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論文字之始

欲論文字之變遷，必先及文字之創造；顧文字之創造，不可説也。豈惟文字，凡事皆然。許慎《説文解字序》曰：“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夫其鑿言倉頡造書非；其言分理之可相别異，爲文字之原則是也。然則必欲鑿言文字之所自始，亦曰與人之知分理之可相别異，同時並起耳。夫人之知分理之可相别異，孰能鑿指其所自始乎？顧習俗相沿，既皆以文字爲有一創造之人，固不得不即其説而一考之。

言中國文字原起者，莫古於《易》。《易·繫辭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此但渾言後世聖人，而未嘗鑿指爲何人者也。《漢書·藝文志》全祖此説。《漢志》曰：“《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宜揚於王者朝，其用最大也。”“揚於王庭”，《易·夬》卦辭。

其以爲倉頡造書者，説亦出自先秦：《荀子·解蔽篇》：“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韓非子·五蠹篇》：“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吕氏春秋·君守篇》：“倉頡作畫。”是也。

以倉頡爲黄帝史，説出《説文解字序》。《序》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黄帝之史倉頡，見烏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言王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也”。此説亦出《易·繫辭傳》，特連引伏犧、神農，又鑿言造字者爲倉頡，與《漢志》異。《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常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此以結繩在神農時之説所由來也。《盜跖篇》曰：“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書·畫策篇》曰：“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殁，以彊勝弱，以衆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鋸，外用甲兵。”《戰國策·趙策》曰：“宓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篇》曰：“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則答之以神農”。蓋舊説相傳，以炎、黄之際爲世運之一大變，故謂易結繩以造字，亦在此時，亦推理爲説耳，非真有史實爲據也。

《尚書》僞《孔安國傳序》特創異説，以伏犧爲造字之人。其説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與諸家説皆不同。

伏犧造字之説，前無所承。或謂實出許《序》；顧許意特以見“庶業其繁”，其來有漸，伏犧垂憲，僅資畫卦，其治較結繩更簡耳，非以作八卦爲造書契張本也。然《僞孔》之説，亦有由來。彼其意蓋欲以三墳、五典爲三皇、五帝之書，又欲以伏犧、神農、黄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其説實遠本賈、鄭，特賈、鄭雖以三墳、五典爲三皇、五帝之書，而未鑿言三皇時有文字，雖於五帝之中增一少昊，而未去三皇中之燧人，升五帝中之黄帝耳。《左氏》昭公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注》但云：“皆古書名。”《疏》引《僞孔序》外，又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文選·閒居賦注》引多“墳大也”三字。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選注》作“素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選注》無“九州”二字，蓋奪。延篤言：張平子説，三墳，三禮，禮爲大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説：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據此，《僞孔序》説八索、九丘同馬融；《僞孔序》曰：“八卦之説，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其説三墳、五典，則同賈逵。延篤説五典亦同，而説三墳則異。《周官疏》云：“延叔堅、馬季長等所説不同，惟孔安國《尚書序》解三墳、五典與鄭同”，是《僞孔》三墳、五典之説，實本賈、鄭也。三皇之説，《尚書大傳》、《含文嘉》、《風俗通》引。《甄耀度》宋均注《援神契》引之，見《曲禮正義》。皆以爲燧人、伏羲、神農，《白虎通》亦同。惟又列或説，以爲伏羲、神農、祝融。《元命苞》、《運斗樞》則以爲伏羲、女媧、神農。《元命苞》見《文選·東都賦注》引。《運斗樞》則鄭玄注《中候勑省圖》引之，見《曲禮正義》。按司馬貞《補三皇本紀》言“共工氏與祝融戰，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云云。上言祝融，下言女媧，則祝融、女媧一人。《白虎通》或説，與《元命苞》、《運斗樞》同。其五帝，則《大戴記》、《世本》、《史記》皆以爲黄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蓋今文家之説如此。緯書多用今文説。鄭玄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其三皇之説，亦同今文，而五帝加一金天氏，遂成六帝。按《後漢書·賈逵傳》，逵奏《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曰：“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黄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黄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此爲古文家於黄帝、顓頊之間，增一少昊之由。然“實六人而爲五”，於理殊不可通。雖《曲禮正義》曲爲之説曰：“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亦終不免牽强。至《僞孔》説出，乃去三皇中之燧人，而升一黄帝，以足其數。於是黄帝、顓頊之間，雖增一少昊，而五帝仍爲五人矣，此實其説之彌縫而益工者也。然《周官疏》云：“文字起於黄帝。今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録三皇時事。”則賈、鄭雖以三墳、五典爲三皇、五帝之書，猶未言三皇時有文字；而伏犧造字之説，實出《僞孔》矣。

伏犧造字之説，鑿空附會如此，故後人多不之信；而信文字始於黄帝時，倉頡爲黄帝史官之説。然夷考其實，則其鑿空附會，亦與伏犧造字之説同。夫漢儒所以主文字始於黄帝時者，以緯書云“三皇無文”，而黄帝爲五帝之首耳。《周官·保氏疏》：“按《孝經緯·援神契》，三皇無文，則五帝以下始有文字，故説者多以倉頡爲黄帝史，而造文字起在黄帝。”既以文字爲始於黄帝，因以黄帝釋《易》之後世聖人，《周易集解》：“虞翻曰：後世聖人，謂黄帝、堯、舜也。”孔《疏》於“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下亦曰：“自此已下，凡有九事，皆黄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黄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皇甫謐《帝王世紀》載此九事，亦皆爲黄帝之功。”并以倉頡爲黄帝史官。皆以意言之，非有所據也。《周官·外史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公羊》襄公二十九年《解詁》引《孝經説》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皆指文法而言，非謂文字。漢儒據此，謂文字始於五帝，殊爲附會。因此釋《易》之“後世聖人”爲黄帝，則尤爲武斷矣。《書序疏》駁之曰：“《繫辭》先歷説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黄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涣，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黄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宫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别起事之端，不指黄帝、堯、舜時。”其説允矣。《義疏》强申《僞序》不足論，然其言自有平允處，不得抹殺也。《序疏》云：“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又云：“司馬遷、班固、韋誕、宋衷、傅玄皆云：倉頡黄帝之史官。”一似主其説者甚多，且其説甚舊。然《路史》辨之曰：“《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説。《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爲史官也。及韋誕、傅玄、皇甫謐等，遽以爲黄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黄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更望望交引，以爲《世本》之言。《世本》曷嘗有是哉？”則以倉頡爲黄帝史官，特東漢後人附會之説，西漢固無是矣。今據《路史》所引：《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苞》敍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并明。”與顓帝、帝俈、堯、舜、禹、湯、文、武並舉。《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虚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負書，丹甲青文以授。”《河圖説徵》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亦見《洛書説河》。《春秋河圖·揆命篇》云：“倉、羲、農、黄，三陽翊天德聖明。”皆不以爲人臣。緯候之作，僞起哀、平，猶且如是，則知黄帝史官之説，其出甚晚。先漢人著述，如《淮南子·本經訓》云：“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與《河圖説徵》同。《修務訓》云：“史皇産而能書。”亦見《隨巢子》，見《路史》及《北堂書鈔》七。皆無史官之説也。熹平六年所立倉頡碑云：“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重光，爲百王作憲。”尚與《演孔圖》、《元命苞》同。《書序疏》云：“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黄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衞氏云：當在庖犧、倉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倉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則東漢、魏、晉人沿襲舊説者尚多。知許《序》所詆俗儒鄙夫，見《倉頡篇》而以爲古帝作者，其説亦有由來也。然則文字始於黄帝時，倉頡爲黄帝史官之説，亦一伏犧造字之説而已矣。

然則倉頡爲古帝王之説，其可信歟？曰：實不足信也。緯候之説，多涉荒怪，何足置信？試觀《荀》、《韓》、《吕覽》，皆不言倉頡爲何如人，亦不言爲何時人可知也。且觀荀子之説，則造書者不獨一倉頡，固已明矣。

然則如《易傳》之渾言後世聖人者，其最得乎？曰：《易傳》非説造字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此語古書多引之，惟《易·繫辭疏》作“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最完全。其他蓋略辭也。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夬者，決也。取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明爲既有書契，乃從而用之，而非造爲書契。《墨子·公孟篇》：“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俞氏樾《諸子平議》曰：“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説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觀此，知契之初興，止有刻齒而無文字。《書序疏》曰：“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乃後來之事也。《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别”，“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曰：“傅别，謂券書也。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别，别爲兩，兩家各得一也。”“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價，今時月平是也。”康成曰：“傅别，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别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别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别、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後鄭所謂質劑，殆即先鄭所謂傅别；而其所謂傅别，則先鄭所謂符書。蓋漢時券書，有此二者，而兩家各據爲説。《地官·質人》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劑明人民所爲，非月平，後鄭之説殆是。而其説傅别、質劑爲券書，不及書契，尤爲精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賞死事之後，問於管子。管子教以：“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及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粟，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顔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此文有難解處，其大意自可知。蓋謂官定糶粟之價，及其出糶之數，而士乃如其價以糴之。觀此，知契爲官民相與之約，非如傅别、質劑，徒人民之所爲，故鄭言券書不之及。質人職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固皆公家之事。士師職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傅别、約劑”。約劑蓋即質劑，亦不及書契也。鄭注《質人》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此蓋公家所用。書而刻其側，蓋後來之事，其初則但刻爲齒耳。古書、契皆分言，後契多用書，説者乃昧其爲兩物，如《路史》引《帝王世紀》云“黄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記其言動，象而藏之，名曰書契”是也，謬矣。《後書·烏桓傳》：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爲信”。《遼史·儀衞志》：“自大賀氏，八部用兵，則合契而動，不過刻木爲牉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魚。”此亦古所謂契，皆無文字也。

然則字爲誰造，竟不可知乎？曰：不可知也。文字者，藉符號以達意，此盡人之所能，固不待誰爲之，亦不得云誰爲之也。斯理也，先民有言之者矣。《書序疏》云：“《陰陽書》稱天老對黄帝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張懷瓘《書斷》曰：“萬事皆始自微漸，至於昭著。道之昭興，自然玄應，前聖、後聖，合矩同規。雖千萬年，至理斯會，必然而出，豈在考其甲之與乙邪？道家相傳，則有天皇、地皇、人皇之書，各數百言，其文猶在。象如符印，而不傳其音指。且戎狄異音各邈，會於文字，其指不殊。禽獸之情，悉應若是。觀其趣向，不遠於人。則知凡庶之流，有如草木、鳥獸之類，或藴文章。又霹靂之下，乃時有字；或錫貺之瑞，往往銘題，以古書考之，皆可識也。又豈學之於人乎？又詳釋典，或沙劫以前，或他方怪俗，云爲事況，與即意無殊。是知天之妙道，施於萬類一也，但感有淺深耳，豈必在乎羲、軒、周、孔將釋、老之教乎？”《陰陽書》等自不足據，道家所傳天皇、地皇、人皇之字，尤必爲僞造無疑。然此二説，論文字出於自然，爲人心之所同，非必聖哲乃能創造，則於理極合，理不誤而所引證之事不足據。“霹靂之下，乃時有字；錫貺之瑞，往往銘題，考以古書皆可識”者，非無知之物，能與人造之字相符；乃人造之字，不得不有取於自然之文耳。夫自然之文，則所謂分理之可相别異者也。故文字之興，必欲鑿言之，則衹可云與圖畫同科。古者書籍通稱爲志。“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禮記·禮運》，鄭《注》：“志，謂識古文。”《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是也。“志”、“識”二字古通，“識”、“幟”實爲一字。《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注》皆曰：“志爲章幟。”《史記·叔孫通傳》“張旗志”，《集解》徐廣曰：“一作幟”，《漢書》同，師古亦曰：“志與幟同。”《左》宣十二年“百官象物而動”。《疏》曰：“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夫幟各有所畫之物以爲識，此一姓之興，所以必“殊徽號”也。《大傳》：“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注》：“徽號，旌旗之名也。”刻石記識，理亦同此。《書序疏》云：“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羲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夫此七十二家者，孰能辨其所刻者爲文字，抑即旗幟所畫之物乎？然則文字圖畫之興，皆不外取象自然之文以爲識，二者孰能别其先後？然見物而知象其形；與雖欲象其形，而知少簡略之，僅存其意，固當略有早晚，則以圖畫爲兄、文字爲弟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