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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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危机时刻

第四章 东方的红色曙光

1月4日至3月16日

在西线这场惊心动魄的3月大撤退中,潘兴只是体现美国坚强意志的一个符号。在幕后指挥着潘兴的是威尔逊总统,他想的比潘兴长远得多,不仅仅是建立一支美国领导的统一军队而已。知识分子威尔逊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情愿地加入这场战争,而其终极目标与协约国其他成员截然不同。其他国家无非是为其生活方式而战,为帝国的存续而战;而普林斯顿大学前任校长威尔逊却大胆设想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建立一个坚持民主的多国联盟,为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与正义。威尔逊提出了一个双刃剑式的口号以领导国家进行战斗:为保证民主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应当以此战终结一切战争。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已在俄国问题上达到了临界点。英、法两国一致将这个新兴的布尔什维克国家看作心腹大患,而威尔逊却有点不一样。他对俄国所知无几,也不甚了解俄国的新政治哲学,准备接纳苏维埃政府进入他所构想的民主国际联盟。引导威尔逊走上这一方向的是他的首席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1]上校,此人曾为得克萨斯州的数任州长出谋划策,颇见成效,故被威尔逊委以重任。豪斯的雄心壮志不在于高官厚禄,他想做的是华盛顿的幕后操盘者。这名小小的上校乐于在威尔逊伟岸的身影[2]之下生活,他“提供情报翔实可靠,提出建议委婉巧妙,常以沉默表示异议,且懂得适可而止,不过分固执己见;由此成为了总统不可或缺的心腹”。

从一开始,豪斯就反对协约国对布尔什维克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并由此发现自己的意见与英、法两国大相径庭。“只有老天爷知道谁对谁错。”豪斯在他那巨细无遗的日记中写道,“不过我的建议如下:俄国为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做出了许多努力,我们对此深表同情;我们也愿意尽一切可能提供财政、工业及道义上的援助;除此之外,不做任何进一步的干预。我的建议更为稳妥,至少我个人如此认为。”

因此,豪斯说服总统在1918年初发表一场重要演说。该演说旨在阐述美国参战的目的,不仅将团结各协约国人民——虽然无法团结政府——去支持一项宽大的和平协议,而且还包括“阐明战争之对象;此一阐明是应布尔什维克之要求而发,或可说服俄国支持协约国阵营对民主自由原则之捍卫”。换言之,豪斯希望,即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重新展开谈判的苏维埃政府会因演说而受到鼓舞,从而拒绝德方的蛮横要求,继续进行战争。

1918年1月4日,豪斯带着海量的资料与建议书来到华盛顿;这些书面材料是由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编写的,其中包括耶鲁大学的教授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3],以及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4]。豪斯的任务是帮助威尔逊准备演说。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威尔逊与豪斯从上午开始埋头苦干起来。两人反锁了门,因为威尔逊不想让某些人前来发表意见,比如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5]。威尔逊认为兰辛此人愚鲁不堪,由他担任国务卿,还不如自己来兼任。“我们实际上从10点30分才真正开始工作,”豪斯后来回忆道,“12点30分时完成了新的世界版图,后来都成为了现实。”两人按部就班地深入探讨,“先是大体制定出一般性的条款,比如公开外交、海上自由、消除经济障碍、建立对等的贸易条件、保证减少军备、调整殖民地权益要求、建立一个普遍性组织以维护和平。然后开始处理比利时、法国等国家的领土问题”。

豪斯力主公开外交的主张:“我对他说,要使美国人民及世界民主国家欢欣鼓舞,无有出此举之右者,且公开外交是正当之举,必将成为未来外交的原则。”豪斯还提出了取消贸易壁垒及一些关于公海自由的主张,最终敲定了如下措辞:“各国领海以外的海洋上应有绝对的航行自由,在和平时及战时均应如此。”

威尔逊亲自用打字机打出了最终稿,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侮辱性的表述及无具体所指的谴责。他谨慎地指出,美国不希望通过武力或经济制裁去伤害战后的德国,也无意干涉德国的宪政制度。翌日下午,威尔逊把这篇最终稿念给豪斯听,豪斯深受触动,并认为这将是威尔逊此生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等到演说过后,您要么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豪斯听完评论道,“要么会从此远离政坛,悠闲度日。”两人都十分担心,美国如此突兀地插手欧洲事务,将会收到怎样的反响;同时也对其他几项提议心怀忧虑,比如阿尔萨斯和洛林、海上自由,以及商贸条件的平衡等问题。

1月8日,星期二,天气晴朗却寒冷。威尔逊和夫人打了一会儿高尔夫,在上午11点时回到白宫,然后才吩咐秘书约瑟夫·帕特里克·塔默提(Joseph Patrick Tumulty)[6]通知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7]及众议院议长查普·克拉克(Champ Clark)[8],说自己30分钟内将前往国会,在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

众人大感意外,因为威尔逊四天之前刚刚在国会发表过演说。人们火急火燎地去召集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免填不满座位。外交席上唯一的大使是塞西尔·斯普林·莱斯(Cecil Spring Rice)[9]爵士;此人当时是英国驻美大使,不过几天后就会让位于雷丁勋爵。中午,威尔逊夫人在四名亲属及豪斯上校的陪同下来到来宾席时,席上来宾仍然寥寥无几。

威尔逊登上讲台时,掌声稀稀落落,甚至连那些听到消息匆匆赶来的总统内阁成员也不知道威尔逊即将进行一场怎样的演说,来阐述美国参战的目的。总统的演说开始时语调平静,没有抑扬顿挫,并出人意料地以同情的态度叙述了苏维埃政府正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德国进行的和平外交行动。“俄方代表非常公正地、非常明智地,且本着真正的民主精神坚持认为,他们与日耳曼及土耳其政治家们所举行的这场会议应当是一场公开而非秘密的会议;全世界人民都渴望成为观众,也应当成为观众。”威尔逊继续说道,“与同盟国不同,协约国的战争目的向来无所遮瞒。协约国之间意见明确,原则肯定,细节清晰。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充满着种种动人心弦的声音;然而在我看来,有一种声音最令人心潮澎湃、难以自已。那就是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要求我们对上述原则及目的做出详细的解释。他们在冷酷的德国面前匍匐着,似乎已是一筹莫展,因为德国至今为止,从未表现出仁慈或是怜悯。显而易见,他们已丧失了力量,但灵魂却没有屈从。他们不会向敌人屈服,无论是在原则上,或是在行动上。俄国人民以其坦率的心胸、广阔的视野、慷慨的精神、普世的同情,向世界昭示了对他们而言何谓公理、何谓仁爱、何谓高尚;全世界的每一位朋友都应当对此感到钦佩。他们坚持理想而拒绝妥协,也不肯明哲保身而作壁上观。”

威尔逊事先没有咨询兰辛的意见。兰辛不认同威尔逊的想法:布尔什维克的谈判官员没有代表俄国人民的动机与感情,俄国人民完全不清楚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发生的事情。威尔逊将布尔什维克与俄国人民画上等号,是对历史的歪曲。就连列宁和托洛茨基也会嘲笑威尔逊这番天真的描述——仁爱、高尚、慷慨的精神,拒绝明哲保身也不肯作壁上观。

威尔逊这番平静、克制的语调没有引起听众太多的热情表示,接着他便以强有力而充满感情的声音谈论起了俄国人民:“俄国人民要我们说明,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与精神与他们是否有所不同、有何不同。我相信,美国人民会希望我对此做出坦坦荡荡的答复。不管他们目前的领导人是否相信,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方法,以使我们有机会协助俄国人民去达成他们的夙愿——获得自由、实现有序的和平。”会场终于响起了掌声。随着来宾席越来越满,新赶到的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悄悄落座,大厅里渐渐产生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氛围。

威尔逊继续说着,“所以说,我们的计划就是实现和平,而且我们认为,这也是唯一可行的计划。该计划……”威尔逊的这一番话语惊四座,当他接着列举出14点具体要求[10]时,全场听众聚精会神,鸦雀无声。公开外交、海上自由、裁减军备、公正调整殖民地要求、撤除所有俄国及比利时境内的军队……当他说到下一点,即归还包括普鲁士在1871年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在内的全部法国领土时,听众自发地欢呼起来。“参议员、众议员们跳到椅子上,”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写道,“挥舞着手臂,好像是在观看一场足球赛。”

总统面带微笑,耐心地等待着喧嚣的场面平静下来,然后继续讲下去,一直讲到最后一点,即第14点:要求建立国际联盟。他说协约国愿意为“从根本上纠正错误和伸张公理”而战斗到底。协约国毫不嫉妒德国的强大。“我们不愿伤害德国,或以任何方式遏制德国的合法影响或权力。我们不愿意用武力或敌对性的贸易措施来对付德国,如果它愿意在合乎正义和法律以及公平交易的公约这一基础上与我们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一致的话。”威尔逊最后总结说美国人民“愿意奉献出他们的生命、荣誉和所拥有的一切”以维护这一公正对待所有人民及一切民族的原则,“这个最高的道德考验,争取人类自由的最后且最有决定性的战争已经来临了,他们准备把自己的力量、自己最崇高的目标、自己的坚贞和虔诚,付诸考验”。

对威尔逊的这场演说,全美上下各政党的第一反应是一致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1]与参议员博拉(Borah)最爱唱反调,此时难得地表示赞同;社会主义者同样如此;平日激烈批评威尔逊的共和党报纸《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则称“十四点”演说不啻为第二个《解放宣言》:“就像半个世纪前林肯解放南方奴隶那样,威尔逊先生如今保证国家将战斗到底,去解放比利时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总统的话是一亿人的心声……如今,全国上下与总统一道前进着,对政治领袖、对国家大业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信心。”

不过,英国人对威尔逊所呼吁的“海上自由”毫无热情,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对“正义的统治触手可及”表示怀疑。法国人虽然也持怀疑态度,好在阿尔萨斯-洛林的那项声明给他们带来了些许宽慰。“威尔逊总统的这番话,”《自由报》评论道,“会使他的大名传遍法国的每一个穷乡僻壤。”至于意大利领导人,则对威尔逊要求的“意大利的疆界……依照明晰可辨的民族界线予以重新调整”颇有不满;他们想要更多的领土。

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根本不准备接受这份充满理想主义的计划;德国当然也不会响应威尔逊的号召,去参加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组成的联盟。不难想见,交出阿尔萨斯-洛林的要求使德国当局倍感羞辱,甚至连支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报》(Vorwärts)都怀疑威尔逊是在企图“以全面和平为诱饵欺骗俄国,诱使它再次陷入世界大战的血泊之中” 。[12]

俄国对此作何感想呢?“这是向着世界和平迈出的重要一步。”列宁用流利的英语对一名美国官员讲道,但他接着批评了殖民地那一条,并说美国给出的信息并不完整,“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篇演说很好;只是为什么没有正式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呢?他们打算何时承认呢?”不过,列宁仍然授意政府机关报《消息报》(Izvestia)全文刊载了这篇演说。“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各项条款,”该报评论道,“可谓争取民主和平的伟大斗争中的一次伟大胜利。我们希望,在这场斗争中,美国人民会是我们的真诚盟友。”

党报《真理报》(Pravda)则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列宁个人对威尔逊动机的怀疑。“当然,”该报社论称,“这位美国证券市场的代理人所表现出的恭维态度,其本意究竟为何,我们早就了然于胸……我们知道,威尔逊是美帝国主义独裁政治的代表,美帝国主义惩罚本国的工人及穷苦大众,用的是监狱、强迫劳动和死刑。”几天后,列宁在党内做报告时亲自称:“对英美两国的战争将长期进行下去,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在俄国的大部分美国官员都反对威尔逊对俄国表示出的友好姿态,并将布尔什维克视作对民主的危险。站在相反立场上的是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13],此人简直是活生生的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4]笔下人物。罗宾斯出生于史泰登岛(Staten Island),在美国的田纳西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及墨西哥等地做过农场工人和矿工,后来在阿拉斯加淘了三年金,于1900年回国,成为了一个有钱的年轻富人。在克朗代克(Klondike)[15]时,罗宾斯对当地人无法无天的生活状态震惊不已。他满怀改革的炽烈热情,在芝加哥展开了社会工作。有个名叫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16]的青年律师,与罗宾斯共同投身于混乱的芝加哥政坛。两人一起作为改革派候选人参加竞选,最终选出了一个改革派市长并使他得以连任。

罗宾斯精力过人。他一手专注于劳工运动,协助并组织罢工;一手投身宗教,花了一年时间在全国各地进行布道,主题叫“为了成年男性与少年男性的基督徒生活——男性与宗教前进运动”[17]。罗宾斯是西奥多·罗斯福的热情支持者,并在1916年成为了进步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

受到布尔什维克的热情鼓舞,实属情理之中。看着他们,罗宾斯总能回想起当年一起在中西部工作的那群进步分子。俄国北部的风光也唤醒了他在育空河畔的青春回忆,鼓舞着他重新相信人类的进步与上帝的荣耀。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美利坚合众国陆军中校罗宾斯穿上了靴子和粗布衣服,一身典型的无产阶级打扮。罗宾斯频繁出入设在斯莫尔尼宫(Smolny Institute)的布尔什维克党总部,与列宁及托洛茨基谈话的次数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外国人;两人都喜欢罗宾斯那直言不讳的言谈风格。

1月底,罗宾斯仍在致力于促使协约国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合作,此时来了一个堪称及时雨的盟友。此人名叫R.H.布鲁斯·洛克哈特(R.H.Bruce Lockhart)[18],竟是劳合·乔治的特派代表;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英国政府的秘密特工。[19]洛克哈特的任务比较笼统——与苏维埃政府建立非正式关系;而他在接受这项任务时,做出的理解是“我们在战争中有两个主要目的:(1)击败德国军国主义。(2)镇压布尔什维克主义” 。不过,洛克哈特在191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曾任英国驻莫斯科总领事,这段经历使他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会持续下去,无法期待俄国继续对德作战,英国的对俄政策“应调整为力求俄国实现一种反德的和平”。

因此,洛克哈特很快便与罗宾斯成了同道中人。两人在一场晚宴上相遇,像两条初次见面的狗一样试探性地打量着对方。“你是否受制于人?”最终是罗宾斯先开了口,“要处理俄国眼下的情况,不能靠唐宁街或是什么别的地方。这里的局势瞬息万变,你必须每天都根据局势做出调整。”

洛克哈特对罗宾斯印象很深。罗宾斯一头黑发,面色凶狠,让洛克哈特联想到印第安酋长的长相。“我完全不受制于人。”罗宾斯说。第二天上午,罗宾斯把洛克哈特带到了斯莫尔尼宫的布尔什维克党总部。在归途中,罗宾斯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情况:“代表团及我个人的生活都建立在俄国当前的形势之上。俄国当前身处国际性的社会革命形势之中,与各国政府都处于对立状态;而如今对立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它开始向德国军国主义势力靠拢,不是别的,偏偏是德国。那么我们要与他们打交道,就应该……”罗宾斯告诉他的这个新朋友,彼得格勒流传着谣言,说他是华尔街派来的人。“不妨做个假设,就算我是为华尔街和美国商人效力好了,来这里是为帮助他们夺取俄国。那么你是一头英国狼,我是一头美国狼,等到战争结束时,我们会为争夺俄国市场而相互撕咬;当然,我们可以撕咬得堂堂正正。不过呢,倘若我们是两头聪明的狼,看清楚了情况——如果不齐心协力,我俩都会沦为德国狼的盘中餐;那么我们就应当采取行动了。”罗宾斯补充了一句,“就算到时候分道扬镳也没关系。”

洛克哈特其人更为老练,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太受拘束。两人下次碰面时,他对罗宾斯说:“我相信你的立场。我会采取行动的。”“从那以后”,根据罗宾斯的说法,两人“在每个行动上都完全一致”。

两人又与另一个自由派人物——法国军事代表团的雅克·萨杜尔(Jacques Sadoul)上尉联合起来了。此人曾担任法国社会党领袖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的助手,是一名真正的激进主义者。萨杜尔把罗宾斯与洛克哈特看作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内心并不信任两人。两名资产阶级绅士与萨杜尔共同工作,相互之间关系也更进一步,甚至几乎每早都共进早餐。洛克哈特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对罗宾斯的印象很好,“列宁愿意接见的外国人只有罗宾斯一个,他的个性成功地给这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月10日,为抗议德国的苛刻要求,托洛茨基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谈判。此时洛克哈特和罗宾斯加倍努力,为陷入困境的苏维埃提供援助。在洛克哈特为罗宾斯举办的一场宴会上,罗宾斯闷闷不乐,沉默寡言;直到后来客人都进了吸烟室后,他才活跃起来。罗宾斯满怀深情地谈论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必要性,剖析了那些反对承认苏维埃政权的论点,并批驳了所谓苏维埃所作所为正中德国下怀的说法。当时流传着一条谣言,说托洛茨基是敌军的奸细,罗宾斯对此大加讥讽。他称赞托洛茨基“其人着实混蛋得很,不过却是耶稣基督以来最了不起的犹太人。如果德国总参谋部收买了托洛茨基,那他们这钱就白花了”。罗宾斯愤怒地抨击协约国“借德国之手瓦解俄国革命”,而后毫无征兆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

“我现在还能想起来他的样子。”洛克哈特后来追忆道,“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幅近乎完美的布景。在他面前,坐着半圈面无表情的英国人;在他身后,则是熊熊炉火,火舌的光焰反射在黄色的墙纸上,打出了诡异的影子。从窗户向外远望,则是一片璀璨的景象:彼得保罗大教堂(Peter and Paul Cathedral)那细长的尖顶耸立着,夕阳像一团巨大的火球,把血红的余晖洒在白雪皑皑的涅瓦河上。他又一次把头发向后捋了捋,然后像狮子一样摇了摇头。”

“有人读过这首诗吗?”罗宾斯问,“这是今天早晨,我在你们英国的一家报纸上读到的。”说罢,他以一种饱含深情的低沉嗓音开始朗读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20]少校的名诗《在佛兰德斯战场》:

几天前, 我们还活着,

感受拂晓,目睹夕阳灿烂,

爱着并且被爱着,

而现在却长眠于佛兰德斯战场。

继续我们同敌人的战斗吧:

我们倒下的手向你投掷这一把火炬,

请把它高高举起。

如果你背弃了先烈的遗志,

我们将难以安息,

虽然罂粟花遍布在这佛兰德斯战场。[21]

当罗宾斯转身凝视窗外时,屋内“几乎是死一般的沉寂”。最后,他挺起胸,转过脸来。“弟兄们!”他喊道,“依我看,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德国总参谋部打不赢这场战争。”他迈了三大步,紧紧握住宴会主人的手说道:“再见,洛克哈特。”接着又迈了四大步,走出门外。屋内没有人笑出声来,甚至没有人面带笑容,人人都深受感动。

数日后,洛克哈特第一次见到了托洛茨基,并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布尔什维克达成暂时性的一致意见,但不会容忍他们在英国境内鼓动革命。托洛茨基愤怒地反驳道,那么英国对俄国境内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支持这件事又该怎么说呢?洛克哈特承认,托洛茨基的此番怨言并非胡搅蛮缠;托洛茨基最后也说自己已做好与协约国合作的准备,这不是出于感情,而是权宜之计。“这是协约国各政府的一个机会。”托洛茨基最后的这句话使洛克哈特深信,对方准备做一场交易。他给伦敦方面发了一封电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巧妙地应对托洛茨基,此人将成为反对德国的一份宝贵力量。“我提倡的始终是权宜政策。”洛克哈特说,“托洛茨基只会在合适的情况下与我们保持合作,这点我们也应当持相同态度。”

2月23日,德国得寸进尺,要求俄国人放弃在波罗的海、波兰和白俄罗斯的所有省份。彼得格勒方面顿时手忙脚乱。洛克哈特给伦敦方面发了封电报,建议英国立即对布尔什维克提供援助。虽然布尔什维克十有八九不会给协约国带来什么利益,不过他认为,可以阻碍并推迟德国的经济渗透。接着,英国特工洛克哈特又前往斯莫尔尼宫去见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心情很差,他紧锁着眉头问洛克哈特伦敦方面是否曾表示愿意提供援助。洛克哈特回答说,目前还没有这类消息;但他保证只要布尔什维克真心实意地保卫国土,不让半个俄国落入德国之手,那么英国一定会提供援助。

“你没有消息,”托洛茨基愤怒地说道,“我倒是有。你在这儿花言巧语蒙骗着我,你们英国却和法国一道,勾结乌克兰来对付我们;乌克兰早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人了。英国还在谋划着让日本干涉西伯利亚……你家那个劳合·乔治就像在玩轮盘赌,每个数字他都押上了筹码。”

尽管没有得到援助,托洛茨基仍然决心继续作战。那天晚上,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的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意见。然而,列宁却顶着一片嗤笑与嘘声,坚持要签订和约。“在今天这个时代,战争不能单靠热情,得靠技术上的优势。”列宁对与会者说道,“给我10万临敌不惧的雄师劲旅,我保证不签和约。你们能筹建起军队来吗?除了嘴上的空谈和纸上的数字,你们还能给我什么呢?”

列宁的理由被接受了。翌日清晨,彼得格勒向柏林发了一封电报,接受了德方的条款。早晨6点,筋疲力尽的列宁走出大厅,耳边响起了一片骂声:“卖国贼!叛徒!德国间谍!”

可想而知,67岁的美国驻俄大使大卫·弗朗西斯(David Francis)[22]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深感气愤。他给华盛顿方面发电报称:“我认为,合约的条款等于把俄国变为了德国的一个省,俄国今后很有可能与德国合作。我重申自己的建议:立即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摩尔曼斯克(Murmansk)和阿尔汉格尔(Archangel)。”

罗宾斯却激动万分。“这是何等重大的时刻!”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潮水汇作洪流。革命、协约国的事业、民主、俄国、美国,全部汇入了一座大熔炉。”

到2月底,所有协约国的大使馆为避免危险,都逃离彼得格勒,搬到了东边约350英里的沃洛格达(Vologda)。洛克哈特仍然留在首都,并在大使馆搬迁的次日首次见到了列宁。英国特工洛克哈特抵达时“有些悲凉”,因为他的身份更加说不清道不明了。他之前从未见过列宁,此时才看见,列宁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长着粗壮的脖子、红扑扑的圆脸,凸起的额头显得很聪明,胡须短而浓密,一双眼睛目光如炬。洛克哈特发现列宁说话率直得可怕。他说,谣言说得没错,和平谈判并没有破裂。的确,对方给出的条款是羞辱性的,但那是一个军国主义政权,你还能指望它给出什么条款?是,明天,这些条款极有可能被我们接受;毫无疑问,党内会以压倒性的票数批准它。

列宁表示,他也无法预测和平将持续多久,不过俄国正在把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如果有必要,将来还会迁到乌拉尔。至于俄国怎么战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俄国不会“给协约国做马前卒”。如果协约国正确认识这一点,那么双方就很有可能合作。列宁坦诚地吐露出一个事实:对布尔什维克而言,英美资本主义与德国军国主义的可恨程度难分高低;不过,后者带来的危险更为直接。列宁倒是希望协约国在这一基础上与自己展开合作,至于协约国如何应对,他不持乐观态度。列宁表示,如果德国继续侵略,他甚至愿意接受军事支援:“话虽如此,我其实并不相信英国会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英国政府是个反动政府,他会和俄国的反动派进行合作。”

洛克哈特表示,他担心德国促成和约签订后,会把目前东线的兵力全部投到西线。如果协约国被击败了,会怎样呢?那么俄国就要任德国鱼肉了。

列宁笑了笑说:“你们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爱从具体的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你忽略了心理因素。这场战争最终将在后方解决,而不是在战壕里。”

洛克哈特若有所思地回到家中,发现外交部发来了一堆电报,对和约表示强烈不满。他现在不好再说布尔什维克是反德立场了,因为他们愿意割出半个俄国拱手让人。正在洛克哈特考虑如何回复时,电话铃响了。来电的是托洛茨基,说他刚刚得到消息,日本准备出兵西伯利亚。对此,洛克哈特该怎么办呢?如果日本与俄国发生了军事冲突,他要怎么解释自己的使命呢?

紧接着,罗宾斯来了一封电报,建议洛克哈特前往沃洛格达与他会合。洛克哈特想办法搞到罗宾斯的电话,直接拨了过去,说他要在彼得格勒“注视事态的发展直到最后”,并请罗宾斯把日本即将出兵的坏消息转告弗朗西斯。如果日本真的出兵,那么协约国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就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了。洛克哈特那天收到的最后一封电报是妻子从伦敦发来的,她隐晦地表示:伦敦方面并不赞赏他在俄国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不谨慎行事,将会葬送自己的前程。

第二天,星期六。洛克哈特发电报给伦敦,称:“组织力量抵抗德国,仍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留在这个国家。”

然而,3月3日,星期日,和平条约最终还是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订了。这份苛刻的军国主义和约向世人昭示,德国真正的统治者不是国会,也不是总理,甚至不是德皇,而是鲁登道夫。

3月5日,罗宾斯接到托洛茨基的召唤,火速从沃洛格达赶到了首都。“罗宾斯上校,”托洛茨基说道,“你现在是否仍希望我们撕毁和约?”

“人民委员先生,您这是明知故问了。”

“现在必须定下一个说法了。之前咱们多次谈到美国提供援助的问题,你能不能让美国政府做一个明确的保证?如果你能,那么咱们破坏和约仍然有戏。我会在莫斯科的会议上反对批准和约,让它变成废纸一张。”

“可是,人民委员先生,我知道您是一贯反对谈和的。问题是列宁呢?他的想法跟您相反。而且,恕我冒昧直言,现在管事的是列宁,而不是您。”

托洛茨基勃然大怒:“你错了!列宁很明白德国推进有多么危险,如果能从协约国那里获得经济合作和军事支援,他肯定会拒绝这份《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如果情势需要,他还会放弃彼得格勒与莫斯科,迁往叶卡捷琳堡,并重建乌拉尔的战线,在协约国的支持下与德国战斗下去。”

罗宾斯带着某种惊讶的神色,问对方列宁是否会同意。托洛茨基答道:“他会的。”

“书面同意?”

托洛茨基说道:“你这是要我们当炮灰。德军距离彼得格勒不到30英里,你们的人赶到30英里内要等到什么时候?”

然而,罗宾斯不肯向华盛顿方面转达口头消息,他需要某种明确的保证:“必须得是书面文件。一会儿我会把翻译人员带来,您把自己的意思用俄语告诉他,然后他用英文记录下来。您和列宁需要读一遍英文版本,承认自己理解其意思且保证会如约履行。若您不答应,这忙我就帮不上了。”

最终托洛茨基做出了让步:“我等你到4点。”

罗宾斯带着翻译人员准时在4点回到了托洛茨基的办公室。人民委员挥了挥手里的文件,那是他准备向美国提出的建议;然后带着两个美国人来到列宁的房间。这位布尔什维克首领突然离席,将众人带往人民委员会大厅。四人在一张长桌边坐下,罗宾斯的翻译开始把文件内容翻译成英文。电报以一系列提问开头,这些问题都建立在以布尔什维克撕毁和约、德国继续侵略为前提的基础上。苏维埃是否能够得到协约国支持?协约国,尤其是美国,将提供何种形式的支持?协约国,尤其是美国,是否会阻止日本入侵西伯利亚?

翻译人员将这份英文文件大声朗读了出来。罗宾斯向列宁问道:“译文是否清楚表达了您对该文件的理解?”列宁回答:“是的。”罗宾斯又问:“如果美国政府对该文件做出肯定答复,您是否会在莫斯科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反对通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

“是的。”

罗宾斯离开时,感觉自己是一名书写历史的信使,俄国与美国的命运都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把文件给哈罗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看了看,此人是新西兰人,表面上是《纽约时报》的记者,真实身份是英国政府的特工。威廉姆斯其人持反布尔什维克立场,他答应拍电报告知《纽约时报》,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拒绝通过和约,俄国有可能重启与德国的战争。

罗宾斯把托洛茨基的提议用电报发往华盛顿,不过,早在美国政府收到电报之前,根基未稳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其实已经迎来了转机。不久之前,威尔逊总统曾做出一项决定——示意日本,美国可以容忍其对西伯利亚进行有限的干涉;而此时,在豪斯上校的建议下,威尔逊已决定重新考虑此事。在那个堪称情况多变的3月5日,总统给东京方面拍电报称干涉将激发俄国的“强烈愤慨”,整体上可能会使俄国的敌人,尤其是俄国革命的敌人,坐收渔翁之利:“尽管暂时性地引发了一些不愉快及不幸的事件,美国政府仍然对俄国革命十分同情。”

接下来的星期日,3月10日,总统收到豪斯的一份建议,敦促他向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发一封鼓励性的电报。大会正是为批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而召开。“您可以重申我们与俄国众所周知的友谊,并表明俄国为将自己打造为一个民主国家而做出不懈努力,美国的目的正是为俄国的努力提供助力。”威尔逊接受了建议,次日便发出了电报,向苏维埃代表大会保证,美国将“尽一切可能,保证俄国在其内部事务中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完全恢复其在欧洲和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伟大作用”。

威尔逊发出电报的同一天,星期一,3月11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及党的总部迁往莫斯科。此举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彼得格勒在历史上更偏向于西方文化,而莫斯科有克里姆林宫,那里正是彼得大帝之前的历任沙皇起居之所。因此,莫斯科与俄国历史及民族主义的渊源更为深远。

雷蒙德·罗宾斯也在莫斯科,并在第二天将威尔逊的电报亲手交给列宁。又过了48小时,代表大会即将开幕,罗宾斯与列宁及列宁的姐妹在一起喝茶。“美国政府那边给过你消息吗?”列宁就那份托洛茨基的提议问道。“没有。”罗宾斯答道。

“不会有消息的。”列宁说,“美国政府也好,任何协约国政府也罢,都不会与俄国工农革命政府合作;就算是合作对付德国也不例外。”

罗宾斯笑了笑说:“未必如此。”他仍以为,威尔逊之所以会拍那份表示同情的电报,是因为受到了他所转达的那封托洛茨基的提议电报的鼓舞。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庄严肃穆的贵族礼堂举行,会议主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23]宣读了威尔逊的电报。在代表们一阵敷衍了事的掌声后,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威尔逊声明所通过的决议:“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受严重考验的日子里,威尔逊总统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表达了他对俄国人民的同情。为此,代表大会向美国人民,首先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被剥削劳动者阶级表示谢意。”

接着,言辞开始充满针对协约国的火药味:“……向遭受帝国主义战争惨祸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各国人民表示热烈的同情,它坚信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群众摆脱资本的枷锁,建立起唯一能提供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文化和福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幸福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同志们!”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斯维尔德洛夫说道,“请允许我将你们的掌声,看作你们对这一决议肯定的答复。”这是对威尔逊的直接侮辱,而且显然是有意而为之。几天之后,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格里戈里·人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在彼得格勒演讲时说:“我们狠狠扇了合众国总统一记耳光。”

会议这天,代表大会一直在争论是否批准和约的问题。列宁再次受到谴责,但他提醒众人,为了争取时间,和平必不可少。双方唇枪舌剑,列宁与主战派对手都不示弱。会议的头两天里,列宁的谈和主张似乎孤立无援;而在3月16日晚上,他的支持者明显多了起来。晚上11点30分,列宁向坐在讲台台阶上的罗宾斯打招呼,问道:“美国政府那边给过你消息吗?”

“没有。”

“洛克哈特那边呢?”

“没有。”

“我要上台去了。和约板上钉钉了。”

罗宾斯垂头丧气。在他的想象中,假如美国对托洛茨基的那些问题做出有利的答复,苏维埃原本会与德国抗争下去。其实,无论威尔逊讲得再怎样天花乱坠,也很难相信列宁会放弃求和。

列宁开始滔滔雄辩,讲了大约1小时20分钟。“一手拿着卡尔·马克思的书,一手拿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书,去找德国将军洽谈,那也是徒劳无功。这些书是用德文写的不假,但德国将军看不懂。”他再次强调苏维埃政权必须获得喘息的时间,然后要求全场表决。

大厅里四处举起了红色卡片,赞成批准和约;另一些人举卡表示反对。罗宾斯失望地坐在台阶上,听着计票结果宣布:弃权,115票;反对批准,261票;赞成批准,784票。

和平终究在俄国实现了——尽管罗宾斯和洛克哈特从中阻挠。

德国最高司令部欢欣鼓舞,他们终于可以在西线发动大型攻势,为战争画上句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