下：1956—1958年为山东省中医研究所（中医研究班）；1958—1963年更名为山东省中医研究所（山东省卫生厅直属“实验药厂中药部分及药圃”并入）；1964年更名为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山东中医文献馆并入，药圃划归中医学院）；1976—1979年更名为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合并）；1980年恢复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分开）；2003年更名为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与山东省科学研究所合并）。

72B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为全称，在本文中会出现云南省药物所或云南药物所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