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初的探险家

在鄂尔浑河源头不远处，是由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建立的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遗址。这里也有稍后兴建的额尔德尼昭庙遗址，它在蒙古帝国衰落后被中原王朝摧毁。在此地，我们也可看到今天中国为经济援助蒙古国而兴建的一座用于发电及灌溉的大坝，复兴了曾环绕在古代城市周围的可耕作绿洲，它们点缀在游牧民生活的广袤土地之中。历史上，这一地区非常富饶。鄂尔浑突厥人曾于8世纪统治此地，且随处可见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匈奴墓葬。

然而，另一片地区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在水坝下游不远，河流在一处高地形成转弯，高地顶部是自然的平台。1961年夏，我与拙荆，蒙古科学院的考古学及历史学家色楞－奥贾夫（Ser-Ojav），研究范围从中国、蒙古直至北极圈的著名苏联考古学家A. P．奥克拉德尼科夫（A. P. Okladnikov）在这里进行了一次会谈。奥克拉德尼科夫谈到，这里发现了他所见到的最为丰富的文物遗存。这里虽未发现人骨，但有可与北京人历史相提并论的石器工具，可能距今50万年之久。它们也与位于另一方向上的地区存在可比性。“看看这些，”奥克拉德尼科夫说，“你如果将它们误放在法国博物馆的器物架上，可能他们的馆员自己也不能将其从当地本土文物中分辨出来。”

我问他们是如何发现了这个遗址的。“这轻而易举，”奥克拉德尼科夫说道，“在欧洲的末冰期，蒙古或东西伯利亚的地表没有被冰层覆盖。那时有大量的降水，河流也比现在更宽广。许多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以捕鱼为生，其数量远大于狩猎的人群，而这个三面环水的台地显然是一处钓台及垂钓营地。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迹象。”他将我们引到50码外流入鄂尔浑河的小支流旁。河岸上是系着飘动的白布条的灌木——这是萨满教信仰的遗痕。“就在这些灌木下，”奥克拉德尼科夫说，“这是一处矿泉。直到近年，当地蒙古人还认为它拥有魔力并用泉水治疗疾病。这可能是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绵延至今的崇拜，因为从其他遗址中，我们可以知道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我们一样，能够意识到矿泉与普通泉水的区别。所以当我们发现相距50码的矿泉和自然垂钓营地时，我们就知道应该进行发掘了。”

这个在蒙古北部的新发现提示了我们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虽然很多这种联系都已遗失或尚未被发现，但已足以证明这条完整链条的存在。加拿大学者布达生（Davidson Black）因发现了一颗牙齿而开启了对北京人的最早研究。他在描述并分析了它的特征后，赌上自己的学术声誉，判断这并不属于某种猿类，而是远古人类的牙齿，其根据是牙齿具有在现代人身上罕见的独特性（“铲形门齿”），而这种特性更常见于华北地区。

因为对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征服，如今生活在北京的人，除了北京人之外还有很多祖先，但北京人是他们的祖先之一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历史上有两大要素——连续与变化。“欧洲”“亚洲”“旧世界”“新世界”都是基于某种理念的相对较新的定义。在这些理念存在的很久以前，原始人统治着整个世界。在旧石器时代，他们狩猎、打渔并采集可食用的植物。在新石器时代，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他们开始收集野草中类似粮食的种子——小麦、小米、稻米的祖先——用以种植并收获。

第二个革命性的变革是从狩猎野生动物到驯化它们，能够从中选择一些动物以宰杀取肉、供给奶水、充当坐骑、运输物品。随着这些变革的出现，“发现和探索”变得更为复杂。他们在寻找更易采集水果、浆果、可食用根茎或草籽的狩猎地点的过程中，遇到了另一些群体。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采集狩猎的人类体型更大，社会组织更为复杂，按照有序的路线移动，驱赶兽群并用牲畜或车辆运输物品，却发现他们的迁徙路线处处受到定居农业群体的阻碍，这些人的村庄和城镇防御严密，同时也是陶器、纺织品及其后的金属器等手工业制品的中心，可以被用于交易以取代战争。相反，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发展到王国和国家阶段，定居人群将他们的领地不断扩展。一个国家的规模、繁荣程度和存续由相互作用的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决定。

“亚洲”这一地理概念在历史上的最终出现源自其模糊边界的内部和外部的发现。在内部，史前中国人是亚洲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他们从黄河流域逐渐散布开来，通过战争与贸易发现并控制了南部和西部的领土，进而发现了西部和北部的其他地区。

考古发现清晰地表明，亚洲的其他人也在很早就开始“发现亚洲”了。来自亚北极和亚洲东南的产品被发现在海边紧密相邻，并深深渗入内地。这不仅是物品的移动，也是人类自身的迁徙。中国的沿海地区曾偶尔发现一些人在外貌上——包括古怪的头发——与印度洋的马来半岛和安达曼群岛上的人关系密切。

“发现和探索”开始被记录下来，这最初并非来自文字记载，而来自旅行者的传奇故事，经过商人口耳相传，成为一些有用的知识，或是来自那些远征战士的关于失败和灾难的夸张或悲惨的故事；接下来才是文字记载，将所有这些知识保存下来，并增加了新的故事、报告和传闻。无论早晚，这些记录都有值得注意的特性。一些时候，“知识”的传播是误传，这有时是因为在从一个讲述者到另一个讲述者、一个听者到另一个听者的过程中产生的误解或歪曲，有时则是因为故意的模糊化，那些“知情人”——商人、战士、传教士、统治者——想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并流传，以一种只有其他“知情人”才能完全理解的形式加以呈现。

早期中国文献对于亚洲新区域的发现有很多种记述。现存最早的中文记载刻在大约公元前1300年的“甲骨”上，罗列了关于被汉人认为明显“非华夏”的那些部落的名称。有时候，存在一种对于他们是哪类人的暗示，当一个部落的名字被用一个代表“绵羊”的符号写下来的时候，就表明他们是牧羊人。这就是一个悠久传统的开始：在那些中原人不喜欢或者鄙视的部族的名称中，常常包括关于“犬”或“虫”的符号。到了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对于蒙古高原地区游牧民的记载，以及关于前往西北的神奇之旅的那些朦胧的、无法轻易判定年代的早期神话传说，在这之后，在西汉的全盛时期，涌现出撰写《史记》的司马迁，他被称为“中国的希罗多德”以及“中国历史之父”。他概括性地指出了神话传说与信史的价值；自己则在中国内地广泛游历，探访了诸多历史遗迹，他还搜集和保存了那些游历远胜于他的其他人的记述，例如张骞，这位中国官方凿通西域的先驱者。

在西方视野中，关于亚洲的最早的只言片语要回溯到希罗多德，他记述了“居住在亚洲的游牧斯基泰人”，而对于亚历山大前往最为遥远之地的远征以及之后的一些内容，罗马帝国时代的作者有更详细的记述。

第二章和第三章涉及的是来自中国和罗马的两大早期发现潮流。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尤其是在12世纪之后，随着贸易和外交活动的增强，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热忱日增，相关的记载日益卷帙浩繁，我们从这些文献宝库中加以选录变得越来越难。

在选取摘录的文献过程中，我们力图按照年代先后顺序，对从基督诞生前到20世纪前几十年的文献记述史加以检视，并在地理上涵盖亚洲绝大部分地区。我们也试图囊括更多样的主题以及文字书写类型，即便一些读者可能对于我们所有的选摘内容并不感兴趣，我们能够保证所有读者都会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感兴趣，而大部分读者会对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感兴趣。

我们必须做出我们实际对于“亚洲”（Asia）的定义。这些不同的定义常常是随心所欲的。我们仍然在使用“小亚细亚”（Asia Minor），但是“大亚细亚”（Asia Major）这个术语却已经不再使用，除非作为一份学术出版物的题目。“近东”（Near East）、“中东”（Middle East）和“远东”（Far East）这些术语首先表示与地中海东端距离日益增大的区域。其次，它们才是不同的术语。当一些人提到“中亚”（Central Asia）时，这当中包括了在“中东”（Middle East）这一术语下囊括的其他一些人所在的某些地域。“南亚”（South Asia）和“东南亚”（Southeast Asia）也是不那么精确的术语。再次，所有这些术语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中国视野下的近东，可以被称为“远西”（Far West）的开端。

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我们对“亚洲”的定义是由本书作为丛书之一的事实所决定的。(1)东南亚的一部分区域被涵盖在亚历山大·莱恩（Alexander Laing）关于太平洋的一书当中。赖斯·卡彭特（Rhys Carpenter）的章节则囊括了希罗多德以及他之后的古典时代和马其顿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所认知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印度。在本书中，我们所关注的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其中包括中国西域以及俄属中亚、中国西藏以及中亚和印度之间的山区，在较小的程度上还包括日本。

虽然在本书中，我们将只涉及文献记载，这是因为它们易于人们回忆。但正如我们指出的，即便是最为古老的文献记载，也只是在数千年前开始的这一进程的某种延续，因为人们一开始是用言语来彼此交流知识、情感和思想的。而我们所开始涉及的那个时代，中国和罗马都已经是巨大的帝国了。在那个时候，伟大的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作为那些部落迁徙和从事货物贸易的商人的一条连线，然而货物常常经过多次倒手之后，相距最远的购买者和销售者彼此毫不相知。在这些贸易中，丝绸并不占统治地位，一种货物的商业价值大多以外交和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正是我们这些叙述的开启之处。

(1)原书1968年出版时被列入德拉寇特出版社的“伟大探险家系列丛书”（The Great Explorer Series）。——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