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荷兰人占领台湾之殖民本质

荷兰东印度公司具有政府职能 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过半个世纪的经营， 17世纪50年代，该公司的商馆分布于日本的长崎、中国台湾地区、越南的北部地区、班达、摩鹿加（印度尼西亚东部之摩鹿加群岛）、安汶、巴达维亚、占碑、亚齐、满剌加（马六甲）、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赫尔德里亚（Geldria，印度东海岸港口）、苏拉特（印度西北部港口）、波斯、模里西斯（毛里求斯）等地。作为荷兰人在东方众多商馆之一的台湾大员商馆，其目标与其他商馆一样，就是为公司创造利润，并且是不惜一切手段追求利润。根据荷兰联邦议会于1602年所授予特许状（Octrooi）的规定及联邦议会后续数次所公布的指令（Instructie），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各地的商馆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其在各地所施行的单行法律，只要不危及公司的商业利益，则不需呈送回荷兰（对当时的荷兰总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会计账务及相关的商务资料）。因此，各地商馆的行政，大致可分为三类：

1．公司与各地订立一般条约相互合作的贸易区；

2．公司与各地王公缔结排他性条约的贸易区，例如安汶；

3．公司自行征服的贸易区，例如台湾、班达。

一般而言，公司愈是依条约与驻地对手确立商业关系者，其运作就愈接近单纯的商馆；公司对驻地各方面所能控制的程度愈强，其运作就愈接近政府。因此，就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长崎商馆而言，可说是一个正常经贸商馆的运作；但就台湾的大员商馆而言，经由对“土番”的血腥征服，其在台运作的方式与政府统治类似。

荷兰人对台湾“土番”的血腥杀戮与征服 荷兰在台湾，绝非美国学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美化的所谓“荷兰治世”（pax hollandica）。17世纪，掌握欧洲海上强权的荷兰，冒海上风涛之险，不远万里之遥来到东方，其核心动机就是为了营利，其工具就是获荷兰政府授予征战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其方法就是不计一切手段获取利润以供应母国。因为，荷兰人自万里海外之遥的欧洲远抵今日南洋与台湾，如果仅为从事取决于供需法则的一般经贸，则荷兰人在南洋与台湾立足后，大可就地与当地“土番”及汉人从事一般商业活动。然而，荷兰人却在今日南洋与台湾等许多地方，以武力征服并殖民各地，在其对各地少数民族的征服杀戮过程中，荷兰人绝不心慈手软。例如为了控制今印度尼西亚东部班达出产的豆蔻，荷兰人于1621年对15,000名班达“土番”进行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屠杀；至于对台湾各社部落“土番”，荷兰人于1635—1642年间，先后征服麻豆、目加溜湾、萧垅、塔加里扬、小琉球、虎尾垄、东螺、大巴六九等各社部落“土番”。在征服的过程中，除杀戮外，每次更是放火将各社“土番”数千人或数百人赖以为生的存粮、屋舍烧成灰烬始罢。台湾冬季天寒雨湿，数千人冬天无粮可食、无屋可居，“土番”饿死、雨淋冻寒染病致死者不知凡几。其间，1636年荷兰人对约1,200名台湾小琉球岛民进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在如此残酷的征服杀戮下，各社“土番”只有向荷兰人请降。

美国学者欧阳泰将荷兰人对“土番”的杀戮征服，诠释成各村社想与公司同盟。在荷兰人的残酷征伐下，试问台湾各社部落“土番”有不投降的权利吗？“土番”一旦请降，荷兰人立即迫使各社“土番”签订其愿将所有一切献给荷兰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官，包括其祖先流传下来及其东至高山、西至大海及南北辖地现居地方的定型式降约。然而有学者从法律制度上“约定”的角度切入，认为荷兰当局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所雇人员，是雇佣关系，对各社“土番”则是公司与各社“土番”所缔结的协约关系。然而，雇佣关系的本质是具有非暴力下的自愿的性质，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土番”所签“约定”是在血腥屠杀的暴力下，各社“土番”被迫与公司所签订的降约，不但是降约，而且是完完全全出卖部落一切所有的降约。当时台湾各社“土番”仍处于无文字、货币，不知日月及各社语言相异的近乎原始的状态，各社“土番”何能理解荷兰联省共和国？何能理解荷兰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官？很显然，荷兰人之目的在于以各社“土番”所签的上述降约，取得当时欧洲文明定义下台湾每寸土地的所有权，从而便于其在这片遥远陌生的土地上，从事利润最大化的掠夺式压榨。

△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方商馆分布图

解析荷兰人所留当时档案，可知荷兰人在台对“土番”与汉人实行“一地两制”的殖民统治。对于各社“土番”，荷兰人认为他们“愚昧无知”，经济情况不佳。但荷兰人却自1643年开始向各社“土番”征税，甚至劳师动众，派兵至台湾东北宜兰地方征税，以彰显其对各社“土番”的统治象征。换言之，荷兰人欲借向各社“土番”征税，以彰显其对台湾的主权。然而，荷兰人所征的微薄贡税，与其所费成本不成比例，不符经济效益，且因以武力强行征税，也恶化了荷兰人与各社“土番”的关系。再者，各社“土番”当时是处于无文字与货币的近乎原始的状态，据此推断，他们是难以理解荷兰人所欲彰显的欧洲主权观念的。因此，荷兰人于1648年主动取消向各社“土番”征税。

另外，在宗教文化信仰上，荷兰人绝非温良恭俭让地在台湾办校传教，而是迫害传承“土番”部落传统文化的神职人员尪姨，不但将她们驱离原部落，流放他乡，并禁止她们传承“土番”的原有宗教文化。荷兰传教士一面摧毁“土番”原有宗教，将各社“土番”的情报提供给荷兰在台当局，并深入参与荷兰人对“土番”的征伐杀戮，一面设立简易教会学校，除利诱外，更辅以刑罚。虽然，曾任台湾大员长官的费尔勃格也知道，没有人愿被武力逼迫而信奉某些宗教，但荷兰人仍凭借暴力对“土番”进行强制性的传教工作，推动改变“土番”宗教信仰的思想改造教育，企图从文化思想心灵上，彻底地征服“土番”。

荷兰人鼓励汉族在台拓垦是为其自身利益 对于汉族，因汉人具有固有的汉文明与佛道宗教信仰，荷兰人难以对汉人进行改变其宗教信仰的思想改造。因汉人勤勉耐劳，故荷兰人对汉人是以课征各种各样的税赋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压榨。开始时，荷兰人只对来台从事贸易及于近海捕鱼的汉人征税。此外，荷兰人不准各社“土番”扰乱及伤害前往进行鹿皮等贸易的汉人，然后再向从事出口鹿肉、鹿皮贸易的汉人征税。因为荷兰人认为汉人勤勉、认真、耐劳、好胜，且台湾天然环境适宜栽种，为了使台湾能生产整个东印度公司亚洲驻地荷兰人所需的米和糖，及为了使台湾成为荷兰人在东方的殖民地的粮仓，所以荷兰人自17世纪30年代中期起开始鼓励汉人移垦台湾。故荷兰人鼓励在台湾的汉人拓垦，其动机是为了荷兰人之利益。

荷兰人对汉人横征暴敛式的压榨与屠杀 比利时学者韩家宝（Pol Heyns）认为，荷据时期荷兰殖民当局与中国企业家在台湾的经济活动，是一种“非正式的合作”（informal cooperation）；美国学者欧阳泰则称台湾是荷兰人与中国人在台湾的“共同殖民”（co-colonization），这实在是以曲解历史的方式，美化荷兰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历史真相是，荷兰人对汉人横征暴敛式地征收各式各样的税赋。整个17世纪40年代（除1649年外），年年课征新税，最后汉人连过河（二仁溪）也要缴税。尤其是在缴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税后，还要缴纳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月薪四分之一的人头税，这是何等沉重的负担！故至17世纪50年代初（1652年、1653年），大员商馆的盈利中，取自台湾本地的收入，约占85%以上。而荷兰人从台湾所榨取的这些财富，可以说几乎全部直接榨自汉人，尤其是在1639—1650年间，荷兰人以征税方式榨自汉人的财富增加了15.8倍，同期在台湾的汉人却增加不足1倍（仅增加87.5%）。

因此，所谓在台湾建立商品化经济，将台湾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实在是在美化荷兰人在台的殖民统治。事实上，在荷兰人未来台湾之前，汉人与“土番”间早就存在市场机制的贸易，而所谓将台湾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应该说是将台湾纳入荷兰人全球殖民的压榨经济体系，才符合实情。当时，汉人不但是被压榨的对象，而且是被压榨得非常凄惨。中国人明明是被殖民，且是被残酷压榨的殖民对象，怎会与荷兰人平起平坐地在台共同殖民？且自17世纪30年代末始，整整十余年，荷兰人针对汉人年年片面颁布新征课税的严酷规定，何曾征得或非正式地征得汉人企业家的同意，或与汉人企业家非正式地协商？1652年，汉人企业家郭怀一就是无法忍受荷兰人的压迫而率众起义的。是役，荷兰人更是屠杀了3,000～4,000名汉人（当时在台湾的汉人仅15,000～20,000人），亦即在台湾的汉人约每5人中就有1人遭荷兰人杀害，可说是极其残酷。

西方强权曲解台湾荷据时期历史 西方一些别有用心者，披着学术的外衣，以学术为名，立足欧美白人的角度，美化白人先祖在全球殖民时期所犯下的滔天罪恶。身为中国人，一定要有民族自信，探究历史的真相，更要有勇气披露那段残酷历史的真相。回首17世纪上半期，经由检视荷兰人自己所留下的那个时代的原始档案，可以发现荷兰人在尽力追求公司利润的核心动机下，殖民台湾的那段历史的本质—不仅是汉族被课以重税的盘剥史，而且也是“土番”与汉族同遭荷兰人残酷屠戮与压榨的血泪史。

△ 东印度新地图（1680年）

准确详实的地图绘制，体现了大航海时代荷兰先进的航海科技水平。

看来世事皆前定，白日寒云不胜情 荷兰人殖民台湾仅三十八年（1624—1662年），最后人去影空，黄粱一梦。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散处台湾南北、互不隶属的各个“土番”部落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血腥征服，建立了岛上的“中央”权威。故郑成功率军征台驱荷后，明郑政权也就取代了荷兰公司的在台权威。故就中国而言，荷兰人殖民台湾三十八年的历史意义，诚如《台湾外纪》一书的作者江日升所云，台湾“地将灵矣，欲入为中国之邦，天必先假手一人为之倡率，如颜思齐者，是为其引子；红毛者，是为其规模；郑氏者，是为其开辟。俾朝廷修入版图，设为郡县，以垂万世”。“看来世事皆前定，白日寒云不胜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