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吕思勉先生，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年二月初一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農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三年以後，因家道中落而無力延師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導教學。此後，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他開始系統地閲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各種文史典籍。自二十三歲以後，即專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畢生關注國計民生，學習新文化，吸取新思想，與時俱進，至老彌篤。
吕先生長期從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〇五年起開始任教，先後在蘇州東吴大學（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學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南通國文專修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學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其後，又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其中，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該校任教授兼歷史系系主任，并一度擔任該校代校長。一九五一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光華大學并入華東師範大學，吕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爲歷史學一級教授。吕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的模範，終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吕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下大量的論著，計有通史兩部：《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三年）、《吕著中國通史》（上册一九四〇年、下册一九四四年）；斷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漢史》（一九四七年）、《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吕著中國近代史》（一九九七年）；專著若干種：《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理學綱要》（一九三一年）、《宋代文學》（一九三一年）、《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中國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學四種》（一九八五年）、《吕著史學與史籍》（二〇〇二年）；史學論文、札記及講稿的彙編三部：《吕思勉讀史札記》（包括《燕石札記》、《燕石續札》，一九八二年）、《論學集林》（一九八七年）、《吕思勉遺文集》（一九九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十多種，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他的這些著作，聲名廣播，影響深遠，時至今日，在港臺、國外仍有多種翻印本和重印本。吕先生晚年體衰多病，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録，可惜未能完稿，是爲史學界的一大遺憾。
《中國社會史》的編寫，主要是爲了使讀者能系統地瞭解中國歷史上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和各種制度的源流和演變。這與當時缺乏這一類歷史著述有關。當時通行的中國通史著述，雖在各個時代夾叙了一些社會、文化和典章制度，但大都缺乏條理，且不能連貫，不能給人以系統的歷史知識。元代史學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裏將史事分爲理亂興亡與典章經制兩大類，吕先生認爲這種見解對今天的史書編撰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理亂興亡是“動的歷史”，典章經制是“静的歷史”，這一“動”一“静”的兩個方面，實在是歷史最主要的内容。但舊時言制度，多就政治方面言，這自然太狹隘了。所以，今日研究制度的歷史，“該兼社會的規則”（《吕著中國近代史》），必須把昔時的史料，大加擴充，以容納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爲此，作者選擇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的一些重要側面，分成若干個專題，系統而連貫地加以叙述。這些專題看似類同正史的志或通典的門，其實多無所憑藉，無所因襲。比如《婚制》一章，論輩份婚、搶掠婚、買賣婚、娶妻出妻之禮、嫁娶之年、畜妾之習之起源、同姓不婚、嫡庶之别、夫婦關係、貞潔觀念、婦女權力及男女平等等問題，舊史都没有專門的記載和叙述，需要作者從正史、典志等史籍中鈎稽出來，再按照新史規模和要求，以一定的系統加以凝聚組合。
本書所論述的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各項制度，大都從遠古社會一直叙述到民國時代，也就是作者生活和寫作的“現當代”，具有通貫古今、追溯源流、詳其流變的特點。如《官制》一章，從“官之緣起”一直講到民國時代北京政府的官制；《選舉》一章，從先秦的世官制、漢代的郡國選舉之制、魏晉中正官人之法、隋唐科舉制，一直講到民國時代的文官考試；《錢幣》一章，從殷以前“珠玉金銀龜貝粟帛雜用”，一直講到民國時代中國銀行定國幣，改金本位等；《刑法》一章，從五帝之世的五刑，一直講到民國時期爲領事裁判權、會審公廨等問題的中外交涉。爲了便於讀者掌握各項制度的淵源流變，作者常以精煉的文字提綱挈領地概括歷史發展流變的大勢。如作者認爲，中國官制演變“當分五期。三代以前爲列國之制。秦制多沿列國之舊。而漢因之，以其不宜於統一之世，東漢以後，乃逐漸遷變，至隋唐而整齊之。然其制與隋唐之世又不適合，唐中葉後又生遷變而宋因之。元以蒙古族入主中原，其治法有與前代不同者。明人固多沿襲，清又仍明之舊。故此三朝之治，又與唐宋不同。此我國官制之大凡也”。吕先生論史，尤注意歷史轉折中的大關節目。如説“秦漢之際的革易，外觀雖同，而其實大異。此役也，實政體轉變之關鍵，不容與其餘諸役等量齊觀”。説科舉之法，“至王安石而一變”。説古代學術，“今學多傳微言大義，古學偏重名物訓詁。重名物訓詁者，偏於考據，注重實事，迷信自然漸衰也。故東、西漢之間，實古今風氣之一大轉折也”。總之，本書史料翔實，考證精確，對歷史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的叙述，以及對歷史的總體特徵和主要脈絡的把握上，都能發表出獨到而精闢的見解。
本書的初稿寫於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原是爲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的歷史教學而準備的講稿，初時取名爲《國故綱要》、《國故新義》等，一度改爲《政治經濟掌故講義》。後來經過系統的修訂擴充，改名爲《中國社會史》。原稿設十八個專題，分别爲農工商業、財産、錢幣、飲食、衣服、宫室、婚姻、宗族、國體、政體、階級、户籍、賦役、征榷、官制、選舉、兵制、刑法等。其中的國體、政體、宗族、階級、婚姻五個專題，曾經以《中國國體制度小史》、《中國政體制度小史》、《中國宗族制度小史》、《中國階級制度小史》和《中國婚姻制度小史》爲書名，於1929年由上海中山書局初版發行。1936年4月，上海龍虎書局將這五種制度小史增訂爲合訂本，改稱爲《史學叢書》出版發行。1985年5月，《中國社會史》書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發行，但書名沿襲已經出版的五種制度小史的成例，改爲《中國制度史》。由於歷史的原因，初版《中國制度史》對原稿作了較大的删改，全書設十七章，五十餘萬字。删去的部分有：《階級》一章，商業、財産、征榷、官制、選舉、刑法諸章中近代以後的叙述，以及各專題内的一些分析、評論的段落。《階級》一章於1997年9月收入《吕思勉遺文集》（下），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商業、財産、征榷、官制、選舉、刑法諸章中的删除部分，後以《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爲題，編入《吕著中國近代史》，曾於1997年9月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但仍有删節。2002年9月，《中國制度史》收入《世紀文庫》，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新版横排版，訂正了初版中的不少勘誤，但删節的部分仍未恢復。
本次《中國社會史》的出版，參考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横排版，并按原稿補正了原《階級》一章，商業、財産、征榷、官制、選舉、刑法諸章中近代以後的叙述，及各章内的一些分析、評論的段落，總計約八萬餘字。書名按作者的原意，恢復爲《中國社會史》。其他如行文遣句、概念術語等，均未作改動。
李永圻 張耕華
二〇〇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