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人类的婴儿是胚胎

我年轻时，杨基棒球队 ①会煽情的节目主持人梅尔·艾伦（Mel Allen）最初由于过于热心支持他的赞助者而使我不快。当他将全垒打称作“巴兰坦 ②击打”（Ballantine blasts）时，我并没有生气。但是我的耐心在一个中午丧失了，当时迪马乔（DiMaggio）③将球击出左边界外有一英寸，而艾伦却解释：“也就出界了白枭牌雪茄的一丝烟灰那么多。”我希望我不会因为承认我阅读和喜欢《自然史》杂志而生出类似的不悦。我有时甚至从其中的文章中得到灵感。

在1975年11月号上，我的朋友鲍伯·马丁（Bob Martin）写了一篇关于灵长类生殖策略的文章。他侧重在我尊敬的一位科学家、颇有个性的瑞士动物学家阿道夫·波特曼（Adolf Portmann）的工作上。波特曼通过繁复的研究，识别出哺乳动物生殖策略的两种基本模式。一些常被我们划作“原始的”哺乳动物，孕期很短，生出一窝发育不全的幼崽（体积小，无毛，需要照料，眼和耳未张开）。生命周期短，脑（相对于身体的体积）小，社会行为尚未发育好。波特曼将这种模式称作“守雏型”模式。另一方面，许多“高级的”哺乳动物孕期长，生命周期长，脑大，有复杂的社会行为，一胎产崽数少，幼崽的能力发育良好，至少在出生时可以部分地无须照料。具有这些特征的是早熟型哺乳动物。按照波特曼的观点，进化是一个必然导致精神更加发展的过程，守雏型模式是原始的，是更高级的早熟型类型的准备阶段，这一进化的过程是脑的增加。多数英语国家的进化论者会否定这种解释，并将这两种基本的模式与不同生命方式的直接需求联系起来。（我在这些文章中经常表示我对将进化等同于“进步”的怀疑）马丁提出，守雏型模式似乎与贫瘠、波动、不稳定的环境相关，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后代，这样有一些后代便可以度过艰难的资源无保证的状况。早熟型模式则很适应稳定的热带环境，这里的资源有保障，动物可以将它们有限的能量更多地用于少数发育良好的后代身上。

无论如何解释，无人可以否认灵长类是典型的早熟型哺乳动物。比较身体而言，在哺乳动物中，灵长类的脑是最大的，孕期和生命周期也最长。在多数情况下，每胎的产崽数已经减到最小量，幼崽出生时发育良好，具有一定的能力。然而，虽然马丁没有提到，我们还是遇到一个显眼而令人窘迫的例外——我们人类。我们与灵长类的近亲有许多相同的早熟型性状，生命长，脑大，胎崽数少。但是我们的婴儿出生时像许多守雏型哺乳动物幼崽一样需要照料，发育不全。事实上，波特曼本人也将人类的婴儿称作“次级守雏型的”。为什么这个在某些特征（脑）上是所有物种中最早熟的物种，进化出的婴儿却比其他灵长类的幼崽发育得更加不全、更加需要照料呢？

我将提出一个答案来解释这个问题。这个答案会因其特有的荒谬而使多数读者震惊：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是胚胎，这一胚胎生活了九个月左右。假如妇女在婴儿“应该”出生时再生产，孕期要达一年半，那样，我们的婴儿就与其他灵长类具有同样标准的早熟型特征。这是波特曼的观点，他在20世纪40年代用德文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文章，美国人并不知道。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utagu）在1961年10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的文章中独立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牛津的心理学家R.E．帕辛厄姆（R.E. Passingham）1975年在名为《脑、行为与进化》（Brain, Behavior and Evolution）的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支持了这个观点。我也愿意基本上成为这一人员不多的小组中的一员，赞成这个观点基本正确。

人们最初之所以认为这样的论点可能是十足的胡扯，大概是由于对人类孕期的认识。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孕期可能不算太短，但人类的孕期却是灵长类中最长的。我怎么能因为人类的婴儿（在某种意义上）出生得太早就声称人类的婴儿是胚胎呢？答案是，在所有的生物学计算中，按地球的天数不能提供恰当的时间量度。当从动物自身的新陈代谢或发育速度的角度来衡量时间的话，才能正确地分析一些问题。例如，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生命周期从几周到100年。但这是哺乳动物自己对时间和速度感知的“真实”区别吗？一只蝙蝠真的比一头大象的生命短吗？衡量的规则表明，小型热血动物比大型热血动物的生命节奏更快（见文章21和22）。心跳更迅速，新陈代谢也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事实上，以若干相对时间的尺度衡量，所有哺乳动物的生命周期差不多。例如，所有的哺乳动物在其生命周期中呼吸次数差不多（生命时间短的小型哺乳动物比代谢慢的大型哺乳动物呼吸更快）。

按照天文的天数来算，人类的孕期是长了，但是相对于人的发育速度，则缩减了。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出，人类进化（也许不是）主要的特征是我们发育的迟缓。比起其他灵长类，我们的脑生长得更慢，而且生长的时间更长，我们的骨骼骨化得很晚，我们的童年期极大地延长了。事实上，我们的发育并没有达到多数灵长类达到过的水平。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人类的成体保留了灵长类祖先的幼年特征，这种进化现象叫作幼态持续。

与其他灵长类相比，我们是以蜗牛的速度在成长和发育，然而我们的孕期只比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孕期长很少的几天。相对于我们自己的发育速率，我们的孕期明显地短。假如孕期的长度像我们成长和发育的其他速率一样放慢，人类的婴儿在子宫里待了九个月后，还应待上七至八个月（帕辛厄姆的估计）到一年（波特曼和阿什利·蒙塔古的估计）才能出生。

难道我是在沉湎于只是用比喻说明或用文字游戏来认定人类的婴儿“仍然是一个胚胎”吗？我已经哺育我的两个孩子度过了这一脆弱的年龄段，而且对他们心理和身体发育中的所有快乐和奇妙都有经验，知道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黑暗囚闭的子宫中。然而，当我考虑婴儿体质成长的材料时，我依然站在波特曼一边，认为在婴儿的第一年中，他们与灵长类和哺乳动物的胚胎，而不是与其他灵长类的幼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确定一定的生长模式是胚胎的还是出生后的，并不是人为的。出生后的发育不仅是胚胎趋势的延续，出生还标志着许多特征的非连续性）例如，人类婴儿的肢骨端或指没有骨化；新生儿的指通常完全没有骨化中心。这一骨化水平与猕猴第18周的胚胎差不多。当猕猴在孕后第24周出生时，肢的骨化程度是人类的出生婴儿所不及的。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脑在出生后依然以快速的胚胎速度增长。许多哺乳动物的脑实际上在出生时已经完全形成了。还有一些灵长类的脑在出生后的早期还在发育。人类婴儿的脑在出生时仅为最终体积的1/4。帕辛厄姆写道：“人类的脑出生后的六个月才达到黑猩猩出生时脑所占的比例。假如人类的孕期在发育和生命周期中所占的比例像猿中占的比例那样高的话，那么，这一时间与人类预期出生的时间便吻合了。”

20世纪最著名的灵长类解剖学家A.H．舒尔茨（A.H. Schultz）在总结他对灵长类生长的比较研究时说道：“考虑到在子宫中的生命时期，显然人类的个体发育并不独特，但是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明显地延缓了生长的全部完成和死亡的降临。”

但是为什么人类的婴儿提早出生？为什么进化使我们的发育有这么大的延缓，但是使我们的孕期受到抑制，因而使我们有了本质上还是胚胎的婴儿？为什么孕期并不像其他发育一样延缓？按照波特曼从精神角度对进化的解释，这种提前的出生必定符合心智功能的要求。他认为，人类作为习得的动物，需要离开黑暗的无争无扰的子宫，以易变的胚胎，去获取子宫外环境中丰富的影像、味道、声音和触摸。

但是我相信（与阿什利·蒙塔古和帕辛厄姆的观点一样），更重要的原因要按照被波特曼轻蔑地视为粗糙的机械论及唯物论来考虑。通过我所看到的（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如果适当地摆脱那些自傲的男大夫的操纵，人类的分娩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那些男大夫没有分娩的经历，却试图控制整个分娩过程。然而我不想否认，比起其他多数哺乳动物，人类的分娩是困难的。粗俗地讲，分娩是紧紧地挤压。我们知道，当胎儿的头太大，不能通过盆道时，雌性灵长类在分娩时有可能死亡。A.H．舒尔茨出示过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树狒狒正在出生的胚胎以及死于分娩的母狒狒的盆道，从照片上看，胎儿的头比产道大得多。舒儿茨认为这么大的胎儿是这一物种中的极限：“当选择肯定有利于具有大盆腔的雌性时，选择无疑也会不利于孕期的延长，或至少不利于无限大的新生儿。”

我确信，没有几个女人能成功地生出一年大的婴儿。

这一故事中的过失者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进化特征，我们的大脑。在多数哺乳动物中，脑的成长完全是胚胎现象。但是由于脑绝不会长得很大，出生时便不会有问题。在脑大的猴子中，生长是延缓的，以利出生后脑的增大，但相应的孕期并不改变。然而，人类的脑太大了，若要成功出生的话必须有另外的策略——相对于整个发育，孕期缩短，当脑只占胎儿体积的1/4时，就要分娩。

我们的脑大概已经达到体积增长的极限。我们进化的最优越特性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受到了限制。除非女性的盆腔在构造和功能上有根本的改变，否则我们要出生的话就不得不保持这样的脑。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利用我们的巨大的潜力，愉快地学习如何去做事，然而对这一巨大的潜力我们却理解和探讨得很少。

① 我没有恪守我在导论中的承诺，将这些文章最初发表之处（我在《自然史》月刊上开设的专栏）中的主题参考文献都删掉。在那里我甚至还有机会向那位在我年轻时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我父亲的人表示尊敬。他及其杨基队曾经给我带来许多快乐（我甚至还有一个一天迪马乔打出界的棒球）。——原注

② 巴兰坦，当时杨基队著名棒球队员。——译注

③ 迪马乔，当时杨基队的著名棒球队员，曾是美国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的丈夫。——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