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船员是我国迈向海洋强国的重要力量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政治愿景和总体奋斗目标。正是在这个大战略背景下，党中央陆续又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实现“中国梦”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是历史必然

（一）历史教训的反思

中国在地理上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虽然古代航海活动几乎是与西方同步出现，但其发展却历经曲折。中国航海活动在明初达到顶峰，但却由于明中叶的海禁政策而转向衰败。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海洋发展有三个周期：一是春秋时期的吴国到东汉；二是三国时的吴国到唐朝；三是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到明朝中期，每个周期约500年。之所以没有像西方一样持续发展，而是呈现出周期往复的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所处的传统社会无法克服其固有的社会矛盾的周期性集中暴力释放而导致朝代更迭频繁，海洋活动的发展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对社会财富产生了巨大破坏，无法保证对海洋的开发和探索保持连续性。

另外，中国的朝代更迭基本上都是从北向南扩展，这种状况导致两个不利于海洋发展的结果：一是北方民族或政治集团缺乏对海洋的认识和观念，海洋事务和权益被忽视；二是出于惯性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执政者首要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防范北方入侵，在国力有限分配的条件下，海洋的开拓自然被放到了次要位置。虽然不少学者认为从传统上看，“中国是大陆国家”，但客观上，中国自古以来从未放弃对海洋的向往和追求，海洋强国战略实际上是对千百年来中国海洋传统的继承，但每个周期初始，大多以东南沿海为发端，即古代吴越地区主要是因为该地区临海，具有天然的海洋文化和传统；东汉期间的《越绝书》说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吴越地区自春秋战国至抗日战争时期少有大灾难，使海洋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和延续。另外，当中国处于分裂时，东南沿海的一些小国家的海洋活动却较为活跃。明朝中期的郑和下西洋虽由国家主导，但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外展示国家的实力，少量的对外物资交流基本上是非营利的朝贡贸易，规模庞大的航海活动并没有带来国家整体实力的富强，反而使国家财政无以为继，导致明朝海洋探险活动在达到巅峰后突然中断。正如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他的《海权论》里的论述：一个国家不能在追求陆上强权的同时，又追求成为海上霸主。明朝无法承受海上探险的巨大投入，郑和之后，明朝宣布“片帆不得入海”，全面进行海上收缩，海禁政策在清朝延续。据不完全统计，1840—1940年间，日、英、法、俄、德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0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84次，较为著名的有中英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等。在经历了深重的屈辱并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中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以海兴国，建设海洋强国。

目前中国正经历着海上活动的第四个黄金周期，从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开始，中国海上开发和航运贸易兴起，中国再次走向海洋。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费正清曾评价，“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开放就是促使中国重返海洋，亦即通过发展‘海上中国’，及对‘大陆中国’的改造，最终形成海上与陆上有机结合的整体战略”。重视海洋、确立海洋强国战略是中国必然的历史选择。

（二）其他海洋强国的历史经验

英国著名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说过，西方的革命性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联系主要通道，通过轮船跨越海洋，将全球统一成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有学者将西方海洋强国的海洋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1．开拓时代

这一时期从休达战役（1415年）至确立国家主体关系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1648年）签订，主要反映“大航海时代”的世界探索。西方之所以在这个时段启动探索海洋的步伐有一定原因。技术上，多桅快速船、罗盘、火炮的出现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理论上，地圆学说被提出，环球航海有了理论指导；思想上，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后，人性从宗教的严格束缚中得到了解放，不仅科学技术的思维得到创造性发挥，而且也愿意通过海外冒险开阔眼界；利益方面，东方丝绸、瓷器等已经传到西方世界，但十字军东征的失利促使欧洲国家开始考虑通过海上寻找直抵东方的路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并非大一统，国家间的竞争也促使欧洲各国希望通过开拓新世界，发现新财富以提升国力。上述原因刺激了西方国家探索世界的热情，美洲的发现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进程。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葡萄牙取得了先发优势。

1415年，在国王若昂一世的率领下，攻占了北非的休达港，继而对非洲进行扩张。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成功抵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497年，同样是葡萄牙人达·伽马在此基础上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100多年前，郑和通过下西洋也到达过印度，但以后几百年间，东西方没有实现大洋上的交汇。1500年，葡萄牙偶然发现巴西并长期实施统治。葡萄牙在1640年再次独立时，多数殖民地已经被瓜分，葡萄牙风光褪去。葡萄牙的巨大成就刺激了西班牙。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将欧洲对世界的认知极大扩展，由西班牙王室支持的麦哲伦实现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证实了地圆学说，为了在与葡萄牙疯狂瓜分世界的竞争中赢得先机，西班牙打造了强大的海军，被誉为“无敌舰队”。1581年，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其海上势力达到顶峰，但穷兵黩武式的发展给西班牙带来了财政危机，其掠夺的资源并没有以生产方式的革新来实现财富的再生。1588年，“无敌舰队”远征英国，遭遇毁灭性打击，直接导致西班牙海洋霸权的衰落。在1898年美西战争失败后，西班牙彻底退出了海洋强国的历史舞台。荷兰是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西方国家，其重商主义驱使其参与到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势力争夺中。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海外控制力的衰落使荷兰迎来了海外扩张的机遇。1602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1621年，又在美洲建立了西印度公司，其贸易遍及世界各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荷兰伟大的法学家格劳秀斯为荷兰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法理依据，其在《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一书中，抨击了葡萄牙对东印度洋群岛航线和贸易的垄断，提出“一位正直的法官会授予荷兰人贸易自由权，而且会阻止葡萄牙人及其他人使用任何力量来干涉那种自由”。其提出的“公海自由”思想影响至今，被现代国际海洋法所吸收。由于荷兰军事实力并不占优，荷兰的海上优势没有得到持续，经过三次英荷战争以及法国的入侵，荷兰海上实力最终衰落。

2．殖民时代

17世纪中后期至1845年，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对非、亚、美洲的殖民和争夺。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条约》象征着欧洲30年战争的结束，它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以国际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软法思想孕育其中。这一时期的背景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蒸汽机和铁甲舰得到结合，海战更体现出综合国力和工业化水平，人们对全球的探索基本完成。围绕着欧洲霸权各国风云起伏，英荷战争、英法“二次百年战争”、俄土战争，以及之后的拿破仑对外征战，传统内陆国家，例如俄国和法国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海洋权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针对荷兰的贸易垄断，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于1651年发布《航海条例》，通过法律限定进出英国或其殖民地货物只能由英国船舶运送，由于触及荷兰核心利益，英荷之间爆发了三次战争，结果英国取代了荷兰的世界海上霸主地位。之后由于美国独立战争兴起，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体系瓦解。此时法国已经称霸欧陆，欲借英国海洋实力减弱的机会打垮英国，结果却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失利，英国最终将海上霸主地位坐实。之后，英国将目光放到东亚，经过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根据马汉的海权三要素，英国凭借其“巨大的贸易、发达机械工业及广泛的殖民体系”成功地实现了其海洋强国战略，同时通过大陆均势政策，确保欧洲大陆不会出现威胁其地位的大国，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3．争霸时代

19世纪中后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表现为新兴力量的崛起。1845年以后，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势力基本已划分完毕，英国依靠高度机械化的生产、全球海上贸易网及海外殖民地市场，成为贸易秩序的主导者。西学东渐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日本也做出了“脱亚入欧”的历史选择。无论被动或主动，全世界都已经被纳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由于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物种起源》的发表，一些社会学家将“优胜劣汰”的理论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主张国家、民族之间也可以适用“适者生存”的理论。美国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海外利益的需求也愈发强烈。1898年，拥有后发技术优势的美国尝试性地对老牌强国西班牙发动了挑战，导致西班牙失去了古巴、关岛等殖民地。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又严重地削弱了包括英、德、日、法在内的国家实力，海上战争的形态也由单纯炮舰对抗的平面空间转变为由飞机、潜艇参与形成的立体空间。美国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受到大的损失，而且反而利用战争快速提升自己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实力，一跃成为全球海上最强国。此外，马汉的“海权论”对美国海洋崛起也起到了引领作用，他回顾了有史以来所有海上争夺和战争，对海权进行了分析，认为“海权涉及一个国家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该理论对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有借鉴意义。

4．“威慑与合作”时代

这一时期表现为“冷战”及其后所带来的威慑效应，以及全球化表现出的各国分工的合作趋势。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促使人们深刻反省如何避免战争。这期间，苏美两国在全球范围进行争霸，互有攻守，虽然核战威胁如影随形，但却保持了斗而不破的平衡。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又一次飞跃，海洋不再是泛洋运输的唯一方式，飞机和信息网络使人类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也促成了在全球范围呈现出文化上的“多元趋同”的特点，而美国在文化意识上的压倒性优势也助力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核心。争取海洋权益也不再单靠军事实力，而是科技、文化、法律等软实力的综合运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平台在达成共识和解决纠纷方面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次使各国可以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处理海洋权益问题。

世界各强国的兴替史可以浓缩为世界海洋史，同时也告诉世人一个规律，海兴则国兴。目前中国已在海洋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洋强国战略时机已成熟。

二、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主要原则和目标

纵观世界和中国海洋发展史可以发现，海洋战略事关国运兴衰。西方国家依靠海洋实现强国的经验和我国近代实行的“闭关锁国”和“迁界禁海”政策形成了强烈反差。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其海洋战略观密切相关，海洋战略指导思想和理论是国家崛起不可或缺的。马汉所阐述的“海权论”（见图1-1）为美、日等海上强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随着时代发展，“海权论”也渐显其局限性。按其所述，海权所要维护的三部分重要海上利益发生了根本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海外殖民地已经不存在，产需国（地区）互为交织，靠以前通过殖民控制单向索取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资源国的资源取得更多地靠市场行为，航运业也由于跨洲铁路和空运的兴起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海洋利益也愈发多样化，海上旅游业、渔业、矿产资源及海上能源利用等也都构成了海上利益的组成。另外，马汉的海权理论更倾向“霸权”思想，即更加强调海上军事手段和实力威慑，但现代国际实践证明，除了军事、经济等看得见的硬实力外，制度、法律、文化等软实力作用更加重要，而且由于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存在，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协调可以使国际纠纷得到较好的解决。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海洋法的制定也让各国实现利益和行为模式具有可预见性，动辄诉诸武力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所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将不同于其他海洋强国发展的道路，应符合中国海洋利益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中国要建立海洋强国目标以来，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海洋管理部门的意见占据主导，主要集中在主权维护和资源开发方面，而对航运、旅游、海域空间利用等服务领域的开发利用不是关注的重点。当前，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需充分考虑中国已经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因素，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家海洋利益秩序相对稳定的大前提下，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注重产业均衡。科研、航运、资源开发、临港工业、船舶设备制造业、旅游等产业不可偏废，需改善船员就业环境，壮大船员队伍规模，抓住时机填补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升级导致船员数量锐减的空缺。

二是加强法理研究和海洋管理机制建设。南海仲裁案使我国学界认识到应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提出相应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加强对软法的应用研究，切实起到法理引导的作用。

三是确保和平崛起，不与主要大国发生剧烈冲突。虽然中国已经逐步高度融合于国际化潮流中，但现阶段与西方在价值观、社会制度等方面仍存在区别，西方对我国经济崛起也保持警觉，应该说，虽然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与世界主要强国在海洋领域发生局部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较大，处理不好有可能影响来之不易的黄金发展期。

四是在不过度渲染的前提下发展适度规模的海上军事和准军事力量以保证国家安全，但要处理好海陆统筹的问题，根据国力水平量力而行，不主动挑战海洋强国的军事地位，需定位为地区性海洋强国，有克制地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航线和水域保持必要的影响力。

五是不谋求对既有海洋利益秩序的改变，不挑战现有海上强国的地位。美日等国的崛起并没有与英国发生激烈冲突，为我国和平崛起提供借鉴，而且在现有国际海上秩序中，我国是受益者，没有必要挑战现有秩序，应注重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外界有戒备心态很正常，我国除了在舆论上做好释疑和澄清外，还应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赢，这样有助于消除他国疑虑，否则，将会增加我国在海洋强国建设过程中的成本。

根据海洋局公报显示，中国海洋强国的总体目标有四项：一是逐步增加海洋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短期目标从目前9.6%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中长期目标达到25%左右，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海洋经济体系。二是海洋综合管理得到强化，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形成，管辖水域可以得到有效管控。三是海洋国防力量得到加强，海防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四是培育海洋文化，加强海疆宣传，建立适合我国需要的海洋人才尤其是高级航海人才队伍，并有效储备。用10年左右时间将我国建设成为兼备海洋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区域性海洋强国。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下简称丝路倡议）是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时提出的，与之前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组成“一带一路”倡议。海上丝路倡议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主要内容为从中国沿海各大港口出发，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友好的贸易伙伴关系，发展并开拓海上贸易通道。 2015年3月，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确立了沿线国家实现互利合作应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之下，推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由此可见，丝路倡议是基于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区域开放合作机制。根据《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0年春季）》统计，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9.27万亿元，增长10.8%，高于进出口总体增速7.4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额的29.4%，比上年提升两个百分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合作潜力不断释放，正在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动力。

四、海洋强国战略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关系

“海洋强国战略”与“海上丝路倡议”都是新时期我国提出的事关国家未来与发展的国家战略，两者相辅相成，虽然都与海洋相关，但也有着明显区别。

一是实施主体不同。海洋强国是立足于中国，通过中国自身的主动作为而最终达到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而在海上丝路倡议中，中国发挥的是倡导和组织联络作用，最终要依靠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与合作达成目标。

二是主要内容不同。海洋强国内容涵盖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推进，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整体崛起与跃升的体现；丝路倡议内容则主要集中在经济、人文等领域，体现互通交流与发展，间接带动中国其他软硬实力的提升。

三是目标不同。海洋强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在海陆统筹基础上，实现中国国力的提升，维护和发展国家海洋利益；丝路倡议的目的是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不断扩大中国的“朋友圈”，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是两者涉及范围不完全相同。海洋战略主要立足于海洋，各项指标的设立都是围绕海洋崛起这个总目标，而丝路倡议范围并不局限于海上，由于其开放性，甚至并不局限于沿线国家，涉及的领域还包括投资基建等非海上领域等。

两者相似之处和交集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丝路倡议与海洋强国战略在目标上有广泛重叠：①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保障涉海利益，使贸易驱动的外向型经济获得良性发展，而海上丝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对海上强国战略是重要支撑，两个战略目标在经贸领域形成重叠。②丝路倡议间接的结果是通过为沿线各国带来实惠基础上使中国的软实力实现大幅提升。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海洋强国战略追求结果之一就是使国家海洋软硬实力共同提升。

二是两者在特征上有很多相似处：①和平性。中国不可能走历史上海洋强国崛起时剧烈碰撞的老路。海洋强国战略和丝路倡议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国开放、合作、和谐的和平发展观。②合作性。中国的海洋崛起不能不顾及他国的利益和诉求，需要各方不断合作、理解。③阶段性与复杂性。中国所面对的海洋问题复杂而敏感，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解决所有问题，应充分考虑其复杂性，分阶段逐步推进。

五、船员与国家海洋利益

船员作为海洋强国战略和丝路倡议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船员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丝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因素

无论是海洋强国战略还是丝路倡议，根本目的是要促进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海洋使两者产生了交集，海运在马汉的“海权”理论中是重要应用之一，也是丝路倡议的重要合作内容，航运业对国家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船员是航运业最直接的参与者。如果没有人的因素，再好的蓝图和规划都是空中楼阁。

（二）船员是海上运输和对外贸易的直接参与者

目前，我国是贸易外向型经济国家，同时也是船员大国，船员们承担了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量的90%以上。具体而言，98%的进口铁矿石、91%的进口原油、92%的进口煤炭和99%的进口粮食运输量都是由船员们以航运方式完成的。 目前，中国水路货物运输量和港口吞吐量居世界第一，船员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从某种层面说，船员是全球融合度最高的群体，中国船员不只为中国也为世界经济服务，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外籍船员的贡献，船员群体应值得人们尊敬。

（三）船员是经济社会的财富创造者

船员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不仅直观体现于船员通过从事航运业给社会创造的财富，还体现在平衡社会财富方面。平衡社会财富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影响国际收支；二是平衡城乡收入差。由于国际航线船员赚取的是美元，其直接赚取的外汇收入在国际收支平衡中发挥作用。以菲律宾为例，2017年，菲律宾包括船员在内的海外劳工外汇回款近313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超过该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1%。2018年，在外国船只上工作的菲律宾船员通过银行系统汇回的资金达到创纪录的61.4亿美元。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员队伍和规模最大的航海培训资源。根据一些学者对农村、城镇和城市的航海学员的样本统计，目前在中国注册的165万名船员中，三者比例为7∶2∶1。可以看出，目前船员群体构成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和中小城镇，船员行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贡献度较大。船员收入高于农民，其“在船年收入一般是当地农村人均年七倍以上，最高可达三四十倍”。根据中国海事局2017年的数据显示，在国际航线船舶上工作的船员在中国大部分省市都有分布，从表1-1中可看出，除了山东、江苏、河南等人口大省外，像东北三省、山西、四川等经济欠发达和内陆省份也有为数不少的船员。他们对发展内地经济发展、平衡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差距和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四）船员是重要战备力量

由船员构成的海上战备力量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人类历次战争中，船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5月22日美国航海日评价发表演说：“美国永远亏欠那些保卫了我们自由的勇敢船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向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纵观历史，这些优良传统已被忠诚为国的船员们继续发扬光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包括中国船员在内的船员群体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他们是最早走向战场的，却又是最后离开的，战争结束后，船员们还将最后一支军队运回美国。1939—1945年，约3 600多艘盟国商船被击沉，约72 200名盟国商船船员和海军军人献出了生命，平均每30名船员中就有1人献出宝贵生命。另据中国驻利物浦领事罗孝建统计，中国船员的死亡率达10%，大约为2 000多人。目前发达国家职业船员减少是事实，但不应忽视的是，发达海洋强国国民海洋意识和海洋技能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另外，海军也是航海人才的必要储备，商船船员与海军舰员可以相互转化，在我国海军舰员退役后通过补差培训可以加入船员队伍，而很多船员，即使非战争期间也承担了一些国家军事任务，例如，20世纪60年代“光华”轮印度尼西亚撤侨；1998年印度尼西亚撤侨；2011年利比亚战争前，动用商船撤侨；等等。在动荡国家或地区的撤侨任务非常危险，世界各国通常都是由军事力量保障，但我国商船船员承担了大量危险的军事任务，直到近期才逐渐由军事力量承担此类任务，例如，2015年国家动用海军力量从也门撤离中国公民。

（五）船员是无头衔的民间外交官

中国已经连续15年获得国际海事组织的A类理事国资格，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船员大国地位的认可。中国海员常年在世界各地奔波，停靠港口时在当地交流的船员就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名片。2012年，中远“中河”轮在收到澳大利亚发出的请求协助搜救的信号后，对一艘失事外籍船舶展开救援，成功救起29名乘客，中国船员的行为得到了有关国家和方面的高度赞扬。有时靠港船员也会在当地政府或使领馆的安排下与当地民众开展文化娱乐方面的交流，通过文化传播和人文交流不仅可使当地民众了解中国，而且也可展现中国的软实力。

（六）船员是促进全社会海洋意识提高的宣传员

我国注册船员近150万人，相对其他国民群体，他们一般经过较为系统的航海培训和实践，对海洋的认识和感受最为直接和深刻，具有较高的海洋意识。虽然与其他海洋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船员流失率也在不断上升，但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些回归陆上社会的船员恰恰在日常的人际交往过程中担当了海洋宣传员，同时通过社交范围内的扩大，可在将来为我国国民海洋素质的整体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七）优秀船员是促进航运业升级的引领者

船员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船员群体的国际化注定了船员是一个高度流动的职业，尤其外派到外籍船舶的船员，其对国际先进航运公司的管理经验和航运先进技术是最直接的体验者和感受者。实践中，有着资深背景的高级船员非常受航运公司、船舶产业以及政府海事管理机构欢迎。随着船舶向大型化、专业化、自动化方向发展，船舶配置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设备，需要船员不断提升专业技能和科学知识。目前中国船员在不少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1999年，中海集团船员成功实现了对世界超级油轮（VLCC）“太平洋先驱”轮的操纵驾驶，填补了中国船员驾驭超级油轮的空白，该轮按外国先进的船舶管理模式运营，成为不少国内航运公司学习的榜样。2009年，中国第一个天然气运输船（LNG）船长在大连远洋实现上岗。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船员的技术和管理进步，就无法实现中国航运产业的升级，只有中国船员掌握了新技能、新管理方式和思维才能促进整个中国航运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