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现代
纵观历史，人类对待工作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在一个极端，有观点认为，工作是实现目标和价值的关键，甚至是通往虔诚的道路。而在另一个极端，工作一直被视为生命的痛苦之源，让人筋疲力尽、乏味呆滞、沦为奴隶甚至丧失人性。
这两种态度都出现在基督教传统中。“The devil makes work for idle hands to do”（无事生非）是一句著名的基督教谚语，它可能来源于公元4世纪圣杰罗姆（Saint Jerome）的一句话。然而，在伊甸园中，工作似乎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这种无工作生活的幻景不仅限于《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 的描述。在《马太福音》（Matthew's Gospel）中，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不要担心工作和金钱。他说：“想想田野间的百合是如何生长的：它们既不辛苦劳作也不转动不休。”[3]
如今仍然存在的很多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可以追溯到以前，即便不是伊甸园，也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它把人们吸引进了工厂，改变了工作的性质。相比一个人同时做几个不同的任务，亚当·斯密支持的劳动分工或许更有效率，但它也有其不利的方面，亚当·斯密也承认这一点。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他写道：“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花在执行一些简单的操作上，而这些操作的效率可能总是相同或者几乎相同，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能力。”[4]
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点。他写道：“由于机械的广泛应用和劳动分工，无产者的工作丧失了一切个性，因此工人也失去了所有魅力……他们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这项最简单、最单调、最容易获得的本领。”[5]其结果是，马克思说，只有不在工作的时候，工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
因此，你可以很容易地辩称，人类对工作看似自相矛盾的态度其实根本不矛盾，只不过是对不同种类的工作有非常合理的不同看法而已。在人类早期，工作主要是体力劳动——拖运石头和泥土、挖掘、把材料制成有用的形状、折弯、搬运、推、拉。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学会了利用动物来完成许多费力累人的搬运、拖拉工作，但人们依然有很多繁重的劳动要做。
在现代社会，工作之所以不受欢迎，通常是因为它是某种形式的苦差事，有时依然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戏剧《皮格马利翁》（Pygmalion） 被改编成了音乐剧及之后大获成功的电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在剧中，伊丽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梦想自己变得非常富有，什么都不用做，只需抬抬双脚就可以享受生活。这种情绪类似于为某女佣制作的碑文中所表达的：“不要为我忧伤，永远不要为我哭泣，因为我再也不用做任何事情了，永永远远。”
但是很显然，工作的辛苦乏味并不一定源于体力劳动的强度。事实上，很多人已经证实了强体力劳动带来的益处和满足感。仿佛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虽然目前在大部分西方世界中，男男女女均已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们还是会自愿将自己每周绑在机器上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每天数小时。诚然，他们的目的不是追求金钱，而是追求健康和形体的美丽。这些现代奴役场所被称为健身房。有意思的是，描述这种活动的最常用的短语是“锻炼”（working out）。我自己经历过这种极大的“痛苦”，虽然对其没有那么心醉神迷，但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用“working”（工作）这个词。不过，我始终不明白“out”一词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拉开帷幕，人们就普遍不喜欢这种工作，其原因与其说是基于它的物质性，不如说是基于它从根本上把人们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使其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性。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文献多如牛毛，但对该观点最生动逼真的呈现可能来自20世纪早期英国作家D. H.劳伦斯（D. H. Lawrence）的小说。他认为，工业化不仅玷污和污染了乡村，而且还弱化了人类并败坏了他们的灵魂。劳伦斯的家乡是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他深受煤炭业及当地矿工工作生活状况的影响。很显然，非体力工作也会让人感觉像做苦力。许多办公室和行政工作令人高度疲惫，甚至毁灭人的灵魂。使工作表现出“苦力”特征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重复性。
●与同事间的联系不足。
●缺乏与终端产品和终端用户的联系。
●缺乏对所生产/交付的东西内在价值的信念。
如果认为工作一定如此，那么设想乌托邦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必要阶段，因为其确实提供了商品。但随着生产潜力的不断增长，对资本主义及其赖以生存的能力的需求终将走向尽头。在共产主义的主导下，人际关系和政治制度将会发生变革，因为那时会有丰富的商品可供使用。
其他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8世纪末，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预言，人们最终每天工作4小时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将用于“休闲和娱乐”。后来，剧作家乔治·萧伯纳的说法更甚于这个预言，他在1900年提出，到2000年，工作者每天仅需工作两小时。数十年后，颇具影响力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预测，未来2%的人口将能生产社会所需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