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明朝宦官制度的来龙去脉
阉≠宦官≠太监
对于少年皇帝朱祁镇来说，那些满口道德文章的老夫子让他头疼不已，而有一个人却让他感觉到既亲切又让自己开心快乐。这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一名太监，也可以说是明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太监。他就是——王振。
要说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太监王振，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明朝之前历朝历代以及明朝的宦官制度。
首先我们要厘清三个概念：阉人、宦官、太监。众多的文史著作和影视作品往往将三者混为一谈。其实，宦官在特定历史阶段不完全等同于阉人，宦官在某些历史阶段也不等同于太监。
阉人是指去势的男子。在春秋时代，竖刁自宫来侍奉齐桓公，他之所以自宫成为阉人，是因为阉人才能成为诸侯国君的近侍。但阉人并不都是宦官。
宦官在史书之中被称作寺人、巷伯、奄尹、奄士、阉宦、中官、中涓、中贵、中使、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珰等。
东汉之后，宦官都是来自阉人。但是在这之前，宦官不尽皆为阉人，也有非阉人出任。《后汉书·宦者列传》中记载：“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可见，西汉之时，宦官不都是阉人。
接下来，《后汉书》又载：“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此处“中兴”亦指“光武中兴”。也就是说东汉一朝开始，宦官全部用阉人充任，除此之外，其他人不能担任宦官。
同样，太监在明代之前，并不是由阉人充任。先秦时代的古籍中，一般将“太”写作“大”，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他认为大监就是太监。隋朝开皇年间，主管将作大匠之人被称作大监。到了辽朝，南面官中的太府、少府、将作、都水、秘书等监的主管都称作太监。元朝的典用、典故、太府、利用、度支、经正、秘书等监，都设有太监一职。
元朝和元朝之前，虽然已经有太监的职官出现，但是极少使用阉人，基本都是正常男子出任。
到了明朝，情况为之一变。太监专指阉人担任的高级宦官，太监之下设有少监、监丞、奉御等职级。在明朝，太监是高级宦官担任的职位。到了清朝，太监成了全体宦官的一般性统称。
宦官制度的产生
可见阉人、宦官、太监三者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关联。弄清这三个概念之后，我们再看宦官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宦官制度之所以会出现，首先，是出于王室或皇室为了保持自身血统的纯正性的原因。后宫佳丽三千，如果用正常男子充任宫廷服务，难免会出现他们染指后宫女子的可能。为了把这种可能完全扼杀，惨无人道的宦官制度出现了。其次，宫中杂事虽然有宫女，但女子身体力量有限，很多事情不能完成，这就需要去势的男子来担任宫廷各项杂务的处理，他们在身体力量上有女子不能替代的作用。
早在夏商时代，由于专制王权的需要，加之宫廷规模不断扩大，专家推测，这一时期出现了早期的宦官。此后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了逊清皇室，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于1996年去世。
宦官制度在中国延续数千年，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制度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放眼世界历史，使用宦官的国家比比皆是。距今三四千年之前，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曾经出现过宦官。
古罗马帝国，宫廷之中也出现了宦官的身影。著名的暴君尼禄就曾经宣布跟他最宠信的宦官斯普里斯结婚，他还任用宦官彼拉哥成立特务机构监视天下臣民。
此后的东罗马帝国时代，宦官更是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出尽了风头。东罗马史上的名将纳西斯、所罗门都是宦官出身。宦官西米尼努斯和尼西塔斯也是著名的海军统帅。宦官尼西福罗斯还曾经主持过改革事业。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主教也是宦官出身。
西亚的宦官历史更为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15世纪，古巴比伦宫廷中就出现了宦官。此后影响极大的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宦官更是被大量用于宫廷和权贵府中。奥斯曼帝国的白人宦官甚至掌握了帝国的教育、人事和财政权。
印度的宦官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印度的一些大城市尚留存十万多名阉宦。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普遍使用宦官。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是一个例外。
宦官的五种来源
让我们回头再看中国的宦官来源，主要有五种：
第一，实施宫刑后的罪犯。罪犯被实施宫刑后，送往宫廷服役。从先秦到秦汉再到隋朝，宫刑作为一种减死之刑普遍适用。我们熟知的司马迁就是被实施了宫刑。这些受刑者一部分成为宫廷宦官。不过，在隋朝废除宫刑后，罪犯在宦官来源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
第二，抢掠而来的战利品。敌国和前朝的战俘很多被实施阉割，成了内廷的宦官，也有边地百姓被强行阉割，成为宦官的情况。
第三，进献而来的宦官。王公贵族、地方官员、宦官、藩属国都会进献宦官给皇室使用。
第四，宫廷招募而来。宫廷根据需要会不定期在各地招募宦官。
第五，民间自宫投充者。这种方式一般明清时代较多。著名的大太监魏忠贤就是自宫投充入宫的。自宫现象一度泛滥成灾，成为影响明代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宦官制度的演变
在明代之前，历经千年演变，宦官制度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了。早在夏商时代，国家制度已经建立。夏禹之后，民主禅让制让位于王位世袭制。而王位世袭制对于君王后代的血统纯正要求甚高。君王为了维护自己后裔的纯正血统，必然会有使用阉人的需求。
西周时期，国家制度更趋完善。根据《周礼》记载，王宫内掌管周天子宫女和女官的戒令以及内外通令的就是阉人。除此之外，酒人、浆人、醢人、盐人、幂人、缝人、守祧等内廷职官都有阉人的身影。这一时期，宦官主要来自刑余之人。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不断下降。原本只有王室独享的使用宦官权，已经被各诸侯国君僭越。平王东迁之后，晋、宋、齐、楚、鲁、卫等大小各国的诸侯国君，都开始在内廷使用宦官。也就在这一时期，宦官开始介入政治。
这一时期的宦官来源于战俘、罪犯和自宫者。著名的刺客豫让为了替主人智伯报仇，就自宫入宫，以便行刺赵襄子。
当时的内廷宦官机构多归少府管辖。
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制时代。帝制国家机构发展更加完备，宦官制度也随之更加系统化和正规化。
秦汉王朝宦官制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国家通过设立机构、确定官号和职掌、分别官秩和发放俸禄等方式，明确确定了宦官机构是国家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点说，宦官也是官，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伺候皇帝起居的奴仆，又是参与王朝政治事务的官员。
这一时期的宦官来源于宫刑罪犯、阉割的幼童和自宫投充者。就西汉来说，李延年、司马迁、许光汉、张贺、石显、弘恭等人就是受宫刑后，成为宫廷宦官的。
魏晋南北朝纷争乱世持续三百六十多年。这一时期宦官机构进一步发展，宦官参与政治的舞台从中央扩展到了地方。
隋唐时期，宦官机构变得更加庞大。内侍省是这一时期新设置的宦官机构，这一机构完全由宦官把持操控。
唐代宫廷中的宦官主要来自各地进献的阉割儿童和宦官养子，少部分是罪犯子弟。
唐代宦官对政治的影响力度较之之前的历代，可谓无出其右者。
宋代沿袭隋唐五代旧制，只不过在内侍省之外，又设置了入内内侍省，二者皆成为最主要的宦官机构。
这一时期宦官主要来源于宦官世家和宦官家族，宦官子弟和养子成为宫廷宦官的重要来源。
与宋朝先后并立的辽金王朝，它们也沿用了汉民族王朝的宦官制度。
元朝的内廷杂用贵族子弟和阉宦。
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宦官并不都是汉人，也杂用高丽人和其他民族之人。
宦官这个君权社会的衍生物，自从产生以来，就跟政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是家奴，又是官员的特殊身份，加之君权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宦官是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周幽王时期，终于出现了典籍记载的存姓宦官第一人——他就是孟子。当然此孟子非彼孟子，他本是士人出身，不知因为什么过错，被周幽王阉为宦官。这位孟子愤愤不平，作诗表达胸中愤懑，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在《诗经·小雅》中看到的《巷伯》篇。
西周末年，就出现了讽刺周幽王宠信宦官导致政治黑暗的诗作。这说明这一时期，宦官就已经开始涉足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宦官成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齐国的宦官在政治舞台上较为显眼。齐桓公重用宦官竖刁等小人，最终导致身后的争位之乱。而宦官贾举勾结朝臣发动政变，杀死了齐庄公。宋国的宦官惠墙伊戾和寺人柳或迫害公子或诬陷良臣，给本国的政治造成了恶劣影响。
当然宦官并不都是起到负面作用，一代霸主晋文公听从了宦官竖头须的建议，巧妙地安定了即位之初的晋国局势。赵国的宦官缪贤曾经推荐蔺相如出使秦国，而秦国的宦官景监曾经多次推荐商鞅给秦孝公。可见，这一时期，宦官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但是由于力量不够强大，地位和职掌不够明确，总体上对政治影响还不够深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历史进入了强盛的第一帝国阶段。随着帝制国家各项制度的不断发展，宦官制度也日益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宦官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政治上的“第一个春天”。
秦朝统一时间虽短，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掌权的大宦官赵高。
赵高权势之大令人咂舌，他以阉人身份担任丞相，掌握了皇帝的生杀废立，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秦王朝的历史走向。秦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宦官赵高的专权乱政。
两汉时期的宦官势力令人不可小觑，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和闹剧。
西汉宦官对政治的渗透，发端于吕后掌权时期，发展于汉武帝时期，鼎盛于汉元帝之时。
汉初，宦官虽受到宠信，但对政治并没有产生太多影响。到了吕后专权时期，宦官张释以中大谒者身份，经常出入吕后身边，曾经受命出使匈奴，被封作建陵侯，开宦官封侯之先例。
汉武帝为了消除外朝势力，设置了内廷决策机构，称为“中朝”。以宦官担任中书令。宦官的职权从此突破了内廷杂务的框架，开始在君臣之间担任承宣诏命的角色，并开始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治事务的得力助手。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多著名宦官，如受宫刑之后担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因妹得宠于武帝的宦官李延年。汉武帝时期，宦官并没有形成专权，这也跟汉武帝的英察和雄才大略分不开。
汉成帝之后直到西汉灭亡，外戚势力渐长，宦官势力暂时得到了遏制。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宦官在王朝的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这一时期，宦官不再以个人形式参与政治，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宦官集团，以政治集团方式全方位地操控政局。东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专权的高峰。
光武帝登基，采取一系列限制宦官干政的措施，这一时期直到汉明帝、章帝统治时，宦官在政治舞台上基本销声匿迹了。
汉和帝执政时期，是东汉王朝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朝政日非，外戚势力与皇帝、宦官集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权之路。汉章帝之后，因为继位者多为幼童，先后出现了六次皇太后临朝称制的局面。外戚集团得以掌权，幼帝长大后，想要收回权力，就不得不依靠宦官集团对抗外戚，以宫廷政变的形式，重新夺回权力。
汉和帝依靠宦官郑众除掉外戚窦宪，郑众因功被封大长秋，晋鄛乡侯。汉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密谋，除掉外戚邓氏兄弟，事后，二宦官皆被封侯。以孙程为首的宦官集团铲除了外戚阎氏，拥立顺帝继位。孙程等十九名宦官皆封侯。
汉桓帝与宦官唐衡、单超等人在厕所密谋，一举发动政变，诛杀了以梁冀为首的梁氏外戚，主谋的五名宦官同日被封侯，时称“五侯”。此时的东汉朝政，也是一片黑暗。士大夫集团对抗宦官集团不成，反而酿成了延熹年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时期，宦官侯览、曹节得势，他们诛杀朝臣窦武、陈蕃之后，文官集团又面临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宦官在这一时期，对政治主流的影响是负面的，造成了国家的纷乱，进而酿成了黄巾起义事件。大规模民变对东汉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不过宦官专权的局面却没有改变，以张让、赵忠等人为首的“十常侍”依旧把持朝政。
袁绍带兵攻入宫中，尽诛宦官，宫中无须者皆为其所杀。十常侍集团覆灭，宦官作为一个集团也终结了。
东汉宦官集团对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在政治上干涉察举制、拥立皇帝、掌管禁军、诛杀朝臣、掌握刑狱；在经济上敲诈勒索、敲骨吸髓，大肆掠夺钱财。
东汉的宦官乱政给后继的魏晋留下了惨重的历史教训。取代东汉的曹魏政权可以说跟宦官有一定的渊源。魏武帝曹操的父亲曹嵩即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曹魏政权对宦官的防范是成功的，以散骑常侍取代中常侍一职，并且改由士人出任，这起到了防范宦官插手中枢政治的作用。另外，汉代以宦官担任中书令的现象，在曹魏时代已经根绝。魏国的几代皇帝都能亲理国政，加之大臣的权力不断增长，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也就失去了表演的机会。
与曹魏政权相比，政治制度多沿袭东汉的蜀汉政权，宦官干政现象比较严重。诸葛亮辅政期间，蜀汉宦官较为收敛。可东汉政权由宦官专任的中常侍一职，在蜀汉政权仍然予以保留。这也为后来的宦官干政留下了后患。
诸葛亮、董允等大臣去世之后，宦官黄皓深受后主刘禅赏识，由黄门丞升迁为中常侍、奉车都尉。宦官的乱政无疑是蜀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吴政权在孙权、孙亮、孙休统治期间，尚能防范宦官干政，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除了孙亮时期，有宦官欲通过蜂蜜里的鼠粪陷害小吏之外，宦官这一时期几乎不见东吴政治舞台。
末帝孙晧在位期间，情况为之大变。孙晧信任宦官岑昬、羊度等人，放手让他们全面干涉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事务，由此加重了孙吴的政治危机。
西晋延续魏国制度良多，宫卿多由士人担任。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不久，让宦官四处为其挑选民女充实后宫，造成了地方上的骚乱。八王之乱时，宦官比较活跃。贾皇后为了消灭政敌杨骏，重用宦官董猛，后封其为武安侯。之后，她又矫诏命宦官孙虑杀害了太子司马遹。
成都王司马颖宠信宦官孟玖，名臣陆机、陆云兄弟皆死于宦官的构陷。
十六国纷纷乱世，宦官只在前赵、后赵、前秦等国家活跃，在多数国家中都销声匿迹，与这一时期社会混乱状态相一致。
南北朝时期，中国依然处于割据政权的不断争战之中，这一时期，南北朝的宦官干政情况各不相同。总体来说，南朝宦官势力比较衰落，但是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也有自己的表演。
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听信阉人华愿儿的谗言，赐死了权臣戴法兴。南齐前废帝萧昭业时期的宦官徐龙驹深受宠信，一度达到了专权的地步。南齐废帝萧宝卷宠信王宝孙等宦官，最终他自己也死在了宦官黄泰平、张齐之手。
陈朝后主陈叔宝拜宦官王飞禽为“伏波将军”。之后，他不理政事，耽于酒色，政事一切委任宦官李善度、蔡脱儿，最终导致了亡国命运。
北魏政权汉化极深，其中宦官制度更是继承了汉民族王朝之大成。北魏刑罚严酷，对外战争频仍，宫刑犯人和战俘成为宫廷中宦官的主要来源。北魏宦官以汉人居多，其次夹杂有氐人和羌人等。
北魏是宦官势力极为膨胀的一朝。其原因有三：第一，北魏宦官任职范围大大扩张。除了内廷传统职位之外，他们还担任外朝职位、军队职务和地方官员。北魏宦官授官最高可至一品，赐爵最高可为王公贵胄。其地位之显赫，为此前朝代所仅见。第二，北魏推行汉化，受到了传统鲜卑贵族的极力抵制，北魏历代君主不得不把寻求人才的目光放在了身边的亲信家奴身上。出于汉化的需要，宦官们在政治上异常活跃。第三，就社会整体舆论环境而言，北魏尚未形成排斥和抵制宦官干政的思想。北魏统治集团极少受到传统礼法观念的束缚，他们任用人才主张不拘一格。就文官士大夫集团来说，他们也较少有反对宦官干政的声音，这对于宦官干政就缺乏了舆论监督和制约。
北魏大宦官宗爱接连弑杀了太武帝拓跋焘和吴王拓跋余两代皇帝，北魏后期宦官刘腾权势之大，俨然朝廷的太上皇。
专擅朝政之外，北魏宦官还从征敌国，出使外邦，在地方上辖土治民，担任长官。
应该看到，北魏宦官的政治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一些权阉乱政造成了朝政紊乱；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北魏政权的发展和稳定，功不可没。
宦官中的一些人物如赵黑、孙小等人清正廉明，对政治起到了正面影响作用。
北齐政权末期，宦官势力有所发展。北齐武成帝高湛时期，韩宝业、卢勒叉、秦子征、齐绍等人并封为王。北齐后主高纬时期，宦官田敬宣为北周军队俘获，他为了掩护高纬行踪，在酷刑拷打之下，宁死不屈，被后世称作“贤阉”。
隋朝宦官多来自北朝的北周和南朝的陈朝。隋朝设置了宦官机构内侍省，对宦官势力约束较为严格，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局面。
之后的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朝代，同时也是宦官干政的第二次高潮期。
从唐初高祖到高宗朝，统治者对宦官的约束还是较为成功的。这一时期的宦官人数大为减少，宦官的职权被限定在内廷杂役之中，再无充使外职之事。宦官的品级被限定在四品之内，同时限制宦官不得有养子。
唐初治宦甚严。唐太宗初立的太子李承乾被废除太子之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亲昵宦官。唐高宗时候，司农少卿韦机杖责了犯法的宦官之后，再上奏，反而得到了高宗的赏赐。唐初七十年间，宦官的职守被严格限制在了宫廷之内，他们没有形成什么气候。
武则天至唐睿宗之时，宫廷政变频繁，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宦官的势力开始抬头。唐中宗之时，宦官人数达到了三千多人，其中七品以上的有一千多人。这时候宦官已经可以监军，五品之上者甚至可以有养子一人。这为宦官在政治斗争中培植党羽和掌管兵权开了先河。唐初的各项限制性制度规定已经成为具文。有的宦官已经突破了最高四品官的限制，有的拜为三品，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
按照史学大家司马光的说法，唐代“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
唐明皇李隆基继位之初，励精图治，他听从姚崇提出的“宦竖不与政”等十条建议，限制宦官势力。在此背景之下，他开创了开元盛世。李隆基当政日久，开元末图治之心渐不如前，以高力士为首的宦官群体开始走上政治前台，干预朝政。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全面陷入了统治危机。宦官在这一时期全面登上了历史舞台。宦官可以说从此之后到唐亡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全面主导了唐中后期的政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跟唐代政治统治危机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从李林甫、杨国忠到元载、杨炎等，权相辈出；同时，各地节度使权势不断增长。唐代皇帝为强化皇权，只能依靠文臣和武将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也就是宦官。通过他们，来达到抑制过度膨胀的相权和控制中央禁军的目的。
唐肃宗到唐代宗父子两代帝王时期，先后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权阉专权。
这一时期，由于宦官典领禁军尚未形成制度。皇帝尚有能力除去专权的宦官，他们还没有完全受制于家奴。
但是从唐德宗开始，宦官典领禁军已经成为一项制度。从此宦官权势日益坐大，如脱缰的野马，几乎不受控制。
唐代专权的宦官如第五守亮、孙荣义、吐突承璀、马存亮、王守澄、仇士良、鱼弘志、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王奉先等人，都先后出任过神策中尉之职位。神策军成了宦官干政的一把利器。他们口含天宪，掌控禁军，成为中晚唐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唐德宗下诏允许五品以上宦官收养一人作为养子，而且养子不再局限为宫中宦官，这就为宦官家族势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唐末杨复恭养子数百，显赫于朝野，即得力于此项政策。
为了监视飞扬跋扈的藩镇，唐德宗又将宦官监军制形成定制，天下军镇节度使皆有宦官做监军。
三项政策一出，唐德宗朝宦官干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从此以后，他们更加有恃无恐，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涉足政治之中。
顺宗朝永贞革新过程中就遇到了以宦官俱文珍守旧势力的阻挠，导致了革新最终失败。顺宗退位，唐宪宗李纯继位。
唐宪宗为了统一藩镇，曾经重用大宦官吐突承璀涉足军事。元和年间的宦官势力又得以进一步增长，跟唐宪宗的一项政策是分不开的。那就是宪宗为了让宦官更好地参与国家决策，确定了从代宗朝以来就存在宦官为枢密之事，从国家制度层面规定枢密使官职由宦官担任。二枢密使得以参与中枢机要、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他们与丞相同议国政，而且可以参与对丞相的任命。两枢密使和两神策中尉并称为“四贵”，成为唐王朝专权宦官的重要职务。
唐宪宗末年，吐突承璀和宦官王守澄、李克明一派因为拥立不同的继承人问题，闹得势同水火。最终，王守澄、陈弘志等宦官弑杀宪宗，又诛杀吐突承璀等人，拥立唐穆宗继位。
从唐穆宗到昭宗共八帝，除去唐敬宗以太子身份继位之外，其他七个皇帝均为宦官所拥立。唐敬宗死于宦官刘克明等人之手。唐文宗期间，南衙北司矛盾加剧，终于酿成了“甘露之变”。
唐文宗谋诛宦官仇士良等人不成，反而为之所制。事变失败，仇士良指着唐文宗的鼻子数落皇帝，家奴和天子此刻身份仿佛调换了。
唐僖宗、昭宗朝，大宦官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先后专权。唐昭宗有一次体会到了先帝唐文宗的心情，刘季述率领禁军把昭宗抓拿，以手中所持手杖画地，边画边历数皇帝之罪过，至数十罪不止。之后，唐昭宗被监禁，形同囚徒。
随着朱全忠、崔胤对宦官集团最后的致命一击，在唐朝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二百年的宦官寿终正寝了，而他们效忠的唐王朝也随之走向了终点。
唐代宦官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宦官贪污受贿、败坏吏治、构陷忠臣良将、敲诈欺压百姓，他们对唐王朝的衰亡必然要负相当责任。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作为皇权忠仆的宦官集团被彻底剪除之后，唐王朝也随之灰飞烟灭。历史的教训悲惨而深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永不停息。震撼世界的大唐帝国轰然倒塌之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乱世纷争时代。
后梁太祖朱温亲手终结了大唐宦官集团。他深知宦官之害，对之防范甚严，所以后梁一朝未发生宦官干政之事。
宦官张承业为后唐基业的创立立下了赫赫功劳，并作为贤宦的榜样流芳后世。后唐庄宗时代，宦官担任内诸司使和诸道监军，他们不可避免地涉足政治和军事领域。后唐明宗时，宦官孟汉琼做到了宣慰使、大将军等高级职位。
十国之中，前蜀和南汉宦官干政现象比较明显。尤其是南汉，可以称为宦官王国。南汉偏居一隅，人口总数不过百万，宦官数量顶峰之时却达到了两万，全国每五十人中即有一人是宦官，这数字和比率确实令人咂舌。
南汉自高祖建国之后，便有宠信宦官、排斥士人的传统。继位诸帝多为贪残昏暴之辈，到后主刘之时，以外臣有家室，顾及子孙，不能尽忠于皇室为由，把政事完全委托给宦官龚澄枢、陈延寿等人。宦官权势滔天，最高可以做到正一品的太师；他们直接出任统帅之职，对外战争中他们屡屡有所表现。
宦官干政加剧了南汉政局的腐败，加速了南汉的灭亡。北宋大军兵临广州城下，他们竟然建议后主烧毁宫殿和府库，带着珠宝逃跑。
五代十国终结，宋王朝拉开了帷幕。鉴于中晚唐宦官的肆虐，两宋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他们通过颁布限制宦官干政的法令制度，限制宦官人数和死后恤典，延迟宦官升迁速度，强化台谏对宦官的监督等方法来遏制宦官势力。
应该说，北宋建国到南宋灭亡三百二十年来看，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一方面，由于制度的限制、皇帝的防范、士大夫的抵制，宦官集团势力未出现如东汉与唐代那种操控中枢、废立君主的情况。
可另一方面，宦官在宋朝政治舞台上又是异常活跃的。他们广泛地参与到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
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情形其实并不奇怪。宋代皇帝猜忌文臣武将，有时候，他们宁愿把权力交给身边值得信任的宦官们。北宋先后出现四位临朝称制的太后，她们当政期间，为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北宋宦官主要来源于宦官养子荫补和开封京畿地区的自宫者。北宋宦官广泛地参与到军事战争之中。宋太祖、太宗朝宦官李神佑、王继恩、窦神宝等人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就亲自带兵上阵，发挥了重要作用。真宗朝宦官秦翰多次击败契丹军队，而张崇贵则在宋夏议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仁宗时候，宦官石全斌、卢守勤、黄德和等人也参与到宋夏之战过程中。宋神宗朝，宦官李宪多次主持对夏战争。直到宋徽宗时，宦官童贯成为统兵一方的大帅，对当时的政治军事产生了深刻影响。宋钦宗面临亡国危机之时，命令宦官梁方平守卫黄河北岸，金兵刚至，他未加抵抗便仓皇逃窜，事后被军法处置。
除了军事之外，北宋宦官还广泛参与到宫廷纷争、朋党之争、特务侦察、司法和人事任命等政治领域。
宦官王继恩就曾经参与到了太宗、真宗两朝继位之争中，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真宗朝宦官周怀政、仁宗朝宦官任守忠参与宫廷内斗，最终丢掉性命。仁宗时宦官阎文应与丞相吕夷简共同唆使皇帝废掉了郭皇后。权阉童贯更是参与到了动摇赵桓储君之位的活动之中。
宋真宗时，寇准和丁谓政争，阎文应和雷允恭分别依附于二人参与其中。在王安石新党与司马光旧党之争中，宦官黄怀信、程昉等因为参与变法活动后来被旧党清算；宦官陈衍、张茂则、梁惟简则参与旧党，积极反对变法。
宦官探查活动开始于宋太祖。北宋皇帝命宦官广泛探查天下灾荒情况了解各地民俗风情、巡察边境、监察官员。
北宋宦官还参与到审查皇室和朝臣的重大案件之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审案是与相关司法官员一起，并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北宋宦官还时常参与到官员的任命和荐举过程中，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北宋宦官乱政的恶劣影响突出表现在宋徽宗一朝，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等人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腐败、军事失败都要承担重要责任。正是他们的乱政，加速了北宋的衰亡。
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南宋政权初建之际，宦官人数不敷使用。他们大多数来自康王藩邸时的内侍。这一时期，这些跟随赵构起家的宦官活跃一时。
宦官邵成章上疏弹劾力主议和的黄潜善、汪伯彦，弹劾他们打压抗战派李纲、宗泽等人，并且擅自封锁了金兵侵略陕西等地的消息。结果被二人反咬一口，借机驱逐出宫。
建炎年间，高宗赵构宠信宦官蓝珪、康履等人。他们擅作威福，援引官员；并且依仗皇帝信任，欺压凌辱下层将校。终于在建炎三年（1129），武将苗傅、刘正彦等人利用将士们对宦官的不满情绪，发动了一场旨在诛杀宦官并逼迫赵构退位的兵变。面对叛军，高宗无奈将康履、曾择等宦官交给叛军诛杀，蓝珪、高邈等则被流放。兵变过后，高宗赵构身边只有十五名宦官服侍左右。此次兵变也称作“明受之变”。
“明受之变”被平定之后，宦官的势力受到极大的打击。此后高宗虽然仍然宠信宦官张去为，却能听从文臣们的建议，拒绝了他逃亡蜀地的建议，并勒令其离任。
受到兵变的教训，加之士大夫集团的极力主张，南宋统治者开始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限制宦官权势。
第一，裁减宦官数额。高宗撤销了内侍省，将其归入了内内侍省。宋孝宗在乾道三年（1167）正月，将宦官数额确定为二百五十人。同时，为了限制宦官数额增加，南宋朝廷规定严禁私自阉割儿童、限制宦官进献养子、恢复宦官的考试录取制度，不合格者不能担任宦官。
第二，限制宦官升迁。
第三，宦官不得掌军监军。
第四，宦官不许干政。具体来说宦官不许议政、不许拟诏、不许推荐官员。
南宋宦官权势和参与政治的力度总体不如北宋，但是凡事没有绝对。宦官在南宋一朝的政治舞台上，仍然没有彻底消失。究其原因，还是皇帝信任宦官、防范外臣。
孝宗朝有宦官甘昪、陈源用事；光宗朝失势的陈源“东山再起”；宁宗朝宦官王德谦贪赃枉法；理宗朝董宋臣与宰相丁大全等人狼狈为奸，祸乱朝政。
总之，南宋宦官虽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但是受到强势文官集团的限制，加之各项制度的规定，他们并不能形成集团干政，只有个别受宠的宦官兴风作浪。较之北宋，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大大减小了。
与两宋并立的辽金两朝，也沿袭了中原王朝使用阉人的传统，在宫廷中广泛使用宦官。辽太宗从开封掳掠的后晋宦官，可能是辽朝宦官的最初来源。之后，辽代宦官似乎也多来自被抢掠而来的中原之人。辽圣宗宠幸的宦官王继恩和赵安仁皆参与政治，赵安仁还参与了兴宗朝的宫廷政变。
金朝初期的宦官，主要来自北宋和辽朝的俘虏之中。海陵王完颜亮时期，宦官开始参与金朝政治。海陵王南下侵宋，也有宠宦梁珫等人的挑唆因素。之后，宦官屡屡参与宫廷政变。金章宗病危之际，元妃欲召宦官李新喜商量新君人选。卫绍王时期，宦官奉大将胡沙虎之命进入宫内夺取玉玺，卫绍王也死在了宦官李思中手里。
当然，金朝宦官在政治上所起的不都是负面作用。宦官潘守恒劝阻元妃打算跟李新喜议立新君的想法，并建议跟大臣们一起商议此事。在金哀宗逃亡途中，居住民房，潘守恒又谏言皇帝不要忘记危难之时，励精图治。宦官宋珪协助金哀宗诛杀权臣蒲察宫奴，因为犯言直谏，宋珪曾受到金宣宗、金哀宗多次杖责。金朝灭亡之际，他与金哀宗一起自缢而亡。
元朝建国之后，受到汉民族文化影响，亦使用宦官充任宫廷职务。蒙古灭金灭南宋之际，很多宦官也成为俘虏，在蒙古宫廷中服务新主。除此之外，高丽进贡的阉人也成为元朝宫廷宦官的重要来源。
有元一代保留着不用宫刑的法律传统，加之有抨击宦官干政的舆论环境，另外元代独特的怯薛制度，贵族子弟充任内侍，从而客观上起到了排斥和防止宦官干政的作用。
宦官对政治的参与在元朝并未根绝。从元世祖到元仁宗历四朝，深受宠信的宦官李邦宁就是一个典型。当然此人能谏言君主，辅政而不为乱，不失为“贤宦”。
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与宦官拜住合谋杀死明宗皇后八不沙；元顺帝打算放弃大都北逃之际，曾经有宦官赵伯颜不花极力劝阻。
元顺帝时候的高丽宦官朴不花与奇皇后、搠思监、脱懽等人专权乱政，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朴不花死于乱军之中，三年之后，元朝覆灭。总体来说，辽金元三朝宦官势力受到了有效的制约，未形成把持朝政的政治集团。
可见，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朝，两千多年间，宦官参政之事从未根绝。当然，也不能根绝。
明代宦官干政的必然与受制
明代的历史记忆中，提到宦官基本是将其视作洪水猛兽，从实录到个人文集、笔记，莫不如此。实录编纂作为明朝国家正史，它意图留给后世的是明代君臣的正面形象。而重用宦官参政无疑是对这种正面形象的“污损”，加之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制衡，对宦官群体的歧视与贬损便不可避免了。
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提到的：“作为一个不同阶级的成员，所有的官员都有对宦官的偏见。尽管有些宦官出身于上等人家，尽管有许多官员甚至于大多数官员同宦官合作，利用宦官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总是热心于为他们的干下坏事的同僚在宦官中找替罪羊。虽然某些宦官被认为是‘好太监’，但总的来说，几乎在一切历史著作中，不论是官修的还是私修的，对宦官的强烈偏见是明显的，因为作者几乎无一例外是官员，或至少也是绅士阶级的成员。”
观诸近三百年的明史，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怪现象：一方面，文人士大夫集团在自己的文集乃至墓志中，记录了自己如何与宦官集团作英勇的斗争，以此为荣传诸后世。而另一方面，很多传统历史中被视为与宦官斗争的“英勇斗士”的文官，他们也曾为宦官书写墓志或者诗词唱和，于此可见，私交似乎不错。明代政治中这种二元悖论随处可见，一方面文官士大夫们与宦官斗得不可开交，甚至“你死我活”；另一方面，文官们想做成一些大事，又离不开与宦官的和谐相处，这在明朝中后期尤其显著。这也是明史的魅力之所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有其必然性规律存在。
如果我们仅仅看《明实录》《明史》这些正史，或者浩如烟海的文集笔记，多半会得出一个结论：明代宦官专权，作恶多端，他们要为明朝覆灭负责。可这些传世文献史料真的就如此公正真实吗？
诚然，明代宦官在政治中枢、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表现是异常抢眼的，他们干涉政治的力度和广度也确实前所未有。不过很有趣的一个历史现象是：尽管明代宦官看似猖獗，可是皇帝片纸可以夺取他们的权力财富，乃至性命。所谓明代四大权阉中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莫不如此。汉唐宦官废立皇帝的那种极端现象在明朝却难觅踪迹。而明朝宦官无论权势多大，他们对皇帝的忠诚也是一以贯之。历史的谜底何在？我想，从明代宦官参政的政治体制分析，我们也许会找到宦官集团参政的必然性和受制性的答案。
明中叶成化年间，礼部尚书姚夔曾经当面称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为内相。晚明才子沈德符在他的著作《万历野获编》中提出司礼监是内官十二监中的第一署，掌司礼监者权势视同外廷的内阁首辅；而司礼监秉笔太监及掌文书房太监，职权则如同内阁次辅。无独有偶，刘若愚在他的《酌中志》中同样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比作内阁首辅，而掌东厂之司礼太监则被他比作次辅，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被比作内阁其他辅臣。明史上诸多影响政治的大宦官，基本都是司礼监太监，如明宣宗朝之金英、明英宗朝之王振、明宪宗朝之怀恩、明武宗朝之刘瑾、明神宗朝之冯保、明熹宗朝之魏忠贤等都是司礼监太监。
司礼监究竟有何魔力，竟然在废除丞相的时代，被朝廷大臣堂而皇之地称为“内相”？
司礼监之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之前的吴元年（1367）设立的“纪事奉御”一职。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重新确定内侍官制，内使监核定奉御六十人，其中纪事奉御二人。洪武六年（1373）八月，在纪事奉御基础之上，组建了正七品的“纪事司”，此官职以记录皇帝御言文字为主。后来，纪事司职责归并于典礼纪察司，被裁撤。
而典礼纪察司的前身是洪武六年（1373）十月设置的内正司。内正司最初专掌纠察内官礼仪失范以及所为不法者。该司之后改名为典礼纪察司。典礼纪察司掌管礼仪和御前文字，还继承内正司纠察内官不法行为的职责，制造笔墨、裱背匠也归该司掌管。
洪武十七年（1384）四月，明太祖又在典礼纪察司基础之上设立了司礼监。司礼监设立令一人、丞一人。洪武二十八年（1395）九月，明太祖再次更定了内府的官制，司礼监的职掌确定如下：皇室冠礼以及婚丧祭祀等礼仪，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其他内官出门马牌等事，监督光禄寺供应筵席等事。此刻，作为内官的司礼监已经有了监督外廷官署（光禄寺）行事的权力。
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司礼监渐渐取代内官监，成了内官第一署。它的职衔也随之发展。司礼监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各一人。职衔设置有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廊掌司等。司礼监掌印并非职衔，掌司礼监印者都是秉笔太监。并不是所有司礼监太监皆可以参与重要机务，只有加“秉笔”“随堂”职衔，才可参与机务。恰如外廷之入值内阁者，加“殿阁大学士”职衔，才能参与内阁机务。明朝政治架构之精妙让人感叹。
司礼监太监并无定额，秉笔、随堂太监或八九人或四五人，皆无定制。司礼监下辖机构众多：文书房、六科廊、内书堂、经厂、皇史宬等。司礼监结构庞杂，职责众多，其最大的魔力之所在就是批红权。批红和管理奏疏是司礼监最为核心的职权。而管理奏疏是通过文书房来实现的。文书房成立于宣德年间，其职掌主要是：管理中外百司所上奏疏和出入纶命。文书房官每日都要在会极门接受中外百司所上奏疏，京城内外一切涉及公私事体的奏疏都由其收掌管理。
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是文书房在隶属关系上属于司礼监下属机构，但是文书官却要借用内官监职衔。其中缘由既有司礼监取代内官监地位的历史过程，又有明代统治者权力制衡的深意所在。
文书官每日需在会极门接本，先送皇帝御览。皇帝阅后，再由文书官发到内阁。文书官送本到内阁也是有资格限定的。传送御旨纶音，由资深文书官送达内阁，以示对其事之重视。而每日例行的送本，则由一般文书官完成。
文书官不但在奏疏轮转环节中起重要联通作用，还要肩负出入纶命之职责。明中期以降，皇帝“垂拱而治”，不但内阁大学士难以一睹圣容，就是司礼监太监想见皇帝一面也实属不易。
在此情景之下，文书官便肩负着沟通司礼监和内阁两大机构的媒介作用。皇帝下传圣意，内阁大学士上达所请，皆要通过文书官实现。而司礼监太监和内阁大学士因为朝廷防止内外勾通，所以极少有机会见面，文书官凭借其特殊职责，成为二者之间沟通的媒介。
文书官以其特殊作用，被时人比为外廷的通政司和六科。文书官的出路在内则可能升转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在外则担任重要地区的守备太监。
宣德皇帝朱瞻基是一个被忽视的帝王，其实他的文采风流不次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而且他在位期间多有创制，守成之中亦有革新。跟精力充沛的明太祖、明成祖等先辈相比，风流天子朱瞻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游猎、钻研书画乃至斗蛐蛐。内阁每日所上条旨，都需要皇帝亲自批朱。帝国的疆域辽阔，从北方的鞑靼、瓦剌到西南的乌思藏，从内政到外交，帝国的政务庞杂而繁多，仅仅靠帝王一人之力批阅奏疏，显然已经难堪重负。而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更使得明代皇帝压力倍增。皇帝集皇权、相权于一身，自然每日要面临繁杂的奏疏。在此情况下，宣德帝只象征性地批阅数本，其他皆交给司礼监太监批红。
批红是明代皇帝文书形成的重要一环。所谓“红”，指的是书写诏旨文书的墨色为红色。传统帝制社会的诏旨文书中，红色为皇帝所独享。批红就是帝制国家中枢系统将臣子代言的皇帝文书，用朱笔抄写后下发，表明这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文书。批红就是对文书的签署，代表了皇帝的意旨，是皇权的集中体现。
宣德帝之后，正统帝年龄幼冲，当时实际主政的张太皇太后不能跟内阁成员面议取旨，于是让内阁条旨，从此内阁就有了正式的票拟权。与此同时，批红就成为司礼监的主要职掌。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参与机务，逐渐集中和扩张自身权力。
批红是司礼监每日的日常工作，太监需要按照内阁的票拟来批。对于内阁票拟的内容，司礼监太监不具备修改的权力，但是对于文字错讹，可做具体修改。批红本是皇帝行使的权力，后来渐渐为司礼监代使。由此可见，司礼监只是代行皇权，而非攫取相权。
另外，司礼监对普通票拟，基本依照阁票批红；但是涉及宦官群体以及自身利害关系时，也存在不照票拟而批红的情况。这集中发生在刘瑾、魏忠贤等个别“权势滔天”的权阉当权之时。宦官在批红中加入自己的意愿，本身就是对皇权的冒犯和蔑视。而对这种非常规政治行为，明代政治架构中也有诸多制约。内阁中有“丝纶簿”，专门登录票拟底稿备查。宦官权势增大之后，曾经将丝纶簿暗中藏匿，到徐有贞入阁之后，启奏英宗，才按照旧规，将丝纶簿重新收藏在内阁之中。司礼监若越权乱政，内阁可用丝纶簿备查并执奏，六部、六科可以复奏。对于犯法的宦官，诸衙门皆可依法严惩。
就司礼监本身来说，也要受到来自诸多方面的制约：明代制度规定，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般不能兼掌东厂（只有极个别时期打破常规），司礼监官若掌文书房，需要转衔到内官监，以避免司礼监太监同时掌握批红和文书出纳之权。内官政治构架中的御马监和内官监等，也时时与司礼监相抗衡，达到相互牵制的目的。
明代宦官只能为乱而不能为变，正是这种政治制衡的成功之处。
除批红权之外，司礼监在正统之后权势不断扩大。首先，与历代宦官对比，明代司礼监太监拥有与内阁成员共同承受顾命之权。英宗朝的司礼监太监牛玉、孝宗朝的司礼监太监戴义、穆宗朝的司礼太监冯保都曾经跟内阁辅臣和勋贵一起共同接受“遗诏”或同受顾命。明神宗驾崩之前，也遗诏司礼监跟内阁共同辅佐新君。其次，在军事上，司礼监与兵部官员一同协理京营军务。再次，司礼监会同三法司进行“大审”，参与到司法之中。最后，外出镇守内臣的任命和提督东厂之权也归于司礼监。
监阁二元互制的中枢行政体制
明帝国自正统朝开始，就形成了司礼监和内阁共理朝政的监阁二元互制的中枢行政体制。明代的内阁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产物。内阁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虽无相权，却有相责。起初，明太祖朱元璋沿袭元代制度，设立中书省，任用丞相辅佐朝政。此时中书省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核心地位。随着明代中央集权的强化，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不断加深，这一矛盾的最终激化体现在洪武十三年（1380）的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之后，明太祖废除丞相之职，将皇权与相权集于一身。皇帝不仅拥有最高决策权，而且要负责监督和领导政府各个部门日常政务工作。不设丞相作为“洪武祖制”传之后世。雄才大略如朱元璋、朱棣尚可以勉强应付，但是自幼“成长于妇人之手”的后世子孙却难以应对了。
从洪武朝四辅官到永乐朝建制内阁，皇帝们也在不断探索废相之后的中枢政治重构。从永乐时的备顾问到洪熙、宣德时的“阁权日重”，内阁名称开始公开化，殿阁大学士亦成为阁臣的专属称呼，内阁权力的最重要行使方式——票拟也开始成为定制。
票拟，又被称作票旨、条旨、票本、拟票、拟旨、调旨，是自宣德年间形成的一种文书档案制度。所谓票拟，就是六部、百司的各类奏疏、政务文件不是直接送给皇帝批复，而是先送内阁。先由内阁辅臣根据国家典章制度和实际情况，拟订出初步处理意见，用墨笔在小票上书写后贴附在奏疏之上，然后跟奏请文书一起上呈皇帝。再由皇帝根据内阁意见进行批复。一般认为，票拟始于宣德朝。只不过此时票拟尚未制度化，而票拟也不属于内阁独有权责，六部尚书也间或参与其事。正统朝，因为皇帝年幼登基，缺乏独断能力，张太皇太后信任阁臣，加之她力求避免专擅之名，这样才出现了阁臣专擅票拟之事。
内阁票拟有一套程序：皇帝旨意下达，一般是由司礼监太监代笔，或者皇帝亲笔写下一道简单的意旨，由文书房宦官送到内阁或直接由宦官口传圣旨，内阁阁臣按照规定格式成文，再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或者随堂太监朱笔照抄，最后送六科签发。
若是诸司下情上达，这些奏疏首先由通政司封进，然后由文书房宦官将其送达内阁，内阁票拟初步意见，然后文书房宦官再送至御前，皇帝象征性地批阅一部分，这也是皇帝对阁票的审批环节。虽然明中后期多半已经流于形式，但是自始至终还是存在的。大部分由司礼监照票拟朱笔批红后，再送六科签发处理。
从票拟的环节上，我们可以看出：司礼监的批红环节是内阁票拟能否实行的根本前提。不经过批红，票拟无疑是“纸上谈兵”。批红权使得司礼监成为明代特有的监阁二元互制中枢体制不可缺少的一环。内阁作为皇权和政府各部门的权力中介，有效弥补了废相之后造成的皇权统治效能下降的缺陷。而司礼监又发挥了稳定和巩固皇权的作用。
司礼监和内阁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二者既有争斗又有合作，总体合作多于争斗，围绕权力的争夺是二者之间斗争的常态。另一方面，内阁辅臣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离不开与司礼监太监们的合作。明中后期，皇帝与大臣接近的时间和渠道较少，作为权柄中枢的内阁大学士也概莫能外。阁臣要被皇帝信任，当然需要了解皇帝的性格爱好、起居常情等，而这些信息的获得离不开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宦官们。阁臣可以利用宦官间接取得皇帝的信任，以此来排挤同僚，在文臣之间的权力争斗中占得上风。内阁阁臣的入阁、晋升也离不开宦官的奥援。由此又决定了内阁和司礼监多数情况下，只有紧密合作，才能实现二者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并有效地进行政治运作。杨廷和之于张永、张居正之于冯保莫不如此。二者分别代表文官士大夫和宦官两大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排斥性。而司礼监批红权的设置本身有弥补丞相废除之后，减轻皇帝亲自处理政务过于辛劳的意义，但这又是对内阁权力的一种制衡设计。司礼监太监有对外廷一切事务的审批权，而这种审批权有很大意义的“以皇帝的名义”，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因此具备极大的权威性。内阁可以独立裁决，而司礼监的批红又代表着皇帝对内阁的裁决进行再裁决。司礼监实现了明代统治者“由内制外”的初衷。不但内阁，六部百司都为其所制。当然，前文我们分析过司礼监本身也受到包括内阁在内的外廷和御马监、内官监等代表的内廷的双重制约。权力制衡始终体现在明代的政治构建之中。
司礼监太监批红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宦官全方位参与政治更是离不开文化素质基础，这就要说到明代重要的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
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
明史上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那些口含天宪、操控百官的大太监为何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许你能看到威风凛凛的王振，令人胆寒的汪直，号称“刘皇帝”的刘瑾，“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却看不到哪个宦官企图弑君，换人坐龙椅。
跟汉唐两朝那些飞扬跋扈的同行前辈相比，明朝这些大太监总体上表现的还是比较恪守臣职、忠于君主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永乐皇帝朱棣设立的内书堂，在培养宦官们的忠君意识方面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跟前代相比，明朝宦官参政作为弥补废相之后体制空缺的一种政治构架，总体呈现出可控性和理性有序的特征。这同样离不开明代知识宦官阶层的存在。而宦官的知识化，一条最重要的渠道就是接受内书堂教育，这为他们全面参政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明太祖朱元璋在宦官问题上呈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他借鉴前代宦官之祸，严禁宦官读书识字；另一方面，出于皇权政治的需要，又使得他不得不打破自己的禁令，对宦官们进行文化教育。但是整个洪武朝，宦官的教育仅仅以能识文断字为限，这个时代毕竟没有实现宦官参政体制化。
历史上就有宦官接受教育之事。东汉和帝之时，邓太后下诏命中官在东观接受经书教育，以便于他们再传授给宫人。前秦苻坚挑选聪慧的阉人，教授他们经书。隋宋两代也皆有宦官受教育之事。
明代的内书堂出现于永乐年间，据大学士李贤为太监阮浪撰写的墓表中可知，阮浪在十几岁的时候便被永乐帝选入内书馆读书。当时此教育机构还不叫作内书堂，而是称作“内书馆”或者简称“内馆”。
宦官接受宫廷教育的地点，历史上有过几次变化，宣德、景泰、嘉靖初三朝曾经在文华殿东庑，而在明英宗正统之后基本固定在了皇城内的司礼监内院。
司礼监院门的西边，进门稍南边就是内书堂，院中还有十几株松树。内书堂往北，穿过两层门之后，就是司礼监的办公衙署。内书堂内南边有一室，室内供奉先师孔子牌位和像；还有一副楹联：“学未到孔圣门墙，须努力趱行几步；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一边”。内书堂稍微靠北面一间，是内书堂教师也就是翰林院教官休息场所，通俗来说就是教师休息室。内书堂稍北面，另外有一堂，称作崇圣堂，内供奉孔子像，是司礼监太监们礼拜孔子之处。
内书堂在正统年间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内隶属于司礼监。宣德年间，内书堂设在文华殿东庑。正统时候，太监王振将内书堂设置于司礼监之内。
内书堂乃皇宫内正规的宦官教育机构，类似外廷的国子监。内书堂对学生的选拔、教学的内容以及教师的配备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毕业之后的宦官有机会进入司礼监等重要内官衙署，内书堂读书的宦官们常常自比为外廷翰林。要知道入翰林院的都必须是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非十年苦读并获得殿试优秀成绩的人，是难以进入的。由此可见，内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型宦官，其知识水平确实很高。
内书堂的生源，按照刘若愚《酌中志》的记载，每年都要选取十岁上下容貌俊俏、聪明伶俐而且可以造就的小宦官二三百人入学（当然入学年龄上也有特例，很典型的就是魏忠贤，留待后文交代）。内书堂招收学生的数目前后多有变化。明中期，招收四百到五百人。明中期偏晚时，在此读书的学生一度达到了八九百人。晚明时，内书堂招生规模一般限制在二三百人。入学的内书堂学生要参拜孔子牌位，类似于民间书院的入学仪式。
内书堂的学生需要缴纳一定物品作为象征性的学费，比如白蜡、手帕、龙挂香之类。这些物品很多是由大太监赞助给小宦官们的。内书堂的费用和师生伙食都是由朝廷提供，可以说是典型的公费教育。
说到内书堂所设立的课程和所用教材，跟那些埋头科考的读书人有同也有异。相同的是四书五经，还有一些儿童启蒙读物《百家姓》《千家诗》《孝经》等。相异的教材有《内令》（明太祖以来历代皇帝对宦官的戒谕）、《忠鉴录》（收集各朝代奉公守法的贤宦事迹）、《貂珰史鉴》（记载历代宦官善行）、判仿（对于具体公文的处理意见，这也是为将来那些能进入司礼监的宦官提供岗前培训，以便于他们更加熟练地“批红”）。
内书堂的课业是比较繁重的，除了这些必修课，还有种种“选修课”。有志出人头地的宦官往往会在课后业余时间翻看一些野史、笔记等杂书来丰富自己的知识，比如《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等书，还有诸家笔记野史。
内书堂的教师是“高配”，其标准甚至超过了中央国立大学“国子监”。内书堂的学业教育由翰林院负责，翰林院素称“清要之地”，不仅是因为明中期以降“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更因为翰林院的翰林们很多都有机会成为内书堂的教师，而他们培养的宦官里面说不定就有一些进入司礼监，成为司礼监掌印、秉笔或者随堂太监。这种师生人脉关系也是一种官场上的重要资源。任用翰林院翰林做内书堂教师始于景泰年间，教师数量三人到六人不等，而教学年限从三年到十年不等。
内书堂的教学是非常严格的，有着一套严格的奖惩制度。年长而且有势力的六到八人会被任命为学长，稍能写字者被任命为司房。假设有背不过书、写字不堪或者污损书仿乃至犯规有罪的学生，都要被教师记录在案，然后交给提督太监责罚。如果是其他一些小过错，轻一点的就由学长用界方责打，重一些的则需要在孔圣人像前罚跪，再重一些的就要处以扳著几炷香的处分。所谓扳著，就是犯事学生向着孔圣人像直立弯腰，用两手扳着两脚，而身体不许弯曲，一有弯曲则以界方如雨般无情责打。时间为一炷香或者半炷香，受到责罚的学生或者头昏脑涨或者昏厥倒地，重的甚至呕吐成疾。有些人常常行贿学长，用这种酷刑来责罚与自己有仇者。
内书堂每月初一、十五以及节令都会放假，每天夜幕之时，放学后的小宦官们也会有一些娱乐活动。比如排班题诗的接龙比赛，如果失误则会被众人群起而侮辱。读书好的学生会有一些物质奖励或者精神鼓励，也会有一些有权势的大太监来选择一些有前途的内书堂学生成为自己名下的宦官。
如此严格教育背景下的内书堂宦官，自然地位也与众不同。就拿出行来说，其他内官衙署的宦官看到内书堂学生排班行走之时，必须拱手端立让过，就是司礼监的老资格太监也不例外。
内书堂有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不断，甚至还有皇帝主持的类似科考殿试般的重大考试。崇祯元年（1628），皇帝就亲自主持了命题考试，崇祯十二年（1639），甚至还发生了一起宦官殿试作弊事件，作弊者顾三聘被杖毙。
内书堂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小宦官们的实际参政能力和忠君观念。
内书堂毕业后的宦官前途可谓“一片光明”，首选途径当然是进入文书房当差。这就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离司礼监掌印太监或者秉笔太监的位置更近了。明中期以后，内书堂学习的经历成为司礼监秉笔或者掌印太监必须具备的条件，只有极少数情况是例外。明末最有名的大太监魏忠贤也是内书堂毕业，而并不是惯常人们所说的目不识丁之辈。清修《明史·沈传》中有载：“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由此可见，魏忠贤也是手握内书堂毕业学历，只不过他因为中年入学，学习能力有限，所以仅仅粗通文墨而已。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代只有明穆宗时候的孟冲、明神宗时候的张明、明熹宗时候的王朝辅是不识字而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这也是极少的特例了，况且孟冲就是因为不识字而被两宫太后排除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行列之外。
另外，学习极为优秀者会被选派到东宫做太子侍读。这些人往往是内书堂学生中的佼佼者，要得到皇帝和外廷大臣们的赏识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待遇。而一旦成为太子侍读，就意味着可以跟太子朝夕相处，将来太子登基为帝，这些宦官自然可以水涨船高，获得高位。
更多的内书堂毕业生是进入宦官二十四衙门任职，或者在宫内为宫女们教书。这些人进入二十四衙门多是从事文牍工作，相比较那些体力劳动的下层宦官来说不啻天渊，而老成稳重者会被安排教授宫女诗书，这也是一份清要之职。
整个明代内书堂累计培训出十万多名弟子！这些内书堂毕业的学生成为明代知识型宦官群体，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以自己的知识为明帝国政治体系的运转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考诸近三百年明史，多有内书堂毕业背景的宦官为明朝提供了“正能量”：范弘、王振导帝以正，最后殉国土木堡（至于世人多以王振为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实则天大冤案，下文会有详细记叙）；来自安南的宦官阮浪、阮安，一为忠心侍奉南宫困厄的太上皇明英宗被陷害致死，另一为北京城市和宫殿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死后囊中钱财不过十两；其他如稳成持重的萧敬、正直忠谨的田义、陈矩，严谨忠心的黄锦、王安，殉国自焚的高时明……他们对明朝的贡献甚至可以说不亚于文官士大夫阶层的官员。
不仅在政治领域，那些内书堂毕业的宦官在文化领域也做出了卓越贡献，吟诗作对、笔墨风流、琴棋书画这些也成为了一些知识型宦官擅长的领域。比如冯保，他就是内书堂毕业的高才生，对于琴棋书画多有研究，而且书法水平也很高，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的题跋就是他亲笔所作。张雄，诗词水平极高，连皇帝都心悦诚服；鲍忠，闲暇之时，躺在巨石之上，取一落叶书写诗词，飘飘然真有深山隐士之风骨；成化朝的司礼监太监戴义，精通琴艺，他的楷书甚至可以媲美书法家沈度（沈度书法之美，被明成祖朱棣盛赞为“本朝王羲之”）。南方有一个善于琴艺的妇人，她游遍两京十三省没有遇到对手。后来她听说了戴义的大名，前去拜会。戴义弄琴一曲，恰如行云流水，又似天籁之音。妇人泪如雨下、面如死灰，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当即就把自己携带的美琴在阶石上摔得粉碎，然后拂衣而去，此后终生再也不谈鼓琴之事。
内书堂毕业的宦官们不但接受了文化知识教育，而且忠君思想的灌输也为他们忠心君主和王朝奠定了基础。内书堂这个机构确实使得明朝宦官整体知识层次大大高于其他朝代，也成为明代宦官良性干政的一个重要保障。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明代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在科举入仕方面，南方士子远胜过北方士子。明太祖曾经兴起南北榜案，用行政手段强行压制南方士子，但是只能取效于一时，南方教育资源的巨大优势，是北方无法望其项背的。地区教育入仕资源的不平衡性，在明中后期却在无意中得到了部分解决。这一切还要感谢宦官的内书堂教育所实现的宦官知识化。宦官多为北方人，他们中的部分人成为内书堂学生，从而接受良好的教育，最后出人头地，掌握权柄。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南北方教育入仕资源的公平化。
以司礼监和御马监为首的二十四衙门
明代宦官机构庞杂，司礼监仅仅是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一个。其他诸衙门也是宦官参与政治的重要机构。明朝初年，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在内的宦官二十四衙门逐步建立并完善。它们依次是：
司礼监。对于该监，前文我们已经有详细表述，此处不再赘述。
内官监。设有掌印太监一名，另外有总理、管理、佥书、司掌、写字、监工等职无定员。该监掌管宫室和陵墓营造，铜、器用、冰窖等事。该监外差有建修藩王府第等。
内官监的前身是内使监。内使监草创于明朝建立之前的吴元年九月。首为监令，下设有监丞、奉御、内使、典簿等。洪武十七年四月，内官监替代内使监而设立，职掌为内官内使全部名册和内官人事差调之事。可见，直到此时，内官监仍然是掌握内官人事大权的内官第一署，而司礼监仅仅名列第六。内官监的监令品秩为正六品，高于其他各监正七品的监令。这也是内官监显赫地位的表现。
除了人事之外，内官监还掌管内外文移和宫廷礼仪之事。永乐元年（1403）正月，朱棣升任旧燕王府承奉司为北京内官监，秩为正四品，此时的内官监太监为郑和。下西洋这样震撼古今的重大事件，郑和作为内官第一署的太监，很可能参与到了决策之中。下西洋与海外邦交、选派下西洋人员部署、采办海外方物此三项，正好对应内官监宫廷礼仪、内府人事差遣、宫廷器用诸物等三项职掌。郑和作为这一时间段内的内官监太监，参与其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洪熙元年（1425），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太监，此位置之后也成了司礼监的外差。由此可见，内官监失去了内官第一署的地位，为司礼监所逐渐取代。郑和多次远涉海外，长时间远离皇帝所在的北京中枢权力之地，渐渐失去了近侍衙门的根本之地，不再在中枢机构起到关键作用。于此观之，内官监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内官第一署的地位，其被取代也是必然之事了。
御用监。掌印太监一名，里外监把总二人，典簿、掌司、监工、写字等无定员。凡是御前所使用的围屏、床榻诸木器，以及紫檀、象牙等玩物，皆造办。另外有仁智殿监工，掌武英殿书籍画册等，奏进御前。
司设监。设员同御用监。掌握卤簿、仪仗、帘席、帐幔、雨具、大伞诸事，一向被认为是烦苦事，但是掌该监太监也有可能日后发达。天顺年间权阉曹吉祥曾为司设监太监。
御马监。设掌印、提督、监督太监各一人。其所辖腾骧四卫营各设有监官、掌司、典簿、写字等员。象房有掌司等员。明中后期，御马监之地位显赫。《西游记》中被演义并戏称为“弼马温”的御马监太监，实则与兵部和督抚共同执掌兵柄，为内廷“枢府”。吴元年九月设立御马司，正五品，专掌御厩马匹。
御马司即为御马监的前身，其地位虽低于内官监和御用监，却是明太祖开国之前就设置的第三个宦官衙门。洪武十七年四月，更定御马司为御马监。御马监职掌御马，自然有养马、驯马人员，并由此产生了一支由御马监统率的禁军——腾骧四卫和勇士营。
御马监统领禁兵始于永乐朝，而这支禁兵最初是来自各地卫所挑选的精壮士卒和从蒙古逃归的壮士。他们不归亲军指挥使司所管辖的上十二卫，地位却高于上十二卫，职责是担任宿卫。
宣德八年（1433），这支三千多人的禁兵被扩建成为腾骧左右卫、武骧左右卫，统称为“四卫”。四卫军应该有两万以上的士卒。景泰成化年间，四卫军士被抽调建立勇士营和四卫营。编制虽然不断变化，但统领权却一直归于御马监。
御马监统领禁军真正在军事上发挥作用，是从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后开始的。在于谦组织的“北京保卫战”中，发生在西直门的战事异常激烈，守卫西直门者正是御马监太监刘永诚的侄子——右军都督刘聚。在彰义门应击瓦剌的正是御马监提督的四卫和勇士营军士。
御马监统领的四卫和勇士营在整个禁军系统中，都属于战斗力极强的部分。这也使得御马监成为明代宦官参与军政事务的前提，并被视作内廷中的武职衙门。这种军事职掌集中体现如下。
其一，御马监太监有扈从出征并掌管兵符火牌之职责。明代皇帝有御驾亲征的传统，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蒙古，御马监少监海寿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而御马监太监刘永诚参加了其中的三次。宣宗朱瞻基征讨汉王朱高煦，御马监太监刘顺跟从，并与勋贵作为前锋出发。英宗亲征瓦剌，御马监少监跛儿干扈从。明武宗朱厚照北巡南下，御前都有御马监太监张宗的身影。正德时，武宗每次调动兵马，都有御马监内使持符而行。
其二，御马监太监还有提督京营和坐营、监枪之权。永乐时的京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皆有提督内臣、坐营内臣和监枪内臣的设置。这些都由宦官中地位较高的太监、少监或监丞担任。
其三，御马监还是出镇地方的镇守中官重要来源处。成化、弘治年间之后，除了南京等处守备太监为司礼监“外差”之外，其余内地和边关的镇守和监枪等内臣则多半出于御马监。
其四，监军。成化、弘治以后的提督、坐营、监枪、镇守内臣多数由御马监宦官担任，所以监军也成为御马监的重要职责。
其五，提督西厂。成化年间，明宪宗因为东厂和锦衣卫稽查不力，故命御马监太监汪直在皇城之西的灵济宫灰厂审讯人犯。跟东厂相对应，此处被称为西厂。西厂之设标志着御马监权势和地位的进一步扩张和提升。
御马监除了军事职掌之外，还有管理御马草场和皇庄、皇店等经济职能。
从某种程度上说，司礼监和御马监分别代表着内廷的文职势力和武职势力。当皇帝需要对以内阁为代表的外廷文官集团进行制约时，司礼监的地位便会上升。当国家用兵频繁之时，御马监的地位便会更加强化。明代历史上，御马监势力最盛为正德年间。御马监的势力甚至全面压过了司礼监。明武宗命御马监太监张锐提督东厂，这标志着御马监开始侵夺司礼监已有的职权。而司礼监提督东厂或掌印太监，也多是出身于御马监，例如谷大用、魏彬等，都是以御马监太监转衔到了司礼监。
御马监和司礼监有权力的制衡和争夺，这也是最高统治者希望看到的。御马监和司礼监的双轨运行体制正是明代政治构架中权力制衡的绝妙体现。
神宫监。设有掌印太监一人，佥书、掌司、管理等无定员，专掌太庙等各庙洒扫、香灯之事。
尚膳监。设有掌印太监一人，提督光禄太监一人，总理一人，管理、佥书、掌司、写字等无定额，专掌御膳及宫内食用和筵席等事。
尚宝监。设有掌印太监一人，佥书、掌司无定员，专掌宝玺、敕符、将军印信等。如果诸司需要用宝，外廷的尚宝司用揭帖赴监请旨，至女官的尚宝处领取，尚宝监监督尚宝司用宝完毕，留存号簿。
印绶监。设员跟尚宝监相同，掌管古今通集库并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事。
直殿监。设员如上，掌管各殿和廊芜扫除等事。该监无大厅和公署，被认为是内廷最劳苦和受冷落的部门。
尚衣监。设有掌印太监一人，佥书、掌司、监工无定员，掌御用冠冕、袍服及鞋袜之事。
都知监。设有掌印太监一人，佥书、掌司、长随、奉御无定员，原掌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只随驾前导警跸。该监宦官冷清寒苦，很难有上升机会，往往被看作下下衙门。
惜薪司。设有掌印太监一人，总理、佥书、掌司、写字、监工，以及外厂、北厂、南厂、新南厂、新西厂各设有佥书、监工，俱无定员。该监专掌宫中所用薪炭等事。
钟鼓司。设有掌印太监一人，佥书、司房、学艺官无定员，专掌出朝钟鼓以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
宝钞司。设有掌印太监一人，佥书、管理、监工无定员，专掌造粗细草纸。
混堂司。设有掌印太监一人，佥书、监工无定员，掌沐浴之事。
兵仗局。设有掌印太监一人，提督军器库太监一人，管理、佥书、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该监专掌制造军器，宫中御用铁锁、锤、钳、针、剪之类和法事用器，又被称作“小御用监”。下设火药司。
银作局。设有掌印太监一人，管理、佥书、写字、监工无定员，专掌打造金银器具、装饰。
浣衣局。这也是我们在古装剧中经常看到的一个宫廷机构。设有掌印太监一人，佥书、监工无定员。凡有年老宫人和罢退残疾者，皆发往此局居住。二十四衙门中唯有此局不在皇城之内。
巾帽局。设有掌印太监一人，管理、佥书、掌司、监工无定员。该监专掌宫内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和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
针工局。设员同巾帽局，专掌造宫中衣服。
内染织局。设员同上，掌染造御用和宫内应用缎匹。城西的蓝靛厂为此局外属。
酒醋面局。设员同上，掌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诸物。该监与御酒房不相统辖。
司苑局。设员同上，掌宫中蔬菜瓜果。
内监二十四衙门中的十二监位居首要，定制每监有太监一员，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人，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员，正五品；典簿一员，正六品；长随、奉御无定员，从六品。四司略低于十二监，每司设司正一人，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五品。管理八局的人员，品秩同管理四司者，每局设有大使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从五品。
除了这二十四衙门之外，在京城的宦官组织还包括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承动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十库、御酒房、御药房、御茶房、更鼓房、弹子房、灵台、盔甲厂、王恭厂、中府草场、天师庵草场、汉经厂、蕃经厂、道经厂、南海子、染织所、安乐堂、净乐堂、内安乐堂、宝和等店和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奉天门、左顺门、右顺门等皇城与京城内外诸门，分别都设有掌印太监、提督太监、掌厂太监和不同品级的中下层宦官，各门设有门正、管事。
东西厂和内行厂
除了二十四衙门之外，明朝十分有名的宦官机构还有东厂。东厂设置于永乐十五年，其外署在东安门外。设置的初衷是“靖难之役”后，取得政权的朱棣为了巩固统治，防微杜渐，侦察防范一切反对势力。东厂的设立，是宦官有组织地参与司法的开始。它有审判、复核、监察诸方面的司法功能。
东厂内设有大厅、公堂、祠堂和专门囚禁重犯的监狱。有趣的是东厂供奉的是岳飞，这也符合其设置的初意，就是精忠于皇帝，为皇家忠贞不贰。
东厂提督太监例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者第三人兼任，有“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之印，简称“提督东厂”，尊称“厂公”或者“督主”。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般不能兼任东厂掌印太监，以避免权势过重。有趣的是，恰恰是明史上被称作“治宦甚严”的嘉靖时期，此惯例被打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兼理东厂，其后黄锦、冯保、张诚、陈矩皆得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东厂。
东厂有掌刑千户、百户各一人，选自锦衣卫千户、百户。还有掌班、领班、司房、管事无定员。贴刑一人，掌刺缉刑狱之事。东厂负责外勤的役长称为档头，人数百余，专门负责侦察，下辖有番役千余人，分作十二班。
东厂的侦查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听记。各衙会审大狱，锦衣卫北镇抚司拷讯重犯，东厂都会派人听记。记录口供一本，犯人被拷打的数字一本，于当日晚间或者次日一早呈报皇帝。另一种是坐记。东厂番子稽查百司及京城皇城各门，这种侦查带有强烈的特务性质。上到各衙门办事行政情形，各官员是否合法行政、是否贪赃枉法，宫内外是否有奸人混迹，下到市井粮油价格都在他们的侦探之下。这种事无巨细、无孔不入的侦探，使得深居九重的皇帝也能悉知市井柴米油盐之事。像清朝道光皇帝不知市场上鸡蛋多少钱一个的事情，恐怕不会发生在明朝皇帝身上。
东厂之内设有监狱。东厂逮捕的人犯，直接送锦衣卫的诏狱或者关押在厂内监狱，一般是东厂自行审理完，然后再送法司拟罪。东厂并非如普通影视作品或者通俗文史作品反映的那样，只是作为君主的鹰犬而存在，只懂得迫害百姓，兴风作浪。多数时候，东厂作为监督官员的有效机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肩负着反腐的职责。有明一代，很多贪官都是被东厂所揭发并治罪。
有趣的是，东厂不仅肩负着监控文武百官的职责，它还曾经监控不法宦官，也在一定历史时期与西厂抗衡制约，是明朝得力的统治工具。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由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西厂。置西厂之同年五月，即遭到群臣反对，宪宗无奈将其裁撤。仅仅一个月后，宪宗下令复设西厂，仍然命汪直提督。成化十八年（1482）三月，在文官集团反对之下，西厂复罢。宪宗时代，西厂总共存在五年之久。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十月，以宦官谷大用提督西厂，西厂复设。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凌迟处死后，西厂也随之再罢。西厂在明朝历史上总共存在了十年有余，其影响不及东厂。不过在其存在期间，也起到了反腐作用，并与东厂相互制衡。
明武宗正德元年，司礼监刘瑾改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京城人称为内行厂，东西厂也在它的侦查之下。内行厂仅仅在刘瑾用事时存在了四年有余。
东、西厂和内行厂对司法的干预是全方位的，同时，东厂与锦衣卫的关系也值得我们做一番探究。明史中经常“厂卫”并称，其实东厂是由司礼监宦官领导的机关，其权势超过锦衣卫。东厂可以监督锦衣卫，锦衣卫却不能监督东厂。总体来说，宦官是内臣，锦衣卫是外廷机构，锦衣卫的首领官指挥使可是“纯爷儿们”，并非宦官。对皇帝来说，宦官是更值得信任的。
厂卫在组织上是相互渗透的。锦衣卫的人员虽非宦官，但是其高级人员多半是宦官的私人亲信，其中不少高级职位为宦官弟侄所世袭。东厂中的问刑官员由锦衣卫官员担任。东厂的低级番役也是从锦衣卫中精心挑选而来，锦衣卫和东厂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他们共同拱卫皇权，为皇帝服务。
厂卫逮捕人犯，需要到刑部签发驾帖，这就是厂卫执行任务时的公文书。一开始，驾帖需要刑部批定才能生效，而且需要与司礼监印信和皇城各门关防配套使用才能生效。宦官对司法的干预，虽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紊乱，另外也是对外廷司法部门执法的监督，防止官员们徇私舞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
明代宦官干预政治的渠道有司礼监、御马监在内的二十四衙门行政行为；东厂、西厂、内行厂等干预司法领域；地方镇守中官全面干预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司法。这些都是宦官干预政治的主要方式，另外宦官集团还通过采办、织造、市舶、矿监等方式渗透到明代国家管理的各个领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