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吕思勉先生，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年二月初一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農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三年以後，因家道中落而無力延師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導教學。此後，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他開始系統地閲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各種文史典籍。自二十三歲以後，即專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畢生關注國計民生，學習新文化，吸取新思想，與時俱進，至老彌篤。
吕先生長期從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〇五年起開始任教，先後在蘇州東吴大學（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學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南通國文專修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學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其後，又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其中，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該校任教授兼歷史系系主任，並一度擔任該校代校長。一九五一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光華大學並入華東師範大學，吕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爲歷史學一級教授。吕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的模範，終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吕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下大量的論著，計有通史兩部：《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三年）、《吕著中國通史》（上册一九四〇年、下册一九四四年）；斷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漢史》（一九四七年）、《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吕著中國近代史》（一九九七年）；專著若干種：《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理學綱要》（一九三一年）、《宋代文學》（一九三一年）、《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中國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學四種》（一九八五年）、《吕著史學與史籍》（二〇〇二年）；史學論文、札記及講稿的彙編三部：《吕思勉讀史札記》（包括《燕石札記》、《燕石續札》，一九八二年）、《論學集林》（一九八七年）、《吕思勉遺文集》（一九九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十多種，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他的這些著作，聲名廣播，影響深遠，時至今日，在港臺、國外仍有多種翻印本和重印本。吕先生晚年體衰多病，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録，可惜未能完稿，是爲史學界的一大遺憾。
《吕思勉論學叢稿》收輯各類文章共一〇二篇，大體分爲“史學”、“哲學”、“社會經濟文化”、“文學文獻文字”和“書信序跋自述”等五組，内部又按寫作和發表年代的先後加以編排。
“史學”和“哲學”二組收録的是吕先生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五〇年間的部分學術文章，其中《古史紀年考》、《蒙古種族考》、《秦漢移民論》、《漢人訾産雜論》、《道家起原雜考》等，都是吕先生早年的重要論文，曾刊於《大中華》、《齊魯學報》等學刊及《古史辨》第七册中。《辯梁任公〈陰陽五行説之來歷〉》一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的《東方雜志》，反駁當時梁啓超主張陰陽五行起於戰國時代燕齊方士而由鄒衍首先傳播的説法，認爲梁氏此説“頗傷武斷”，而“其誤在於信經而疑傳”。《中國文化東南早於西北説》、《古代人性論十家五派》、《西漢哲學思想》、《魏晉玄談》等篇，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吕先生在上海光華大學、滬江大學的教學講稿。《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的關係》和《古代印度與佛教》最初都發表在二十年代初期的《瀋陽高師周刊》上，也是因教學的需要而撰寫。《古代印度與佛教》是先生少數幾篇專門論述外國史的文章，文中對人種分布、民族遷移、東西方交通往還、印度宗教的興衰和傳播等叙述，頗爲簡明而扼要，對瞭解古代中印之間和東西方關係，很有參考價值。
“社會經濟文化”一組收輯的時論性文章共三十篇，内容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等方方面面。吕先生是一位純正的學者，不參與實際的政治活動，但對社會變遷、民衆生計等現實問題極爲關心，其立言行事多爲社會民衆着想，常以一個歷史學者的立場參與一些社會問題的討論，發表自己的看法，本輯收録的《論文官考試之宜嚴》、《國體問題學理上之研究》、《田賦征收實物問題》、《因整理土地推論到住的問題》、《中國文化診斷一説》、《續説》、《學制芻議》、《新生活鑑古》、《如何根治貪污》等篇，都是吕先生爲謀求社會改革所寫而刊於當年各種報刊雜志上的文章。《義州遊記》是吕先生所寫的惟一一篇遊記，一九二〇年先生利用國慶假期，偕同事遊朝鮮義州。是篇乃歷史學者之遊記，頗注意歷史沿革、中朝邊境的物産貿易以及風物人情，今日觀之，俱已成爲歷史矣。《從章太炎説到康長素梁任公》是一篇論述近世學術變遷、學術與政治的關係的長文章，文章雖是對章太炎、康有爲、梁啓超的評説，從中也可見吕先生的治學路徑和爲人處事的宗旨。
“文學文獻文字”一組收輯文學、文史教學、文字學等長短文章二十四篇。其中《小説叢話》、《〈詩經〉與民歌》、《新舊文學之研究》、《論基本國文》、《文學批評之標準》等篇，是先生存稿中爲數不多的有關詩文、小説等文學領域的理論批評文章。《整理舊籍之方法》、《乙部舉要》、《怎樣讀中國歷史》、《中學歷史教學實際問題》、《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説到現在的學習方法》、《史學上的兩條大路》等，都是先生爲指導青年學生學習中國文史所寫的文章，有些原是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光華大學裏的演講稿。先生論治學方法，多切實可行，淺而不陋。如認爲讀中國史書，當注意治亂興衰和典章經制兩大方面；讀正史，先當用功“四史”；讀先秦古書，不可不讀前人的注疏和校勘；又説“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學者當就自己的“閲歷所及，隨處可與所治的學問相發明，正不必兢兢於故紙堆中討生活了”等，這些很具體的讀書方法，都是基於吕先生自己的治學經驗，實在是治學的“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吕先生對文字學素有研究，早年的代表作有《章句論》、《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説》和《説文解字文考》（後合爲《文字學四種》，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本輯所收的三篇，均寫於二十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其中《論文字之改革》，是吕先生去世前數日才脱稿的最後一篇文章，原是《字例略説》的增補稿。文章對當年的文字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爲“文字改革不能速，亦不能過恃政令之力”，更不可“紊亂其自然之規律，而造出苦難耶”。
“書信序跋自述”一組共收輯文章二十一篇。其中《致廖仲凱、朱執信論學書》寫成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刊於同年《建設雜誌》第二卷第六期），這是吕先生第一次發表的學術論文，也是他第一次以歷史學家的立場，參與當時學界的關於井田制的學術討論。《三上光華大學行政會書》，分别寫於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和一九四五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光華大學的初建正值日本侵華戰争的前夕，吕先生認爲中國同日本的戰争，祇是時間的遲早問題，而中國人也祇有打勝這一戰，才能立足於世界。因此學校的建設或社會的各項舉措，都應從這種實際情况出發。爲此他兩次上書光華大學行政會，對學校的建設和改革，提出自己的見解。抗戰爆發之後，光華校舍“悉成煨燼”，學校不得不停辦。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光華大學復校，校領導合議復校之策，吕先生又第三次上書光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具體地申述了他的復校計劃。第一、二封上校行政會書，曾刊於《光華大學周刊》和光華學生所辦刊物《小雅》上，爲錢穆先生所激賞，譽爲“西京賈晁之論”。本輯所收的《自述》原名《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全文約一萬五千字，是吕先生自述的傳記文字，雖是思想改造的總結，實是研究吕先生的思想演變、學術觀點和生平經歷的重要資料。
李永圻 張耕華
二〇〇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