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处于平衡状态的战争

从西线的战壕里看过去，大战好像没什么变化——成千上万的人牺牲，只是为了争夺几英里的地盘。但是，这样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1]在东线以及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战线在不断变换。在西线，尽管战线几乎没什么变化，但这种静止状态其实是由于大规模的军队集结造成的。这种平衡十分不稳定，这个月是协约国掌握主动权，下个月就是同盟国了。1916年初，协约国方面打算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军队从不同方向依次发起一系列攻击，从而摧毁同盟国集团。正是预料到了这一强大攻势，德国于2月21日抓住机会，在凡尔登发起进攻。通过攻击法国防御链条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们或许就能将协约国杀得片甲不留。一场生死搏斗随即展开。到初夏时节，这场战役已经让法国投入了超过70%的兵力，并使协约国的集中打击战略几乎变成了一系列迫于形势的解围行动。正是为了夺回主动权，1916年5月底，英国同意进行开战以来他们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次进攻战，地点就在索姆河。

当战场上的压力已经接近极限时，外交人员也在紧张地忙碌着，把更多国家拉入战争的旋涡中来。1914年，奥地利和德国把保加利亚与奥斯曼帝国拉到了自己这一边；1915年，意大利加入了协约国；1914年，通过抢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日本参战；1916年年底，英国和法国把日本海军从太平洋召到地中海东部护航，以对付德奥两国的潜艇。巨额现金，以及能想到的各种外交手段，都被用来向欧洲中部最后一个中立国——罗马尼亚施压。如果能把罗马尼亚拉进协约国集团，将给奥匈帝国的软肋以致命一击。然而，1916年时，只有一个国家能真正改变战争的天平：美国。不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政治方面，它的立场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英国直到1893年才觉得应将它在美国首都的公使馆升格为正式的大使馆。可现在，才过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欧洲历史将如何写下去，似乎就得全看华盛顿方面对战争的态度了。

一

协约国的战略要想成功，就需要对同盟国发起一系列猛烈的军事打击，并配合以长期的经济遏制。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海军部不仅制订了海上封锁计划，还打算不再向任何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提供财政支持。然而，1914年8月，由于美国的强烈抗议，英国未能严格执行这些计划。[2]结果就造成了一种让人难堪的尴尬局面。英法两国没有动用它们全部的海上力量，但即便是不完全的海上封锁，也让美国很不高兴。美国海军认为，英国的海上封锁“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任何海战法律或惯例……”[3]但更具政治意味的是德国方面的反应。为了能反败为胜，1915年2月，德国海军利用U形潜艇，全面打击跨大西洋的海上运输。他们几乎能每天击沉两艘船，平均每个月能击沉10万吨位。然而，英国有着丰富的海运资源，因此，只要潜艇战持续一段时间，就免不了会把美国拉入战争。1915年5月的“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和8月的“阿拉伯号”（Arabic）只不过是最著名的两次伤亡。由于担心事态升级，8月底，德国的民选政府放弃了这“一战”术。在天主教中央党（Centre Party）、进步的自由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下令限制潜艇战。正如协约国由于不敢得罪美国而无法充分加强其海上封锁一样，德国的反击计划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流产。相反，在1916年春天，德国海军想方设法将英国大舰队引诱到北海地区，以打破海上僵局。在1916年5月31日的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中，33艘英国主力舰与27艘德国主力舰进行了“一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战争最终胜负难辨，双方都退回自己的基地，从此只在幕后发挥影响，成为争夺制海权时强大却安静的后备力量。

1916年夏天，协约国正竭尽全力在西线重夺主动权，但此时大西洋海上封锁造成的政治问题仍然没能解决。当法国和英国打算把“与敌人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列入黑名单从而加强控制时，威尔逊总统难以遏制自己的怒火。[4]这就是“最后那根稻草”，威尔逊向他最亲近的顾问、来自得克萨斯的温文尔雅的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坦白：“我必须承认，我对英国和它的盟友已经快没有耐心了。”[5]威尔逊本人也不再满足于只进行规劝。美国陆军也许并不强大，但美国舰队在1914年就已经不容小觑了。它在世界上排名第四，而且，与日本和德国海军不同，美国海军引以为傲的是，它在1812年曾与英国皇家海军有过实战。对于镀金时代以来美国最伟大的海权论者、海军少将马汉（Alfred Mahan）的追随者来说，这场大战提供了一个无比珍贵的机会，可以借机超越欧洲，建立起对海洋航道无可争议的控制权。1916年2月，威尔逊总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发起一场运动，旨在获得国会同意，建造一支他宣称是“世界最伟大的无敌海军”。[6]6个月后，1916年8月29日，威尔逊签署法令，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海军扩军计划，分三年拨款近5亿美元，建造157艘新舰船，包括16艘主力舰。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从长远来看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1916年6月紧急船运公司（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的成立。这一机构旨在建立一支商业船队，与英国相抗衡。[7]

1916年9月，当豪斯上校与威尔逊讨论美国海军扩张可能给英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时，威尔逊的看法非常直接：“咱们建一支比它更大的海军，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8]对英国来说，这一威胁极其严重，原因在于，与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不同，美国一旦奋起，它显然是有办法说到做到的。不出五年，人们就会承认美国的海军与英国不相上下。从英国的角度来看，1916年，战争因此呈现出了根本性的新面貌。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遏制日本、俄国和德国曾是帝国战略中的头等大事；从1914年8月开始，最重要的事是击败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1916年，威尔逊明确表示要建立一支与英国海军旗鼓相当的美国海军，他的这一想法敲响了新的警钟。即使是在最好的时代，来自美国的挑战也是让人胆战心惊的。考虑到大战的需要，这一挑战就更加如噩梦一般可怕了。然而，美国的海军野心还不是欧洲人在1916年所要面对的唯一巨大挑战。[9]美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已经很明显了，但导致全球财政领导权突然转移到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战争。[10]结果，这场战争不但重新定义了财政领导权的所在，更重新定义了领导权的真正内涵。

以现代标准来看，所有欧洲主要参战国在开始这场战争的时候，显然都具有强大的财务平衡、稳健的公共财政，以及大规模的海外投资。1914年，整整三分之一的英国财富由私人海外投资掌握。随着战争的爆发，除了调动国内和整个帝国的资源，还出现了庞大的跨大西洋融资运作。这使得欧洲所有政府都被卷入一种新的国际行为方式中来，但最主要的是英国。1914年之前，在巨额融资的爱德华时代，伦敦的领导地位得到公认。然而，国际金融在当时却是一项私人业务：金本位制度的指挥者——英格兰银行，并不是一个官方机构，而是一家私人企业。如果英国国家曾出现在国际金融当中，它的影响也是微妙和间接的。英国财政部一直待在后台。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这些无形的、非正式的金钱网络与影响力网络迅速凝聚成了一种呼声，呼唤一个更加坚实的、具有明显政治性质的霸权。从1914年10月开始，英国与法国政府提供数亿英镑的政府贷款支持“俄国蒸汽压路机”（Russian steam roller）[*]，指望他们从东侧粉碎同盟国集团。[11]1915年8月在法国布洛涅（Boulogne）达成协议之后，协约国三个主要成员的黄金储备被汇集到一起，以为储存在纽约的英镑和法郎的价值提供担保。[12]英国和法国轮流承担起为整个协约国集团商谈贷款的责任。到了1916年8月，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巨额花销，法国的信贷级别迅速下跌，以致只能由伦敦方面来担保纽约的一切了。[13]一个新的政治信用网络在欧洲建立起来，伦敦成为其中心。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用会计学的语言来说，协约国集团在战争融资上的努力包含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各国资产和债务重组。[14]为了提供担保物，英国财政部强行推行了一个购买计划，购买私人持有的北美和拉美一流证券公司的股份，兑之以英国国内的政府债券。这些外国资本一旦到了英国财政部的手里，就被用来为协约国集团从华尔街借贷的数十亿美元提供担保。英国财政部在美国所背负的债务，在英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上被它对俄国和法国政府新产生的巨额债权抵销了。但如果把这一庞大的资金转移看作现有财政网络不费吹灰之力的转向，则是低估了这一转变的历史影响，以及这座新的金融大厦的极度不稳定性。1915年之后，协约国的战争借款彻底扭转了爱德华时代财政的政治结构。

在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帝国富有的核心地带——伦敦和巴黎——的私人债权者向周边各国的私人和政府债务者借出了数十亿。[15]而从1915年开始，不仅贷款的源头转移到了华尔街，排队等候贷款的也不再是俄国的铁路或者南非的钻石开采者了。欧洲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正在向美国公民个人，或者其他任何愿意提供贷款的人借钱。一个富裕国家的私人投资者，用不受政府出借方控制的通货向其他富裕发达国家的政府发放贷款，这种形式的借贷不同于维多利亚晚期全球化大发展时人们所见过的任何状况。正如“一战”后的恶性通胀将要证明的，一个以本国通货来借款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印制钞票找到一条摆脱债务的道路。潮水般的新纸币可以抹掉战时债务的真实价值。但如果英国或法国向华尔街借美元，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开始依赖于外国债权人，那些债权人则反过来对协约国表现出信心。到1916年年底，美国债权人已经给协约国的胜利投下了20亿美元的赌注。自1915年英国负责借贷后，承载着这样一场跨大西洋的资本运作的就是一家私人银行，即主宰着华尔街的J. P. 摩根，而它与伦敦金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16]这当然是一种商业动作，但摩根的这种行为也表现出了赤裸裸的反对德国、支持协约国的立场，同时也支持了美国国内对威尔逊总统最激烈的批评者——共和党内的干涉主义力量。结果，公权和私权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国际结合。1916年夏天，在索姆河大规模军事进攻期间，J. P. 摩根为英国政府在美国花掉了超过10亿美元，至少占英国在那关键几个月里战争花销的45%。[17]1916年，银行采购处所负责的协约国采购合同的价值，已经超过了战前几年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通过这些受到美国东北部商业和政治精英支持的、J. P. 摩根的私人商业合同，协约国集团得以调动相当大一部分的美国经济，而且完全不需要得到威尔逊政府的许可。协约国对美国贷款的依赖无形中也使美国总统在战争问题上有了巨大的优势。然而，威尔逊真的能够运用这一权力吗？华尔街是不是太过独立了？联邦政府有办法控制J. P. 摩根的所作所为吗？

此前20多年，人们一直在激烈地争论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到1916年，战争的融资问题，以及美国与协约国的关系，也成为这一争论的话题。1912年，距离内战结束、美国加入金本位制度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美国依然缺少一个能够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相提并论的金融机构。[18]华尔街一直在游说，希望建立一个中央银行作为最终出借人。然而，1913年威尔逊签字批准成立联邦储备委员会时，银行业对此还缺乏兴趣。如果以华尔街，尤其是J. P. 摩根来判断的话，威尔逊的美联储政治性太强了。[19]它并不是一个基于英格兰银行私有模式的真正“独立”的机构。1914年，随着欧战的爆发，这个新体系经受住了它的第一次考验。美联储和英国财政部采取措施，避免欧洲金融市场的关闭在华尔街引发崩溃。[20]1915—1916年，受一场出口导向的工业大繁荣的驱动，美国经济获得发展。为了满足欧洲战争的需要，美国东北部和五大湖的工业区从整个美国疯狂吸纳劳动力和资本。但这只是加大了威尔逊身上的压力。如果人们允许这种繁荣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那么，美国在协约国战争中的投资很快就会变得极其庞大，以至不能出现失败。美国政府实际上将失去自由行动的能力，而正是这种自由在1916年时给了它这样的权力。

协约国方面是否有可能表现得好一些，减少对美国资源的依赖呢？毕竟德国在战时就没有享受如此慷慨借贷的好处。[21]但这种对比恰恰只是说明了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到底有多么重要（表1）。在消耗巨大的凡尔登战役和1916年夏天的索姆河战役之后，德国在西线继续了将近两年的防御战，同盟国各国只在东线和意大利战线进行一些花销较少的行动。与此同时，经济封锁使他们国内付出了惨重代价。从1916年年底的冬天开始，德国和奥地利的城市居民开始挨饿。保障后方的食品和煤炭供应并不是“一战”期间偶然出现的想法，而是能决定战争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22]经济压力需要一段时间来影响事态，但最终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德国在1918年春季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时，士兵大都饥饿不堪，无法维持一场长时间的进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没有来自北美的支持，1917年协约国不间断的进攻——4月的法军进攻香槟（Champagne），7月克伦斯基（Kerensky）在东线的攻势，7月英国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进攻——以及1918年夏秋季的最后总攻，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在伦敦，至少直到1916年年底，还不停有人呼吁，英国应避免对美国贷款的依赖；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在呼吁进行和谈。然而，随着决定要发起“制胜一击”的劳合·乔治联合政府在1916年12月上台，这些人的呼声被无视了。没有人认真想过要不依赖美国的物资和贷款而全力继续战争。自1916年，协约国拿到第一笔10亿美元的贷款以发起对同盟国一系列军事打击中的第一次重大进攻开始，这一趋势就在不断加强。而在制订所有后续进攻计划时，协约国都相信，这些计划将得到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充足物资的支援，这使得对美国的依赖愈发严重。随着借贷的美元越堆越高，持续偿付高筑的债务、避免因违约而蒙羞，成为战争当中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这在战后甚至更加严重。

二

不管怎样，大西洋两岸关于战争未来进程的斗争决不仅是经济或军事层面的，它总是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继续战争的意愿取决于政治，而这本身也是一个跨大西洋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论述的轮廓远远不像在经济和海军力量方面那样清晰。我们对于20世纪初期美国和欧洲之间政治关系的印象其实受到后来“二战”期间美欧关系的深刻影响。1945年，健康自信的美国大兵出现在欧洲战争与独裁的废墟之中，预示着繁荣与民主的到来。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把美国这种代表着资本主义繁荣和民主的迷人形象过远地投射到20世纪初。正如其海军和金融实力的突然上升，美国宣告其政治领袖地位也是非常突然的。这是大战本身的一个产物。

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尽管曾经发生过可怕的内战，但美国的民主经验在1865年到1914年的这半个世纪里，引来了各种各样的评论。[23]新统一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并没有转向美国寻求宪法方面的灵感，它们都有自己土生土长的立宪主义传统。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决定要仿效英国，19世纪80年代的新日本宪法则是效法欧洲各国的混合产物。[24]在格莱斯顿（Gladstone）和迪斯雷利（Disraeli）的全盛时代，即使是在美国，包括年轻的伍德罗·威尔逊在内的第一代政治学家，也都遥望着大西洋彼岸的威斯敏斯特模式。[25]当然了，合众国也有自己的英雄叙事，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就是它伟大的守护者。但直到内战所带来的震荡消散之后，美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才得以开始构建一套全新的、重归于好的国家叙事。在西部边界完全确定之后，北美大陆得以统一。1898年的美西战争，以及1902年征服菲律宾，让美国更加扬扬得意。美国工业的活力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农业出口给整个世界带来富足。然而，在镀金时代的进步主义改革者中间，美国的自我形象却是模糊不清的。美国是城市腐败、管理混乱与政治贪欲的代名词，也是发展、生产与利润的同义语。在寻找现代政府的典范时，是美国专家跑到德意志帝国的城市去学习，而不是反过来。[26]1901年，伍德罗·威尔逊在回看过去时说：“19世纪首先是一个民主的世纪……在世纪末时，世界对于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的好处，并不比世纪之初更有信心。”民主共和国的稳定性依然是个问题。尽管“源自英国”的联邦制有着最优秀的成绩单，但威尔逊本人仍然承认，“人们并不认为美国历史……的趋势是努力创建一个公平、自由和纯粹的政府”。[27]美国人自己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体系，但如果要谈到更广阔的世界的话，他们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证明。

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随着战争的爆发，局面就立刻得到了扭转。在伤亡人数变得难以承受之前，欧洲参战国都将1914年8月战争的大规模动员视为一个为自己国家建设的努力进行辩护的绝佳机会。[28]以20世纪末的标准来看，没有哪个参战国是成熟的民主政体，但它们也不是古老的君主制或者极权独裁。支撑这场战争的即使不是爱国主义的狂热，至少也是被显著扩展了的共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和保加利亚，参战期间其国会都正常运转；奥地利也于1917年在维也纳重开国会；即使是俄国，1914年出现的早期爱国热情也使杜马得以复兴。在战线的两边，战士们在接受动员时，首先都被告知，他们是在捍卫权利、财产和国家认同的体系，而他们也觉得这些体系与自己利害攸关。法国人为了保卫共和国而与宿敌作战；英国人自告奋勇，要为捍卫国际文明、消除德国威胁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则为了保卫自己而与怀恨在心的法国、背信弃义的意大利、盛气凌人的英帝国，以及万恶之首——沙皇俄国进行战斗。尽管公开呼吁叛乱的声音会被压制，反对战争的人最终发现自己面临牢狱之灾，或者被派到了最危险的前沿阵地，但公开讨论和谈的情况还是十分常见的，其普遍程度在“二战”末期的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想象的。

1916年12月，当劳合·乔治重新组建英国政府的时候，呼吁以妥协换和平的声音越来越多，以致这个政府必须重申其对德国进行“制胜一击”的最终目标。内阁的多数重要席位都为托利党占据，但首相本人是一名自由主义激进派，同时对民意有着准确的直觉。早在1915年5月，他的前任阿斯奎斯（H. H. Asquith）就将工会成员带进了内阁。20世纪初的欧洲政治比人们通常所称赞的还要包容。在法国，社会主义者是神圣联盟（Union Sacrée）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战的头两年，这个多党派同盟一直存在于共和国中。即使在德国，尽管政府还是由皇帝任命的人管理，但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会最大的党派。1914年8月以后，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定期与他们协商。1916年秋天，当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将军和鲁登道夫将军开足马力推动战时经济时，他们也需要工会成员同心协力来给予支持。

对于欧洲这样壮观的动员，受罗斯福影响的美国人的反应并不是优越感，而是又敬畏又羡慕。[29]正如罗斯福在1915年1月所说的，战争也许是“可怕而邪恶的，但它也是壮观和高尚的”，美国人不应该“假想”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美德”，也不应该指望欧洲人会“认为”他们“树立起了一个精神榜样……美国人只是优哉地坐在那里，说些无聊的废话，捡起欧洲人的生意；而与此同时，欧洲人正在浴血奋战，以维护他们全心全意相信的理念”。[30]对罗斯福来说，如果美国要证明自己成为一个大国的合法性，它就必须在同一场战斗中通过支持协约国来证明自己。然而，让罗斯福深受打击的是，即使在1915年5月“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之后，赞成参战的美国人依然是少数。数百万德裔美国人主张中立，许多爱尔兰裔美国人也是如此。1915年，当德意志帝国军队进入俄属波兰，并在那里受人欢迎地废除了沙皇俄国的反犹主义时，犹太裔美国人却被禁止欢呼庆祝。美国劳工运动和残存的农民民粹运动曾在1912年团结在威尔逊周围，支持他竞选总统，但它们同样都不赞成参战。威尔逊的第一位国务卿不是别人，正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9世纪90年代的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反金本位制度的激进派。他对华尔街及其与欧洲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一直深表疑虑。当时间一天天临近1914年的七月危机时，布莱恩出访欧洲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调停协定，从而避免了美国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战争爆发之后，他主张应当彻底而全面地联合抵制向战争任何一方提供私人贷款。但威尔逊否决了这一提议。1915年6月，在“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之后，威尔逊威胁德国说，如果德国不停止潜艇战，美国将采取战争行动。对此，布莱恩辞职以示抗议。但威尔逊本人也绝不是一个赞成干涉行为的人。

在被赞誉为举世闻名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之前，伍德罗·威尔逊是作为美国国家历史伟大的吟诵者而引人注目的。[31]作为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畅销历史书的作者，他让这个仍然没有从内战中完全站起来的民族对自己充满暴力的过去有了一个和谐一致的看法。对于在弗吉尼亚的童年，威尔逊最早的记忆之一便是听到林肯当选的消息，以及内战即将来临的传言。19世纪60年代，他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Augusta）长大——后来在凡尔赛，他对劳合·乔治描述这个地方是“被征服和被破坏的乡村”——从战败一方身上感受到了一场用武力决出最终胜负的正义战争所带来的苦果。[32]这使他对任何主张讨伐的言论都持深切的怀疑态度。给威尔逊留下创伤的不仅是内战，还有战争之后的和平，它所带来的伤害更加严重。终其一生，威尔逊都在抨击内战之后的重建阶段，北方努力将一个新秩序强加给南方，让获得自由的黑人拥有选举权。[33]在威尔逊看来，美国花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得以恢复。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实现了某种和解。

不管是对威尔逊还是对罗斯福来说，战争都是对美国新自信和新力量的一次考验。罗斯福想要证明美国的英雄气概；而在威尔逊看来，席卷欧洲的这场战争正在挑战他的国家的道德平衡力和自我约束力。通过拒绝卷入战争，美国的民主政治将进一步巩固这个国家的成熟，以及对于战时煽动性言论的免疫力，而在50年前，类似言论曾带来了巨大危害。然而，强调自我约束不应被误解为谦逊。罗斯福等干涉主义者只是在追求平等——希望美国也能被视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大国，而威尔逊的目标毫无疑问是要让美国占据制高点。这种想法也不是要忽视“硬实力”。威尔逊在1898年时就已经因为美西战争而兴奋不已，他的海军扩张计划，以及坚持美国应控制加勒比海地区的主张，比他之前的所有总统都更加具有侵略性。为了控制巴拿马运河，1915年和1916年，威尔逊毫不犹豫地下令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并对墨西哥进行干涉。[34]但是好在美国天然具有广袤的土地，所以它并不需要大面积扩张领土。它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已经通过世纪之交时的“门户开放”政策表达出来了：美国并不谋求对领土的控制，但它的商品和资本必须能够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不受任何帝国国界的限制。与此同时，在坚不可摧的海上防护力量的保护之下，它还投射出一道让人难以抗拒的道德与政治影响力之光。

在威尔逊看来，这场战争是“天命”的一个迹象，它为美国带来了“一个很少被赐予其他国家的机会，一个在世界上提出并达成和平的机会……”——而且是按美国自己的方式。一个按照美国方式建立起来的和平协定将使美国作为“和平友好的真正捍卫者”而被赋予永久的“崇高性”。[35]1915年和1916年，豪斯上校两次被派往欧洲，游走于各国首都进行调停，但参战双方都对此不感兴趣。1916年5月27日，就在英国发动由华尔街提供资金支持的索姆河战役之前几周，在华盛顿的新威拉德酒店（New Willard Hotel），威尔逊在强制和平同盟会（League to Enforce Peace）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他对一种新秩序的看法。[36]对于主办这次活动的共和党国际主义者的观点，威尔逊表示赞成。他说，自己非常乐于看到美国加入任何愿意维护未来和平的、“可行的国家联盟”。作为这个新秩序缺一不可的两个基础，他提倡公海自由和限制军备。但威尔逊与他的大多数共和党对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认为，美国在世界新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明确拒绝加入当前这场战争的做法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参战，美国就将失去绝对的制高点。威尔逊说，战争的“原因及其目标”，都与美国无关。[37]在公共场合，他只会说这场战争有着“更深”“更复杂”的原因。[38]而在与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的私人谈话中，他则直言不讳。德国的潜艇战激起了公愤，但英国的“海军至上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并且给美国造成了更大的战略性挑战。威尔逊相信，这场邪恶的战争并不是自由主义对德国侵略的讨伐，而是一场“英德两国为了解决经济竞争而发生的争执”。佩奇在日记中写道，1916年8月，威尔逊“说英国拥有整个地球，而德国想将之据为己有”。[39]

即使1916年不是竞选年，即使摩根不是共和党最有力的赞助商之一，在亲英的银行家的主张之下与协约国纠缠在一起的一大部分美国经济力量也已经对威尔逊政府提出了严重挑战。当竞选进行到最后阶段时，美国国内因战争繁荣而引起的紧张状况也到了危急关头。从1914年8月开始，信贷刺激下的出口猛增导致生活成本提高，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工资购买力正在消失。[40]企业大发战争财，埋单的却是美国工人。夏天过后，威尔逊同意了国会中人民党左翼的提议，开始向对欧出口征税。在1916年8月的最后几天，为了回应铁路系统大罢工的威胁，他站在工会一边，促使国会承认了八小时工作制。[41]结果，美国的大企业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了共和党的竞选阵营一边。民主党人这边则公开讥讽共和党的查尔斯·休斯（Charles Hughes），说他是服务于华尔街奸商的“战争候选人”。在这场充满敌意的、美国政治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竞选结束之后，威尔逊的获胜丝毫没能平息激烈的党派之争。尽管威尔逊在普选中获得了稳定多数，但他也只是因为在加利福尼亚以3755票的优势胜出，才得以在选举人团中获得领先。由此，威尔逊成为继19世纪30年代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之后，第一个成功连任总统的民主党人。对于协约国和他们在美国的赞助商而言，这是个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结果。大部分美国民众已经表明了态度，他们不想卷入冲突。

三

考虑到威尔逊的再次当选，要想指望美国继续默许协约国战事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显然是有一定风险的。但这场冲突本身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德国在凡尔登的攻势达到恐怖的高潮，协约国在1916年5月24日决定，要在索姆河发动英国首次大规模进攻。三天之后，威尔逊就在新威拉德酒店表明了自己对世界新秩序的看法。[42]尽管英国的进攻没能取得突破性成果，但它迫使德国开始转入守势。与此同时，协约国在东线上的大战略也快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了。那里，在协约国资金和工业生产的支持下，俄国军队得以恢复，有能力对抗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王朝。1916年6月5日，精力充沛的骑兵指挥官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Aleksei Brusilov）将军毅然派出俄国的精锐部队，在加利西亚（Galicia）与奥匈帝国的军队作战。在那几天举世闻名的战斗中，俄国人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实力。要不是德国军队紧急增援并担任军事指挥，东线的南段就将彻底崩溃。这对同盟国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以致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8月27日，罗马尼亚终于放弃了中立立场，宣布加入协约国作战。同盟国曾经严重依赖从罗马尼亚运送来的石油和粮食，可现在向西被派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却是一支精神抖擞、由80万人组成的敌军。尽管看起来难以置信，但在1916年8月时，掌握着世界命运的并不是威尔逊总统，而是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罗马尼亚首相扬·布勒蒂亚努（Ion C. Brătianu）。正如陆军元帅兴登堡在回忆录中所说的：“的确，从来没有一个像罗马尼亚这样的小国，在这样一个恰当的时机，扮演对世界历史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角色；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强国，从来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受到一个人口大约只有自己二十分之一的国家的影响。”[43]在德皇的宫殿中，罗马尼亚参战的消息“犹如一颗炸弹。威廉二世（William II）惊惶失措，断言战争已经失败，觉得我们必须求和了”。[44]哈布斯堡王朝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伯爵“确定无疑地”预言，“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同盟国及其盟友将会彻底失败”。[45]

结果，罗马尼亚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以德国为主力的一场反击战扭转了局面，反败为胜。到1916年12月，随着德国和保加利亚的兵力攻入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政府和它残存的军队发现自己只能流亡俄占摩尔达维亚（Moldavia）。但正是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构成了1916年年底到1917年年初协约国、德国和伍德罗·威尔逊之间冲突的重要背景。1916年8月底，德皇撤换掉了名誉扫地的凡尔登战役策划者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任命陆军元帅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组成第三最高陆军指挥部（3. OHL），这标志着柏林方面打算将战争进一步升级。在过去的两年中，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只参与了对俄作战，因此，在近距离了解了西线的战况之后，他们感到极度震惊。德国在凡尔登战役中付出巨大，但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的超密集投入也创下了新高。因此，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摆出防御的姿态。如果说他们还希望能与协约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争投入一决高下的话，德国就需要进行一场新的自我动员。所谓的“兴登堡计划”就是要让每年的军需品产量翻倍。这一目标的确达到了，但后方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与此同时，正是出于同样的防御理由，第三最高陆军指挥部支持海军进行潜艇战。德国如果想要存活，就必须切断这条跨大西洋的补给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不会立刻发动攻击，他们要给贝特曼·霍尔维格一个进行和平调解的机会，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确信，他们是在支持一场纯粹的防御战。[46]将潜艇战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这会激起美国的敌意。但如果继续退缩，那就正中英国的下怀。从经济方面来说，北美不管怎样都已经完全和协约国共进退了。

协约国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在不久的将来从美国再筹集10亿美元的贷款，因此并不奇怪，协约国对美国一定支持自己并没抱太大希望。尽管如此，和谈对英国和法国来说，甚至比对德国更没什么吸引力。经过两年的战争之后，德国军队已经占领了波兰、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大部分，现在他们又占领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已经被从地图上抹去。在伦敦，1916年秋天，正是围绕战争第三年战略重点的争论导致了阿斯奎斯政府的垮台。[4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愿意接受威尔逊和谈观念的人，恰恰也是对美国长期崛起最持怀疑态度的人。像英国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那样的老派自由主义者更是如此。他警告内阁，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敢肯定地说，到明年（1917年）6月或者更早，只要他愿意，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就能随心所欲地对我们发号施令了”。[48]麦克纳试图避免越来越依赖美国的想法，与威尔逊对欧洲政治的厌恶是一个命题的两面。在双方看来，避免未来纠葛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停止战争。但到1916年12月，麦克纳和阿斯奎斯都已经下台了。新上台的是劳合·乔治所领导的联合政府，它下定决心要打败德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个联合政府的态度与威尔逊想要结束战争的想法根本不相匹配，它的根本承诺却是最大西洋主义的。[49]劳合·乔治告诉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他满腔热情地期待一个持久的、建立在“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相互支持”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50]正如他之前在1916年对豪斯上校所说的：“如果美国能与英国携手并肩，那么，整个世界都无法撼动我们对海洋的联合控制。”[51]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实力”是“如此强大，没有哪个参战国能与之抗衡……”[52]然而，正如劳合·乔治在1916年夏天就已经提出的，美国的贷款不仅造成了英国对华尔街的服从，更造成了它们相互的依赖。英国向美国借的钱越多，购买的东西越多，威尔逊就越难将自己的国家与协约国的命运分离开来。[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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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形容俄罗斯帝国源源不断的人力，行动迟缓但势不可当。——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