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1]
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6]。
作者简介
陶渊明（约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别号“五柳先生”，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东晋著名作家，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位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太守。陶渊明九岁丧父，家道衰微，他少怀壮志，由于处在门阀等级制度森严、士族高门把持权力的恶劣环境中，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他曾先后担任祭酒、参军、彭泽县令等官职，因厌弃污浊仕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隐居，躬耕陇亩，诗书自娱，在贫寒中度过余生。他是第一位田园诗人，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的情怀以及其冲淡恬静、朴素隽永的诗风，受到后人的推崇，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诗歌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等，散文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辞赋有《归去来兮辞》。
评析
这首诗是《饮酒》组诗中的第五首，表现隐居生活的情趣，是传统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底，时任彭泽县令的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去适应世俗，加上对东晋政局的失望，终于坚决辞官，走上归隐之路。《饮酒》组诗就是他回到故乡后陆续创作的。
这首诗的宗旨是归复自然，而归复自然的首要条件和终极保障，就是要能够拒绝权力、地位、财富、荣誉等诱惑，彻底否定世俗的价值观念，让自己的心远离争名夺利的世界。于是就有了前四句诗：我的屋宇建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嚣之声。问我如何能够做到这样？只要心远，居住的地方自然就会像偏远之地一样清静。“车马喧”指代上层人士之间的交往，实际上也象征着为了权位和名利而奔逐而翻腾不休的官僚社会；相应的，“人境”也不仅仅是字面上说的“有人居住的地方”，而是充斥着世俗之人、世俗欲望的地方。这样，“在人境”与“无车马”自然形成一对难以解释的矛盾，诗人却说，其实这个矛盾很好解释，关键就是“心远”，只要居住者能够保持一种超脱世俗利害的精神状态，自然也就疏远了喧嚣纷扰的俗世，疏远了那些奔波周旋的俗客。这四句诗平白如话，其实结构非常严密：第一句平平道出，第二句转折，第三句承上发问，第四句自答。能用如此高明的结构，解释主观精神（心）与客观环境（地）之间深奥玄妙的关系，而且看不出丝毫生硬的人为痕迹，难怪北宋文人王安石对此大为叹赏，认为“自有诗人以来，无此四句”。
生活在这与世隔绝的人境庐中，状态如何，价值何在呢？接下来的四句诗说：饮酒微醺（xūn）之后，我可以闲步到自家庭院的东篱下采摘菊花，偶然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悠然相会。夕阳斜照，山间的岚气若有若无；鸟儿结伴而飞，纷纷归向山林。东篱的菊花、静穆的南山、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这一切当然很美，但在陶渊明看来，这一切绝不只是外在的风景之美，而是他的人生基点所在。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的。人的生命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人们被物欲蒙蔽和诱惑，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投到毫无真正价值的权位、名利的竞逐之中，以至丧失本真，使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人只有回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中，回到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才能实现完美的生命形态。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总结：在心与山的悠然相会中，在日夕山气、还林飞鸟构成的美妙境界中，诗人体验到与自然的和谐，体验到通向无限的喜悦，领悟到人生的真谛。这是一种生命的活生生的感受，可是刚要把它说出来，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陶渊明的诗不事雕琢，节奏沉稳舒缓，给人以亲切蔼然之感。这首诗语言浅显、结构精微、意境高远、哲理深邃，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正是由于这首《饮酒》诗，菊花成为“花之隐逸”者，元代著名戏曲家马致远以“东篱”自号，晚清诗人黄遵宪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人境庐诗草》。诗人“采菊东篱下”的自我塑像，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归去的潇洒转身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恒的姿态。
[1] 《饮酒》组诗共二十首，原序说这些诗都是醉后写的，所以总题为《饮酒》，大约作于诗人刚过四十岁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
[2] 结庐：建造房屋。人境：人世间，人类居住的地方。
[3] 而：却。车马喧：指世俗往来的车马喧嚣之声。
[4] 君：作者自称。尔：如此，这样。
[5] “心远”句：心既远离尘俗，虽居喧闹之境，也会像在偏远之地一样清静。
[6] 悠然：自得的样子。
[7] 日夕：傍晚。
[8] 相与：相交，结伴。
[9] 此中：此时此地的情和境，也即隐居生活。真意：人生的真正意义。
[10] “欲辨”句：想要辨析自己对人生真义的这种体会，却又不知如何用语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