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贸易路线
海上贸易路线最早连接了非洲和欧亚大陆。例如，在公元前3千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已经存在贸易关系。79在公元前1千纪后半期，印度的香料就可以通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港口到达希腊。80几个世纪之内，船员们都是利用季风航行。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讲述了一个叫作欧多克索斯（Eudoxus）的人在托勒密八世·欧厄葛特斯二世（Ptolemy VIII Euergetes II，前145—前116在位）治时，从埃及红海两次返程。81利用季风，人们更容易进入印度南部的港口，再从那儿到达东南亚。
在印度南部本地治里（Pondicherry）附近，阿里卡梅度商埠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这一港口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发展，有一种产自希腊化时期地中海地区的特殊类型的轮制陶器（rouletted ware），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种器物开始在阿里卡梅度被模仿制造。82此处还发现有未完成的东南亚风格玛瑙坠件，毕丽娜（Bérénice Bellina）指出，这很可能是向东南亚出口的仿制品，那里的印度进口商品十分常见。83该遗址还有大量当地生产的玻璃和石头珠子，也被广泛出口。84而在这里发现的进口玻璃容器，尽管数量不多，却同时存在希腊的钠钙玻璃和中国南方的钾玻璃。85
中国的西南海岸和越南北部海岸与北部湾接壤，这一海湾被海南岛及海洋环抱。沿海发现的岩画说明越人已经习惯于航海。1975年在广州中山四路的发掘揭示了一处公元前3世纪的造船遗址。据估计，这里的造船业可以建造29米长、3至6米宽、载重25至30吨的大船。86 汉代的官修史书描述了一条路线，即从顺化（位于今越南境内）附近，通过马来半岛，经缅甸和位于印度东海岸的金奈，到达现在的斯里兰卡岛。87据说，中国人携带丝绸和黄金，以换取珍珠、宝石和其他物品，包括碧琉璃，即玻璃。88一句晚期的诗歌展现了该区域在贸易（包括奴隶，见第十章）方面的持续重要性：“舶载海奴镮硾耳，象驼蛮女彩缠身。”89
赵眜墓中的一件容器上描绘了四艘船，清晰地呈现了航海中必不可少的船舵（图6）。90在其他的汉墓中，也发现有用黏土和木头制作的河运和航海船只的模型。
图6 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上的线刻船纹。采自Erickson, Yi and Nylan（2010: 166）
很有可能的是，本章主要讨论的这件希腊玻璃碗通过海路运输，与它的两件同伴在那时从红海或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出发，途中经过印度，并可能数次停靠在其他陆地，最后到达中国南部。我们可以初步确定这件玻璃碗制作于公元前2世纪晚期或公元前1世纪早期，并在公元前1世纪埋葬在墓中。但无法得知的是，它是否在制作完成后就直接出口，花费一年或更多的时间才到达最终的目的地。考虑到这件碗与其他两件类似的碗被一同发现，可以推测它们应该是一大批玻璃货物的一部分。但这些碗是怎样被墓主人或他的家人获得的？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在随葬之前，它们是否被使用过，还是专门用作随葬品？
以上这些和其他更多的问题，很可能永远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由于玻璃原料在同位素方面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加之完善后的同位素分析法和最近几十年发展出来的微量元素分析，所以我们可以由此确认材料的产地，进而得知可能的玻璃产区。同位素分析还能支持（或反对）我们的假设，即这件碗是希腊时期的并制作于黎凡特。在墓葬、造船遗址或其他遗址发现的其他物品也可能支持这一观点，或提供更多关于这件器物的信息。它的故事尚未结束。
如果这是一件希腊器物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日常的饮用杯子，而不是一件奢侈品。但远在希腊之外的中国南部，这种器物十分罕见，无疑会被认为是外来的并被看作奢侈品。它原来的用途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类似的情况可能发生在14世纪，那时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运往欧洲。在中国，这些瓷器是很平常的日常用具，或者是专门为外销而制作的器物，远不是奢侈品。而一旦到达欧洲，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更高的地位。91这件玻璃碗，可能正是因为它具有外来奢侈品的特征，所以才得以随葬墓中，就如同李贤墓中的银壶和萨珊玻璃碗（见第五章）。彼得·弗朗西斯（Peter Francis）在其关于亚洲玻璃珠贸易的研究中，认为“一件产品离开它的原产地越远，就越容易被当作奢侈品”。92另外，很多墓葬中的玻璃仅以玻璃珠的形制出现，而不是完整的器物，这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墓主身份的信息，比如考古队认为他是一位贵族。
玻璃碗的出土墓葬是在广州东北部的横枝岗同一个小冢下发掘的三座墓葬之一。通过墓葬的结构、规模和随葬品，可以确定它们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93这三件玻璃碗的碎片发现于一号墓。一号墓的墓室最初在地面以下6米，朝向南和东南，保存下来的墓道完全被细沙填满。墓室底部有两条沟槽，用于放置支撑木椁的枕木。棺木已腐朽无存，仅留下一些黑色的痕迹。
大多数的随葬品放置在墓室的北部和西部。其中有71件陶器、1件青铜鼎、3件玻璃碗和1件玻璃璧。其中一件碗放置于墓室北部，另外两件与璧和青铜带钩一同放置在棺木旁。除此之外，仅见的另一件玻璃器是二号墓的绿色带钩。94
埋在墓中2000多年，玻璃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没有像有机材料一样腐烂和消失，但其表面和成分受到了长期埋藏在地下的影响，所以看起来与它最初生产出来的样子有很大差异。这种所谓的磨损在随葬品中很典型，在钾玻璃上比钠钙玻璃更加常见。同一墓葬出土的玻璃璧在发掘时没有保存下来，碎裂成粉末状，这表明它可能是磨损严重的钾玻璃。但这件碗上的磨损状态与黎凡特制造的其他钠钙玻璃是一致的。
潮湿是腐蚀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它逐渐过滤掉物质中的碱性离子，代之以水分中的氢离子。这经常发生在埋葬后的几年内，然后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了。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玻璃表面看到不同的腐蚀层，它们厚薄不一，从1到25毫米不等。有时这些腐蚀层可以对玻璃起到保护作用，减缓潮气进入玻璃本体的速度，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玻璃的进一步恶化。95该地区的墓葬湿度较大，这并不奇怪。墓中没有发现任何有机材料，遗体和木棺椁都已完全腐烂便是明证。发掘者注意到，墓道中的沙子中可以证明用海沙包裹木椁是当时的一种习俗。他认为，正是沙子中的水分导致了木材的腐烂。
这件玻璃碗，最初是实用器，后来是外来奢侈品，现在则是一件具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在中国的语境下，它还被认为是一件很有价值的物品，所以它不再保存在当地或省级的博物馆，而是被送往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那里的藏品。作为古代欧亚大陆上跨区域联系的证据之一，它在“丝绸之路”的语境下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多次出现在数个展览和出版物上，尽管还被错误地标记为“罗马”。96它的故事的新篇章刚刚开始书写，还有很多关于它的秘密尚待揭示。
在这件物品被制造和运输的过程中，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即佛教对玻璃的使用。它将影响中国对玻璃的使用和价值认定。97这将在之后的第四章讨论。
注释
1本章需要感谢的学者有很多，尤其需要感谢的是诺丁汉大学的朱利安·亨德森。塞西莉亚·布拉金和沈雪曼的工作和意见也很宝贵。所有的错误、误解和遗漏都是我的责任。
2Whitfield (2009: cat. 48). An Jiayao (2004: 58) 也称其出处为罗马。
3见下文注释76。通常认为罗马时期始于公元前27年，而希腊化晚期指的是在此之前的时期。
4Borell (2011).
5亨德森指出，“玻璃碴几乎能在任何高温环境下制成”（2013: 6）。
6Buck (1982).
7见Henderson (2013: 5-6) 和英国广播公司2006年7月19日的新闻“图坦卡蒙宝石暗示天体碰撞”（“Tut’s Gem Hints at Space Impact”， http://news.bbc.co.uk/1/hi/sci/tech/5196362.stm），人造玻璃也广泛用于图坦卡蒙的墓葬中。
8Hodge (1992: 125); McCarthy (2008: 915). 关于釉砂和玻璃的讨论，见Henderson (2013: 14-16)。
9它的名字在埃及语中意为“人造青金石”（Pagès-Camagna 1998）。关于贸易，见Tosi (1974)。
101824年，法国兴业协会（Société d’Encouragement in France）悬赏6000法郎寻找成本低于每千克300法郎的人造青金石颜料。4年都没有人获得此项奖金。最终在1828年，让-巴普蒂斯·吉美（Jean Baptiste Guimet）发明的群青颜料售价为每磅400法郎（当时青金石的价格是每磅3000至5000法郎）。青金石在丝绸之路东部被用作颜料，对其经济方面的初步观察，见Whitfield (2016)。
11Moorey (1994).
12关于玻璃珠的历史，见Dubin (2009)。
13Henderson (2013: 134).
14另外，在法国北部还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玻璃。
15Basu, Basu and Lele (1974); McCarthy and Vandiver (1991). 戈拉·多罗（Gola Dhora）遗址出土的釉砂手镯，见“Gola Dhoro (Bagasra)”（未注明出版日期），http://www.harappa.com/goladhoro/faiencemaking.html，2017年9月14日访问。
16Lal (1987). 青金石，以及红玉髓等半宝石的贸易，是这些联系存在的证据（During Caspers 1979），但玻璃工艺是否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则难以辨明。
17Henderson (2013: 134-145).
18Moorey (1994) 认为这种工艺发明得早，在米坦尼时期得到改进。
19Pulak (1998). 对丝绸之路上船只的简要描绘和总体介绍，见McGrail (2001: 123-125)。
20Bass (1987: 699); Cline (1994: 100).
21Jackson and Nicholson (2010).
22Ingram (2005).
23Pulak (1998); Muhly (2011); Hauptman, Madding and Prange (2002).
24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它在欧洲融合。
25Trowbridge (1930: 95-96).
26Kowatli et al. (2008)和Jennings (2000)。关于贝鲁特窑炉的讨论，见Henderson (2013: 215-222)。
27Jennings (2000) 区分了热弯、结渣处理和模铸等工艺。
28Jackson-Tal (2004: 19).
29Jackson-Tal (2004: 19n22, 22-23有列表).
30Jackson-Tal (2004: 17, 27).
31Henderson (2013: 207)，引自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的《萨蒂里孔》（Satyricon）。
32Jackson-Tal (2004: 27).
33Henderson (2013: 212). 下一个世纪玻璃制作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即发明了玻璃吹制工艺。
34Henderson (2013a). 他对各种工艺的介绍，见8—23页。
35Fan and Zhou (1991).
36Henderson (1995: 62).
37简介见Hirst (2017)。
38Henderson (2013: 238-240).
39关于环境方法在同位素分析中的重要性，见Henderson (2013: 240, 326-334)。
40A.Oikonomou et al. (2016).
41Kenoyer (1998: 176). 尽管这些遗物已被严重侵蚀，并且关于它们是不是玻璃还存在争论。
42Brill (1999, XIII 335, sample 443).
43用彼得·弗朗西斯的话来说，就是“从马里（Mali）到巴厘（Bali）”。关于到印度的贸易，M. Wood (2016) 更新了弗朗西斯的结论。
44Francis (2002: 41).
45Lankton and Dussubieux (2006). 关于中国西南的作坊遗址，见Borell (2011)。
46Gan (2009b: 56-57) 和Wang Bo and Lu (2009)。同时期更东的地方也发现了釉砂，但没有证据显示该地区制作釉砂，出土釉砂的遗址也表明它们是从更西的地区经陆路运输而来的（Brill 1995: 270）。河南淅川徐家岭墓出土了蜻蜓眼式的钠钙玻璃珠，图片和分析见Gan, Cheng et al. (2009)。
47Li Qinghui et al. (2009: 343); Q. Li et al. (2014).
48Paynter (2009).
49Kerr, Needham and Wood (2004: 464) 注意到一个“令人困惑的例子”，即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的一件中国容器上的高钾釉，指出南亚和东南亚（包括中国南方）在制作玻璃时偏用高钾。
50Kerr, Needham and Wood (2004: 59-60).
51West FitzHugh and Zycherman (1992). 一则公元前2世纪的文献记录了一个年代较久远的女娲传说，当天柱倒塌破坏了苍天，“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这经常作为早期玻璃制作传统的参考被引用。五色或多色成了玻璃的普遍图案。见Shen Hsueh-man (2002)。
52Gan (2009a: 8).
53Easthaugh et al. (2007: 36).
54Brill, Tong and Dohrenwend (1991: 34).
55中国文化偏爱热饮（从它的温度和对人体作用的方面看），尽管尚不清楚早期是不是这样，但较晚期是有证据的。1000年后，中国人曾称赞伊斯兰玻璃可以盛装热的液体（Shen Hsueh-man 2002）。
56Gan (2009a: 20).
57Gan (2009a: 21).
58“构成技术的材料、工艺和结构等的发现和发明，几乎总是由对审美的好奇、对装饰物品的需求催生，而不是流行的观点所说那样，由预先设想的实际需要产生。”（Smith 1981: 347）
59Smith (1981: 347).
60例如在班东塔碧（Ban Don Ta Phet）遗址（Reade 2003; Glover 2004: 75)。
61关于对中国文化中玉的角色的讨论，见第一章。亦见Rawson (2002)。
62该贸易可能开始于公元前2千纪末，因为妇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被认为来自于阗（Di Cosmo 1996: 90）。然而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见第一章。
63例如，苏州出土的一条串珠子项链（Gan 2009a，照片1.2）。然而沈雪曼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玻璃璧是一件便宜的替代品。她认为，玻璃的制作难度很可能与玉一样大，用这种材料做传统的器型或能增加其价值（2016年1月16日个人通信）。
64“The Art of Feeling Jade”, Gemmologist, July 1962, 131-133.
65Shen Hsueh-man (2002: 72-73). 对此的进一步讨论，见第四章。
66注意“琉璃”和“玻璃”是现代发音。
67对玻璃名字的讨论，见Schafer (1963: 234-236) 和Brill (1991-1992)。
68Braghin (2002: xi). 这成了佛教七宝之一。然而，弗朗西斯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珠制造和贸易的国家之一”（Francis 2002: 54）。
69Kinoshita (2009: 255) 引用。他认为商人来自贵霜，但很可能是后贵霜时代。
70Kinoshita (2009: 256) 引用。
71例如，Lullo认为用于随葬的玻璃仿制品要比其他替代品有价值，部分原因是玻璃与“异域”相关（2004: 17, 22）。见第五章对墓葬中“异域”的讨论。
72Brindley (2015). “越南”是“南越”一词的对调。
73Lin (2012: 233-244).
74Nickel (2012: 105).
75大约2000座墓葬中只有11座墓出土玻璃容器。
76合浦和贵港附近的墓葬的年代大约定在汉代，对于判断玻璃碗是晚期希腊玻璃还是早期罗马玻璃没有帮助。然而Borell (2011: 61) 指出，在该区域的一座公元67年墓葬中发现了一件棱纹马赛克玻璃碗的残片，它的纹饰似乎是模仿萤石的纹理，普林尼提到这种石头在公元前1世纪时从帕提亚引进。这样的碗在地中海东部制作，广泛出口到整个罗马帝国。
77科学分析显示它是以泡碱为基础的钠钙玻璃（Borell 2010: 128）。
78Borell (2010: 59).
79“大量的证据证明，公元前3千纪晚期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包括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主要的站点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港口，然后是迪尔蒙（Dilmun）、马坎（Makan）、梅卢哈（Meluḫḫa），或用现代名称的巴林（Bahrain）、阿曼（Oman），以及伊朗东部和哈拉帕文明的港口。”（Karttunen 1989: 330）
80对此时船只的简介，见McGrail (2001)。
81Thiel (1996); Salles (1996).
82阿里卡梅度的年表是基于Begely (1983) 提出的年表。Salles (1996: 262-263) 指出公元前2世纪希腊世界和东南印度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83Bellina (1997); Bellina and Glover (2004). 东南亚航海的历史很长，有更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从公元前1千纪后半期就开始了。
84Francis (2002: 27-30).
85Borell (2010: 136-137).
86Ting (2006: 46). 在中国发掘的其他船只，见McGrail (2001: 360-378)。
87《汉书》，Needham, Wang and Lu (1971: 444) 译。亦见Borell (2010: 136)。
88Loewe (2004: 75-77).
89Schfer (1967: 67) 引用杜荀鹤（846—904）。“蛮”是一个指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汉语词汇，这一时期用来指代西南地区的所有少数民族。见第十章对中国和其他文化中“他者”的简要讨论。
90Erickson, Yi, and Nylan (2010: 166).
91Munger and Frelinghuysen (2003).
92Francis (2002: 57). 地理上的距离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就成本而言，与潜在所有者的距离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例如一件古驰的手提包在中国和意大利价值都很高，尽管它是在中国制造，而品牌在意大利。
93对于汉墓的描述，见Erickson (2010: esp. 13-15)。
94带钩经常是用玉做的，所以这一件很可能是模仿玉。如上所述，带钩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配件。
95VanVan Giffen (n.d.); Craddock (2009: 235).
96举例说明截然的对立，因此难免会简化对连接中国和罗马的丝绸之路的解释，见Whitfield 2008。
97见Braghin (2012) 对此的讨论和Shen Hsueh-man (2002) 中的中国晚期佛塔里的玻璃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