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墓群迄今发现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是一座女性墓。丧葬方面的男女平等并非仅见于西沟畔一处，林嘉琳讨论了鄂尔多斯西南部的倒墩子墓地。依据出土的古钱币，倒墩子墓地的年代可定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此处发掘了27座墓葬，其中9座是女性墓，7座是男性墓。这些墓葬有土坑墓，与西沟畔一样，仰身葬，头向西北；还有土洞墓，其中的女性墓葬中设有用来放置牛、羊和马等殉牲的墓室。在男性墓和女性墓均发现有腰带牌饰、刀、钱币和贝币，而珠饰、金耳环则仅见于女性墓，但没有一座墓的随葬品比得上西沟畔。林嘉琳认为倒墩子墓地的主人是跨文化群体，势力小于西沟畔的墓主人，但此处的男女在丧葬方面是平等的。她总结道：“因此，要解释倒墩子遗址的丧葬习俗体现的匈奴社会的复杂特性，简单的视角是不够的。研究匈奴或其他民族时，汉文史书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单一的视角，考古学研究则让我们对这些群体有了更丰富、更细微的认识，比如研究年龄和性别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个人的丧葬礼仪。”88

实际上，从公元前2千纪开始，随葬品丰富的女性墓葬在别处也有发现，上文提到的妇好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妇好墓随葬有许多草原饰物，这令一些人认为妇好来自草原。通婚，则是相邻民族之间常见的交换方式：有如汉匈和亲之盟这种出于外交目的的正式通婚；也有作为战利品被劫掠而来的女性，她们在自愿或非自愿的情况下成为俘虏者的性伴侣（见第十章）；也可能仅是相邻民族混杂而居的自然结果。89

在研究草原上女性的地位时，另一座女性墓非常重要。它位于今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边界的蒂拉丘地（Tillya Tepe），年代为1世纪中叶。学者们认为这是月氏人的墓。在这座女性墓中有西伯利亚刀和一把战斧，墓主人被描述为“女战士”。对于这一定论，卡伦·鲁宾逊（Karen Rubinson）在其关于性别与文化认同的文章中进行了有趣的讨论。她简要地回顾了关于草原女性地位的研究，并指出在很多女性墓葬中都发现有武器。然而，她在其他人之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并引用费尔多拉·麦克休（Feldore McHugh）关于丧葬习俗的研究。“将随葬品的意义简单地等同于墓主人生前使用的这件物品的功能，这样的做法很危险。”90麦克休举出一个例子：在某一文化中，墓葬中随葬的矛和战斧代表墓主是一个未婚男性，而非战士。鲁宾逊在此基础上，认为蒂拉丘地的一些随葬品意在表明文化认同，而非墓主的角色。这种认同体现在月氏人从游牧生活向更稳定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91

随葬品除了能彰显墓主一生实际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也可能反映墓主强烈的愿望，比如他们在世时所渴望的财物。当然，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死者是否有选择随葬品的机会，或者说墓主的丧葬事宜是否由其他人决定。所以，墓中可能会有被认为是“异域的”或“外国的”物品，例如第二章讨论的希腊式玻璃碗和第五章讨论的巴克特里亚银壶。

关于这里讨论的草原耳环，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西沟畔M4的女性是它最初的主人吗？还是它几易其手，最终作为她的社会地位的标志而被放入墓中？如果她戴耳环的话，她在什么时候戴？耳环是何人在何处制作的？我们可以说，耳环很有可能是为居住在今中国北部草原地带上一位女性贵族制作的。我们也可以说，无论是由汉人工匠还是草原工匠制作，抑或是他们共同制作的，这对耳环都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元素和那个时期二者的频繁交流。

那么，这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呢？鉴于耳环的材料和复杂的制作工艺，我们可以推测，它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志。但除此之外，它与其他考古材料一样，依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确定它由何人在何处制作，不清楚它是整体制作还是分体制作的，也不知道制作它是出于贸易、朝贡还是礼仪目的。我们更不知道西沟畔墓所属的民族是怎么获得它的，是通过购买、劫掠，还是其他方式？他们把它看作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还是外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