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庄子

本色人生

在中国古代四大文化名人孔、孟、老、庄中，庄子是唯一的平民。他是宋国公族的后裔，自然曾经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成为满腹经纶、精神生活极度充实的大学者，但他却自甘清贫，安之若素。他瘦成了“槁项黄馘”，穿着打了补丁的“大布之衣”，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住在“穷闾陋巷”之中。可是，在精神上却绝对富有，超凡脱俗，挺身特立，自信自觉，不忮不求，令人联想到“高鸣向月”的丹顶鹤。

现代著名学者钱宾四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往往有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前启后，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正是如此。

作为一位具有草根性质的知识分子，他和周秦之际的其他思想家、哲学家最显著的分野，是他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那些“治人者”严格划分界限，他的思想倾向、所持立场，许多都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乐，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

由于他身居草野，远离上流社会，长期同底层民众在一起，因而始终存有浓重的平民情结。他不仅同那些贫贱的农民、勤劳的手工业者有着相同的身份、境遇，而且，常常出入市廛，置身于百工居肆，同那些铁匠、木匠、漆工、织工、首饰匠、洗染工、琢玉工、皮革工、制陶工、砖瓦工、缝纫工等各种工匠师傅，唠唠家常。他们也都把庄子看作是自家人，愿意同他说一些心里话。也正是因为庄子具备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才能在书中那么逼真传神地描绘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诸如善于粘蝉的驼背人、操舟若神的船夫、捶制钩带的工匠、神乎其技的庖丁、为齐王训练斗鸡的纪渻子，等等。

他游踪不定，一会儿进到屠户棚中，唠起宰牛的闲嗑儿；一会儿，又蹲在河边上，擎起鱼竿，屏息注视钓丝的摆动；一会儿，同那些畸人隐者道出一段尖刻无比的寓言，充当一个世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漫步在黄沙古道上，负手低吟：“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成为一个道地的诗人。他还乐于同那些残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听他们诉说惨淡的人生、曲折的经历。

他很善于讲故事，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 “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对于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有很真切的观察和表述。你看他写马“喜则交颈相靡（摩），怒则分背相踶（踢）”，写鸟“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宽舒自得之态）”，写鸱鸺（猫头鹰）“夜撮蚤（捉跳蚤），察毫末，昼出瞋目（瞪大眼睛），而不见丘山”。

庄子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物性，有着极其精细的体察。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喂养猛虎的实际体验，由于家境贫穷，大概连骡马之类的大牲畜也没有豢养过。可是，他对这些动物却观察得非常细致。你看，他在《人间世》篇讲道：饲养老虎的人，不敢拿活物给它吃，因为担心它在扑杀活物时，会怒气勃发，激起其凶残、暴戾的天性；也不敢用完整的动物去喂虎，必须切成碎块，否则，老虎在用牙齿撕裂动物的时候，会激发怒气，恢复其残酷的本能。他还说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喜欢马的人，用精致的竹筐去接马粪，提着珍贵的器皿给马接尿，当发现蚊虻叮在马身上，出于感同身受地由衷怜惜，“啪”地一拍，没想到马竟然受到惊吓，咬断口勒，毁掉笼头，挣碎胸络，狂奔起来。本意出于爱惜，结果却适得其反。庄子还注意到了生活中“螳臂当车”的悲剧现象：螳螂不知道自己力不胜任，凭着一股狂妄的心性，奋力举起臂膀去阻挡车轮，最后闹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而车轮照常前进。

当然，我们的哲学大师，并非像一般动物学家那样停留在物情、物象的观察上，他在体察物性的背后，还有深刻的寄寓在。庄子的人生，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应色彩，感性体验至为丰富，对于浮生百态、世故人情，更是体察入微，洞若观火。这在先秦诸子中，绝对能够拔得头筹。对于人情世故，庄子确有实际而深入的体会。《天运》篇讲：“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包括双层寓意：一层意思，父母舐犊情深，不论子女年龄多大，也总当作孩子，而子女就不一样了，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另一层意思，作为子女，若要做到不使父母牵挂累心，得以顺情适志，实非易事。庄子还说：“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母亲必须等到断奶之后才有可能孕育弟弟。这样，哥哥就会认为，父母舍长而育幼，已经失爱于双亲，因而啼哭不止。《天地》篇讲：“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说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妻子在半夜生下小孩，他就急忙取火照亮，心情忐忑地观看孩子的长相，唯恐他会长得像自己一样丑陋。寥寥数语，曲尽人生百态。诚如清代学者林云铭所评论的：庄子是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

《外物》篇讲环境对人的影响，说：“婴儿生无硕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婴儿生下来，不靠师匠调教便会说话，这是和会说话的人在一起的缘故。讲得更为深刻的是：“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意思是，生活中应该留有空间以容其私。室内如果没有一点空隙，私人生活空间非常狭小，时刻都好像处于被人监视之下，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即所谓“牢狱文化”。这样下去，姑嫂间就免不了要互相吵架、争斗。如果延伸一步，放大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境界似乎是“亲密无间”。但这样就好吗？恐也未必。两人若是过于亲密，一点距离、一点空隙、一点差异都没有了，彼此间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同一的，私人空间完全丧失，其结果是物极必反，反而会使亲情、友情化为乌有，最后会导致疏离与破裂。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做后盾，会能体察得如此细腻，如此深刻。

普通人，平常心，家常话，俗世情，说得丝丝入扣，撄攫人心。这是庄子哲学的一道亮色，一定意义上，也映照出了庄子的本色人生。

自由心性

庄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一次，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我们国王想要烦劳先生执掌国家大事，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庄子听了，依旧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

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

庄子说：“那么，两位就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在苦涩的“人间世”，作超越的“逍遥游”，他在为后世创辟了一条回归生命本体的路径，开启了一扇走出生命“围城”的门户之后，便像清风、白云一般飘然而去，而在身后却矗立起一座座丰碑。

他为后世树立了一种以自由精神、人格独立为旨归的价值取向。庄子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开阔的胸襟、视野。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庄子不是这样，什么先王的遗范、现世的礼制，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应有的权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灵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于那些受空间、时间限制，束缚于仁义、礼教等外在的框限和内在的束缚，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缠夹不清，甚至无法摆脱的，而在他那里尽数都得到了化解。

庄子以其极度的清醒，本着超越世俗的价值标准，揭示了招致遮蔽的生命真实，尖锐地指出：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举世的人沉溺于世俗奔逐，都为身外之物而改变本性，为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无论其为伯夷式的“君子”，还是盗跖之类的“小人”，尽管所追索的目标不同，亮出的名堂各异，但就其损蚀本性、戕残生命来说，其间并没有本质差别。

面对世界的荒谬、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庄子并非脱离现实，不问世事，也不是“丧己于物”，同流合污，而是在与众生同游共处之中，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他既非真正的入世，也不是纯然的出世，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游世”。逍遥尘垢外，“乘物以游心”。他所追求的目标或曰理想境界，不过是做一只全靠自力、无恃无待的草泽里的野雉，走十步才啄到一口食物，走百步才能饮到一口水，尽管生计艰难，但它绝不冀求被畜养在笼子里。

作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庄子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是以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为宗旨的第一人，是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是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是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

庄子践行了一条超越功利、远离政治、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人生道路。向往自由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不肯屈身做吏，觍颜事人，他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期望。他并不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对现实功利不屑一顾，更无意践行儒家那一套“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方略；也不认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他拒绝参与政治活动，同统治者保持严格的距离。

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熟知各国的史事，特别是那些在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孔丘恓恓惶惶，席不暇暖，历经十四载，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一路上饱受讥评，甚至被嘲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但其所推行的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却始终找不到买主。到了战国时期，商鞅以刑名、法术之学取悦于秦孝公，变法图强，卒成霸业，但他自己最后的下场，却是“作法自毙”，惨遭“车裂”，分尸示众。如果说，这场惨剧远在西陲的秦国，那么，发生在宋国都城的两场宫廷血腥政变，他是亲眼目睹的了。因此，决意远离政治这个是非坑。

其实，即使不存在这类杀身之祸，就庄子的天性来说，他也确实不是一块做官的材料。拉他从政，无异于套骆驼耕田，不仅官当不好，自己也会跟着吃苦遭罪。无分中外古今，基本上可以肯定，哲学家成就不了出色的政治家。哲学家所拥有的，是一颗整天都在思索问题的无比沉重的大脑、一颗时刻都在滴血的敏感的心灵，他们把灵魂受难看成是精神享受。他们可以有洞见，有卓识，有妙赏，有深情，却缺乏政治家所断不可少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魄力，更不具备杀伐决断的手段、覆雨翻云的权谋。难怪古希腊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执意要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兄弟，并且说：“宁愿跟小孩子一道掷骰子，也不去摆弄政治。”

庄子以极度的清醒和超凡的远见，洁身自好，特立独行，逍遥于政治泥淖之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同其他的先秦诸子，在观念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在那种社会昏暗、政治污浊的环境中，绝大部分读书人，都迷失了自我，摒弃了生命价值，莫不“危身弃生以殉物”。对此，著名学者陈鼓应有个解析：“先秦时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违于仕隐之间。庄子则超越了仕与隐的冲突与两难，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板荡的时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异者。”

为了在政治上傲然独立，绝不苟活以媚世，他在生活上选择极度简单的方式，坚持自食其力，靠着编草鞋、钓鱼虾来勤俭度日，维持低标准的生存状态。这样，在人格上，就可以保持自我的尊严与高贵，不受任何政治派别、社会集团的控制与影响；精神上，潇洒、超拔，营造一种从容、宁静、宽松、澹定的心态。正由于他终身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成为“官本位文化”坚定的反叛者，从而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轻松感，“悠哉游哉，聊以卒岁”。

诗人哲学家

天才，注定要为其超越于时代、超越于世俗付出应有的代价，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比如中国的嵇康、李贽，西方的布鲁诺、伽利略，弯起指头来可以数出许多人。可是，作为天才中的天才，庄子却能养性全生，获得八十四岁遐龄的高寿。应该说，这得力于他的超凡的生命智慧。

庄子的哲学思想，为解脱人生困境、医治心灵创伤，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启示人们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形象地说，就是善于应用减法。所谓“应用减法”，是指凡事看得开，放得下。“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庄子·盗跖》篇有言：“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说的是，物质财富超过了生活的需要，就会成为祸害，每种事物都是这样，财物更是如此。“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庄子哲学是艰难时世的产物，体现了应对乱世的生命智慧。庄子无意逃避现实，但也不取凌厉进击、战胜攻取的强者姿态，唯以坚守本性、维护自由为无上律令。用他的话说：“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他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乱世、浊世、衰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涵括了也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生命体验。庄子指出，名是人们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人们相互斗争的工具，二者皆为凶器，不可以将它们推行于世。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散木情结”。庄子曾经列出两组鲜活的事例进行对比：一组是，“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另一组是，栎社之树、商丘之木，因“不材”而得以免遭砍伐，白颡之牛、亢鼻之豚、患痔之人因不宜祭神而终其天年。前者表明：有用则自戕，有用是灾难；后者揭示：无用则无患，无用实有大用，不材可以自存，无为、无求能够免除祸患。两相对照，得失立见，道理至为警策。

庄子为后世提供一种登高望远、以道观天下、摆脱重重束缚、破除井蛙式的“拘墟之见”的全新视角与思维方式。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它的真理性已经获得了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的证实。世界首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说：“当我们踏上月球之路的时候，眼看着地球越来越小，第一天的时候，看着地球还像圆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时候，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其实，这类景况，中国的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这里说的是眼界、视野与视角、视点的问题。庄子谈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使两岸和沙洲之间，远远望去，分不清是牛是马。于是，黄河之神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却看不到水的尽头。这时，河伯才改变了原先得意的脸色，望着海洋，面对北海之神海若感叹地说：“现在，我总算目睹了你的难以穷尽的广大。”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谈海，因为它受到空间拘束；夏虫不可以语冰，因为它受到时间限制；浅薄之士不可以同他论道，因为他受到礼俗的束缚。现在你出乎河流，观于大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鄙陋，这才可以同你谈谈大道的条理。”这段对话说明了：眼界、视野越是开阔，所见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便会越加宽广；而随着视点、视角的变化，客观对象则会因应地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也会有新的领悟，新的提高。

哲学研索本身，就有一个视角或曰立足点的选择问题，视角与立足点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判然有异。庄子的视角，广博开阔，既不拘限于人类，更不拘限于自我，而是推及宇宙、自然。这样，许多认识都会随之而变化，不要说各种社会事物、文化现象，就连自然界也是如此。比如，我们通常说的益鸟、害鸟，益虫、害虫，什么东西有营养，什么东西对身体有害处，这些都是基于人类主观意志的认识。就自然来说，从天道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存价值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此高彼低、此益彼害、此是彼非的差别，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正是基于道的立场，建立了他的“齐物”思想，从而获致了一种超拔境界与恢宏气象。宇宙千般，人间万象，在庄子的视线内，物我限界一体泯除，时空阻滞化为乌有，大小不拘，久暂无碍，通天入地，变幻无穷。

面对这样一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元典，宛如置身一座光华四射的幽邈迷宫，玄妙的哲理，雄辩的逻辑，超凡的意境，奇姿壮采的语言，令人颠倒迷离，眼花缭乱，意荡神摇，流连忘返，不禁叹为观止，可是，要升阶入室，尽窥堂奥，又谈何容易！在这座思想、艺术宝库里，有永远挖掘不尽的宝藏，值得人们千秋万世开发下去。借用大家都熟悉的“愚公移山”寓言中的一句话：“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作为“天下第一奇书”，《庄子》处于超凡轶群、无与伦比的文学地位。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把《庄子》同《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列为“六大才子书”。现当代中国数一数二的两位文学巨擘对于庄子的文学成就，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鲁迅先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重点放在当时，而郭沫若先生则着眼于后世，他说：“不仅晚周诸子莫能先，秦汉以来一部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

就此，闻一多先生做了详尽而周赡的论述。他说：“古来谈哲学以老、庄并称,谈文学以庄、屈并称。《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真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闻一多同样认为，庄子堪称先秦第一位文学家，他说：“战国时纵横家及孟轲、荀卿、韩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够好了,但充其量只算是辞令的极致、一种纯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难得有独立的价值。庄子可不然，到他手里，辞令正式蜕化成文学了。”

《庄子》一书实现了哲思与诗性的完美融合，达到了文章的极致。美国学者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历史上确曾有过哲学与诗之间真正合作的情形，但这种合作只有在既是诗人又是思想家的人那里才可以找到。”庄子就正是这样的诗人哲学家，他的作品达致了诗性与哲思完美结合的文学化境。

闻一多先生有言：“读《庄子》，本分不出那（哪）是思想的美，那（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和文字，外型和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庄子善于运用离奇的形象、夸张的言辞、荒诞的情节，来绘制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言“道”画卷，里面散发着浓郁的诗性、诗情，闪烁着缜密的理性光彩，产生了常读常新的艺术感染力。

台湾学者施章认为，对于《庄子》一书，“与其用哲学的眼光读他，不如以文学的眼光读他，较为得当。因为庄子的人生，他看宇宙是充满了生命，一草一木，以至一架骷髅，庄子对之都发生同情，而幻想他的生命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态度。庄子也常常用文学的技术来表现他的高超的意境”。

通过哲与诗的联姻，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哲思老人插上飞翔的翅膀，带来欢愉、生机与美感，灌注想象力与激情；而穿透时空、阅尽沧桑的哲学慧眼，又能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把对世事的流连变成深沉的追寻，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