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2.1 研究的背景
(1)理论背景。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一个产业内部的市场集中度与产业的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现有的文献中,存在着三种关于集中度如何影响绩效的假说,分别是“结构绩效”假说(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相对市场力量”假说(Relative-Market-Power,RMP)和“效率结构”假说(Efficiency-Structure,ES)。其中前两种假说又称为“市场力量”假说(徐忠等,2009)。
“结构绩效”假说的核心观点是:产业绩效的大小,由市场势力决定。最早提出这一假说的是著名的哈佛学派的代表人Bain。他认为,与集中度低的市场相比,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不利于其内部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大规模的企业更容易凭借自身的垄断地位,来操纵或提高商品的定价,从而获取超额利润。“相对市场力量”假说的观点与“结构绩效”假说相似,认为大规模的产出更容易实现产品的差异化生产,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大,越有能力利用垄断的手段来赚取高额利润。与前两种假说不同,“效率结构”假说认为导致盈利能力和市场集中度的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市场集中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真实,是虚假的。X-效率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具有先进的管理经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那么随着管理水平和技术的提高,其生产成本会进一步降低,这是获得较高利润的根本原因。较高的利润又可以继续投入下一期的研发和技术的引进、扩大生产规模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效率提高引起良性的循环使得企业市场份额逐步提高,最终市场集中度也相应提高。
这一争论,在国内学术界同样存在:部分学者认为市场集中度与经济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是大规模企业垄断势力的存在引起的,支持哈佛学派的“结构绩效”假说(王秀清,2000;陈继红、吕裔良,2007;孟昌、杨星灿,2017);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正相关关系是高效率的存在引起的,支持芝加哥学派的“效率结构”假说(戚聿东,1998;魏后凯,2003;李晓钟、张晓蒂,2011);还有部分学者的研究既不支持哈佛学派也不支持芝加哥学派,其结论表明市场集中度和经济绩效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或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徐忠等,2009;于润等,2013;李晓钟等,2017)。
“市场力量”假说和“效率结构”假说的政策含义是背道而驰的。如果实证结果支持前者,则应该以制定反垄断的政策为主,其结果会导致市场集中度的降低;如果实证结果支持“效率结构”假说,就不能简单地采取反垄断的措施。其原因是,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集中度的提高会加剧垄断现象的凸显,造成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么集中度的提高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
因此,针对市场集中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证文献中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论,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一致。
(2)现实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2017年,已度过9个年头,然而当前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各国经济增速一起下滑的事实,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也由原来的高速发展向中低速发展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对中国目前的产业质量和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2016—2020年是中国发展新“十三五”的首个重要时间点,标志着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中,第三产业将超过第一产业。经济增长方式也从强调经济增速转变为重点关注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基本上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连续的过程,从最早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最后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演进趋势向着市场竞争制度进行。历经40多年,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逐渐趋于复杂化,在打破市场垄断、逐步放松管制和强化效率与竞争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市场体系与机制,由改革开放前“大一统”的完全垄断格局演变为多元化共同竞争的产业体系。产业的盈利能力稳步提高,创新业务不断发展,合作竞争的趋势日益突出。
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产业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产业中依然存在的规模不经济、市场结构不理想、运行效率不高、经营机制不完善、经济绩效偏低、监管机制不健全、竞争力不强等不足之处,必须加以改善。这使得我们开始思考:产业的竞争或垄断的市场结构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前提下应该如何构建?中国产业应该如何选择最优发展路径,以提高经济绩效?
1.2.2 研究的意义
在本书中,我们研究变量——产业的生命周期对市场集中度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试图分析在产业演进的不同阶段,市场集中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产品或产业生命周期是解释国际贸易的一个相当完善的概念,经常应用在营销方面的文献当中。然而,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这一重要概念并没有应用到研究市场集中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当中。
以往对于市场集中度和经济绩效的研究通常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按照统计年鉴的分类,以工业、制造业的两位或四位代码为基础,聚合工业或制造业的子产业进行总体分析;二是以单个产业为基础,进行具体分析。但是,无论是哪个层面,都没有考虑产业生命周期的阶段,只有个别产业的案例研究才会尝试讨论或分析产业生命周期如何影响经济关系。因此,目前对市场集中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得不够深入,减弱了这一影响机理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本书通过加入对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希望弥补产业组织与产业生命周期文献之间的空白。
(1)理论意义。
传统的市场集中度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研究,隐含着产业生命周期不变的假设。因此,本书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将产业生命周期这种重要的演化过程纳入分析框架,从而揭示出产业的不同时期(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市场集中度对经济绩效影响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试图揭开这一黑箱,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第二,将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和产业组织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复杂动态的组织演化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变化、制度演化、技术创新机制及其与技术、产业组织之间的协同演化做出系统分析,为理解转型经济中的结构和绩效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从而推动相关理论的发展。
(2)现实意义。
第一,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GDP一度达到两位数的增速,可以说经济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却依然不尽如人意。有些产业政策浪费了很多资源,最终却不了了之;有些产业政策一经发布,大家蜂拥而上,在短时间内导致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黄益平,2016)。前者的案例是为了响应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各地方政府千篇一律地成立产业引导基金、创办创业孵化园和成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众所周知,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都截然不同,却要如法炮制地开展创新,结果是造成了资源的大规模浪费。后者的案例是新兴产业中的光伏产业,目前,非常突出的问题是产能过剩。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和使用国,但是如果没有产业政策的支持、政府的各项补贴,大部分的光伏企业依然不能自给自足、自负盈亏。以至于,对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国内的经济学家分成两派: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广泛地使用了产业政策,这期间产业政策功不可没(林毅夫);但反对者则认为,没有产业政策,中国经济会发展得更好(张维迎)。林毅夫(2016)强调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针对产业的发展政策,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合理的产业政策是必要的。何谓“合理”?其一,产业政策的制定要以更完善的理论为依据;其二,产业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政策的时间要更精准。一定条件下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绩效的增加,那么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说,在哪个阶段提高集中度对绩效的影响会更为显著呢?换句话说,在什么时期鼓励企业的兼并重组或引导企业转型会更有效?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在内容分析以及实证检验部分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支持。
第二,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的政策思路,力争做好促进改革、防止风险、调整结构和稳定增长的各项工作,为经济健康平稳地发展打下基础,着重强调提高大企业素质、优化产业组织和结构,在要素配置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创造条件。本书在丰富和完善与产业组织相关理论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产业政策的制定重点应该涉及哪些方面。比如:对形成期的产业来说,资金的需求是影响产业绩效提高的重要因素,相关部门应该重点关注产业内企业融资需求方面的支持政策,帮助企业攻克融资难关;对于成长期的产业而言,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和绩效提升的重要支撑,此时,怎样刺激市场需求或者说怎样使供给更好地引导市场需求是企业和相关部门应该关注的重点;对于成熟期的产业,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设作为后续发展的保障;对于衰退期的产业,技术的创新可以使产业的生命周期曲线发生改变(延长或缩短),此时,应多支持相关企业创新研发;等等。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产业来说,相应产业政策制定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第三,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其成败的关键因素是竞争,企业战略的制定目标是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理想的竞争地位,而产业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境,是企业竞争战略不能脱离的。产业生命周期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实践均表明,最初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所形成的产业从出现、发展再到消失,遵循一定的规律。而处于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企业的战略制定也与产业生命周期有着紧密的关系。若能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厘清其整个行业所处的周期定位,以及在此期间采取促进绩效提升的市场行为,对于企业规避由于定位不清引致的风险和及时调整战略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