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農工商業
人民之生業，必始自漁獵，進於畜牧，乃漸及於農耕。蓋好逸惡勞人之天性，而畜牧種植之利，皆在日後，非演進太淺之民所知也。
寒地之民好肉食，熱地之民則多食草木之實。我國古者蓋兼此兩者而有之。《禮記·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此蓋皆食草木之實。又曰：“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蓋皆食鳥獸之肉。中國未進化之時，地偏於東南者，其俗蓋與夷蠻同；偏於西北者，其俗蓋與戎狄同也。然我族之進化獨早。
《古史考》曰：“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鼈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説，號曰燧人。”據《繹史》卷一引。《白虎通》曰：“燧人鑽木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含文嘉》曰：“燧人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此并足徵燧人爲遊獵之世首出庶物之主。伏羲之號，蓋謂其能馴伏羲牲。亦曰庖羲，則謂其取犧牲以充庖厨也。伏羲蓋遊牧之世首出庶物之主也。燧人、伏羲、神農并稱三皇，詳見本書第十一章附録《三皇五帝考》。儼然代表生計進化之三時代焉。其年代不可確考。姑以通行之説計之，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八百年，三代合千八百年，五帝在其前，約計二百年，三皇距周末當在二千年左右也。神農事跡明見《易·繫辭傳》曰：“庖犧氏没，神農氏作，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確爲教民稼穡之君。我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之基，肇於此矣。
黄帝、顓頊、帝嚳之時，人民生計如何，古書難可確考。然《繫辭傳》云：“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下文所述九事，蓋皆指黄帝、堯、舜時言之也。其九事，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繫辭傳正義》：“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惟農業盛，故蠶織與之并興也。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惟農業盛，故蓋臧多須謀守禦，而數石之重，中人弗勝，非如畜産可軀而行，故陸運有待於馬牛，水運必資於舟楫也。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其與農事相資，尤不俟論。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戎器皆資於木，亦耕稼之世，民斬伐樹
，故能然也。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惟去獵牧，事耕農，不得不去巖穴而居平土，故所以蔽風雨者必資棟宇；亦惟種樹既盛，材木日繁，故宫室棺椁咸有所取資也。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書契者，《九家易》曰：“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共事。”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蓋《周官》質劑之論，農業盛，故通工易事，隨之而盛也。以情事度之，黄帝以降，穡事之日興，無可疑矣。少昊究爲帝王與否難定，其時代則必在黄帝、顓頊之間。《左》昭十七年述其官有“九扈爲九農正”，可見五帝之初，農業之盛也。而堯、舜之盡力於民，事尤有明徵。《孟子》述洪水之禍曰：“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孟子·滕文公》上。此容以後世之情形推度古事，然《堯典》詳載堯命羲和四子“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授時爲古代農政要端。又《禹貢》於兖州言“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與《孟子》言“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及治水功成，“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合。《孟子·滕文公》下。居於平土，固耕稼之民所急也。即謂此等皆不可盡信，而《生民》一詩，實周人自頌其始祖之辭，后稷教民稼穡，必非後人所附會明矣。然則當時之洪水，以正當農業既盛之時，故覺其爲禍之烈也。
唐虞以後，農業之盛，可以《書》之《無逸》爲徵。是篇首言“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下文歷舉殷之賢君中宗、高宗、祖甲以至周之太王、王季、文王，蓋皆重農之主也。其稱高宗之辭曰：“舊勞於外，爰暨小人。”稱祖甲之辭曰：“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稱文王之辭曰：“卑服，即康功田功。”皆可爲其重農之證。《史記·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后稷指棄以後相繼居稷官者，非一人。后稷卒，此后稷爲不窋之父，最後居稷官者也。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周之先世，蓋皆以能修農業而興者也。讀《公劉》、《緜》、《七月》諸詩，而其世德可見矣。
《禹貢》一篇，或謂非夏時史官作，蓋誠然。然無以證其非追述禹時事。後史追述禹事，誠不敢必其可信，亦無以必其不可信也。古人考證，誠不如後人之精，然風氣質樸，僞造之事亦必少。如今人疑古之説，幾於古書十八九皆出作僞，實予所不敢從也。《禹貢》述九州之田，雍州居最，而周人實以農業興，即其可信之一證矣。何休稱《周官》爲六國陰謀之書，其所述蓋皆東周後事。合二書所載九州土田及農牧所宜，可見古代農業之一斑矣。列表如後。
三代之世，我國既已重農，而田獵畜牧之事，遂退居其次。其時非不田獵，然特以祭祀賓客所須，習慣相沿，不能不有取於此。《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桓四年，《公羊》、《穀梁》皆同。又其所重者在講武，意不在於得禽也。《左氏》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可見古代田獵，意最重於講武。“從獸無厭”，“棄田以爲苑囿”，并爲人君之大戒，而田獵之意，亦以爲農除害。《月令》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公羊》桓四年何《注》曰：“已有三犧，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述田獵之意最備。畜牧之事，特行之遠郊之地，任之敷澤之民。《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農耕與田獵畜牧之重輕，昭然可見矣。至於漁則僅足以供口實，不足以肄武事，而古人於口實之中，亦不以此爲貴，古以魚爲賤者少者之食。《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以牛羊犬豕爲貴者之食也。孟子言：“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此以鷄豚狗彘爲老者之食也。又言“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與“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并舉，此則少年之食也。《無羊》之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此以魚爲賤者之食也。故尤視爲鄙事，爲人君所弗親。
斯時可供獵牧之地，蓋已不多，故所以管理之者甚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固由其與民同之，亦由其時土尚廣，民尚希爾。戰國之齊，鷄鳴狗吠相聞，達於四境。而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麋鹿如殺人之禁，民亦將以爲大矣。“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禮記·曲禮》。“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雖曰仁不盡物，亦無暴天物之意也。《公羊》桓四年，“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案，《左》、《穀》、《周官》、《爾雅》皆四時，已無古制也。《左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上。《周官》、《爾雅》皆同。《穀梁》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漁獵畜牧之事，一切設官管理，雖所以導民，亦珍惜其物之意也。《周官》管理田獵者爲迹人，管理捕魚之事者爲川衡、澤虞。《月令》仲春“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七十者可以食肉。”庶人少壯之食，止於魚鼈，仍設“數罟不入洿池”之禁，可見口食之艱矣。此田獵畜牧所由進爲農耕耶。
田獵畜牧所得有爲國用所資者，則設官掌之，或徵賦於其地之民，如《月令》所記水虞漁師之事，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孟冬，“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季冬，“命漁師始漁”。及逐月之牧政。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仲夏，“則縶騰駒，班馬政”。《周官》所設獸人、掌罟田獸。人、掌以時爲梁。梁，水偃也。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以簿承其關孔，魚過者以簿承取之。鼈人、掌取互物。互物，龜鼈之屬。牧人、掌牧六牲。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鷄。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角人、掌徵齒角骨物於山澤之農。羽人、掌徵羽翮於山澤之農。掌蜃、掌斂互物蜃物。蜃，大蛤。囿人、掌囿遊之獸禁。鷄人、掌共鷄牲。羊人、掌羊牲。服不氏、掌養猛獸。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烏鳥。掌畜、掌養鳥。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趣養馬者。巫馬、掌養治疾馬。牧師、掌牧地。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圉人、掌養馬。犬人、掌犬牲。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諸職是也。其中以馬政爲特重，蓋爲戎事所須。民間所養有六畜，而馬牛亦特重，爲縣師所簡閲，亦以其有關戎事，兼利交通，非若鷄豚狗彘，徒厭口腹之欲也。《曲禮》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管子·八觀》曰：“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乘馬數》曰：“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宫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知耕農之世，畜養雖非正業，亦有關於貧富矣。
東遷以還，農業彌重。《管子·治國》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又曰：“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法家重農之旨，盡此數語，兩言蔽之，於國求其富強，於民求其治理而已。九流之中，切於治國者，莫若儒法。儒家以天下爲旨，非如法家之徒求富強，然其言治，亦曰先富後教，曰“有恒産而後有恒心”，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爲究極。其所求與法家異，其所以致之者則與法家同也。秦漢而後，宇内一統，無事求富強以勝敵，然民農則樸，樸則易治，農爲本業，工商爲末業，及先富後教，有恒産而後有恒心等義，迄未嘗變。故漢代法律最尊農夫，薄賦輕徭，惟恐不及，孝弟力田，置有常員。後世雖不能然，然法律政事之重農，則二千年來未嘗改也。雖或有其名而無實，然其意則固於此矣。
然秦漢而後，重農之意雖篤，而農政實日以荒，此則封建與統一之世，政治不同爲之也。舉其大者，蓋有兩端。
一曰教民稼穡之意不復存。隆古之世，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斯時之君，固與人民相去極近。其後省耕省斂，“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其相去猶不甚遠。《詩·小雅·甫田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而有司之巡行，田官之教道，尤爲纖悉備至。《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即田畯。《噫嘻》鄭《箋》所謂“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者也。《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此蓋所謂田畯，則大夫也。《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管子·權修》曰：“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古之大夫勤於民事如此。又《月令》：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仲秋，“乃勸種麥，毋或失時”，“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季冬，“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則神農之事，時煩廟堂之廑慮，又不僅部分之吏矣。後世則縣令等於國君，名爲親民，實爲高拱。三老嗇夫之職既廢，與民接近者，莫非蠢愚之徒，知識無異鄉農，經驗或且不逮。士不以農爲學，有履田疇而不辨菽麥者，間有一二從事講求，亦徒立説著書，而不能播其學於氓庶。凡事合才智者以講求，則蒸蒸日上，聽其自然遷流，未有不日益衰蔽者也。我國朝野上下，於農事莫或措意如此，農業安得而不窳敝也。
一則土地變爲私有，寸寸割裂。農人既無知識，又無大土地，不克規劃全局，事之關係一鄉數鄉、千畝萬畝者，遂莫或克舉，而人人自謀其私利，或且至於彼此相害焉。而農田之豐歉，遂一聽諸不可知之天時。民國八年，農商部統計，全國不及十畝之農户居百之四十，不及三十畝者百之二十七，不及五十畝者百之十六，不及百畝者百之十八，有百畝以上者僅百之五耳。地産均平，固是美事，然於使用機器，作豫防水旱等大工程，殊不便也。且如水利於農田，至切之事也。古者溝洫之制詳矣，後世悉頽廢，間有賢牧令能講求陂塘井泉之利者，實千百不得一，而人民貪田，退灘廢堰，見小利而昧遠圖，則或利其開科以攘安集之功，或懾於佔據者之強頑而莫敢過問，比比也。官吏如此，地方人士又莫能自謀其公益，水利安得不日壞乎？夫水利特其一端耳，他事類此者何限，一切應興應革之事，莫或主持而聽其自然遷流，此又農業之所由日敝也。溝洫之事，論者率以爲難行，其實不然。今引清陳斌之言以明之。陳氏之言曰：“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爲溝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爲洫與塗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爲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之事也。斌觀甽田之法，一尺之畎，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逕，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爲溝澮，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溝田首，步之爲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及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爲澮，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旬而畢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成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衆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澮，有小水旱可以無饑，十分之饑，可救其五，故曰萬世之利也。”按《舊唐書·姜師度傳》，謂其“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册府元龜》載開元八年褒美師度之詔，謂“頃職大農，首開溝洫，今原田彌望，畎
聯屬，繇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所”，則固有行之而成者矣。程含章與所屬牧令書曰：“水爲粒食之原，百姓寧不知自謀，而顧令之不從，何哉？望利之心，不敵其慮害之心也。一陂之開，必合數十百家之人爲之，且必請勘於官而後決之。衆心不同，可慮也；衆論不協，可慮也；衆論不齊，可慮也。官司之守候，書役之需索，夫馬之供頓，在在可慮也。陂水之利，杳不知其何鄉，而切身之憂，紛然莫解，此其慮之在於始者也。工作方興，人懷觀望，鄉鄰有詬誶之聲，銀錢有墊支之累，陂頭甫築而撓之者來矣，溝洫所經而撓之者又來矣，伐人一木一石而撓之者又來矣，讓之則功不可成，争之則訟端立起，萬一半途而廢，則虚糜之工料，衆不與償，跋前
後，轉悔此舉爲多事，此其慮之在於繼者也。陂幸告成，水汩汩來矣，近者以其水過己前也則争，遠者以其水難到田也則又争，強者恃力則又争，富者恃財則又争，争之不已，必繼以鬥，或傷或死，産業破亡。且新築之工，多不堅實，大雨之後，沖決必多，怨讟紛騰，呼衆莫應，前累未清，後累踵至，首事之心力既倦，二三年後廢爲丘墟，而前功盡棄矣。此其慮之在於終者也。”觀程氏之言，則水利之不修，仍是人謀之不臧耳。其他興利除弊之事，皆此類矣。溝洫之制，見於《周官·遂人》及《考工記·匠人》。《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逕。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匠人》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注》雖以爲二法，然其釋《遂人》遂、溝、洫、澮之深廣，皆與《匠人》同，則其實不異也。溝洫所需之地，具如陳氏所計。鄭《注》成方百里出田税，緣邊一里治洫，同方八十里出田税，緣邊十里治澮，以古有山陵川澤等三分去一之制，故引以爲言，非謂治溝洫費地如此之多也。溝洫之制，人或疑其方罫如棋局，不合地勢，不知古書多設法之談，其言封建井田皆如此，溝洫亦然也。《匠人》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又云：“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潄之，善防者水淫之。”其重理脈如此。所謂川者，必自然之川可知矣。即《遂人》之川，疏家以爲人造，亦未可信也。然則亦順地勢爲之可矣，安取方罫如棋局哉？予謂水少之地，溝洫純出人爲者，方罫如棋局，蓋尚簡易。若多水之區，不妨順水勢爲之曲直，深廣一隨自然，但歲以人力濬治，濬出之土，即於其上築路，溝愈深則路愈高，水旱有備，而往來亦益便矣。
要而言之，農業者，非人人各耕其地，彼此不相知之事也。在一區域之中，其利害恒相關。土地公有之世，固易於合力而謀，即使人各自私，而有專主農事之官以督之，有深明農學之人以教之，猶可以不至於大壞。而後世又一切無有，此農業之所以不振也。
雖然，時日者，進化之母也。我國農政雖云陵替，社會自然之進化固不能無。故論其大體，仍有今勝於古者，此可以其耕作之精粗判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又有爰田之制。爰，即换也。《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司空謹别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此爲爰田之一義。一授三百畝，一新而再休之，亦爰田之一義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也。《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即指此。其耕作所獲，則“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管子·揆度》則云：“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而今日江南，上農所耕，不及十畝，其所食未有以減於古也，則其耕作之精粗，相去遠矣。江南固今日農耕最精之所，然即以北方論，其精於古人者，亦已倍蓰矣。此固由人口之日繁，地畝之日狹有以迫之使然，智巧之降而日開，亦不可誣也。
然今世各地方之耕作精粗，亦殊不一，儘有民甚惰而技甚拙者，此則又當歸咎於農學之不興，農政之不舉矣。今試舉一二事，以證其狀。
李兆洛《鳳臺縣志》曰：“地之值下者，止數百錢，貴者不過四五緡。一犂必駕二牛，謂之一犋。按，犋即《説文》之輩字，舊以爲
字，非也。“，二歲牛。”“犙，三歲牛。”“牭，四歲牛。”“
，籀文牭。”段氏曰：“字見《爾雅·釋畜》，牛體長也。”無駕二牛義。“㹃，兩壁耕也。”貧者代以驢，佃百畝者謂之一犋牛。一夫所治，常數犋牛，惟耕穫時須傭僦，餘皆暇日矣。凡縣中田地，當得四百萬畝有奇，計畝歲收二石，當得米穀八百萬石。丁口計三十萬，别其士工商民不在農者約五萬，計實丁之在南畝者，不過二十五萬。以二十五萬治四百萬畝之地，人可得十六畝。家有三丁，用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爲兼并所取，計歲米穀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過八口，人日食一升，歲所食三十石。以其餘具糞溉，供租賦，與工商交易其有無，爲婚嫁喪葬宴會之具，又以餘力治塘堰，穿竇窖，爲水旱之備。塘可以魚，堰可以樹，亦足以優遊鄉里，長子養孫，爲安足之氓矣。乃一有小水旱，菜色滿野，流亡載途。鄭念祖者，邑素封家也，傭一兖州人治圃，問能治幾何？曰：二畝，然尚須僦一人助之。問畝之糞幾何？曰：錢二千。其鄰之聞者譁曰：吾一人治地十畝，須糞不過千錢，然歲之所出，常不足以償值。若所治少而須錢多，地將能産錢乎？鄭亦不能盡信，姑給地而試之。日與其人闢野治畎，密其籬，疏其援，萌而培之，長而導之，熯而灌之，濕而利之，除蟲蟻，驅鳥雀，雖所治少而終日搰搰不休息，他圃未苗而其圃蓏已實，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價輙倍，比他圃入市，而其所售者已償其本，與他圃并市者，皆其贏也。又蔬蓏皆鮮美碩大，殊於他圃，市之即速售。歲終而會之，息數倍。其鄰乃大羡，然亦不能奪其故習也。嘗行縣邑，值小旱，見苗且僵矣。其旁有塘汪然，詰之曰：何不戽？曰：水少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數畝，不愈於萎乎？曰：無其具。曰：何不爲？曰：重勞且恐所得不足償費。其愚而無慮，蓋大率如此。使邑之民皆如鄭之圃而募江南民爲田師，以開水田，其利豈可數計乎？”
吕星垣《寶相寺記》曰：“宿松田瘠而賦重，安慶屬縣六，宿松次五，其廣輪不及懷甯、桐城遠甚。懷甯、桐城田皆三千餘頃，宿松則四千四百餘頃。志稱明令屠叔芳虚增畝額，求媚上官，後不良於死。宿松之民，至今蒙害未已也。《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此而北，高寒氣候不同耳。若東南則未有逮春始耕者也。宿松瀕湖，冬遂魚蛤之田，棄田不治，始春乃耕矣。《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必芟柞其草木，以罨藏之，而發其土膏，未有徒耕者也。宿松舉耜覆土，猶或不全，蓋無不徒耕者矣。《詩》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蓋始則周行畛隰，足治草之萌芽，使不得生也。又曰：其鏄斯趙，以薅荼蓼。蓋繼則操持利器，手壅草之蕪穢，使助榮滋也。宿松則有植而不芸，芸而不復至田者矣。田且如此，其他一切溝洫、蠶桑、畜牧之法，皆置不講，然則民之貧者，困也，惰廢之害未已也，不盡屠令加畝之罪也。予考天下税糧，莫重於蘇州、松江，然其田直十金以上，宿松則畝不過五六銖而已。甚或棄之聽人耕，又甚則出錢以資受者，求脱田而去。”云云。
張士元《農田議》曰：“予不能周行天下，不知四方治田若何。然以足跡所至，諮訪所及者言之，則天下之田，未有如大江以南之治者。江南本水鄉，雖無古井田之法，而溝洫甽澮，防水瀉水之制猶古也。其民雖有游手，然田無不耕者。阡陌之中，春榮菜麥，秋榮禾稻，桑麻茂密，鷄犬相聞。方二三千里，幾尺土必墾，所以公私糧食，常取給於東南一隅也。踰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而不足之處，又不種桑而種柳棗。其民不出於農畝，則業於商販。其尤無藉者，鬻歌取食，男女年八歲以上，十四五以下，便跕屣鳴絃，伺候客館，而優笑滋多矣。此無他，北方久無溝洫之制，其田專仰雨水，命懸於天，田者少利，則而之末作耳。”尹會一《陳農商四務疏》曰：“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闊，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徧及，而人力疏矣。是以小户自耕己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户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户，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二十畝。至耘耔之生，又須去革務盡，培壅甚厚。犂則以三覆爲率，糞則以加倍爲準，鉏則以四次爲常。棉花又不厭多鉏，則地少力專。佃户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合此兩説觀之，則田作最精者，厥惟江南，他處則尚多未脱粗耕之域。民國八年，農商部統計，南方田主少而佃户反多，北方田主多而佃户反少，其明驗也。蓋南方氣和土沃，受惠於天然者多，北方氣寒土燥，有待於人功者大。人事既已不修，北方之農業自不能如南方也。人事之曠廢亦有其由。我國開化本自北而南，故歷代政治之重心，恒在於北。其地形平衍，每直兵争，受禍必烈。又自永嘉之亂以來，閲數百年，即爲各少數族貴族所蹂躪，不徒財物遭其劫掠，室廬爲所摧毁，即人民粗獷之性質，亦有潜滋暗長於不自覺者焉。古代人民之性質，南剽悍而北重厚，今則南柔懦而北粗獷矣。其強弱適相反也。此北方之農業所以衰退之大原因也。而歷代帝都多在于北，率漕他處之粟以自給，畿輔之農業轉致就荒，亦爲一原因。歷代帝都所在，不徒恒漕他處之粟以自給，而不知重本地之農業也，又往往導其民於巧僞奢侈。且如雍州，自古即以農業稱，商君以農戰強其國，其事尤昭昭也。乃自秦并天下，爲強幹弱枝之計，而徙齊、楚大族於關中。漢人踵之，復徙齊、楚諸侯功臣家等充奉陵邑，而諸陵之地，遂爲鬥鷄走狗、輕俠馳騁之場。周秦遺民誠樸勇悍之氣衰矣，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日知録》“水利”條曰：“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絶於册。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案，《馬可·波羅遊記》尚稱中國北方林木鬱翳，今則山皆童秃，陸行者赤日當空，無蔽蔭之所矣。此可見戰事摧毁實業之烈，而爲少數族貴族所蹂躪，其爲禍猶酷也。
種植之物，蓋隨世而益精。古有恒言曰“百穀”，又曰“嘉穀”。蓋其始供食之物極多，後乃專取其最美者，則五穀及九穀是也。《周官》：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玄謂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五穀皆熟爲有年，大熟爲大有年，見《穀梁》桓三年、宣十六年。《公羊》宣十五年何《注》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此亦要圖也。今日又患所種之穀太少，以致易遇歉歲。於稻麥之外，提倡多食雜糧，亦足食之一策也。且所食之物多，則可以種植之地亦廣矣。菜之供食，次於穀；果之供食，又次於菜，故“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爾雅·釋天》。菜果有種於宅旁疆畔者。宣十五年《公羊》何《注》所謂“瓜果種疆畔”，《穀梁》所謂“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者也。有别闢地，秋以爲場，種植時則號爲圃者。《周官·場人疏》：“場圃同地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其場因圃而爲之，故并言之也。”《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是也。《注》：“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齊桓伐山戎，得戎菽。穀類移植中原可考者，當以是爲始。其後葡萄、苜蓿等輸入者亦不少，而木棉爲利尤溥焉。
食物取之山澤者，《周官》謂之蔬材。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注》：“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是也。亦有官掌之。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注》：“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是也。古代此等利源，蓋亦不少。故《管子》謂“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管子·八觀》。韓獻子謂“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也。《左》成六年。後世人口日繁，則此等遺利日少，耕作之法漸變，宅旁疆畔所種，不足自給，而土地既爲私人所有，山澤亦爲豪強所佔，於是有專事種樹畜牧以取利者。《史記·貨殖列傳》所謂“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者也。貧富之階級，自此漸起。然就産業言之，固合於分業之理矣。
古代山澤之地，非徒蔬食所在，亦材木之所自出也。《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所司者皆其事也。《月令》：季夏，“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爲炭”。仲冬，“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蓋皆取之於山。季夏，“命澤人納材葦”，則取之於澤者也。古於林木，保護甚嚴。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竊木者有刑罰”。即《孟子》所謂“斧斤以時入山林”者也。《曲禮》曰：“爲宫室不斬於丘木。”《左》昭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産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其法之嚴可想，然不能皆如是。故《孟子》言“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則“牛羊又從而牧之”，而遂至於濯濯也。古於山澤，視爲人君所私有，漢世尚然。故以不封禁爲美政。《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得障管。”蓋人君食禄，亦僅土田之所出而已，然《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則已視爲人君之私奉養矣。《左》襄十一年，同盟於亳，載書曰：“毋壅利。”《注》：“專山川之利。”所謂專山川之利者，一設官典守，不許人民取用，《穀梁》莊二十八年“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是也。人民有取用者，税之。《荀子·王制》：“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税。”《左》昭三年：“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皆對税之者言也。然亦因此漸失其典守之職，遂致爲私家所佔，而業日以荒。
《周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爲阻固”。此樹木於平地者。後世天下一統，無事於此，故此等人造之林木，幾不可覩焉。樹木之利甚多。實可食，一也。材可用，二也。芟其枝可以爲薪，三也。《管子》言：“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管子·權修》。然不可植穀之處，無不可樹木者，人工之省，又去樹穀不可以道里計，四也。張履祥言：“紹興祁氏，資送其女，費至千金。人怪其厚。祁曰：吾費不過十金耳。人益駭。問其故，曰：於女生之年，山中人已種杉秧萬株，株費一釐。女十六七而嫁，杉木大小每株值價一錢，則嫁資裕如矣。”此所謂十年之計樹木者也。調節水旱，五也。此等利益，有屬於公者，亦有屬於私者。其屬於公者，人民固莫能爲，而官吏又莫爲之倡導，坐使山原錯雜，幅員萬里之國，山皆童秃，地盡荒蕪，營造所須，轉資於外，亦可慨矣！洪荒未闢之世，林木可資於自然，如今日之東北等是。中國春秋時之桃林，秦漢時兩粤之深林密箐，蓋亦此類。地日開闢，則此等自然之利漸盡，不得不有待於人爲矣。森林可防水旱，中國人亦未嘗不知，故間有封閉林木、禁止斬伐者。清梅曾亮《書棚民事》曰：“予爲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准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訐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説，至有以數百畝之田，保一棺之土，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崇山峻嶺人跡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以佐稻粱，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啓事端。予覽其説而是之。及予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又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犂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税之傭，而瘠有税之户也。予亦聞其説而是之。嗟矣！利害之不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説，可以息事，由後之説，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此事在今日，一言可決耳。梅氏不爲無學，而其低徊持兩端如此，以見農學不講，士大夫莫或知農事矣。李兆洛《鳳臺縣志》曰：“《晉書》稱八公山草木皆如人形，而《水經注》則云八公山草木爲童阜耳。今北山固濯濯也，詢之山民，或云不宜木，然其故老皆云：北山向時木甚美，中多棟樑，今城中老屋，多北山木所構。其産有青樌、紅樌，大皆合圍以上，發老屋者猶時時得之。青樌色青黑，堅緻類海楠，紅樌紅澤，皆他處所無。明季兵火，刊伐遂盡。今欲求青樌紅樌之蘖，而辨其枝葉，亦不可得矣。居民每冬月，則入山剗草根以爨，木之槎枿長尺餘者，并其根掘而鬻之以爲薪。”讀此，可知兵燹之貽害於森林，及我國近代林業敗壞之狀。
農學肇端甚早，古稱畎田起於后稷，區田始於伊尹，雖未必可信，《漢書·食貨志》：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區田見《農政全書》云：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以此救之。其法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五尺，計七十五尺，行佔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闊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内，又隔一區，種一區，可種者六百七十五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匀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齊民要術》謂兖州刺史劉仁之，以尺田七十步之地爲之，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古斗斛固較今爲小，然據後人所試，亦斷不能多收至此，大約較諸縵田可多收倍以上，至於四五耳。區田之獲豐收，在於耕之深，壅之厚，施肥充足，下種精實，愛護周至，與代田同一理也。蓋古人耕作之法本粗，故尋常縵田所收，較諸區田，相去懸絶耳。若與今日耕作之精者較，其相去亦不甚多。大抵粗耕之區，人口漸增，田畝漸形不足者，教以區田之法最宜。然亦惟當變粗爲精耳，不必拘執一法也。然后稷以教稼居官，其在當時，必能深通農事，有過恒人，則無疑矣。古者教稼之事，今略見於《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於邑閭”。此辨土壤、擇穀種之法也。《論衡·商蟲篇》：“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矢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此變化土壤之法也。《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庶氏“掌除毒蠱”。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墻屋”，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蟈氏蟈，讀如蜮。“掌去鼃黽”，壺涿氏“掌除水蟲”，則除害之法也。《詩·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毋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等若博搜古書，所得尚不止此，惜乎徒存其事，莫考其法耳。詳其法者，蓋在農家之書，《漢書·藝文志》所著録《神農》、《野老》之書是也，《漢志》農九家，惟此二家出於秦以前，《宰氏》不知何世，餘六家皆漢世作矣。今皆亡矣。《漢志》論農家之語曰：“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此指許行言之。許行所言，乃農政，非農業。又，顔師古引劉向《别録》，謂神農“疑李悝及商君所説”。李悝盡地力之教，今見《漢書·食貨志》。《商君書》具存，亦皆重農教戰之談，罕及耕耘樹藝之事。因有謂九流中之農家，實言農政，非言農學者。《管子·輕重》諸篇，侈陳重農貴粟，亦古農家者流也。予謂農家者流誠多注意農政，然論種植之法者亦必有之。《管子》之《地員》，《吕覽》之《任地》、《辯士》、《審時》，即論及耕種之道。始皇燔詩書百家語，不去種樹之書，蓋此類也，惜其語不易解耳。漢代農書以《氾勝之》爲最著，《周官·草人注》：“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氾勝》。”今亦不傳。今所傳者，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其最古者也。其後著名者，官修之書則有元之《農桑輯要》，清之《授時通考》，私家所著則有元王禎之《農書》，明徐光啓之《農政全書》。雖詳略不同，而後先相襲，惟徐氏書采及泰西水法，爲取資域外耳。世有好古博聞之士，從事研究，雖不必有當於耕耘，實足考見農業盛衰進退之跡也。中國農書所該頗廣。蠶桑、菜果、樹木、藥草、孳畜等事，靡不該焉。田制、勸課、救荒等，亦多詳列。然仍有須參考他家之書，方能周全者，如茶經、酒史、食譜、花譜、相牛經、相馬經等，前史皆隸農家，清《四庫》書改入譜録。又如獸醫之書，歷代皆附醫家是也。授時爲古代農政要端，《夏小正》一書雖未必果夏時物，亦必出於周初。《月令》所詳，皆古代明堂行政之典，雖有太尉等官名，乃後人以今語述古事，不害其書之古。不能以《吕覽》有十二紀，遂強斷爲秦時物也。此二者當爲中國最古之農書矣。
《淮南子》曰：“古者剡耜而耕，《注》：“剡，利也。耜，臿屬。”摩蜃而耨，《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氾論訓》。可見古代之農具，已幾經進化矣。此等改進，後世當尚不絶，惜乎吾儕非專門之士，不能道其詳也。
古代農器，率由官造，後世則不復然。《六韜·農器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争，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輿者，其營壘
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篩䔲笠者，其甲胄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此言寓兵於農，不徒用其人，亦且用其器也。當此之時，其農器不容苟簡可知，惜乎後世時異勢殊，而此風遂不可復覩也。
蠶桑之利，我國亦發明甚早。世稱黄帝元妃嫘祖，實始教蠶，未必可信。然《易·繫辭》稱：“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時既有蠶桑之利，則可信矣。夫耕婦織，古代人并視爲本業。故神農之教，謂“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天子親耕，后亦有親蠶之典也。孟子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詩》譏“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太宰九職，“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則舉國婦女能勤於織久矣，宜其當西曆紀元前，蠶絲即能輸入歐洲，爲彼邦所珍重也。日本桑原隲藏《東洋史要》：“中國繒綵，上古即開販路於波斯、印度，亞歷山大東征以來，更輸入羅馬。市人得之珍重不置，指行賈者曰瑟列司，絹商之義也，指其地曰瑟里加，絹産地之義也。”（據山陰樊炳清譯本）
今日蠶利盛於東南，然溯厥初興，實在西北。清周凱知襄陽府，嘗勸其民種桑。其言曰：“《禹貢》兖州曰桑土既蠶。青州曰厥篚
絲。
，山桑也。揚徐東南亦僅曰厥篚織貝，厥篚玄纖縞而已。《詩·豳風》：蠶月條桑。《唐風》：集於苞桑。《秦風》：止於桑。桑者閑閑，詠於魏。鳲鳩在桑，詠於曹。説於桑田，詠於衛。利不獨東南也。襄陽介荆豫之交，荆州厥篚玄纁璣組，豫州厥篚纖纊。纊，細綿也。纁絳幣組綬屬，皆絲所織。北燕馮跋下書令百姓種桑。遼無桑，慕容廆通晉求種江南。張天錫歸晉，稱北方之美，桑葚甘香。《先賢傳》載司馬德操躬采桑後園，龐士元助之。《齊書》載韓係伯桑陰妨他地，遷界，鄰人愧謝。三子皆襄陽人，襄之宜桑必矣。”案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之風氣不能齊一，故蠶桑之興雖久，窮鄉僻壤庸有不知其利者。又北方屢遭少數族蹂躪，治化皆停滯不進，民生日以憔悴，民貧且愚。雖以蠶利之興之久，至於近世，轉若有待於官吏之教道焉。《日知録》“紡織之利”條曰：“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遊惰。華陰王宏撰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税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爲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爲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内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卧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真所謂倮蟲者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集釋》引唐氏甄曰：“吴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吴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吴南諸鄉，歲有百千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虚，室廬舟楫之繁庶勝於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税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覩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徧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於今，當責之守令，於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奬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内皆桑矣。昔吾行於長子，略著於篇，可以取法焉。”清代如陳宏謀之如陝西，宋如林之於貴州，以及唐甄、周凱等，皆可謂能行亭林之議者也。清代陝西蠶利，起於寧羌牧劉某。劉，山東人。山東夙有山蠶，劉以教其民，織成繭紬，稱劉公紬，此康熙時事也。乾隆時，陳宏謀撫陝，於省城、三原、鳳翔皆設蠶館織局，招南方機匠爲師。又教民種桑，桑葉繭絲，皆許賣於官。民之願養蠶者，蠶種蠶具皆由官給，亦許借給資本。又有官雇人試養，或與民同養，以資效法焉。貴州蠶利，起於知遵義府陳某。陳亦山東人，以遵義有槲櫟可飼山蠶，使至山東買蠶種，延蠶師，以教其民。後宋如林爲按察使，又行其法於全省焉。
田獵畜牧，在三代時視之，即已遠較農業爲輕，已如前述。然當列國并立之世，其君必有苑囿之奉，牧畜之官。故鄭有原囿，秦有具囿。《左》僖三十三年。而齊宣王之囿，至於方四十里。《孟子·梁惠王》下。其棄地不可謂不多。讀《無羊》及《駧》之詩，天子諸侯畜牧之盛，亦可想見矣。一統而後，有人君之奉者益少，而好武之風亦漸衰，不復好馳騁驅逐。兩漢之世，既以棄苑地與民爲美談，後世則此等空地益少矣。牧畜之官，惟牧馬尚少留意，以爲交通戎事所資也。然苑監諸職，亦多徒有其名，如唐張萬歲等能克舉其職者蓋少。民間畜牧亦益衰，有之，則大率在邊地。如《史記·貨殖傳》稱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畜牧爲天下饒是也。卜式盡以田宅財物與弟，獨取畜羊百餘，入山牧十餘年，買田宅。弟盡破其産，輒復分與，亦以河南多山，爲不食之地故也。《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遊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則正以在邊郡，故能就其業矣。《日知録》“馬政”條曰：“漢晁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令。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户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户，無以馬爲貲。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實録》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兩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爲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讀此可知漢代牧畜最盛，後世則日以式微，一由農業愈盛，牧地愈少，一由尚武之風日衰，故畜馬之人日希也。《漢書·匈奴列傳》：元朔六年，衛青之出定襄，“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可見民間有馬者，多能事征戰之人矣。私負從馬，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牧畜利厚而工力省，今日内地雖已鮮放牧之區，然内蒙、新、青、藏，固皆天然牧場，苟能善爲規畫，十年之後，必已其效可睹矣。歷代牧畜之盛，見於史者莫若遼。《遼史·食貨志》謂：太祖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又云：“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匹。”又述諸國歲貢馬之數，東丹千，女直、直不古等國各萬，阻卜及吾獨婉、惕德各二萬，西夏、室韋、越里篤、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鐵驪等各三百，其地皆今日之域内也。明代以茶易西番之馬，故茶禁最嚴。明之西番，亦今日之域内也。
田獵畜牧，皆以農業之盛而見其衰微，惟漁業不然，以其利在河海，與農田無涉也。我國沿海漁業，起源蓋亦甚早。《史記》稱“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史記·貨殖列傳》。《左》昭三年，晏子述陳氏之厚施，謂“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則三代之世，已極盛矣。漢耿壽昌爲大司農，增海租三倍。蕭望之諫以爲往年加海租，及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皆不出，則漢世魚税數已不菲，且有官自采捕者矣。
礦業之興，蓋亦在五帝之世。《管子·地數》：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蚩尤蓋始以金爲兵，故後世祠兵則祭之。祠兵見《公羊》莊八年。《左》、《穀梁》皆作治兵，非也。何休《解詁》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享士卒。”《疏》曰：“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案《史記》高祖立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即祠兵也。或曰：《易大傳》稱黄帝、堯、舜“弦木爲弧，剡木爲矢”。《禹貢》荆州之貢“礪砥砮丹”。僞《孔傳》曰：“砮，石中矢鏃。”賈逵亦曰：“砮，矢鏃之石也。”《疏》引。則三皇、五帝時兵猶以木石爲之。案《吕覽·蕩兵》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剥林木以戰矣。”《龍魚河圖》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説雖荒怪，必有依附，則蚩尤以金爲兵，事實有之，特用之猶未廣耳，然不可執是遂謂是時礦利未盛。蓋古貴人多侈靡，重金玉，好事鬼神，故得金則先以鑄重器。漢有司言：“黄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享上帝鬼神。”《漢書·郊祀志》。則其時惟好戰如蚩尤，乃以金爲兵。然鑄金爲幣，以濟飢困，則惟禹湯之主，又必遭直水旱乃爲之耳。《管子·山權數》。《左》僖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以春秋時戰争之烈，而得金猶不以鑄兵，古代事從可推想矣。《淮南子·本經訓》謂：“逮至衰世，鎸山石，䤿金玉，擿蚌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意以開礦爲侈靡之事，固有由也。
《管子》言水出而金從，則其得金似由地變，“上有丹砂”云云，未知果伯高之言否。然既能以金制兵，且以鑄鼎，其不能專恃水中之金沙可知，則雖謂察視礦苗之法，三皇五帝之時即有知者可也。《周官》：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注》：“物地佔其形色，知鹹淡也。”《疏》：“鄭以當時有人採者，嘗知鹹淡，即知有金玉。”此亦探察之法也。《管子》又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地數》。則天下礦産，并有會計矣。要之，礦利究起何時不可考，然由來必甚久也。《考工記》：“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此化合之術也。
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此化分之術也，知古冶金之術亦頗精。
古代開礦之術，視後世精粗者若何，蓋難言之。然古所有金，實較後世爲少，則礦業不如後世之盛，可推知也。始皇收天下之兵，鑄以爲鐘鐻金人十二，而陳涉發難，遂以揭竿斬木聞，固或形容過甚之詞，然永初羌人起事，至於執鏡以象兵，《後漢書·西羌傳》。則秦末羣雄之不盡有兵，固亦理所可有矣。古代甲兵，本藏於庫，故臨戰有授甲祠兵之舉，而始皇欲銷天下之兵，漢時亦有禁民挾弓弩之議。若銅鐵廣布民間如後世，民豈不能自造乎？故漢時郡國有起事者，往往先劫武庫。賈生説漢文收銅，勿令布，若在今日，雖黄金可得而盡收耶？然則後人豔稱漢代黄金之多，亦以其聚於上見爲多耳，實則古代之金，固少於後世也。蓋此二千年來，舉國上下，雖未嘗專心於礦利，然陸續開采，所得固已不少矣。開礦之事，歷代皆有之，今不復臚舉。
工業之緣起及變遷，尤爲繁雜，非有專門研究之士若干人，分途并進，其史實情狀，殆不易明。若以大勢言之，則古代工業，率由官營，而後世漸變爲民業，即其一大進化。蓋官營則能者少，民業則能者多；官營則惟守成規，民業則競矜智巧也。舊時札記中有論古代工業者一則，今録如下：
古者工業皆由官辦，後世則聽人民自爲，此亦足徵智巧之日進也。古代工業必由官辦者，何也？以其時技巧未精。故《考工記》曰：“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注》：“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此特日用最切又不煩智巧者耳。若其器較難，爲用較狹者，則皆不能自爲。故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下文又曰：“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蓋此兩語之注。《易·繫辭傳》亦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穀梁》成元年：“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周官·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作甲者，使一丘之民皆作甲也。古列國并立，戰事繁多，甲之爲用亦廣，然非人人所造，他有待智巧之物，皆是類矣。
職是故，古於工政頗重。《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曲禮》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注》以爲殷制。《考工記》又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注》：“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可見其由來久矣。《考工記》所載：“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注》曰：“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此所謂巧者述之，守之世。《淮南子·本經訓》：“周鼎著倕。”《注》：“倕，堯之巧工也。周鑄鼎，著倕象於鼎。”此殆所謂聖人，如學校之有先聖也。管理百工者，謂之工師。《荀子·王制篇》：序官，“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是也。《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蓋工師之所以課督其下者如此。《中庸》曰：“來百工則財用足。”“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蓋物非加以人工，則不可用。《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故有國有家者，百工之事孔亟，不得不謀所以招懷之也。
古重工政如此，宜其工業甚精而日進矣，亦未必然，何也？曰凡事必日竭智巧，思改作而後能精。工既設，官隨之以賞罰，則必奉行故事，以顧考成。故“工用高曾之規矩”，古人傳爲美談。《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歛，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新發明之事，皆不許試用，其不能精進也宜矣。又其業守之以世，子孫之材性，不必盡與父祖同，則有長於上而不得自效，苦其事而不得去者，束縛馳驟，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致遠，此政治爲之也夫！工用高曾之規矩，非徒以考成，亦以防侈靡也。《月令》一再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所以防人君之侈靡也。《荀子》言“雕琢文采，不敢造於家”，所以防卿大夫之侈靡也。《管子》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稺也，謂之逆。”《重令》。此漢景帝“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綦組害女紅”詔語所本，所以防庶民之侈靡者尤急。故《王制》稱：作“奇技、奇器，以疑衆，殺”，“不以聽”。《墨子·魯問》：“公輸子削竹木以爲䧿，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䧿也，不如匠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徒講實用，則智巧之途塞矣。又古人最重樸質，《禮記·郊特牲》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几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然則圖便安、矜技巧則爲不敬，爲忘本，而知巧之士益無途以自奮矣。此則風俗限之者也。此皆古代工政雖重，而工業不必其精而日進之由也。
工業之由官辦變爲民業，何也？曰有二端焉。一由需用日繁，官不能給。孟子之詰白圭曰：“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告子》下。明古立工官，皆度民用之多少以造器。人口之增加無限，生計之程度日高，工官所造，勢不能比例俱增，器用安得給足。故古四民之中，久有工。《管子》問：“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問篇》。此皆名不籍於官，餼不廩於上，故其有無多寡不可知，而必有待於問矣。一亦由奇巧之物，官不肯造，則人民之需用者，不能不迫而自爲。《管子》曰：“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治國》。《史記》亦謂“用貧求富，農不如工”。《貨殖列傳》。工人獲利之厚，正以其技藝之精也。此皆官辦之工業所以漸變爲民業也。
工業官辦之意，漢世猶有之。《漢書·地理志》：懷、河内郡。宛、南陽郡。東平陵、濟南郡。奉高、泰山郡。雒縣廣漢郡。咸有工官，皆古制之僅存者也。史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漢書·宣帝紀》。陳承祚《上諸葛氏集表》亦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極”。蓋官用之物，由官造者猶多，非如後世冬官，徒有考工之名而已。劄記原文止此。
工業進步，必由人民生計程度增高自然而致。往史所載一二奇巧之物，世每豔稱之。此等或由智巧出衆之人冥心創造，或則貧富不均，達官世家、豪民駔賈，日用飲食，殊異於人，重賞是懷，良工競勸。夫智巧由於天授，則人云亡而其技亦湮，衒鬻專於一家，則製雖工而其傳不廣，優曇一現，遺制旋淪，實不足以言真進化也。然智巧之士之多少，亦足覘國民工業才技之低昂，此則簡策流傳，有非僂指可盡者。姑舉最著者數人，我國民其亦可以自奮矣。案《論衡·儒增篇》曰：“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案今見《淮南子·齊俗訓》。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仲任論事，最爲覈實，但言三日不集之誣，不以木鳶飛翔爲罔，明其事爲當時巧匠所能爲也。此猶傳言，無足深考。後世記載確可信據者，則如漢之張衡、魏之馬鈞、南齊之祖冲之、元之郭守敬，馬鈞事見《三國志·魏志·杜夔傳》注。餘人之事，并見本傳。暨造木牛流馬之士人，木牛流馬爲蜀士人所獻，見《華陽國志》。造水精椀之交、廣人，《抱朴子·内篇·論仙》：“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案《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五色琉璃。於是采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以爲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隋書·何稠傳》：“中國久絶琉璃之作，稠以緑瓷爲之，與真無異。”并即今日之玻璃也。咸能利物，前民無慚智者。遐稽西史，則號稱近世富強文明之原之利器，印刷術、火藥、羅盤針，咸自我昉。蓋我之所缺者，近世之科學及據科學之理所造之械器而已，智力則固非不逮人也，我國民其亦可以自奮矣。
商業緣起，吾昔札記中亦有一篇論之，今并録於下：
商業之始，其起於各部落之間乎？孟子之詰彭更曰：“子不通工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孟子·滕文公》下。其詰陳相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此爲商業之所由起。然古代部落，率皆共産，力之出不爲己，貨之藏不於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資人，皆無所謂交易也。惟共産限於部落之内，與他部落固不然，有求於他，勢不能無以爲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來日數，交易日多，則敦樸日漓，嗜欲日起，而私産之習漸萌。私産行，則人與人之相資亦必以爲易，此則商業之所由廣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鹽鐵論》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畎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水旱》。《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權修》。可見古者一部落之中，及此部落與他部之間，交易皆極少。然生事愈進，則分工愈密，分工愈密，則彼此之相資益深，而交易遂不期其盛而自盛。故《管子》又謂“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矣。《乘馬》。《管子·乘馬》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
陳相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孟子·滕文公》上。不論精粗，但論多少，戰國時人斷無從發此奇想。蓋古自有此俗，而農家稱頌之。許行治農家言，亦從而主張之也。交易之初，情狀奚若，據此可以想見矣。
《易·繫辭傳》謂“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此蓋定時定地爲之，今之所謂作集也。斯時交易蓋盛於農隙之時。《書·酒誥》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僞《孔傳》曰：“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故《郊特牲》謂“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也。稍進乃有常設之市，在於野田墟落之間，《公羊》何《注》所謂“因井田而爲市”，宣十五年。《陔餘叢考》“市井條”曰：“市井二字，習爲常談，莫知所出。《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見分析。《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必先於井上洗濯香潔，然後入市也。顔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言之也。按《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此説較爲有據。”愚謂此説與《公羊》何《注》蓋係一説。市之設，所以便農民，而設市之處，則因衆所共汲之井，顔説亦此意也。管子所謂“聚者有市”者也。《孟子》曰：“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公孫丑》下。《注》：“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明其貿易行之野田墟落之間，所居高則易望見人，人亦易望見之，故一市之利爲所罔矣。更進乃有設肆於國中者。《管子》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户，萬户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户十萬户，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户百萬户，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揆度》。此雖辜較之言，然其所規畫欲以給一國之人，則審矣。古者建都，必中四境之内，曰中國，而立市即在國都之中，《考工記》所謂“匠人營國，面朝後市”者也。故《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也。《萬章》下。市井二字，初蓋指野田墟落間之市，後乃以爲市之通稱。
古代之商，非若後世之易爲也。古代生計，率由自給，生事所須，不資異國。其有求於異國者，必其遭遇災禍，以致空無庚財，乞糶莫予，交易所得，資以續命，故必有商人焉。而其時之貿易，不如今日之流通。我所求者，何方有之，何方較賤，所持以爲易者，何方有之，何方較貴，非若今日安坐可知，億度可得，皆有待於定慮之豫，決機之果者也。故白圭曰：“吾治生産，猶伊尹、吕尚之謀，孫、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史記·貨殖列傳》。然則豪商駔賈，其有才智，不始晚近，自古昔則然矣。故曰“商之爲言章也。”《白虎通》。《漢書·食貨志》：“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師古曰：“商，度也。”鄭商人弦高能矯命以却秦師，《左》僖三十三年。其賈於楚者，又密慮欲出荀罃，《左》成三年。其明徵矣。子産之告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弗與知。”《左》昭十六年。所以重商如此。其甚者以肇造之國，貨財或有闕乏，必恃商人致之也。衛國破壞，文公通商，卒致殷賑，亦同此理。《左》閔二年。
曷言古者生事所須，不資異國也？《史記·貨殖列傳》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又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説以眇論，終不能化。”“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謡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此亦其所喜好而已，謂必待以奉生送死，非情也。《周書》曰：“商不出則三寶絶。”三言其多，曰寶則亦非生活所必資矣。聲子之説子木也，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
、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襄二十六年。、梓、皮革，固非宫室器用所必資，亦其所喜好而已。當時商人所販鬻者如此，故多與王公貴人爲緣，故子貢“廢著鬻財”，“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晁錯論漢之商人，猶謂其“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漢書·食貨志》。夫固有以中其所欲，非獨以其富厚也。然生事日進，分工愈密，交易愈盛，則其所恃以牟利者，不必皆王公貴人，而固在於平民。其術一時穀物之輕重而廢居焉，一備百物以待取求。《管子》曰：“歲有四秋，農事作爲春之秋，絲纊作爲夏之秋，五穀會爲秋之秋，紡績緝縷作爲冬之秋。見《管子·輕重乙》。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輕重乙》。又曰“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是也。《輕重甲》。故曰：“今君躬墾犂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輕重甲》。管子所欲摧抑者，正此等人。故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遊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禄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國蓄》。故曰：“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鐘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鐘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國蓄》。漢代之抑商，蓋由此也。
計然曰：“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史記·貨殖列傳》。然則斯時糶價，輕重相去，蓋四而又半之焉。而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農民之生穀，石以三十錢計，然則農夫所得，最下之價耳，上此則利皆入於商人矣。此農家者流，所以欲重農而抑商耶，亦勢有所激也。古農家言，非徒道耕稼之事。許行爲神農之言，而譏切時政，其明徵矣。《管子》書最雜，昔人隸之道家或法家，實可入雜家。《輕重》諸篇，所陳亦皆農家言也。
右所言乃古代之豪商駔儈，其尋常者初不能。然古者行曰商，處曰賈。商須周知四方物産登耗，又周行異國，多歷情僞，其才智自高。賈即不能然，然猶有廛市以處。至求壟斷之賤丈夫，則又其下焉者矣。《周官》有販夫販婦，蓋亦此曹也。又廛人掌斂緫布。杜子春云：“緫當爲儳，謂無市立持者之税也。”鄭玄不從，而注肆長叙其緫布取之。又《詩·有瞽箋》：“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疏》：“《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吴市，亦爲自表異也。”此即《説文》所謂“衒，行且賣也”。此并壟斷而不能得，又下之下者矣。劄記原文止此。
古人之賤商，予昔劄記中亦有一則論之，今并録以資參考：
子貢廢著粥財，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烏氏倮以畜牧富，秦始皇帝令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巴寡婦清擅丹穴之利，則以爲貞婦而客之。晁錯論當時商人，謂其交通王侯，力過吏勢。其重富人如此，然言及商賈，則又恒以爲賤，何哉？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禄，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毁所歸，不寒而慄。”可謂若將浼焉。又其甚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周官·地官·司市》。幾於刑餘之賤矣。豈真以其皇皇求財利，非士大夫之意，故賤之乎？非也。隆古之民好争，惟武健是尚，耕稼畜牧，已非所問，貿遷有無，更不必論矣，是惟賤者爲之。其後居高明者，非不欲自封殖，則亦使賤者爲之。《貨殖列傳》曰：“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今所傳漢人樂府《孤兒行》曰：“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當獨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王子淵《僮約》曰：“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堊，販椶索，緜亭買席，往來都落。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儋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儋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駡。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雖風刺之辭，或溢其實，遊戲之文，不爲典要，然當時販鬻皆使賤者爲之，則可見矣。《貨殖列傳》所列諸人，度亦深居發蹤指示，坐收其利，非真躬與賈豎處也。不然，安得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哉？且達官貴人，因好利，故至於與賈豎抗禮，而語及其人，則又賤之，亦非自僢倍也。近世淮南鹺賈有起自奴僕者，士人或從之求匄，猶不欲與通婚姻。鄉人有嫁女軍人者，軍人故盜也，戚黨恥之，雖其人亦自慚恧，然恥之者亦未嘗不以其從軍人餔啜爲幸。爲貪財利，乃蟻慕小人，語及家世，則又自矜亢。承流品之餘習，丁好利之末世，人之情固然，其無足怪。以上劄記原文。
商業之演進，不徵諸富商大賈之多，而徵諸普通商人之衆。普通商人衆，則可見分工之密，易事之煩，而社會生計互相依倚，融成一片矣。《貨殖列傳》謂關中自秦漢建都，“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市末也”。又謂鄒魯地小人衆，“好賈趨利，甚於周人”。以地小人衆而爲商，其必負販之流，而非豪商大賈明矣。今日到處皆有小商人，自此昉也。
古代之市，皆自爲一區，不與民居相雜，所以治理之者甚備，監督之者亦嚴。其見於《周官》者，有胥師以察其詐僞，賈師以定其恒賈，司虣以禁其鬥囂，司稽以執其盜賊，胥以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肆長以掌其貨賄之陳列，而司市總其成。鄭《注》云：“司市，市官之長。”又云：“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又有質人以掌其質劑、書契、度量、淳制，廛人以斂其布。凡治市之吏，居於思次。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注》：“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屬别，小者也。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天官》：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通貨賄則以節傳出入之。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又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物之藏則於廛，《孟子·公孫丑》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注》：“廛，市宅也。”《王制》：“市廛而不税。”《注》：“廛，市物邸舍。”《周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又《序官·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説云市中空地。玄謂：廛，民居區域之稱。”又，廛布《注》云：“邸舍之税。”又，《遂人》“夫一廛”《注》：“鄭司農云：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愚案廛爲區域之稱，所謂市中、城中空地者，正區域之謂也。但鄉間可居之區域，亦稱爲廛。築室其上，亦得沿廛之稱，初不論其在邑在野、有宅無宅、爲民居爲邸舍也。孟子言“廛而不税”，指商肆，下又言“廛無夫里之布”，則指民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明言在國中。《遂人》“夫一廛”，則必在野矣。《荀子·王制》：“定廛宅”，似以廛與宅爲對文。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則又似爲通名，不必確指其爲空地，抑爲宅舍也。雖關下亦有之。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征廛者，貨賄之税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是貨物之運販、囤積、鬻賣，皆有定處，有定途也。《周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疏》云：“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案《郊特牲》云：“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引《周官》此文爲説，此疏所據也。然則一市之中，亦有部分不容紊越矣。《禮記·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又曰：天子巡守，“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奸辟”。惟市有定地，故監督易施，而物價亦可考而知也。秦漢而降，此意仍存。《三輔黄圖》謂長安市有各方二百二十六步，六市在道西，四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是漢之市有定地也。《唐書·百官志》謂：“市肆皆建標築土爲候。凡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衆，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有果毅巡迣。平貨物爲三等之直，十日爲簿。”兩京諸市署令。是唐之市有定地也。此猶京國云爾。王莽於長安及大都市立五均官，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地皆有五均司市師，則大都市皆有市長矣。隋開皇中以錢惡，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則天長安中，亦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則諸州邸肆皆有定所矣。北魏胡靈后時，嘗税入市者人一錢。《遼史》謂太祖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令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他州縣貨産懋遷之地，置亦如之。《食貨志》。則遼之市亦由官設，由官管理矣。要之，邸肆民居，毫無區别，通衢僻巷，咸有商家，未有如今日者，此固由市制之益壞，亦可見貿易之日盛也。
我國中原與邊疆以及外國之通商，亦由來已久，且自古即頗盛。蓋兩地所有，不得盡同，易事通工，因斯而起。而兩地所有之不同，則因國族之異而益盛也。《左》襄十四年，戎子駒支告晉人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以乎彼此絶無交涉矣，然此特以國交言之。至於民間，則魏絳説晉侯和戎曰：“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左”襄四年。知己有以貨物易土地者矣。《史記·貨殖列傳》謂櫟邑北却戎狄，“多大賈”。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楊、平陽“西賈秦、翟，北賈種、代”。上谷至遼東，“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凡接壤之處，商利幾無不饒。漢初，粤地如同化外，西域尤絶未聞知，而枸醬竹杖既已遠至，其地商人之無遠勿届，亦可驚矣。《鹽鐵論》：大夫難文學，謂“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異物内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文學反難之，謂“驘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鼲鼦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助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鐘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力耕》。通商之爲損爲益，在當時已成爲争辯之端矣。西域既通，來者益多。罽賓殺漢使，遣使謝罪。漢欲遣使報送，杜欽言：其“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案，歷代所謂外國朝貢，實其賈人者甚多。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獲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瞻。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雖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逕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漢書·西域傳》。使節之艱難如此，賈人之來往可知，而猶能矯其君命，遠來東國，賈胡重利，可謂甚矣。自此至南北朝，内地與西域之交通，雖或盛或衰，而迄未嘗絶。史所云絶者，皆以國交言之。若民間之往來，則可謂終古未絶也。《隋書·食貨志》言：南北朝時，河西、交廣皆以金銀爲市。内地固不以金銀爲泉布，而二方獨用之者，以與他處通商故也。隋唐之世，國威遐暢，西域之來者益多，大抵利賈市也。當時裴矩所招致者，蓋皆此曹。日本桑原隲藏《東洋史要》曰：“東西陸路之互市，至唐極盛。先是隋煬帝時，武威、張掖、河西諸郡，爲東西交易之中樞，西方賈人來集其地者，溢四十國。唐興，中央亞細亞天山南路之路開，西方諸國來通東方通商者益衆。支那人之商於中央亞細亞、波斯、印度地方者，亦不少。彼素諳商業之猶太人，乘機西自歐洲、阿非利加，東至支那、印度間，商權悉歸掌握。或自紅海經印度洋來支那之南海，或自地中海東岸之安地凹克，經呼羅珊、中央亞細亞、天山南路，而來支那之長安。及大食國勃興，阿剌比亞人漸拓其通商之範圍，無論陸路海路，當時世界商權，殆在阿剌比亞人掌中云。”據樊炳清譯本。桑原氏之説，蓋兼采西史。今未能博考其所自出，姑引其説。
海路通商，似亦先秦即有之。《史記·貨殖列傳》言番禺爲“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此即後世與外地交易之品也。《漢書·地理志》曰：“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黄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漢勤遠略，不在於南，知此道必非因國家之力而開，亦賈人所通也。大秦嘗欲通中國，爲安息所閡，不得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後漢書·西域傳》。孫權黄武五年，大秦賈人字秦倫，又來交阯，太守吴邈遣送權，《梁書·諸夷列傳》。亦自海道來者也。桑原氏云：“當時日南、交阯之地，爲東、西洋交通中樞，西邦賈人多集其地。”時則“羅馬商船獨專印度洋之航海權。及佛教次第東漸，錫蘭及南洋諸國與支那間，道路已通，因而支那海運漸興，經爪哇、蘇門答剌而至錫蘭之航路，遂歸支那人手。經南北朝以至隋唐初葉，支那商船更推廣其航路。或自錫蘭沿西印度海岸入波斯灣内，或沿阿剌比亞海岸至紅海灣頭之阿丁。當時錫蘭爲世界商業中樞，支那人、馬來人、波斯人、哀西比亞等四方國民，來集於斯，以從事交易。及大食勃興，阿非利加與西方亞細亞沿岸及印度河口所有港灣，前後歸其版圖。以故阿剌比亞人與其屬波斯人、猶太人等，益恢張海運。遂東向經南洋諸國而通商於支那沿岸，代支那人而專有亞細亞全境之航海權。至武后天授中，阿剌比亞人之商於廣州、泉州、杭州諸港者頗多，時以數萬計。唐於諸港置提舉市舶之官，徵海關税，爲歲入大宗”云。《東洋史要》，樊炳清譯本。案，國史於南方諸國記載最詳者，當推《宋》、《梁》、《唐》三書，所記諸國，大抵爲通市來者也。互市置官，始於隋之互市監，而唐因之。市舶司之置，新舊《唐書》、《六典》皆不載。《文獻通考》曰：“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爲之。唐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吕太一。”案，慶立事見《新書·柳澤傳》，《傳》云：“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摇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案，雕製詭物，或亦撫放異國之物歟？吕太一事，見《舊書·代宗紀》。《紀》云：“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廣南度使張體，縱下大掠廣州。”又《新書·盧懷慎傳》：子奂，“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産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贜敗，故以奂代之。污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奂三人而已”。然則唐市舶使之置，多以武人、宦官爲之，黷貨無厭，以利其身，損國體而斂怨於遠人，云爲歲入大宗，蓋《東洋史要》億度之語。泉杭諸州曾置市舶司，亦無文謂於諸港皆置提舉，亦不審之談也。及宋代而設置漸多，其可考者有杭、明、温、秀、泉、廣諸州及華亭、江陰、板橋鎮名，屬密州，即今青島也。初以州郡兼領，元豐中，令轉運司兼提舉，後又專置提舉，亦數罷歸轉運。又有令提刑安撫兼領者。所税香藥、犀、象，往往以酬入邊充鈔本，始真於國用有裨矣。《宋史·食貨志》：崇寧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姦人。初，廣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商亦丐通人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
蒙古勃興，疆域廣遠，商業亦因之益盛。桑原氏曰“自蒙古建國，四方割據諸小國悉滅，商賈往來日便。又新開官道，設驛站，分置守兵，旅客無阻，東西兩洋之交通，實肇於此。是時西亞及歐洲商人，陸自中亞經天山南路，或自西伯利亞南部經天山北路，而開販路於和林，及燕京。波斯與印度及支那之間，海上交通亦日繁，泉州、福州諸港，爲世界第一貿易場，外人來居其地者以萬數”云。案，成吉思汗之西侵，實因訛打剌城主殺蒙古人而起，而此蒙古人，則成吉思汗使隨西域商人西行市買者也。先是汗嘗致書於花剌子模王，請通商，各守疆場，所因者亦商人也。詳見《元史譯文證補西域補傳》。則知漠南北之地甫定，而西域商人之蹤跡已至矣。宋時南方諸國，與我往來最密者爲三佛齊。今蘇門答剌。三佛齊之南有闍婆。今爪哇。闍婆西北海行十五日，至渤泥。今婆羅洲。此皆今南洋羣島。又有南毗，在大海西南，自三佛齊風飄月餘可止，則似在印度沿海。又有注輦，《宋史》云：“距廣州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里程必誤。《宋史》謂注輦東南二千五百里，有悉蘭地，悉蘭地即錫蘭，則注輦當在印度西岸。《元史》云：“海外諸國，以俱藍、馬八兒爲最大。”馬八兒，今麻打拉薩。“俱蘭爲馬八兒後障”，豈即所謂注輦者邪？元時招致來朝者，爲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䚟，曰蘇木都剌。而元嘗一用兵於爪哇。馬蘭丹者，今麻六甲。蘇木都剌，即蘇門答剌也。其餘諸國，一時未暇悉考。要之，宋元二代，海路所通頗遠。明祖御宇，亦使驛四通，陸路遠至天方，海路幾徧今南洋羣島，其襲元遺跡，播聲威於遠方歟，抑知胡元疆域之廣，慮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撫慰之使實寓伐交之意邪？皆未可知。成租之遣鄭和下西南洋，則又襲太祖之遺跡。或謂其慮建文遁跡海外，從事蒐求，則羅織之談矣。和之航海，在明永樂三年，即西曆千四百有五年，哥倫布得亞美利加事在西曆千四百九十三年，當我明孝宗弘治六年，後於和者實八十八年也。自鄭和航行以後，中國之聲威，頗張於海外，華人之謀生南洋者不少，且有作當地大長者，《明史》雖語焉不詳，亦有一二，可考見也。新大陸既發見，西人陸續東航，而通商之情形，乃一變矣。其詳更僕難窮，其大略則人多知之，其利害又當别論，今不具述。
市舶司之設，元明二代亦皆有之。元設於上海、澉浦、杭州、慶元、温州、泉州、廣東，凡七處，時有省置。明洪武初設於太倉黄渡，尋罷，復設於寧波以通日本，泉州以通琉球，廣州以通占城、暹羅及西洋諸國，諸國皆聽時至，惟日本限其期爲十年，人數爲二百，舟爲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以防作僞，以其時正值倭寇爲患也。嘉靖初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嘉靖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從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撫到畿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曆中悉復。永樂中又嘗設交阯雲南市舶提舉司。明之設司，意不在於收税，而在以此撫治諸夷，消彌釁隙，以其時倭寇方張也。在當時未嘗不收制馭之效，然習之久，而畏惡外人之心日增，歐人之傳教，又頗與華人習俗相違。清嘉慶時，又有西北教匪，東南艇盜之禍，遂并攘夷排教御寇爲一談，中西之交涉，生出無窮膠葛焉。原因雖多，而倭寇滋擾，致中國之視海客威有畏惡之心，亦其中之一也。《明史·食貨志》曰：“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生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明之與外國通市，其意皆非以爲利，故永樂初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没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征其税，成祖不許。武宗時提舉市舶太監畢真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也”。夫許外國互市而曰入貢，許附載方物貿易，而市舶司且若以接待貢使爲職，永樂三年又置驛於三市舶司，以待諸番貢使，豈真以其來爲入貢而不爲貿易哉？夫亦曰必入貢而後許貿易，則不至與沿海之民私相市，而官司無所稽考，以是爲制馭之一策云爾。此等辦法似乎多事，而亦不能盡謂爲不然。蓋客強主弱，乃亡清中葉以後之情形，前此則適相反。故嘉靖倭變，朱紈訪知“由舶主皆貴官大姓市番貨，皆以虚值轉鬻牟利，而值不時給。”而史且謂“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也。蓋市舶官吏原來未嘗不有贜私之行，然視土豪勢家，則終有間矣。
北方遊牧民，雖時與中國以兵戎相見，然通市亦恒不絶，史所載雖不詳，亦可考見其盛者，則如漢設馬邑之權，匈奴單于覺之而去，自是絶和親，攻當路塞，然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絶以中之”，又如唐殺突董，九姓胡死者千人，突董回紇毗伽可汗叔父也，而毗伽謂唐使，“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值百八十萬，可速償我也”。若寬仁能以德報怨者，實貪馬值不能絶耳。明初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朵顔三衛。正統三年始設馬市於大同以待也先，其後王振裁其馬價，遂有土木之變，也先桀驁固終必反。然非裁馬價有以激之，其叛或不至於是其速也。其後北撫俺答，東馭女直，亦藉大同馬市、遼東義州木市。努爾哈赤之攻尼堪外蘭，明人不能討，顧開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許其互市。論者謂滿洲之致富厚、習華事實於此有關焉。蓋中國與外夷通商，不徒資其困乏，亦足牖其文明矣。蠢彼建夷，不思木桃之報，而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其罪可勝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