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当1916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欧洲参战的两大集团都认为美国与协约国之间的金融关系迟早会迫使华盛顿站到协约国一边，并准备为此承担巨大的风险。这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这一猜想已经流传甚广。1916年6月，流亡苏黎世的俄国激进分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正在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做最后的润色，这本书后来成为他最为著名的小册子之一。[1]在这本书里，美国参战的必然性已经从一种普遍的推想变成了一种铁定无疑的理论规定。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阶段的国家会被拖入战争，以服务于国家利益。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华盛顿显然迟早会对德宣战。然而，这些推测所没能解释的，是1916年11月到1917年春天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成功连任的美国总统肩负着让美国远离战争的使命，他却想做点更有野心的事情。他不仅试图保持中立，还想以某种方式结束战争，从而将华盛顿置于全球领导地位上。列宁也许会宣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威尔逊的想法可不是这样。[2]事实证明，参战国也不是这么想的。如果回到战前的帝国主义世界已经不可能了，那么革命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一
1916年10月一整个月，J. P. 摩根都在与英法两国紧急商讨盟国的融资前景。在下一个作战阶段，协约国计划筹集至少15亿美元的资金。意识到这个数目过于庞大，J. P. 摩根寻求美国际联盟邦储备委员会和威尔逊本人的确认，未来不会发生什么变化。[3]随着11月7日竞选日的临近，威尔逊开始起草一份公开讲话稿，这份讲话稿将由美国际联盟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发布，警告美国民众不要再将他们的储蓄投到给协约国的贷款中去。[4]1916年11月27日，就在J. P. 摩根打算发行英法债券的前四天，美国际联盟邦储备委员会向所有会员银行发布了指导意见。为了维护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美联储宣称，它不认为美国投资者应当增加他们对英国和法国有价证券的持有量。华尔街越陷越深，而投资者又在抛售英镑，J. P. 摩根和英国财政部不得不紧急买入英镑来支撑英国通货。[5]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被迫推迟了对法国采购的支持。[6]协约国方面想尽办法融资，但仍岌岌可危。1916年秋天，俄国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为英国和法国要求俄国将其黄金储备运到伦敦，为盟国的借款提供担保。没有了美国的帮助，不光是金融市场的耐心受到影响，就连协约国自己也陷入危机。[7]在这一年的年底，英国内阁的战争委员会得出了可怕的结论，他们认为，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威尔逊想要对他们施压，打算在几周内结束战争。当伦敦方面收到来自其驻华盛顿大使的确认，说确实是总统本人坚持美联储指导意见的严厉措辞时，这一悲观的解释再次得到了确认。
考虑到1916年协约国向华尔街提出的巨额要求，显然在美联储公开表态之前，意见就已经转向了反对继续向伦敦和巴黎提供大笔贷款。[8]但英国内阁无法忽视的是美国总统的公开反对，而威尔逊还坚决地打算提高赌注。12月12日，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率先提出了和谈要求，但并没有提到德国自己的目标。不久后，12月18日，威尔逊发出了“和平照会”（Peace Note），他大胆呼吁战争双方说出他们的目的，什么样的战争目标让人们觉得有理由继续这场可怕的屠杀呢？这是一次公开否认战争合法性的行为，而它又与柏林方面的主动出击相互呼应，这就更让人担忧了。华尔街立即对此有了反应。军火股价大幅跳水，德国驻美大使约翰·海因里希·冯·伯恩斯托夫（Johann Heinrich von Bernstorff）和威尔逊的女婿、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则被指责因看空与协约国相关的军火股而赚了好几百万。[9]伦敦和巴黎方面所受到的冲击则更加严重，据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甚至为此流下了眼泪[10]；英国内阁陷入震怒之中；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呼吁大家冷静，但无法掩饰因威尔逊对战争双方不加区分而感到的失望。[11]巴黎的爱国报刊怒吼，这是战争进行了29个月以来，法国遭受的最严重打击。[12]德国军队在东西两个方向都已深入协约国领土，必须把他们赶走，然后才能考虑对话。由于1916年夏末战局的突然改变，这看起来也不是不可能。奥地利已经快要走投无路了。[13]1917年1月底，当协约国在彼得格勒（Petrograd）商讨战局时，他们是在考虑进行新一轮的集中攻击。
威尔逊的干涉让人十分难堪，但让协约国感到安慰的是，同盟国首先拒绝了总统先生的调停建议。这就使协约国可以在1月10日发布自己言辞谨慎的关于战争目标的声明了。协约国要求德国军队撤出比利时和塞尔维亚，要求归还阿尔萨斯——洛林（Alsace Lorraine），它们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被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各民族应获得民族自决权。[14]这是一份拒绝立即谈判、要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宣言。于是，问题不可避免地又出现了：谁来给战争埋单？为了支付每周在美国购买物资所需的7500万美元，1917年1月，英国从在纽约的资产中只筹到了2.15亿美元。除此之外，恐怕就只能花掉英格兰银行最后的黄金储备了，但这也只能负担最多六个星期的采购。[15]伦敦方面别无选择，只能在1月份请求J. P. 摩根重新开始准备进行11月搁置下来的债券发行。然而，他们又一次忽略了总统先生。
1917年1月22日下午1点，伍德罗·威尔逊大步流星走向美国参议院讲台。[16]这是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各位参议员直到午饭时才听说总统打算发表一次讲话。自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时代以来，这是第一次有总统在这个庄严的地方直接发表讲话。即使是在其他国家的政治舞台上，这样的情况也不多见。显然，威尔逊想要谈谈战争问题，并且他的做法显然不会只是发表评论而已。人们通常把威尔逊开始成为全球领袖的时间确定在一年之后的1918年1月、他阐明所谓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之时。但实际上，美国总统第一次清楚表明对世界领导权的主张，是在1917年1月。威尔逊在参议院讲话的同时，他的演讲稿也被发送到了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与“十四点和平原则”的讲话类似，1月22日，威尔逊呼吁在国际联盟、限制军备和公海自由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然而，“十四点和平原则”是一份战时宣言，它完全符合世纪中叶人们对美国全球领导权的叙述；相比之下，1月22日威尔逊的讲话则很难被纳入这套话语。
1917年1月，当通向美国世纪的大门被打开时，威尔逊泰然自若地站在画面之中。他不是要加入哪一方，而是要争取和平。20世纪美国领导权的第一次重要声明并不是要确保“正确”的一方获胜，而是要确保没有哪一方获胜。[17]唯一能确保世界所有大国共同合作实现的和平，就是各方都接受的和平。大战各方都必须承认，冲突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这意味着战争只会有一个结果：“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这个表述包含了一种道德平衡的立场，自开战以来，威尔逊一直也正是以这种立场与欧洲保持距离的。他也知道，对于他1917年1月的大多数听众来说，这一表态是难以接受的。[18]“这么说会让人不高兴……我只想面对现实，不加任何掩饰地面对现实。”在当前的杀戮中，美国不能加入任何一方。因为如果美国帮助了英、法以及整个协约国，它们当然会确保获胜。但这样做，美国其实是在延续旧世界可怕的暴力循环。威尔逊在私人谈话中表示，那将不亚于“对文明的犯罪”。[19]
威尔逊后来被指责对国际联盟抱有理想主义的想法，认为国际联盟本身就可以确保和平；而且，在权力问题面前，他像一个道学家一样退缩了。不敢面对国际执行的问题，这被认为是国际“理想主义”与生俱来的缺陷。但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尔逊绝不是理想主义者。1917年1月，他所提倡的是“由人类有组织的主要力量确保的和平”。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世界被分裂成了胜利者和被征服者，那就需要大量军队来维持。但威尔逊所追求的是限制军备，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美国自身的“普鲁士化”。因此，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就变得极其重要。“胜利就意味着，和平是强加给失败者的。……它可能是在屈辱之中、在胁迫之下、付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之后才被接受的。这样，它就会留下一些刺痛、一些怨恨、一些痛苦的记忆，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和平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上一样，是无法长久的。”“就像棘手的领土问题、种族和国家忠诚问题的公平解决一样，健康的心理状态、国家之间健康的感情，对于一个持久的和平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不承认或不接受这一原则的和平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它不取决于人们的爱憎。”[20]威尔逊正是为了创造必要的条件，以达成一个不需要昂贵的国际安全体系就可以维持的和平，才在1917年1月呼吁结束战争的。各国的好战精神已经消耗殆尽，现实证明战争已失去作用，这些将使国际联盟得以自我维持。
然而，如果这就是威尔逊所说的对等的和平，那它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威尔逊以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著称。然而，在他想要创造的世界中，美国作为世界文明领头羊的特殊地位是要被刻在欧洲权力的墓碑上的。威尔逊头脑中的对等的和平，是欧洲国家全都已经筋疲力尽的和平。这个壮丽的新世界的第一幅画面，便是欧洲各国谦卑地匍匐在美国脚下，而美国则作为中立的仲裁者、国际新秩序的创造者，光芒四射地冉冉升起。[21]威尔逊想要的，既不是怯懦的理想主义，也不是要让美国服从于国际权威。事实上，他是基于美国历史命运独特的愿景，过高地要求美国能拥有道德上的优势。
二
与1918年“十四点原则”所引起的反应不同，1917年1月威尔逊提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之后，各方明显反应不一。[22]在美国，支持总统的进步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为他欢呼。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共和党人怒不可遏，他们认为这是行政部门一次前所未有的对一方的偏袒。一名共和党人愤怒地表示，在1916年的竞选苦战之后，总统的这番讲话，是“从国王宝座上传来的政治演说”，把参议院当作一个偏袒一方的行政部门的平台，这是对参议院空前的侮辱。[23]另外一位听众则留下了威尔逊“觉得自己是世界总统”的印象。查尔斯·奥斯汀·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这位著名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发表评论说，威尔逊之所以会提出这一倡议，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冲突的一方已经濒临破产，所以急需结束战斗，就好像1905年罗斯福总统调停日俄战争时那样。[24]而协约国所担心的，正是威尔逊想让它们破产。对于巴黎和伦敦方面来说，威尔逊讲话所引发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建制细节的问题，他的观点可能会破坏盟国大后方的团结。截至目前，这种团结使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国民自发的支持，而不需要进行残酷的国内镇压。更让人担心的是，威尔逊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总统先生在参议院宣称：“在世界各民族大权在握的人当中，或许我是唯一一个能自由说话，而不用隐瞒什么的。”他继续说，“我怎能不补充一句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其实是在为自由主义者，以及每个国家的人道主义和每个自由计划的支持者发声。”威尔逊甚至又进了一步：“我很乐于相信，我是在为世界各地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声，这些人至今还没有场合、没有机会大声说出亲眼看到死亡和毁灭降临到他们最亲近的人和家庭时，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
在这里，威尔逊讲话的真正含义才变得清晰起来。这位美国总统正在质疑所有参战国政府作为民众代表的合法性。在协约国这边，一些宣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喧嚷不休的组织对威尔逊的暗示做出了回应。就在威尔逊发表讲话的1月22日，英国工党在曼彻斯特举行集会——700位代表，包括劳合·乔治新政府中的一位大臣，代表着225万成员，党员人数比他们在1901年第一次集会时多了四倍。[25]集会的整体论调还是爱国主义的，但当威尔逊的名字被提到的时候，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内部的反战派爆发出了整齐划一的掌声。[26]《泰晤士报》对此进行了谴责，但《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却拍手称快。[27]1月26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上，80位社会主义代表要求政府对威尔逊“高尚而理智的”感情表示赞同。[28]
应该说，所有这些，确实给了德国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美国总统权衡了战争的利弊后，决定不加入协约国。海上封锁让人们看到了英国控制海上航道对全球贸易意味着什么，威尔逊的回应是推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海军计划。他似乎已下定决心，阻止更多动用美国经济。他在德国还占据上风的时候呼吁进行和平对话。虽然贝特曼·霍尔维格已经先迈出了一步，但这也没有阻止威尔逊。现在，他越过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非常坦诚地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发表讲话，要求结束战争。华盛顿的德国使馆完全明白美国总统讲话的重要意义，拼命催促柏林方面做出积极的回应。早在1916年9月，在与豪斯上校进行了广泛交谈之后，伯恩斯托夫大使就曾向柏林发去电报，表示美国总统将在竞选结束后尽快想办法进行调停，并且，“威尔逊认为，参战双方都不应获得决定性胜利，这是有利于美国的”。[29]12月时，大使试图让柏林方面明白威尔逊干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用这种方式扼住协约国的喉咙，将远比全面实施的潜艇战要安全得多。最重要的是，伯恩斯托夫明白威尔逊的野心。如果他能结束战争，那么他就可以说，美国总统“光荣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头号政治人物”。[30]如果德国人想要阻挠的话，他们得清楚这将激怒威尔逊。然而，这些呼吁没能阻止德国将战争升级的想法，自1916年夏天协约国取得一些突破之后，这一想法就已经开始了。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位将军在1914年把德国从俄国人手里拯救出来，又在1915年征服了波兰。但他们认为，自己能被赋予最高指挥权，是因为1916年8月同盟国遭遇的危机。从这一刻开始，与灾难擦肩而过的经历就决定了德国的战争政治。1916年，德国想让法国人在凡尔登流干最后一滴血，但考虑到美国，他们并没有进行潜艇战，协约国由此得以死里逃生。1916年夏天，奥地利遭受了致命攻击。考虑到此时协约国又动员了大批军队，再继续克制就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柏林的领导层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威尔逊也许真的能想办法停止战争。不管美国在政治上表现得如何不同，他们始终坚持认为，美国在经济上永远坚定地站在协约国一方。这样的结果就是自我应验。基于他们对美国政治确定无疑的看法，德国军事战略家让威尔逊的言论没了立足之地。1917年1月9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无视德国宰相略带迟疑的反对，强行决定继续进行无限制潜艇战。[31]不出两个星期，他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局势的判断错得多么离谱。就在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大步流星走向参议院讲台、呼吁结束战争的时候，德国潜艇正在冬季的海洋里发动攻击，对英法的海岸线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圈。伯恩斯托夫大使以沉痛的语言告知美国国务院，已经来不及取消这一切了。1月31日下午5点，他向国务卿兰辛递交了官方声明，宣布德国将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以阻击协约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东部的物资供应线。2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与德国断交。
德国人的决定使“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淹没在了历史之中，它让美国卷入了一场威尔逊厌恶的战争，让威尔逊再也无法得到他发自内心想追求的那个角色：全球和平的仲裁者。1917年1月9日无限制潜艇战的恢复，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在侵略行为的链条上又加了一环，这个链条往前可以追溯到1914年8月，往后延伸到1938年至1942年希特勒的疯狂进攻，使德国作为一个难以驯服的暴力力量的形象被牢牢固定下来。当时就已经有人对无限制潜艇战进行痛苦的自我反省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外交顾问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在日记中写道：“主宰着万物的命运已经表明，威尔逊事实上可能打算向其他人施压，并且他也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本可以比潜艇战好上100倍。”[32]对于国际自由主义者——比如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这位今天最具洞察力的政治评论家——来说，贝特曼·霍尔维格放任军事上的技术性意见推翻自己更为正确的判断，是俾斯麦对德国政治文化造成长远伤害的罪证。[33]
然而，如果我们只用德国政治史特殊的病态来解释“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为何偏离正轨，那就低估了1916年那个冬天华盛顿与协约国之间分歧的严重性。威尔逊挑战的并不止是德国，而是整个欧洲；实际上他的挑战主要是指向协约国的。从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开始，是协约国在不断扩大和加深冲突，主动回应威尔逊明确的和谈主张。协约国的行为最终导致德国把美国赶到了协约国阵营之中，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掉的另一个事实是，协约国也冒着巨大的风险。使事情变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协约国基于某种认识冒风险，德国也基于自己的认识开始了它灾难性的侵略步伐，而这两种假定恰恰互为补充。如果伦敦和巴黎方面再多做一些努力，把美国拖到这场战争当中，那威尔逊就身不由己了。但事实上，只是德国对这个逻辑的预期才使它成了现实。事后来看，这一点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当时的人们可没有忘记它。1918年10月停战交涉期间，人们会再次想起这一点。然而，即使是在潜艇战开始之后，也很难说一切都已不可改变。
三
在与德国断交之后，威尔逊政府中的很多人都想完全站到协约国一方去，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国务卿兰辛。他宣称，在这场“解放人类、抵抗专制”的事业中，美国应该与自己“天然的”盟友站在一起。[34]共和党内支持协约国的声音在泰迪·罗斯福的领导下火力全开。英国政府的心情过于迫切，以致他们没能抓住这个机会，建立起一个跨大西洋的政治联盟。正如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所指出的，伦敦方面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在进行可能影响我们与美国关系的谈判时，不能把摩根当成正规外交部门的替代物”，于是匆匆忙忙地从财政部选派了一个代表团奔赴华盛顿，希望推动政府间的接触。[35]
到1917年，协约国很容易就接受了大西洋主义。[36]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从1911年在阿加迪尔（Agadir）发生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开始，强调英法之间的政治团结，以应对德意志强横的帝国主义行径的言论就变得越来越常见。在英德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破灭之后，深感失望的劳合·乔治开始将法国视为“英国在欧洲的理想伙伴”。维护二者的联合，共同对付“欧洲戴着王冠的粗俗之辈”至关重要。[37]在他的战时讲话中，劳合·乔治毫不犹豫地把英国民主制度与欧洲的革命传统联系起来。他许诺，对德国的制胜一击将为所有人带来“自由、平等、博爱”。[38]在为解放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主张一种共有的大西洋传统，不过是英法在历史和意识形态上结盟链条上的下一环。
在法兰西共和国，这样的想法甚至更容易被接受。早在战争之前，第三共和国中的很多人就把英法协约视为“自由的结盟”，使法国不用再可悲地依赖于与独裁的沙皇俄国所结成的同盟了。[39]当乔治·克列孟梭总理最亲密的搭档之一，安德烈·塔尔迪厄（André Tardieu）在1917年5月被派往华盛顿时，他的任务就是呼吁“两个民主国家，法国和美国”应当携手并肩，证明“在遭到攻击、需要自卫时，共和政体绝不次于君主政体”。[40]当然，在美国也有许多声音想要在这个问题上插一嘴。1917年春天，到访华盛顿和纽约的法国代表团是作为拉法耶特（Lafayette）的后人受到招待的，拉法耶特曾帮助美国在1776年摆脱殖民统治、获得自由。然而，不管是协约国的军事战略家，还是德国人，都忽略了白宫和威尔逊总统所代表的数量庞大的美国舆论群体。尽管德国发动了侵略，但美国还没有参战，而总统先生与他周围的人都打算继续疏远协约国。[41]
威尔逊之所以不愿卷入欧洲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还有更多事情亟待处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将看到的，1917年春天，总统先生很大一部分精力被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牵扯。日本是协约国的盟友，这让他十分头疼。1916年年底到1917年年初，在威尔逊呼吁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背后，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战略思考带有明显的种族色彩。考虑到中国的孱弱和日本权力的不断扩张，对威尔逊来说，遏制欧洲帝国主义自杀式的暴力时，重要的不仅是旧世界的琐碎争吵，更是“这个星球上白人至上主义”的未来。[42]1917年1月底，当美国内阁开会讨论来自欧洲的消息时，一位在场人士这样记下了威尔逊的想法：总统先生“越来越强烈地认为，‘白人文明’及其在世界的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让这个国家不受侵害，因为我们将必须建设那些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他说，随着这个想法越来越深地根植于心中，他将不惜任何手段，避免美国真的卷入这场冲突中去”。[43]威尔逊说，美国如果让自己陷入这场战争的旋涡，那将是“对文明的犯罪”——在这么说时，他想的是“白人文明”。在英国，许多人都与威尔逊一样，对世界历史持这种种族主义的观点。但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英国需要把军事主力放在亚洲，所以必须制伏德国人。欧洲的战争不是对全球范围内斗争的干扰，而是这个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总统先生却不愿看到美国的重大利益也参与其中呢？尽管协约国一直努力地想要把自己的目标与美国价值观看齐，但威尔逊始终保持高度的怀疑。如果我们追溯到威尔逊政治性格在19世纪的起源，就很容易知道原因了。
作为一个保守的南方自由主义者，威尔逊的历史观受到两个重大事件的影响：灾难性的美国内战，以及英裔爱尔兰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其著作中所阐释的戏剧性的18世纪革命。[44]1896年，威尔逊为伯克最著名的演讲之一《与美国和解》（‘Conciliation with the Colonies’）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在威尔逊看来，伯克这篇最早发表于1775年的演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发言。伯克高度赞美了热爱自由的北美殖民地人民，但“痛恨法国的革命哲学，觉得它是不适合自由民的”。威尔逊发自内心地对此表示赞同。回看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他谴责那种哲学留给后人的东西是“极端邪恶和腐败的，没有哪个国家能依其原则行事。因为在这种哲学里，政府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但事实上，政府是一种习惯的组织，由无数团体的线条绑在一起，没有哪一根线是故意放在这里的……”与那些认为只要通过一次革命就能实现民族自决的空想不同，威尔逊坚持认为“政府从来没有被成功地、永久地改变过，它只能由一代又一代的人进行缓慢的调整”。[45]基于法国在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所发生的事情，威尔逊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民主在欧洲总是以叛乱的形式出现，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建立起的这些临时政府就跟过去一样……所用的原材料是臭名昭著的集权统治，只是将民众代表的任期改进为一段时期而已……但它所能保证的东西则少得可怜，只有紧挨着自由主义心脏位置的日常地方自治而已。”[46]1900年，他甚至在第三帝国当中看到了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的君主专制的遗存，其“怪诞的影响力”败坏了现代世界整个民主进程的名声。[47]
对于威尔逊来说，无法否认的是，真正的自由根植于一个民族或种族特定生活方式的深层特质之中。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是导致美国自身在民族认同上出现严重混乱的原因。威尔逊指出，镀金时代的美国人总是觉得自己丧失了革命的热情，他们以为正是这样的革命热情激励了美国的诸位开国元勋。他们认为经验已经让自己对“有希望的革命”免疫。但这种看法是建立在一种“古老的自欺欺人”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被失望所困扰，这其实是一种觉醒的失望。”那些给美国18世纪革命添加上浪漫色彩的人是在“做梦”。事实上，“我们在一百年前建立起的这个政府并不是一次先进的民主制度的试验……”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听从卢梭，也没有在革命的问题上与欧洲情投意合”。美国风格的民主自决之所以具有力量，正在于它不是革命性的，它的所有力量都来自它的先人们。“它不需要推翻其他政体，只需要自我组织；它不需要创造什么，只需要扩展自治……它所需要的，只是让自己的生活方式井井有条。”[48]在他关于“一战”看法的重要叙述中，威尔逊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期间所爆发的民众事件和建立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政府所爆发的民众事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在一百年前就显示了欧洲所丢掉的东西……自制，冷静。”[49]这样，在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已经与“旧世界”分离的时候，他给出了自己独特的不同看法。在世界大战的危机之中，威尔逊决心要证明的，是美国人从未丢掉“冷静”，而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威尔逊对英国的好感无疑要强于对法国，他发表了长篇大论，讲述英国政体的优点。然而，恰恰由于美国自己的政治文化从历史上来源英国这个国家，因此，对威尔逊而言，英国自身必须停留在过去，这十分重要。想到英国可能在民主进程的道路上与美国齐头并进，而不是落后于美国，这让人感到深深的不安。白宫忘记了，在威尔逊成功连任之后几个星期上台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大概是20世纪初期欧洲最伟大的民主先驱。威尔逊只是太高兴了，所以才没有赞同那些激进的批评者抨击英国首相是反动战争贩子的言论。[50]豪斯上校在访问伦敦时，就更愿意同贝尔福（Balfour）勋爵这样的托利党人，以及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这样的自由党要人打交道，而不是平民主义者劳合·乔治，因为前两者更符合英国在威尔逊眼中的形象。
四
在这样一堵成见之墙面前，欧洲人很容易回应以他们自己对于大西洋两岸差异的固定看法。在凡尔赛，乔治·克列孟梭评论说，他发现只要提醒自己，美国人从来没有“在一个将击毙一位民主党人视为正确做法的世界里”生活过，威尔逊的道貌岸然就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51]但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只是他过长的职业生涯所导致的健忘，克列孟梭并没有注意到，他与威尔逊其实是有相同之处的，他们所提到的政治斗争的真正暴力时期都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国。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内战仍然直接影响了威尔逊内心最深处对正义战争这种辞令的厌恶，而在1917年春天，协约国和它们在美国的啦啦队员迅速接受了正义战争的说法。
如果说威尔逊在美国南方的童年被打上了内战的标记的话，克列孟梭的特点就在于对法国革命传统的继承。[52]他的父亲曾经因为反对1848年革命后波拿巴主义者的复辟而被逮捕，还差一点就被驱逐去了阿尔及利亚。1862年，克列孟梭自己因为参与反政府活动而在臭名昭著的马扎（Mazas）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1865年，由于对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统治下的法兰西深感失望，伤心欲绝的克列孟梭坐船前往19世纪民主政治的伟大战场：内战中的美国。他当时刚刚拿到医学学位，所以打算志愿在林肯的北军里当一名医务人员，或者到美国西部拓荒谋生。但最后，他在康涅狄格和纽约住下来。随后的几年里，他为自由主义报纸《时报》（Le Temps）撰写了大量报道，介绍通过开展全面重建来彻底打败南方的激烈斗争。克列孟梭深信，重建南方是一种英雄式的努力，通过“二次革命”来最终完成一场正义战争的胜利。克列孟梭很高兴地看到，随着1869年2月第十五条修正案的通过，这场战争最终赋予了非裔美国人以选举权。在克列孟梭看来，激进的共和党废奴主义者是“这个国家最高尚、最美好的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式的愤怒”激发了他们的热情。[53]在克列孟梭这里，这可是最高的称赞。面对口出恶言、自私自利的南方民主党人的激烈诘问，支持重建南方的人们正努力将美国从“道德崩坏”和“灾难”中解救出来。
在那些南方民主党人里，就有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年轻人固执地想要维护南方的利益，给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受欢迎的历史畅销书作者，威尔逊教授将美国民族国家描绘成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一场南北和解的庆典，在这场庆典中，重建南方被认为是错误的，黑人也都是没有公民权的下等人。在威尔逊这里，克列孟梭报道中的英雄是一个“恐惧、堕落、虚伪和社会革命的完美工程”的缔造者。这些支持重建南方的人下定决心要“让南方的黑人把南方的白人踩到脚下”，他们将“统治或者毁灭”的政策强加于南方各州。[54]我们忍不住会想，作为一个来自南方的年轻人，如果在血气方刚的年纪，偶然看到了未来法国的战时领导人在1867年1月发往巴黎的这几行字，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会怎么想呢？“如果北方的多数优势被削弱，国家的议员们听任自己被说服，同意为了安抚，或者为了合众国右派的利益，让南方人轻轻松松地重回国会，那么，和平最多只能维持二十五年。南方支持奴隶制的人加上北方的民主党人，这个组合足以挫败废奴主义者的全部努力，而对有色人种最终的、全面的解放也将被无限期拖延。”[55]作为内战后第一位当选的南方总统，威尔逊倒是应该感谢正义的这种延期。
如果说1917年的克列孟梭正心烦意乱，没有太多时间去回忆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那么，对于威尔逊在美国的反对者来说，“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所激起的历史回响则强大到让人难以抵抗。1917年1月30日德国宣布进行潜艇战的消息不仅盖过了威尔逊在参议院的讲话，甚至也盖过了对威尔逊讲话最猛烈的抨击，泰迪·罗斯福就是抨击的人之一。[56]他迅速看出了威尔逊对战争所持态度中的保守主义历史谱系。罗斯福提醒他的听众，在殖民时代，想与英国妥协的“1776年的托利党人”曾经“提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1864年，在美国内战让人痛苦不堪的最后阶段，那些被称为“铜头蛇”（Copperheads）的人曾经“提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57]现在，“威尔逊先生”正要求“世界接受一个铜头蛇式的不光彩和平，一个正确的一方没有取得胜利的和平，一个为错误大行其道而设计的和平，一个被中立国胆怯和贪婪的信徒庆祝的和平。”[58]铜头蛇指一些赞成奴隶制的民主党人，他们在内战期间始终存在于北方政坛之中，尤其是在林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在1864年战事最紧急时，他们曾经鼓吹与南方叛乱的奴隶主集团妥协以达成和平。认为北方应完全击败南方的人则用一种毒蛇的名字来称呼他们。
五
1917年3月已经到来，美国还没有参战。让总统先生身边的大多数人倍感挫折的是，总统依然坚持，美国如果让自己陷入冲突，就是一种“犯罪”，因为这将“使我们今后无法拯救欧洲”。[59]当着整个内阁的面，他否定了国务卿兰辛的看法。兰辛主张，“获得永久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所有民族都应当在政治上得到解放”。[60]威尔逊希望世界安定，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能实现这一点，但一个国家的政治局面则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其内在生活的一种表达。认为外部力量可以一下子就“解放”一个国家，那是陷入了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谬误之中。一个国家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同时得到国际新秩序的保护，来按自己的意愿发展。威尔逊担心，在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外衣之下，旧世界的军国主义陋习会在美国找到肥沃的新土壤。“容克贵族……会在爱国主义情绪……的掩盖下悄悄混进来。”[61]他坚持认为，“如果冲突以平局结束，我们或许就能得到一个更伟大的和平”。[62]直到清楚地看到德国已不合时宜地展开了灾难性的全面侵略之后，威尔逊才最终被迫放弃了他道德平衡的立场。潜艇战并不是最后的那根稻草。
1917年2月底，英国情报部门从跨大西洋的电报网中截获了一封绝密电报。在这封电报里，德国外交部授权其驻墨西哥城的使馆与日本一起，游说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将军领导下的墨西哥政府共同建立一个反美联盟。作为对德国军事援助的回报，墨西哥将立即向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发动进攻。[63]2月26日，华盛顿得到了这个消息；第二天，消息被公开了。在同情德国的美国人当中，最初的反应是难以置信。正如德裔美国活动家乔治·西尔韦斯特·菲尔埃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ck）在1917年2月底向报业大王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所抗议的那样：“那封所谓的信件……显然是伪造的。无法相信，德国外交部部长会在这样一份荒谬的文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威廉大街上的现实政治家决不会主动提出一个以墨西哥征服美国领土的荒唐计划为基础的联盟……”[64]在德国，人们同样也感到震惊。德国人把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州送给墨西哥“强盗”，同时谋求与日本结盟，著名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写给汉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的信中说，这种做法“太可悲了，我都没法嘲笑它”。[65]然而，不管这些结盟看起来多么不现实，德国这个想要抓住西半球军事主动权的异乎寻常的计划，在逻辑上符合柏林方面的固有观念，即美国已经跟协约国集团捆绑在一起了，美国参战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威尔逊明显不愿意参战，但在1917年3月3日星期天，德国外交部部长阿图尔·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公开承认了消息的真实性。
美国船只不断被德国潜艇击沉，现在柏林方面甚至拒绝否认这场无端的侵略，威尔逊已经别无选择。1917年4月2日，他走到参议院面前，宣布参战。对罗斯福和兰辛等人来说，参战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德国已经向所有人展现出了它真正的侵略本性。相比之下，对威尔逊来说，被迫放弃自己“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观点，使自己的国家支持协约国一方，这是一次痛苦万分的彻底转变。在威尔逊最具洞见的一本传记中，作者极富特色地用神圣的词句描述说，参战是威尔逊的“客西马尼”（Gethsemane）[†]。[66]当然，在对国会讲话的结尾，威尔逊还是说了一些路德式的豪言壮语：“美国有幸用自己的鲜血和力量来捍卫那些原则，它们曾经创造了这个国家，并给这个国家带来它所珍视的幸福与和平。上帝保佑它，它别无选择。”但威尔逊自己打算做些什么呢？即使已经加入战争，但他依然犹豫不决。
美国加入战争是为了“反对自私和独裁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与公正的原则；是为了在世界真正自由和自治的民族中间建立目标和行动的一致安排，确保今后人们遵守这些原则……”威尔逊接着说，“这种和平的一致安排必须是由民主国家共同完成的，这样才有可能持久。我们不相信一个独裁的政府能忠于它，或者遵守它的条款。”在这样一场斗争中，美国保持中立“已不再可行，也不再合适”。这看起来是在向兰辛和罗斯福让步，他们一直坚持认为美国不可能在交战双方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的立场。但如果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威尔逊的声明有明显的选择性。在宣布参战或谴责独裁政治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德国的主要盟友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包括在内；同样地，他也没有直接承认协约国国家是民主政治的代表，或者自治的典范。他对自己目标的描述是抽象的、展望式的。威尔逊想从外部结束战争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因此他决定要从内部塑造新世界的秩序。但要想这么做的话，他就得让自己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威尔逊并没有让美国正式与协约国结盟，他坚持美国应作为一个“伙伴”而保持超然地位。[67]在关键时刻，这可以让他拥有他想要的自由，在对双方施加影响时，不是站在伦敦和巴黎身后，而是恢复美国作为全球力量仲裁者的角色。
[*]《曼彻斯特卫报》于1959年改为现在的名称：《卫报》。——编者注
[†]客西马尼园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果园。根据《新约》，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前夜，曾和门徒在最后的晚餐后前往此处祷告。这里也是犹大出卖耶稣的地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