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之民兵與募兵

予既撰《非攻寢兵平議》；難者或曰：如子言，則兵終不可得而弭；兵終不可得而弭，則中國終不能不恃兵以自存。而欲恃兵以自存，則中國其危矣。何也？人才非一時所能造就也；國民怯戰之心，非一時所可變也；糧餉之儲，交通之具，非一時所能備也；現今戰事，最重器械；器械之精，端資學術；尤非一時所能深造也。此等即皆勿論，但養兵數十萬，已非今日財力所能堪矣；況於一船一砲之費，動累巨萬乎？夫不富强則不能戰，而非戰勝又不能富强，則中國其將淪胥及溺矣乎？應之曰：是不然。吾之所以非非攻寢兵者？謂以理言之，兵終不可盡弭。今之作弭兵之論者，於理已不甚圜，而尤不合目前之情勢，故辭而辟之，以見持論之不可偏於感情，走入極端耳。今人持論，人人知以偏任感情爲戒，其實皆躬蹈之而不自知。非謂中國當恃兵以自存也。中國素不主侵畧；海通以來，兵事之窳，且不敵歐洲一小國；其所以不亡者，亦自有故，而非必恃兵。然以立國百年之計言之，則兵終不可盡去。吾謂今後欲有兵之利而無其害，則莫如行民兵之制。行民兵之制，則國無養兵之費，可專力講求學術，發展交通，改良製造。此等事皆戰陳之本，而亦可以生利，非如養兵之純爲消耗也。此固不慮財力之不能勝矣。近今持民兵之論者甚多。其詳細規畫，自非兵學專家不能道。予少好讀史，近嘗反覆史事而深思其故，乃知民兵有利無害；民不能執兵，而别有所謂兵者，則害多利少。徵諸往史，固已昭然，而惜乎知此義者太少，乃有昔時之張皇練兵，致鑄成今日之大錯也。爰敢論其大畧，以告世之留心國是者焉。

自來讀史之人，有一謬見，即謂三代以前，皆兵民不分，至後世乃漸壞是也。吾則謂兵民合一之制，實始成於戰國之時，至後漢乃大壞。而兵民合一之時，即我國最强盛之時也。何以言之？案吾國古書言治制者，莫詳於儒家。儒家言有今古文之異；而政治制度，則其異同焦點之所在也。古文家之言兵：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文家則以“師爲一軍”。“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雖其衆寡不同，然相去尚不甚遠。至於出軍之法，則今古文家言，皆有齟齬不可通者。古書言出兵之制，以《司馬法》及《春秋繁露》爲最備。《繁露》今文家言；《司馬法》、《漢書·刑法志》採之，蓋古文家言也。今案其法：《司馬法》以“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四千乘，戎馬四千匹；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如此法，諸侯之國，有甲士三千，步卒七萬二千，凡七萬五千人，恰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之數。天子之國，有甲士三萬，卒七十二萬，而六軍不過七萬五千人。《司馬法》又有一説：以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照此法計算，天子之國，亦有車萬乘，士十萬，徒三十萬。《繁露》之法：以百畝三口爲率，方里而二十四口。亦三分而除其一。故方百里之地，得十六萬口。凡出三軍七千五百人，加一軍以奉公家，適得萬人，則十六人出一人，而天子地方千里，當得千六百萬口，凡出九軍，更加三軍以奉王家，凡三萬人，則五百三十三人乃出一人。兵役之重輕，相去未免太遠。若謂諸書所言兵額皆誤，人民股役輕重實同。則如《司馬法》之説，天子之國，當得三十七萬五千人；如《繁露》之説，當得百萬；春秋以前，又未見其事也。古人言語，有看似説出確數，而其實但以代總括之辭者。如《尚書大傳》：“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一似真知此時天下諸侯之數矣。其實所謂千七百七十三者，乃即用如王制所設之法計算而得，其意自以代天下諸侯四字用，猶今言萬國耳。《史記》謂紂發兵七十萬以距武王，亦同此例。蓋即據《司馬法》所設之法計算，以代傾國之兵四字用，猶《孫子》言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也。不可徑認作實事。予謂言古代兵制者，皆爲兵民合一之説所誤。善夫，江慎修之言曰：“説者謂古者寓兵於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爲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别於農也。其爲農者，處之野鄙，别爲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爲兵。他國兵制，亦大畧可考。如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捨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以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既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隨武子云：楚國刑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捨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税，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予案《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而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則伍兩卒旅師軍之衆，即出於比閭族黨州鄉之人。至其職又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則但云“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税斂之事”，初不以之爲兵。則《周官》與《司馬法》，邱甸之制雖同，而所以用之者絶異。杜預注《春秋》作邱甲，以兩者并爲一談，非也。蓋古代所謂國家者，其重心在國。與今國字異義。國者，擇中央山險之地，建立一城，凡戰勝之族，皆聚居焉；而國以外則爲農人所居之地。此由古代之民，有征服及被征服之階級而然。其事甚長，當别論。予昔《辨胡適之論井田之誤》，嘗畧引其端。原文見《建設雜志》第二卷第六期。《周官》王城之外爲鄉，鄉之外爲遂，遂之外爲甸。鄉之比閭，遂之鄰里。皆以五起數，合於軍隊什伍之制。邱甸則以九起數，與井田之制相附麗。農不爲兵，即此可見。故天子之封地，雖百倍於諸侯，而其出兵亦不過數倍而止也。然則《司馬法》等書所言，皆鑿空之談乎？是又不然。蓋充兵與出賦有别。鄉之人，充兵而不出賦，甸之法，則出賦而不充兵。漢世民年二十三爲正卒，五十六乃免，則古人充兵之遺。出口錢以補車騎馬，則古代出賦之制。二者本判然相離。其舉全國之民，既責之以充兵，復責之以出賦者，蓋起於戰國之世。故蘇秦説六國之辭，於燕、齊、韓、趙，皆云帶甲數十萬，於楚則云百萬。於魏，則云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是時戰事，坑降斬級，動以萬計；蘇秦之説，斷非虚誣。蓋前此鄉以外之民，雖非必不能執兵，然特以之守衛本土而止，畧如後世之鄉兵，至此乃皆令其出征，故其數大相懸殊也。鞌之戰，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可見出戰之兵雖敗，境内守禦之衆仍在。蘇秦説齊之辭曰：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張儀説齊之辭曰：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皆可見其傾國出鬥也。《周官》、《司馬法》，雖同爲戰國時書，然《周官》所述多古制，故鄉以外之民，尚不充兵。《司馬法》則專就六國制度立説，以向者鄉人所服之兵役，均攤之於全國人。《繁露》蓋孔子改定之制？孔子亦主全國皆充兵，不主限於鄉以内，故其計算之法，亦與《司馬法》同。按之古制，遂覺其齟齬而不可通也，然則兵民合一之制，實至戰國時始大成，固昭然明矣。

此等兵民合一之風，至後世猶有存者。漢制：郡國有材官車騎樓船。尉佐郡守，以立秋後講肄都試。《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卒，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禦騎馳戰陣，至五十六乃免。《漢書·高祖紀》引《漢官儀》。當時京師南北軍，皆由人民調發。見《通考》。戍邊之責，亦人人有之。《漢書·昭帝紀》注引如淳説。景帝以前，兵多調自郡國。武帝以後，乃多用謫發。據晁錯上兵事書所言，謫發之制，蓋始於秦，而漢人因之。綜《漢書》紀傳所載，所發者或爲“罪人”，或爲“亡命”，或爲“郡國惡少年”，或爲“賈人”、“贅婿”，或則身及父母太父母嘗“有市籍”者。此等在後世，皆不能執兵之人。而當時欲發即發，初不待更加教練，則其人能執兵可知。秦皇、漢武，世多并稱。其實始皇用兵，頗有爲中國開疆土絶外患之意。其用人亦能持法，所任皆宿將。章太炎説。至漢武則徒動於侈心，欲貴其椒房之親耳，衛青和柔自媚，天下無稱；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所任如此，猶能累奏克捷，則以其兵固强，投之所向，無不如志也。中國兵威之盛，無過漢、唐。然漢代用兵，多以實力取勝。唐代則多乘人之弊。試以漢武深入擊匈奴，懸師征大宛，與太宗擒頡利、平西域比較可知。故漢武之時，雖舉國疲敝，而宣、元以後，遂安坐而致單于之朝。唐初雖形勢甚張，然高宗以後，突厥再張於北，吐蕃構釁於西，契丹小醜，亦且跳梁東北，中國竟無如之何矣。君子讀杜陵《兵車行》，更觀《漢志》述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之俗，而知中國内完統一之業，外奏開拓之功，必始於戰國而成於秦、漢，爲有由也。故曰：兵民合一之時，即中國最强盛之時也。

兵民合一之制之壞，實自後漢始。光武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七年，遂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其後邊郡及衝要之處，雖或復置尉官，然全國人民皆習兵事之風，則自此大壞矣。晉武平吴，亦襲光武之政。兵民合一之制，益蕩焉無存。自此以後，藩鎮跋扈於南，異族恣睢於北，皆熟視而無如何。則以舉國之民皆弱，不能制異族之跳梁，不得不别有所謂兵者以防之；而所謂兵者，則握於强藩之手故也。故藩鎮之跋扈，異族之恣睢，皆民兵之亡爲之也。斯時也，胡、羯、鮮卑、氐、羌，紛紛割據北方，皆用其本族或他族之人爲兵，不用漢人。魏太武《遺臧質書》：“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可見五胡除本種人外，兼用他族人爲兵。高歡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致汝粟帛，令汝温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可見此時以漢人任耕，鮮卑人任戰。漢人乃益俯首帖耳受制於他族之下。其時亦有偶發漢人爲兵者，然每出輒敗北。如石虎伐燕，司、冀、青、徐、幽、并、雍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苻堅伐晉，民每十丁遣一兵是也。宋文帝之攻魏，亦以江南民丁，輕進易退致敗。使在秦、漢，則此等皆强兵矣。觀其每出輒敗，即可知其受制他族之由，君子讀兩晉南北朝之史，未嘗不嘆息於銅馬帝，以一時厭亂之情，遽壞秦、漢以來相傳之兵制也。雖然，兵之爲物，不可偏廢，而亦不可過恃者也。當時之中國，以人不知兵，見侮於異族；而當時之異族，亦以恃其虓闞，狂噬無已，終至不戢自焚。蓋自東西魏分争以來，五胡皆死亡畧盡，當時五胡：胡、羯、氐、羌，皆居今内地；鮮卑則散處北邊。氐、羌居腹心之地而較寡弱，鮮卑衆盛而所處較偏，故胡、羯最先肆暴。冉閔亡石氏，大肆屠戮，幾無孑遺，而胡羯不復振矣。踞遼東西之鮮卑，乘機侵入中原；氐、羌亦起而割據，與之相抗；則前後燕、前後秦之對立是也。前後秦亡，氐、羌亦不復振。惟鮮卑種落散佈甚廣，故前後燕亡，拓跋魏又繼之。案當時鮮卑種落，可大别爲四部：居東北方者爲慕容氏，居西北方者爲乞伏氏及秃髮氏，在正北方者爲宇文氏及拓跋氏。慕容氏既以侵入中原而亡。乞伏氏居隴西，秃髮氏居河西，皆山嶺崎嶇，種族錯雜之地，故僅能建一小國。宇文氏先爲慕容氏所破，北走爲後來之契丹。斯時在北邊者，惟一拓跋氏耳。拓跋氏部落，本亦不甚大。然是時小部散居，東起濡源，西至賀蘭，數實不少。魏道武乃悉收率之，故其勢遂不可禦。然太武雖併北方，其根本之地，仍在平城。自孝文南遷，乃分其衆之半入中國。至方鎮亂後，爾朱氏、宇文氏等紛紛南下，而鮮卑之留居平城者亦盡矣，故周齊之分争，爲五胡之亂之結局也。乃不得不用漢人爲兵。夫充兵之人，既非當時異族之人所能給；而養兵之費，又非當時凋敝之局所克任；則不得不藉漢人爲兵，而令其耕以自養；而府兵之制出焉。府兵之制，肇自後周，而沿於隋唐，論者又多美爲兵農合一。然所貴乎民兵者，乃民皆能爲兵，且民之外，别無所謂兵之謂；非兵亦能爲農之謂。當時之府兵，固别有其籍。且後周府兵，總數不滿五萬；唐十道設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一；則民之不能爲兵者實甚多；去戰國、秦、漢之制，固已遠矣。夫民既不能爲兵，而强籍其若干人以爲兵，則雖令其耕以自養，其實仍與募兵無異。自有無養兵之費言之固不同，自民之外别有所謂兵者言之，則無不同也。故凡募兵之弊，唐室亦旋即蹈之。高宗而後，府兵之制，日以廢壞。玄宗時，至不能給宿衛。此即募兵名存實亡之弊也。府兵既名存實亡，則四裔之侵擾，不得不重邊兵以制之，而安史之亂起，中葉以後藩鎮割據之局成矣。宋有天下，鑒於唐室之弊，集兵權於中央。禁兵百萬，悉隸三衙，傾天下之財以養之。此特易其統率號令之權，其屯聚不散，與唐等耳。其弊也，擁兵雖多，而不可一戰。財力既盡，國亦隨之。故無兵則有西晉之禍，屯兵太多，則有晚唐之亂，北宋之弊。民兵既亡，兵制之無一而可如此。

中國以兵民分離而弱，而斯時之異族，則正以兵民合一而强。案遼之兵，以部族爲主幹。史稱“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强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騎介夫，卯命辰集；糗糧芻茭，道在是矣。”又述其部族軍之制，謂“勝兵甲者，即著軍籍。番居内地者，歲時田牧平莽間；邊防之户，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潼，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能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實爲之爪牙”焉。金初用兵，亦出部族。史稱“金之初年，諸部之兵，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佃漁射獵，習爲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内及遣使詣諸道孛堇征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給焉。”又云：“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沈雄。兄弟子侄，才皆良將；部族餘伍，技皆鋭兵。加之地狹産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征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强，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之後，盡遷猛安謀克户於中原，既失其强武之風，而又不能如漢人之勤事生産。博弈飲酒，悉成遊民。南遷以後，遂至一敗塗地矣。元初之兵，大别爲二：一曰蒙古軍，其本部族人；一曰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人也。其制：民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隸兵籍。孩幼稍長，又籍之爲漸丁軍，亦通國皆兵之制也。迨入中原後，兵制漸變，而其强弱亦迥殊矣，夫金、元入主中國後，未嘗不令其民爲兵也，抑且欲長令其民爲兵，以制漢人也；然其强弱遂一變者，何哉？兵與民雜居，則已於民之外别有所謂兵；兵民相對立，已失其民兵之性質矣。此更徵之明清之事而可明者也。

元、明兩朝之兵制，大畧相承。元制：總親兵者曰五衛，外有百千户府，官皆世襲。此明内立五都督府，外立衛所之所由來也。元制，兵皆有籍，其法極嚴。明制亦然。元世祖既定中國，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河、洛、山東，據天下心腹，則以蒙古及探馬赤軍戍焉。此亦明制全國遍設衛所之所由來。抑元以蒙古族入主中原，所猜防者爲漢人；明以漢人驅逐胡元，所嚴防者爲北族。故明人北邊設防之密，猶之元人中原駐兵之多也。明於北邊，設防最密。今之長城，殆皆明所造，讀《明史·兵志》可見。元人於兵器極講究，故其兵有以技名者，如砲手軍、弩軍、水手軍是也。明代亦然，征安南得火器，特立神機營以肄習之。終明之世，視火器最重。諸邊皆不多發。又禁在外製造，以防漏洩。末年與清交戰，且藉歐洲教士之力，以製大砲焉。其沿江、沿海諸衛，造船規制，亦極詳密也。元、明兩代兵制之相承如此，即清代兵制，亦多模仿元、明，清之用旗兵駐防，即元世祖分兵鎮戍之意；其緑營之規制，則沿襲自明者也。綜觀歷代兵制，統馭之詳，兵籍之嚴，設防之密，械器之飭，無如元、明、清者。夫統馭詳，則將帥無自專之患；兵籍嚴，則行伍無缺額之虞；設防密，則不慮猝然之變；械器飭，則常有可恃之資。宜乎元、明、清三代，可以兵出而常勝；即以無道行之，亦必爲天下之所畏矣。夷考其實，則大不然。統馭之制雖詳，不免於上下相蒙，初不能收指臂相使之效也。名籍之制雖嚴，不免於名實不符，而明世之句軍，且大爲民厲也。鎮戍之制雖密，然元不足以戢羣盜，明不能以禦外侮，而清末武昌起義，戡定全國，不逾二時，尤非前古之所有也。而區區械器之末，更無論矣。夫無兵之失，易見也，東漢、西晉是也。有兵而屯聚於一處，其失亦易見也，晚唐、北宋是也。有兵矣，兵散佈於各處，而不易爲一人所擅矣；且令其耕以自養，而無糜餉之患矣；然而名存實亡，其失猶易見也，唐之府兵是也。若明之衛所，可謂盡得唐府兵之善，且終始能維持之，未至於名存而實亡者，然而卒亦未見其利，而徒見其弊者，何哉？君子觀於此，而知民兵既亡，兵制無一而可也。

蓋民兵之善，在其民皆爲兵，而民之外别無所謂兵者；而其能耕以自食，則尚其次焉者也。天下之事，喜新鮮而惡陳腐。新鮮，則兵家所謂朝氣者也，陳腐，則兵家所謂暮氣者也。朝氣暮氣，不獨決機兩陣之時有之，即平時亦然。使軍隊發生暮氣者，莫如屯聚而不散。夫事，大積焉則必苑，苑則百弊生焉。集若干人而名之曰兵，而使之久久屯聚，則苑之謂也。其弊也，就事務言之，則所謂軍營積弊者是也。就精神言之，則所謂軍營習氣者是也。軍營積弊者，如兵有其額而無其人；或雖有其人，而實未嘗加以訓練，與白徒等；糧餉器械之資，則爲將校所刻扣，所中飽，以致百事廢弛，而將亦無以令其下是也。軍營習氣者，兵之自視，畫然不同於凡人，而又無救民衛國之意。夫自視不同於凡人，則有自怙其力之心，倉卒將至於不可使令，有不復與齊民齒之意，約束之力稍懈，將至於無所不爲。無救民衛國之誠，則視戰事初非其責，遇敵之强者，將逗撓而不進，望風而自潰。兵而至於如此，則已不可用矣。而推原其故，則皆由屯聚之久爲之。蓋世間無論何項弊竇，皆須經歷若干時日，乃能發生。軍營積弊，中於其事，將校必任事稍久，乃能得作弊方法，乃能相勾結以行之。軍營習氣，生於其心，亦必在屯聚稍久之後。凡人之初任一事也，必視其事爲可樂，謂由此誠可以建立功名，而竭誠以赴之。及其任之既久，則厭倦之情生；厭倦之情生，則視其事無復意味；於是矜奮自强之心息，偷安求樂之念起；而種種不正當之事作，所謂習氣者成矣。然推原其朔，則皆由屯聚之久爲之。故善治兵者，當使其兵散而弗聚；且得時時更執他業，而不專於爲兵。散時多，聚時少，則一切弊竇不及生。得時時更執他業，則厭倦之情不萌，而習氣無由成也。此則非行民兵之制不可矣。世之致疑於民兵者，多謂其教練不如募兵之久，其技藝將不如募兵之精。然就已往之事觀之，則技之精，初不足償其氣之暮。自昔著名軍隊，往往其軍雖舊，其人則新。每戰之後，必加淘汰，即無戰事，亦必時時招取新兵，漸易其舊，非真恃數十年之老兵以赴敵也。美國參與歐戰，兵多臨時編成，而亦能制勝疆場，此即兵重氣而不重技之明驗矣。且戰鬥之技，必須在軍中教練者甚少。苟能奬率有方，寓軍令於内政，人人皆精兵之資格，未始不可於民間養成之。而不然者，即終歲屯聚不散，亦未必其技之遂精也，向之募兵是也。

獨是欲行民兵，必須推之以漸；且須先試之於若干地方，而後可及於全國。蓋天下之事，由人民自辦者，必能名實相符，且亦無他弊竇。若以官力强迫，則往往名不副實，或且至於騷擾。以中國土地之大，五方風氣之不齊，各階級人好惡之互異，斷非一時所能驟變。此而不論實際，但立一法，藉手於官吏或地方之豪健以行之，人民初不知爲何事，絶無鼓舞奮發之心，徒以徵召誅求爲苦；將不見其利，而適以召禍矣。故創辦之先，宜擇一二處利於推行之地先行之。試舉其例。如東三省之民，積以胡匪爲苦，未嘗不欲團結以自衛也；當道者顧靳不給以槍枝，使盜賊有所資，而良民不能抗，甚無謂也。誠能因其所欲，加以奬勸，予之援助；則數年之後，人人皆嫻於技；稍加訓練，即可成軍。不獨匪盜可絶，即論外患，亦有猛虎在山之勢矣。又如江浙兩省，長江以南浙江以北之民，實脆弱不可用，而淮北浙東之民，勇健剽悍，一宜於海，一宜於陸，誠能因勢而利導之，其功亦必較勝强行之於民風脆弱之地者萬萬也。語曰：善者因之，此之謂也。而尤要者，則政府只可奬率倡導，而必不可操刀代斫。最好詳立計劃，凡當兵之技，除必須在軍營中教練者外，一切皆但懸其目，聽人民自習之，政府但加以考驗奬賞而已。萬勿遽立章制，藉手於官吏或地方豪健者以行之。待其懸格既久，人民之嫻於技者日多，乃就其地征兵，而以短期集而訓練之焉，此則無弊之術也。後世善言民兵之利者，莫如王荆公。荆公之於保甲，可謂推行極力。然其成效如何，則固無人敢言。民兵之制，元祐之後，固已廢壞，然即不壞，亦未必能復燕雲而禦女真，此則讀史者皆無異辭者也。然一觀當時人民所自爲之事，如河北弓箭社者，則其成效可謂卓著。此何哉？一出人民自爲，一由政府强迫也。蓋人民自爲之事，非其所願欲，則必誠有所不得已。故其所立約束，皆能必行，而事不至於有名無實也。近今凡百事務，恒覺其弊多利少，即由皆非人民自爲之故。凡事無益則有損，名實之間，不可不察也。

難者曰：民兵者，足以資守禦，而不利於攻戰者也。今之言非攻者，固亦未嘗謂守禦當廢。子之言，所主者，亦與時賢等耳；而又非非攻寢兵。何也？應之曰：吾之言，所以異於時賢者若有二：一則時賢持論偏者，幾謂用兵爲今日不得已之舉；若世界太平，則兵竟可以不用。吾則謂世界進化，止有彼善於此，無至善之可言，故謂將來之用兵，少於今日，可也；較今日爲文明，可也；謂兵竟可以不用，則不敢作此説。夫持論須顧情實，不可徒作高論以自慰。謂世界可以太平，人類可止於至善，皆屬自欺之談；徒使人狂蕩而失其所守。謂兵竟可以不用，亦此類也。又其一，則持論不可膠固。非攻主守，固亦自有其理，然亦不可執之太過。墨子之非攻，特就事實立論，謂如當時之所謂攻者則不可耳，非謂一涉於攻，即爲非理，前篇已言之，若執此二字爲天經地義，但以攻守爲是非之準，而其他一切不論，則又謬矣。此兩篇之作，所以使當世之人，知兵終不能盡去，現今世界，去去兵之日尤遠；然以兵不能去，遂尤中國之將亡，辦屬過計之誨。俾談國是者，知目前所當趨向之鵠也。

（原刊《天籟報》滬江大學建校二十週年紀念特刊，一九二六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