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我心中
一
作为一个巨大的思想存在，孔子堪称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坐标。说到他在我的心中，那么，话可就长了——
六岁上私塾，我就开始叩拜他，那是一张高一米六七的画像。私塾先生知道偏远的农村根本买不到，便把他在省城担任督学时收藏的一幅珍贵的圣像带了过来。在我也算是大开了眼界。从此，便天天同他老人家见面。早晨一进门，便向他鞠躬致敬；背书时要面对他；如果迟到早退了，罚站，也要向他行注目礼。八年时间里，三千次日升月落，天天与他相伴。有时，还会在梦境中相遇。
说起画像上的形貌，大约同曲阜孔庙里的《先师行教像》相似：面容苍老，满髯齐胸；阔袖大领，宽衣博带；腰佩长剑，叉手肃立，看去很是威严可怖。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文章，觉得先生说得更有趣，也更合乎我的心理实际：
“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支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得笔直，经过两三个小时，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看来，成天见面，形象谙熟，也并不等于思想上就能接近，这叫作貌合神离。作为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孩子，除了能够背诵一些格言、警语，记得几件“食不言，寝不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之类的生活细事，在心灵境域，对这个高高在上的老夫子，虽然恭谨，却不亲密，总是觉得他与我们普通人离得太远，就像诗仙李白笔下的高天冷月一样：“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已经被“圣化”或者“神化”了。童年时，一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祖母都要用灶糖把灶王爷的嘴糊上，说是怕他回到天庭说东道西，“打小报告”；我也是，即便塾师不在现场，因为先师站在那里盯着，我也丝毫不敢放肆。他老人家不是说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吗？
这样过去了三十年，赶上“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当时我供职于市级直属机关，一位同事的女儿邮来一本某高校哲学系编写的《论语批注》，看了颇感震惊，也甚为诧异：两千五百年前的幽灵，竟然借尸还魂，和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勾搭在一起了；儿时顶礼膜拜的至圣先师居然成了复辟狂、大恶霸、吸血鬼、刽子手；许多烂熟于心、一直奉为圭臬的“圣训”，完全成了反动话语。诸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宣扬的是“反革命骨气”；“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传授的是反革命策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过去把这种宽以待人、严以责己的做法奉为美德，现在却成了“孔老二”的“礼之用，和为贵”的反动观点的具体应用——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团结，让革新派放弃原则、斗争……
实际情况是，任我“再思”“三思”，却怎么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怪罪自己“觉悟”太低，政治上迟钝。反正不管怎么说，由于牵强附会的痕迹过于明显了，因而，这种“妖魔化”的做法，反倒不能奏效。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晃儿，又过去了三四十年，当年的朱颜青鬓，已经华发盈巅，垂垂老矣。风霜历尽，读书渐多，思辨益明，心中的孔子又复庄严地站起，并且走下了神坛，还其渊博的学者、出色的导师、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本来面目。
认识到，他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统摄力与穿透力，既博大精深，又紧贴实际，他从自身的人生取向出发，寻求家庭、国家以至天下的发展出路。也正是着眼于这个宏伟的目标，他遂以满腔的热情创办教育。这里说一个细节：孔子到卫国去，弟子冉有为他驾车。一进城，孔子就惊讶地说：“卫国人口好多呀！”冉有随口问了一句：“人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再问：“已经富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在座的都有志于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我也当过教师，为此想要多说两句：孔夫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是他首创平民办学，从“学在官府”延伸到学在民间；他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的优秀导师；他所倡导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治学态度以及师生关系，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他老人家以其毕生的思想、实践，帮助我们现代人完善了一条观照人生、反思自我、修身立德的传统思路。他所开展的精神活动，创造的文化成果，特别是许多优秀的传统理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我们应该感念他，敬重他。
二
接着这番两代学人轻松的问答，下面开始转入一个颇显沉重的话题。
长期以来，孔子在我心中一直纠结着一个很大的问号：一位出色的学者、导师，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怎么竟会沦为政治舞台上的演员、闹剧里的变形金刚——得意时高踞“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神坛，倒霉时被打翻在地，成为备受侮辱、惨遭毁弃的“孔老二”？
这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应该说，孔子成为“圣人”，原是呼应了当时社会的召唤与时代的需要。现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指出：“春秋末期人民的苦痛固然没有像战国时那样厉害，但仪封人已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见那时苦于天下无道，大家希望有一个杰出的人来收拾时局。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
这里的“大家”代表了众人的合力；其主力军为孔门弟子，其中尤以颜回、子贡等为最力。他们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迨至战国时期，儒家的两位继承人孟轲与荀卿，又分别给孔子戴上“集圣人之大成”和“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的超级圣人与无冕之王的桂冠。
不过，孔子本人却从来没有以“圣人”自居过，充其量承认自己是个“君子”。当太宰与子贡尊奉孔子为“圣者”和“天纵之圣”，称赞他“多能”时，他明确地说：“我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在另外一些场合，他都反复申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今天研索一下：孔子之所以断然逃名避圣，固然与其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和谦虚自抑的品德有直接关联，但是，作为“既明且哲”的思想家，他是不是已经预见到了后世盗名欺世者招摇、博弈的风险，所谓“名之所至，祸亦随之”呢？
孔子殁后，孔门弟子便开始出现分化。韩非子有“儒分为八”之说，各方皆标榜独得孔圣之真诠，而自立门户。尔后，形势更趋复杂，“学随术变”“以术导学”，一些人自谓承袭先师“圣教”，但在现实生活中与时俱变，“为我所用”，从而导致儒学的异化与圣人的变型。
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孔子之术”，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接下来，又出现了把儒学宗教化的谶纬神学，附会圣人神道设教。这样，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自然也就成了教主。
宋明以还，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代起，一是主张格物致知，存天理；一是主张心外无物，致良知。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儒学在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但与孔学宗旨终究是判然有异。
而就先师孔子本人来说，造成毁灭性的伤害，还是遭到皇权体制的牢牢绑架，成了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政治工具。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既然“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那么，他老人家也便像面团一样，被权势者任意揉来揉去。于是，他的命运，便时而“鹰击长空”，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被捧杀，时而被扼杀；时而是圣人，时而是罪人；时而是“王者师”，时而是“刽子手”，成了最可怜的悲剧人物。
诚然，以孔子的初心，对于政治权势并不见得怎么热衷。“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终日汲汲要行王政，要救民于水火之中”（顾颉刚语）。是的，孟子之有异于孔子，最显眼的是胸中蓄有那么一股豪气，或曰“浩气”，一贯地高自期许。他曾毫不掩饰地说：上天若是不想让天下治平，那就罢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但是，事物是错综复杂的。如果单从客观上分析，现当代一些学者指出，孔子学说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可以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所谓“先天性”的因素。
从内容看，孔学体系博大而庞杂，举凡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伦理、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包。这就为阐释的多样性与理解的差异性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融汇其间的所谓“治术”，更容易为不同当政者的不同需求所利用。现代著名学者王亚南指出：“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而孔子学说中的“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教义，对于维护专制官僚统治是缺一不可的儒家思想要素”。
从表现形式看，与这种庞杂、博大的内容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语录体的疏略简约，可然可否，却又缺乏背景、语境的必要交代，而作为载体的语言文字，其模糊性、多义性也导致了歧义丛生，莫衷一是。
人们认识对象的过程，原本就是创造对象的过程，何况，其间还夹杂着那么多的学术歧见与政治考量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学说异化，原质性消失于渺茫的时间黑洞之中，形象迭变，饱尝命运的残酷与处境的悲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孔子渴望弘道，却“一生怀抱未曾开”，赍志而殁；孔子渴望理解，可是，莫说骂他的，即便是捧他的人，真正理解他的又有多少？难怪他生前曾反复悲叹：“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三
理解孔子，谈何容易；但从感性上，却是觉得越来越接近了。在我心中，他是一位情感丰富、近人情、讲人性、很有人格魅力的长者。
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说过：“事实上，在孔子的所言所行上有好多趣事呢。孔子过的日子里，那充实的欢乐，完全是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感情，完全充满艺术的高雅。因为，孔子具有深厚的情感，锐敏的感性，高度的优美。”他的这一说法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一部《论语》中，此类的记述很多：
——孔子认为，依礼尽孝，乃是仁德的自我实现，是建立各种美德的起点。在一般人看来，孝父母，最基本的是奉养，保证父母的吃和穿。可是，孔子却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在回答弟子子游问孝时，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在回答子夏问孝时，他又进一步指出：“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前者强调一个“敬”字。如果只是养活父母，保证温饱，而对父母缺乏敬重之心，那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后者强调，要从心里热爱父母，体贴入微，时刻做到和颜悦色，从来不给“小脸子”看。相由心生，《礼记》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孔子也认为，子于父母，能够一贯和颜悦色，原非易事，所以才说“色难”；但这又是最关紧要的，否则，即便是遇事由年轻人去做，有酒食让父母先享用，也不能算是尽了孝道。
——礼，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希望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礼治社会，提倡“克己复礼”。但孔子讲礼，能够从实际出发，并不像后世理学家那样，拘泥固执。
古时行成人礼（叫“冠礼”），要戴麻冕。按照传统规定，这种冠冕，要用两千四百缕经线，绩麻做成礼帽；而麻质较粗，要能织得特别细密，极为费工费力。为了省时省工，人们都喜欢用丝料来代替。对于这么改良，孔子予以肯定，说：“俭，吾从众。”
——互乡这地方的人，难于交谈，招人厌弃。那里几个年轻人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弟子们有些不理解。孔子说：“我们赞成他们的进步，不赞成他们退步。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而来，就应该肯定这一面，不要死记着人家过去的不是。”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孔子的人说：“您悲痛过度了！”孔子说：“是太悲伤过度了吗？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又为谁呢？”
为此，林语堂说：“夫孔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乐、好歌，甚至好哭，皆是一位活灵活现之人的表记。”孔子身边的弟子们，也都赞扬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上面这些记述，反映出孔老夫子是讲究人性，与人为善，善于体贴人情的。
再来看孔子的志趣、孔子的为人。他说：“幼年时不能勤奋地学习，年老了又没有知识可以传授别人，我认为是可耻的。离开故乡，事君，而身居高位，卒然与过去的老朋友相遇，却没有谈叙旧谊，我认为是可鄙的。与品质恶劣的小人相处在一起，我认为是可怕的。”孔子在另一场合，也曾引证《诗经》“忧心忡忡，愠于群小”之句，认为小人成群结党，是最令人担忧的。
他有一颗平常心、一副真性情。他的兴趣、爱好广泛，尤其对欣赏音乐甚为痴迷。“乐者，天地之和也”，本质在于调和人心。《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即便是在奔走道途、席不暇暖的行色倥偬中，他也不放弃这种审美追求。那次在齐国欣赏《韶》乐，他沉浸于酣然忘我的审美境界，竟然吃肉不知其味。他同别人在一起唱歌，听到有谁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与之应和。
孔子到武城去，一进城门，弦歌之声就不绝于耳，孔子高兴极了，脸上现出喜悦的神色，于是，对在这里担任县令的弟子子游开起了玩笑，说：“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他小题大做。而子游是个十分较真的人，他没理解老师的兴奋心情，以为是批评他搞形式主义，当即用老师平时的教导来予以反驳。孔子也觉得自己一时高兴说走了嘴，于是，向同来的弟子们说：“子游是正确无误的。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个玩笑。”
你看，孔子就这么饶有风趣！绝非整天板着面孔，道貌岸然，架子十足。
一次，孔子同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四个弟子在一起闲坐。他说：“由于我年纪比你们大一些，你们不要因此而感到拘束，不敢说心里话。你们平时老说‘没有人了解我啊！’那么，如果有人了解你们（给你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你们将怎么办呢？”
老师的话亲切、体贴，场面也非常宽松、随便。当其他弟子在老师面前“各言尔志”的时候，曾点却一直神情专注地弹瑟，直到老师发问：“点，尔何如？”他才“铿”的一声把瑟放下，然后站了起来，答道：“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没有像其他三位那样，陈述治国安邦、礼乐、宗庙之类的大事，而是谈他对闲适自在、充满情趣的生活的向往。他说，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服装，陪同五六个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儿童，在沂水河中戏水沐浴，到舞雩坛上呼号舞蹈祈求上苍，然后歌以咏志，一路走回家。
孔子听后，慨然地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啊！”
周游列国至郑国时，孔子与弟子走散了，他便自己在城东门等候。当子贡四出寻找老师时，有一位郑人告诉他：“东门有个人，其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大禹短了三寸。疲惫不堪的样子，像一只丧家狗。” 按照这个指点，子贡很快就找到了老师，并将郑人的原话说给他听，孔子听了，高兴地笑说：“形状像谁像谁，那倒未必；而说我似丧家之狗，很对呀！很对呀！”既诚恳，又有趣，颇富幽默感。
这样，孔子在我心中，就由童年时的森然可怕，后来的凄然可怜，转而为现在的蔼然可亲、欣然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