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和草原

大部分居住在欧亚北部的游牧民族没有书写的需求，4因此，他们的历史均由在他们南边定居的邻人来记载。邻人是游牧社会外部的人，他们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解释游牧社会。5在这些早期社会中，并没有专业的人类学家从游牧民族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6而且在这些历史记载中，他们还往往被看作对定居民族的一种威胁。因此，考古学很重要，它为理解这样的社会及其复杂性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例如，在哈萨克斯坦的拜尕兹（Begash）遗址发现的农作物小麦和粟，推翻了早期游牧民族没有农业文化这一较早观点。由此，迈克尔·弗兰凯蒂（Michael Frachetti）得出结论：“草原游牧民族早在公元前2300年就已经有了农作谷物。”并说：“这可能在小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粟传入西南亚和欧洲的过程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7遗址中已发掘的两座城址也表明并非所有的草原居民都住在帐篷里，他们也并不是终生不断地迁徙的。换言之，这片土地上存在很多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但这些都是由环境塑造的。

还有证据显示，中国最早的文明就已和草原存在联系，而且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这可以在宗教中看出，比如甲骨占卜，又可见于引进的农作物小麦、商代（约前1600—前1046）晚期墓葬中发现的马车，以及环首兽头刀和铜镜。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注意到早期中国存在产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玛瑙珠，她认为这些玛瑙珠是由草原民族带过去的。8正如吉迪恩（Gideon Shelach-Lavi）总结道：“我们不应该低估草原民族在向中国社会传播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会有选择地接受那些适合贵族身份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文化特征。”9

然而，这种情况在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发生了变化。此时，一种对立的情况开始出现在汉文史书中，即历史上所谓定居的、文明的汉文化与其邻近的草原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人主要依靠考古资料，认为在匈奴作为游牧骑兵于公元前1千纪晚期兴起之前，汉人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威胁。10直到那时，生活在汉朝北边的主要还是有文字的、徒步作战的农耕民族。有人则不同意这一观点，指出那时的汉文化很有可能已经接触到一些半游牧民族，11与匈奴部落联盟的相遇改变了当时中原地区各个统治国家的贵族的看法。在此之前，贵族们似乎都认为，只要被文明的力量征服，天下所有人就都能被开化。但此后，他们的看法愈发倾向于一种二元论观点：匈奴成了“他者”，一个“天性”就与汉人迥然各异的民族。12

汉文史书对他者的强化，无疑是出于将带来巨大威胁的民族妖魔化的需要，如金鹏程（Paul Goldin）所述，这也回应了秦帝国（前221—前206）构造的“汉民族”概念，“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称自己为汉人，也就意味着称别人为非汉人。新的王朝不得不虚构一个无法和解的对手，而匈奴恰好就在这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13谢尔盖·米那耶夫（Sergey Miniaev）注意到，中国早期史料对北部邻人的称谓很多，第一次提到匈奴是在《史记》中，但其中记载的公元前318年的相遇很可能不实，是后人添加进去的，或“‘匈奴’也可能是对畜牧部落的统称，这在当时很常见，毫无任何民族文化意义”。14塔玛拉·金（Tamara Chin）认为，司马迁避免了“人类学修辞”，没有把汉人对他者的征服写进汉人“在文化和道德上具有优越性的叙述”中去。15她认为，这种修辞是在秦之后，随着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开疆拓土而出现的。成书于1世纪的下一部史书《汉书》，则将汉人的征服牢牢地置于其中。16

其他定居者的文化也不得不通过给他者命名或贴标签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从这些史书中，我们对定居者文化的了解难免要多于他者。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使用了斯基泰（Scythian）一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则把他们的草原邻居称为塞种（Saka）。早期的汉文史书对他们北边的民族也有数个称呼。由此，围绕这些被如此称呼的民族的起源和族属问题，人们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匈奴方面的讨论焦点在于，匈奴可能等同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说的匈人。17然而，许多学者仍持怀疑态度。如金鹏程所言：“‘匈奴’是一个政治术语，没有理由证明它曾指代一个具体的族群，相反，的确有很多理由证明它不是……通过在匈奴统治区域的发掘，我们还发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18

汉文史书记载了居住在黄河大拐弯（位于今鄂尔多斯一带）东北部及其腹地的定居民族、游牧民族和骑兵。19许多学者提出，正是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与这些民族的相遇，使得赵国（前403—前222）的一位统治者将他的步兵变革为骑兵。20在此之前，马一直被用来拉车或驮载货物，尽管有育养计划，但中国始终没有足够的马用于军事。21骑兵的采用，也使服饰改革和武器改革成为必要。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马成为中国北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在文学艺术上，马也是常被颂扬的对象（见第六章）。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据汉文史书记载，约公元前209年，随着秦军势力扩展至鄂尔多斯的北部和西部，秦朝边境上各种各样的游牧部落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汉文史书称这些部落为匈奴。22在冒顿的带领下，他们向周边扩张，将北方的其他部落（位于今蒙古国境内）也纳入联盟中。匈奴向西迁至塔里木，将被汉人称为“月氏”的民族赶走，并对塔里木的一些绿洲国家实行统治。23向南，他们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新建立的汉朝（前206—220）的军队，将他们从秦朝先前占领的土地上驱逐出去。24汉朝派遣使节协商和约，与汉人那时和其他邻国缔结的和约一样，其中包括汉人公主与外族首领的和亲。25汉匈双方都接受了和约，承认彼此之间地位平等，并以汉朝和前朝修建的长城划定部分边界。此外，汉人还同意定期向匈奴提供包括丝绸和粮食在内的物资馈赠。汉人史官记录了匈奴首领的话：“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26金云缙（Hyun Jin Kim）认为，这表明此时的汉朝成为匈奴联盟的附属国。27

汉武帝时，这种平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他成功实现了领土扩张，向东北进据今天的朝鲜一带，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向南征服南越国（前204—前112；见第二章）。汉武帝计划与被匈奴驱逐出塔里木的月氏结盟，攻打匈奴。他的战略是，月氏从西侧、汉军从东南侧共同发动攻击。然而，派去磋商此事的使者张骞并没有成功——张骞在途中被一个匈奴人抓获，在匈奴生活多年，但亦因此获得了很多情报。28尽管如此，汉朝仍发动了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汉朝而言，战争的最终价值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守住草原地区。匈奴联盟崩溃后，公元前53年，汉朝与已经分裂的匈奴的其中一支，即南匈奴缔结和约，南匈奴的首领对汉朝称臣。至此，汉匈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尤锐（Yuri Pines）认为，游牧民族自身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并且他们不愿意接受汉人的定居生活方式，于是使得汉人与游牧民族的相遇“成为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和民族史上最具意义的事件”。29

在丝绸之路时期的欧亚大陆上，这样的相遇绝不仅见于匈奴和汉人之间，其互动的方式也并不单一。定居民族的历史学家常常把他们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简化成冲突或对立，事实上这些关系要复杂得多。与汉人一样，罗马人也建造了用于抵抗外族入侵的边墙、堡垒等防御体系。30在希腊的史书中，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典型的“他者”。被称为斯基泰的民族，一直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在从希罗多德到拜占庭的史书中。31再往东，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一群从东北方来的游牧民族打败，这群游牧民族建立了帕提亚帝国（前247—224）。帕提亚人成功地采用了一种新的定居生活方式，同时还保留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甚至对罗马边境造成威胁。32

那么，这对耳环属于匈奴，还是汉呢？用这种方式来标记它有意义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究匈奴和汉背后的复杂联系，以及墓葬（发现耳环的西沟畔墓）所揭示的这些关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