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 序言

本书的写作基础是我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的观察实践。我原本是这么计划的，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中介绍我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运用的技巧，在第二部分的内容中描述我在临床工作中所积累的理论成果，目前看来这些理论刚好适合作为我分析技巧的基础。但是在我撰写这本书时（这本书拖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写成），第二部分的理论却比我的预期多很多。对成人的精神分析实践以及对儿童的分析经验，让我可以将我对儿童最早期的发展阶段的观点应用到成人心理学，并得出个体早期发展阶段的精神分析理论。我将在这本书中详细描述这些成果。本书的所有结论和贡献都基于弗洛伊德所传授的知识体系。我正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得以进入幼童的心灵，尝试分析与治疗他们。除此之外，通过直接观察儿童的早期发展，我才获得了如今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充分验证了弗洛伊德在成人精神分析领域的发现，也代表了我致力于将他的理论在儿童精神分析等领域的应用和深化。

如果这些努力有一定效果，或者这本书能够为建设精神分析学大厦添砖加瓦，那么我最先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本人。他不但建起了这座大厦，还让其拥有了持续发展壮大的根基，而且引领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新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开展新的工作。

我要感谢我的两位老师，他们是桑多尔·费伦齐医生（Sándor Ferenczi）和卡尔·亚伯拉罕医生（Karl Abraham），在我的精神分析发展生涯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费伦齐医生是首先将我引进精神分析世界的人。他使我对精神分析的真正本质和意义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对“潜意识”和“象征”等概念的强烈而直接的感觉，以及他和儿童的心灵进行沟通、建立联系的能力，对我理解儿童心理学具有重大意义。他也让我意识到我在儿童分析领域的禀赋。他自己对儿童精神分析非常感兴趣，在这个领域还鲜有人涉足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专注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他竭尽全力地帮助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在我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正是费伦齐，奠定了我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基础。

卡尔·亚伯拉罕医生是我的第二位恩师。我非常幸运能遇到这位老师，他具备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鼓励他的学生把最好的潜能用在精神分析上。在亚伯拉罕的眼中，精神分析的进展完全取决于精神分析师本人，取决于他的工作质量、人格特质以及学术造诣。我一直将这些高标准放在心里，在这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中，我试着偿还这份我欠精神科学的情。无论是在临床实践还是在理论上，亚伯拉罕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儿童精神分析的巨大发展潜力。在1924年于德国乌兹堡（Würzburg）召开的第一届德国精神分析师年会中，他提到了一篇我的论文，那篇论文写的是一名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对此他说了下面这番让我铭记一生的话，他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于分析技巧。”对幼童心灵的研究，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实，乍一看，这些事实或许有点奇怪，然而当时亚伯拉罕对我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并且鼓励我继续沿着我开始的道路前进。我的理论成果，其实只是亚伯拉罕思想的自然延伸，这一点我希望能在本书中有所呈现。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工作得到了恩斯特·琼斯医生（Ernest Jones）真心诚意的鼎力支持。在儿童精神分析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它未来在精神分析发展中的角色。正是由于他的邀请，我才能在1925年在伦敦的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以客座的身份开展了第一次讲座。这些讲座构成了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的内容则来自1927年我在伦敦做的一些演讲，主题是“儿童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成人心理学”。作为儿童精神分析的倡议者，琼斯医生具有坚定的信念，并打开了英国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的大门。他本人对这个领域也做出了很多重大贡献，比如，早期焦虑情境的问题和攻击性对于罪疚感的意义，以及早期阶段的女性性发展等。在所有关键的地方，他的研究结果都和我的研究密切相关。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我英国的其他同事，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真挚理解与诚心的支持。和我有着共同信念与私人友谊的妮娜·塞尔（Nina Searl）小姐，在英国儿童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以及儿童精神分析师的培训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斯特雷奇先生和太太（Mr.&Mrs. Strachey）对本书的付梓也有很大的功劳。他们不仅精准地翻译了我的文字，而且在写作上还给了我非常宝贵和富有创造性的建议。我还要感谢爱德华·葛罗夫医生（Edward Glover），感谢他对我的工作一如既往的兴趣，以及他的仁慈批评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协助指出我的理论和现存普遍被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类似的地方。同时，我还要非常感激我的好友琼·里维埃夫人（Joan Riviere），她不仅积极支持我的工作，还做好随时在各个方面帮助我的准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真心感激我的女儿梅莉塔·舒米登堡医生（Melitta Schmideberg）。她为本书的付梓付出了很多心血，也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帮助。

梅兰妮·克莱因

1932年6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