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文化及文学转型与语言变革

第一节 古代汉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文化转型是时下仍然很热门的话题，但文化转型的前提基础是对相应的文化类型的确认。中国古代文化是什么类型？中国现代文化是什么类型？前后延伸，“前中国古代文化”是什么类型？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什么类型？确定文化类型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为什么要转型以及如何转型？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其实缺乏深入的讨论。本节从语言学的角度探求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问题。

中国文化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源远流长。但夏之前是什么样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殷商时代中国古代文化已初显端倪，殷周之间则发生剧烈的变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类型就确立下来。中国文化从秦到近代，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这一类型，春秋战国时的思想资源事实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直接源头。

对于殷周之际的文化巨变，王国维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种变革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生与建设，意义是重大的。“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殷周之间的变革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原则和文化范式，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雏形，后来的社会和文化实际上是以此为渊源和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春秋战国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大混乱时期，但这种混乱却使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使其具有巨大的创制性，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独创精神、对后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典性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诗经》《尚书》《礼》《易经》《春秋》《老子》《墨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冯天瑜先生把这些典籍称为“元典”是非常恰当的。“文化元典凝结着该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并将该民族的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第一次上升到自觉意识和理性高度，从而规定着该民族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又通过该民族特有的象征符号（民族语言、民族文字及民族修辞体系）将这种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物化成文字作品，通过特定的典籍形式使该民族文化的类型固定下来，并对其未来走向产生至远至深的影响。”《诗》《书》《易》虽然产生的时间很早，但成为“元典”并且发生巨大影响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自秦以后，各种文化竞相凸现，或隐或显。秦时法家文化取得统治地位，非常显赫。儒家文化在汉之后独尊，成为官方主流文化，直到“五四”时期其地位才发生根本动摇。道家文化则延绵不断，直到今天仍然有非常稳固的地位。其他如墨家、阴阳家、名家文化都在一定范围、一定区域、一定程度得到衍延与发展。各种文化一方面最大可能性地保持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适当地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以便增加自己的柔韧性。中国古代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各种文化分工互补、井然有序的发展中构成一种总体的格局和框架模式。中国古代文化，除了唐宋的佛教和明清的“西学”以外，其他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五经”和诸子。而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佛教和“西学”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中国本土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一直是春秋战国时形成的文化类型，佛教和“西学”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对它进行补充和丰富，它们的侵入并没有颠覆中国文化的类型。

中国文化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得到空前的发展，并且一举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类型。我的看法是：文化交流是诱因，是外部条件；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内因，是动力；而语言的形成则是过程。语言构成了文化的最为深刻的基础，语言体系的形成也即文化类型的形成，语言的承传亦即文化的承传。正是在中国古代语言体系的形成即古汉语体系形成的意义上，我认为春秋战国的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框架。正是在中国古代语言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五四”之前在体系上都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五四”之前在类型上没有根本变化。中国古代文化在从形成到发展到终结以及总体类型上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得到深刻的分析与解释。

王国维说：“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外界势力岂止是对学术影响很大，对社会、对文化的影响都很大。佛教对魏晋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西学”对晚清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决定性作用，这都是有目共睹的。王国维把殷周之际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变革称为“能动”时代，而把佛教东渡和西学东渐时的中国文化称为“受动”时代。其实，这种划分本质上是一种视角问题，站在现在的角度，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纷争是内部交流，但对于当时的具体国度来说，文化竞争并不是内部问题，仍然有一个“受动”的问题。比起魏晋和“五四”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化可以说是腹背受敌、“四面楚歌”，挑战不是来自某一方面，而是四面八方。残酷的战争和生存竞争把各种文化推向一个共同的舞台，战胜某一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春秋战国时的中国文化不是消极防御性的文化，也不是逃避性的文化，而是一种充满了创造精神、积极向上、生机勃勃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创制性。

战争和竞争是造成春秋战国文化交流的直接原因从而是造成其文化繁荣的深层原因。殷末在帝乙、帝辛两代，对东南夷大兴战争，最后把东南夷征服。这对于导致东南文化的开化，作用是很大的。殷周战争，文化落后的周最后胜利了，其结果是：“殷人及其同盟民族的一部分便遭了奴役。‘殷民六族’被给予鲁公伯禽，‘殷民七族’被给予卫康叔，‘怀姓九族’被给予唐叔虞（定公四年），还有些‘顽民’被迁于洛邑——主要也就是建筑来镇抚殷人的一个军事和政治的据点。另一部分的殷人和他们的同盟民族则被压迫到江淮流域，即殷纣王所开拓出来的东南夷旧地，便成为宋、楚、徐等国。终周之世南北都是对立着的。”原始社会的战争以杀戮为结局，对文化的交流无益。奴隶社会把战俘作奴隶，并且采取偿给制，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春秋战国时的战争更是频繁，弱国不断被兼并，人民大量被迁徙或者流离家园。作为文化代表和社会精英的士人则穿梭于各国之间，竭力推销自己的思想与主张，往往抬高自己，贬损别人，有时不得不“对簿公堂”，进行激烈的辩论，诸子思想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逐渐成形、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在这一意义上，战争、生存竞争和交流使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了重组，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从蒙昧走向了成熟，并最终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基础。

但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如何定型的呢？为什么一旦定型两千年之后才发生转变？为什么魏晋时传入中国的佛学和明清时的“西学”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形成的根基？我以为，语言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中国古代文化在春秋战国时形成正是古代汉语在春秋战国时形成，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正是古代汉语在两千多年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正是中国语言的现代转型，现代汉语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化也就确立了。现代汉语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现代文化就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不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纪末”会发生转型。语言是构成文化的深层的基础，研究先秦文化和文学，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形成，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两次转型，如果不从深层的语言学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以为是不深刻的。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说：“人类和文化的开端，在于语词之中。”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这就是说，文化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研究文化的起源和过程实际上可以从研究语言的起源和过程中得到部分答案。因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同时也是意识、思想、思维、世界观，是文化本体。王国维说：“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从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回头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过程，我们将与传统看法有很多不同。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很早就开化走上文明。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殷周之前的文化状况和类型是一种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知道得非常渺茫，根据神话传说倒是能够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但在目前的科研手段和方法之下，神话材料显然不足征信。根据有限的材料，我们看到，春秋之前的文化是很不发达的。其明显的证据就是语言在思想层面上的不发达，缺乏完备的文化术语、概念和范畴。

汉字在汉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某种意义上说，汉字就是汉语词汇，王力说：“《说文解字》是上古汉语词汇的宝库。”特别是在汉语的早期，在意义上，汉字体系几乎就是汉语体系。所以，可以说，汉字意义的变迁隐藏着汉语思想的变迁亦即隐藏着汉文化的变迁。

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是殷墟甲骨文，已经发现的有4000多单字，这显然已经是比较完备的文字体系了。章太炎说：“造字之后，经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则文以浸多，字乃渐备。初文局于象形、指事、不给予用。《尧典》一篇，即非初文所可写定。自仓颉至史籀作大篆时，历年二千。其间字体，必甚复杂。史籀所以作大籀者，欲收整齐划一之功也。故为之厘定结体，增益点画，以期不致淆乱。”又说：“造字之初，非一人一地所专，各地所造，仓颉采而为之总裁。后之史籀，李斯，亦汇集各处文字，成其《史籀篇》《仓颉篇》。”按照这种观点，甲骨文显然是经过整理的文字体系，后来的《史籀篇》《仓颉篇》以及著名的《说文解字》显然都是经过整理的文字体系。钱钟书说：“一代于心性之结习成见，风气扇被，当时义理之书熟而相忘、忽而不著者，往往流露于文辞语言。”语言文字中隐藏着文化的秘密。当代有所谓“汉字思维”“汉字文化”“作为思想史的汉字”之说，从学理上说是有道理的。

研究汉字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汉字在字形上是由复杂趋于简单，而在意义上则相反，是由简单趋于复杂。汉字的这种变化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剧烈，秦大一统之后，这种变化仍然存在，但幅度小得多。这种变化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由汉字构成语言主体的汉语在这时越来越符号化，逐渐成为独立于客体物质世界的文化世界。它越来越具有独立的认识价值，越来越具有先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知识性。汉字在字形上由复杂趋于简单，其实就是汉字越来越脱离图画，越来越符号化，它表明文字作为语言的文化性的加强、抽象性的加强、独立性的加强。而汉字在意义上的由简单趋于复杂，则表明汉字作为汉语的意义的丰富、思想的丰富，它表明语言在逐渐超越工具性，走向思想或思维的层面。汉字在意义上的抽象化、脱离其始源的意义、脱离其相对应的物质客观世界，其实就是走向独立的语言世界、符号世界。

中国古代只有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而没有语言学。它不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意义，或者不从意义的角度研究话语、术语、概念和范畴。对于语言的本质，先秦普遍的观点认为语言本质上是“名”与“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在先秦学术界，“名”与“实”是一对非常重要的学术范畴。“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圣人立象以尽意。”（《易·系辞上》）“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荀子·正名》）“循名以责实。”（《论语·八佾》）“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焉，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墨子·经说上》）所以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生有相当大的困难。

从初始意义上来说，语言的确是起源于对“实”的“命名”，语言的初始本质的确是名与实之间的关系。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我的理解，天地即宇宙是自然存在，是无限的，人不认识它时，对人来说，它是无名的。物是人的对象，是人对自然的认识，认识的过程也是人对自然的命名过程，人的社会以及知识信仰思想等正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对这种认识的语言活动的基础上的。但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挣脱物质实在的束缚，超越名实对应关系，意义发生衍变、转化，从而抽象化、符号化，最后成为超越物质实在、超越主体而成为自足的世界即语言的世界。人的思想、知识、信仰等既来源于经验世界，也来源于语言世界，人的认识过程不再是单向地从客观现实世界到符号世界即观念世界，而还包括从语言世界到现实世界和从语言世界到语言世界这两种模式。但这是以语言的成熟作为前提条件的。

汉语在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走向成熟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汉语在这一时期已经从工具的层面走上了思想的层面，语言越来越抽象化，它不再依附于客观物质世界，而已经构成为独立的自足的精神世界，已经有它独特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体系。人在知识和思想上越来越依赖于语言而不是自然。人在语言面前越来越丧失其主体的功能，语言开始从深层的角度以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力量控制着人。《吕氏春秋》曾讲一个故事，春秋时的邓析曾经“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不遵循“名”的秩序，很多人追随他，结果导致郑国的秩序大乱。（卷十八《审应览·离谓》）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中国文化正是在这种“正名”从而“有序”中建立起来的。道不变，天亦不变，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来历经人事上的沧桑但在文化类型上却没有根本的变化，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构成中国文化骨架的“名”保持长期的稳定。

《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假，联于义为类。”（桓公六年）名最后具有“类”的性质，也即具有抽象的性质，这是语言的巨大进步，也是语言成熟的标志。回头审视先秦的语言文字变化，我们看到，殷周之前，汉字主要是物质性名词，主要是与人的生存和生活有关的自然、信仰、风俗、制度、建筑等形而下名词。而殷周之后，思想文化等抽象性的名词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这些术语、概念和范畴有的是从过去的形而下名词中演变、衍生、生发而来，有的则是直接产生。不管是哪种情况，它们的产生并最终成为体系，标志着中国从蒙昧走向开化并最终走向文明的成熟。下面，我就具体举例分析。

比如“天”字，本人首象形字。甲骨文作“”（编号三六九零），天鼎作“”。王国维《观堂集林》：“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说文》：“天，颠也。”章炳麟《小学答问》：“天即颠耳。颠为顶，亦为頟。”大概正是从“颠”而演变为上天，又由上天的“大”“一”，至高无上衍生出“神”“君王”的意义。《鶡冠子·度万》：“天者，神也。”《尔雅·释诂》：“天，君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二者为实体概念，后二者为信仰和伦理观念，文化意义实际上是从自然符号中衍生而出。这充分说明了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事实上，正是这种“天”作为“神”、作为“君”的概念，决定了人们的敬天观念并最终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的范畴和“天”的文化。

“礼”字也是起源于物质实在。《说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说：“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按：“以言事神之事则为禮，以言事神之器则为豊，以言牺牲玉帛之腆美则为豐。其始实为一字也。”就是说，“礼”起源于奉神，奉神之器、之牺牲玉帛以及奉神本身统称之为“礼”。大概是因为仪式在奉神中具有象征性，后来“礼”字的意义就在“仪式”方面有所衍生和扩展，不仅仅事神仪式称为礼，社会生活的各种礼仪都被称之为礼。郭沫若说：“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这都是时代进展的成果。”礼在社会生活中太普遍，以至成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但即使如此，礼这时仍然是具体的。后来，“礼”则进一步“类”化、抽象化，成为一种原则和制度，成为一种抽象的文化概念和范畴。《礼记·礼运》：“夫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不学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非常明显，“礼”在这里脱离了具体规定而成为一种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在具体的方式、细节上可以违背，过时的“繁文缛节”可以废弃，新的礼应运而生，礼不再是某种固定的模式或程式，但礼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却是不能背离的。事实上，“春秋之后，中国文化呈现为强烈的道德伦理化趋势，礼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几乎完全涵括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礼”作为思想文化概念和范畴在这里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范畴。它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新概念，郭沫若说：“‘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仁”这个字不是孔子创造的，“仁”作为思想文化概念也不一定是孔子创造的，但孔子对“仁”作为思想文化范畴的形成其作用和贡献是巨大的。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讲仁，但缺乏明确的界定，所以今天对“仁”仍然解说不一。但不出“孝悌”“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以及“恭”“宽”“信”“敏”“惠”等内容。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层的基础之一，宋“二程”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二先生语上》）

“道”作为范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逻各斯”作为范畴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道”最初是人的脚印的象形字，表示道路，“貉子卣”作“”。《说文》归“辵”部：“道，所行道也。”但“道”作为文化概念却是在殷周之后提出来的，老子明确地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认为，道法自然，道生万物。《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韩康伯注：“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道”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同时还是一种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系辞》中的“道”也许与《老子》的“道”有渊源关系，也许没有渊源关系，但不论哪种情况，都说明了“道”作为概念、作为观念方法、作为思想思维方式、作为范畴在这一时期的成熟。

此外，像“易”（即“变”）、“阴阳”“儒”等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概念和范畴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些核心概念和范畴确立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也就确立了。中国古代文化在秦汉以后虽然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变化，但都是以此作为渊薮，以此为源泉，以此作为基石和内核。

语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成熟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成熟并定型，还可以从先秦典籍在语言上的发展历程中看得更清楚。

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我们发现，时间越久远，语言文字越简约，时间越近，语言文字越复杂。《诗经》文句简古，文辞单调，表现为词汇贫乏，单字不多，语句重复。《尚书》“去古未远”，传为上古之书，孔颖达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尚书正义》卷一）《尚书》为纪事之书，但纪事却极简括，一件重大的事件往往只有很简单的几句话。《易》传为伏羲所画，《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文王“演《周易》”，也是一部非常古老的书，卦辞和爻辞也是非常简约。“五经”中的《礼经》现公认在战国中后期成书，但成书过程却肯定很漫长，郑玄注《周礼》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现在看来，《周礼》文字上已经比较复杂，但古奥的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以上“四经”之外，《老子》在时间上最早，生平上，司马迁称老子曾做“周守藏室之史”，“居周久之，见周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史记·老子列传》）在语言文字上，《老子》也非常简约。

而《老子》之后的诸子，语言文字大变，表现为：单字增加，陈字义条增加。由字组合的词汇绝对丰富起来。脱离具体的物质实在的抽象性名词大大地增加。构成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核心术语、概念和范畴在这些著作中成形，并且在总体上形成体系。思想更依赖于语言及其表达，通过著述表述出来，而不是通过文物典章制度显示出来。语言更进一步散化，用词富于变化，词汇的丰富繁博甚至近于铺张。语句也富于变化，以思想为指归而变化错落有致，语意连贯，不再像早期著作那样富于跳跃性。以《春秋》为例，《春秋》为“五经”之一，也是纪事之书，纪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孟子和司马迁说是孔子所作，但疑问颇多。今天普遍认为它是鲁史旧文，为鲁国太史所记。但从成“经”这一点来看，孔子笔削《春秋》可能是事实。在语言上，《春秋》沿袭其旧，文字极节省，二百多年的鲁国及列国史事，仅以16572字记述。但术语和概念已经非常丰富，比如战争，《春秋》分别用“伐”“侵”“战”“克”“歼”“围”“追”“入”“袭”“灭”“取”等不同字汇来表达，显示出一种价值评判。《春秋》有某种过渡性，一方面它保持了春秋之前的语言文字风格，比如单音节词多，下笔谨慎，用词节省，但另一方面，语言文字又富于变化。这种变化与当时的字词本身的丰富以及词义的丰富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这种语言变化，过去的思想文化界很少深究。其实这种变化大有文章，富于深意。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作为类型的形成过程。殷周至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大整合时期。语言的变化实际上是文化和思想在深层上的变化。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汉语言从简单到繁复、从工具的层面向思想文化层面扩展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从物质文明向精神文明的发展，反映了社会从生存状态的低级阶段向开化和文化的高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概念与范畴在此时的形成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核在此时形成、基石在此时奠定。中国就是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走上文明社会的，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丰富起来的。

中国文化典籍，时间越久远，其意义越古奥难懂。比如“五经”以及《老子》向以文字艰深晦涩、意义复杂多歧而著称。韩愈评价《尚书》：“周诰殷盘，诘屈聱牙。”（《进学解》）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我以为，这种晦涩难懂和歧义从根本上是由于语言文字发生变化造成的。文字变化了，文字及词汇的意义发生了转变和衍生，语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后人感到陌生，读起来感到古奥生涩，这是极在情理之中的。今天，我们如果不经过训练和借助工具，如果不具备一定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也很难读懂文言文。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尚书》对于春秋之后的人来说“诘屈聱牙”，但对于“作者”和与作者同时代的人来说，却也许是再通俗不过的。钱玄同说：“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诗经》很多都是从民间采集而来，它的初始意义以及语言都不可能很复杂，这是可想而知的。王夫之说“诗无达志”（《唐诗评选》卷四）其实是很难令人苟同的。《易》作为卜筮其最初的意义是实在的，后来作为哲学其实是演绎的。语言的变化以及新文化和新思想使这些传统经籍赋予了新含义，用现代解释学、接受学理论来看，这不仅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而且也是必然的。所谓“诗无达诂”，并不是说《诗经》在创始时本身就有无穷多的意思，而是说它可以作无穷多的解说理解。现代解释学已经充分证明，任何文本都是开放的，《诗经》也不例外。但《诗经》的开放的无边，除了其内在的文本规律以外，我以为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其他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使文化类型发生变化，使文化背景发生变化，使原诗失去了原初的语境，失去了背景基础和依托，因而其意义无可征求。中国早期经籍以及甲骨文在语言上的生僻古雅，难诂难训，正好说明了汉语在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次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古代转型”，并最终从深层的角度确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

必须承认中国早期经籍在中国文明过程中的作用，但作为经典或“元典”，它们却是在春秋战国时形成的。正是孔子等先哲们的整理、阐释以及竭力传播才使它们成为“经”的。《诗经》不同于《诗》，《诗》产生得很早，在孔子时还非常繁多且庞杂，《诗》经过孔子的“删”和“述”之后才成为《诗经》的。两者在文化内涵上是不同的，《诗经》被赋予了孔子和他的时代的文化思想和思维等内涵，而这被赋予的东西才真正构成了“经典”的内核，并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易》不同于《易经》，《书经》不同于《尚书》，《礼经》不同于《周礼》，“春秋三传”不同于《春秋》。对中国古代的类型起了决定作用的是“经”而不是“经”的来源。构成中国古代文化核心概念和范畴更多地体现在“经”上而不是“经”的前身上。

语言为什么会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发生大变革？我以为，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起了决定性作用。语言在远古的状况一直是一个谜。汉语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汉语是如何向不同的部族扩散的？为什么当时被“中原”称为“蛮夷”的楚和越等地也说汉语？等等，现在都没有彻底弄清楚。也许，楚越闽等地的人本身就是从中原迁徙去的，也许在殷商之前就曾经经历过民族大融合。还有很多“也许”。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殷周之时，中国各地都有相对独立的发达的区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等，这个格局至今仍然残存。在民族上，这些地方都是汉族。在语言上，这些地区都使用汉字，都说汉语。但不同文化区域的汉字和汉语是有很大不同的，所谓“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就说明了这一点。秦人用“秦篆”即“小篆”，吴越则用“鸟虫书”。《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说苑·善说》记载楚令尹鄂君子皙泛舟而听越歌，不解其意，“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战国之前普遍存在诸国之间言语不通的问题。

这种言语不通充分说明了各区域的文化既有一种共同的基础，即汉字和汉语圈，同时又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都具有创制性。比如楚文化，张正明认为：“楚文化的主流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楚文化明显不同于其他文化，它以巫风、哲理、浪漫而著称。它在语言体系上明显不同于其他文化，这一点，从屈原的“楚辞”和《庄子》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正是语言在思想层面上的不同决定了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楚语”系统有它自己的文化术语、概念和范畴，因而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学术观、礼仪观、历史观等。《史记·楚世家》：“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所谓“蛮夷”，并不是说楚在文化上落后，而只是表明其价值观的不同。《国语·楚语》：“庄王使士亹禮傅太子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此义焉。”这充分说明了楚文化在观念和思想上与其他文化的不同。这种观念和思想的不同在话语方式上正是概念范畴的不同。秦之后的人们享受着楚文化的恩泽，沐浴在楚文化作为源流之一的古代文化中，对这种差别感觉不到，但在当时，这种区别却是明显的。

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战争频繁，人口随战争而进行不断的迁徙，民族进行新的地域重组，出现了新的大融合。各种成熟和不成熟的文化之间冲突、碰撞、交流、融汇。汉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次大的整合，各种术语、概念和范畴从冲突到交通到融合，汉语不仅单字增加、词汇增加，字义增加、词义增加，语汇丰富，富于表达，更重要的各种话语在激荡中生发出许多新概念术语和范畴，从而使语言体系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汉语在思想文化上的核心概念和范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古代汉语作为体系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类型或范式就从根本上被决定了。

文化在未开始时，存在着多种选择，最终走上哪一种类型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文化一经选择，就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文化一旦被选择，就会坚定地被固定下来，并一代一代承传下去，根深蒂固，深深地制约和影响后世的文化，如果没有巨大的外力的冲击，转型是非常困难的。语言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个体在创造语言中有很大的主动性，但语言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脱离具体的人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成为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此时，就不再是语言依附于人，而是恰恰相反，是人依附于语言。福科说：“主体根本就不是意义的来源，它事实上只是话语构成的次级后果或副产品。”中国文化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之后，从此就走上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固定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