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祭祀到以德配天

既然天是最高主宰，因此就必须敬天、事天。敬天和事天的方式，首先是祭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祭祀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这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这是因为，祭祀乃是通神的一种方式，表达了统治者和神之间的关联，也是表达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因此，有的君主宁愿放弃政权，也不愿放弃祭祀的权力。例如，公元前547年，被驱逐出国的卫献公就派人和权臣宁喜谈判，其条件就是“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这尽管是春秋时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推测，在鬼神风气更浓厚的三代时期，祭祀对君主来说会更为重要。

祭祀上天，乃是为了取悦上天，获得上天的保佑。但统治者也发现，仅仅依靠祭祀是行不通的，因为有些统治者虔诚地祭祀上天，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天下。而那些道德高尚、关爱百姓、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却基本能保有天下。这在现代人看来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但在古代，人们却将原因归结为上天。他们认为，上天是只保佑那些有德的君主，对暴虐的君主，一定会给予惩罚。因此，道德乃是最好的祭品。商汤在讨伐夏桀时就说过：“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尚书·汤诰》）到了周代，“福善祸淫”的观念被发展为“惟德是辅”。周成王就曾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这是说上天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只会辅佐有德的人，民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民众只怀念仁爱的君主。这就说明，上天和民众在“德”的要求上是共同的。君主无德，不仅会失去上天的保佑，也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正如《易》对革命的解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就是说，汤武推翻桀纣的统治，上顺天心，下应民意。

那么，什么样的君主才是有德之君？既然上天惟德是辅，如果一国能长治久安，就说明君主受到了上天的保佑，是有德之君。如何才能做到长治久安？人们总结现实政治经验，得出了必须爱民、保民的结论。

保民，对于统治者来说，首先要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勤于国事。周公就要求周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治民袛惧，不敢荒宁”（《尚书·无逸》）。不仅如此，统治者还要体察民情，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尚书·无逸》）。对于民众的不满，要善于倾听，及时改正，才能获得民众支持，统治长久。周公就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这完全是从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的政治建议，几乎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

这样，神学思想就与实际政治密切结合起来了：从神学层面讲，要得到上天佑助，就必须以道德向上天献祭；从实际政治而言，要国运长久，就必须重视民众的作用。爱民保民的君主就是有德之君，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和民众的支持。可见，周人尽管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但却赋予其现实内容，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当神学思想与实际政治发生矛盾时，他们甚至宁愿选择面向实际，并不是盲目地去依赖天命。周公就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尚书·君奭》）我们不能说周公不信神，但他确实更注重实际统治效果。

从周代的天命观可以看出，周代的天人关系尽管还主要是人神关系，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

一是天意可以通过自然现象来表达。统治者为了探究天意，必须对自然现象特别是天象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是促进了后世天文学的发展。当人们发现了自然界有其特定的规律之后，就出现了天道自然思想。吊诡的是，当人们发现自然现象与人的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后，又形成了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

二是天命的表达和探测出现了新的方式，即从民情中知天命。这尽管没有否定神，但却将天命落实到民心上，具有人文主义的倾向，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民传统。在后世天人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神的地位尽管一直没有被否定，但人的作用却在逐渐增加。

总之，在三代时期，尽管祭祀仍是普遍的敬天方式，但人们也已经认识到了道德的重要性，要求“以德配天”。这里的“德”，既是上天的要求，也是民众的要求，是君主必须具备的品质。也就是说，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当人们对天的理解还处在主宰之天的层面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天人具有共同的品质，即道德，这可以被称为“天人同德”或“天人合德”。尽管还没有上升到“道”的高度，但却成为以后“天人同道”的基础和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