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司马迁骗了我们
秦始皇是贤明君主还是暴君？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不下20个人，回答无一例外而且毫不犹豫：秦始皇是暴君。
在我询问的这些人中，没有读过历史书的人态度最坚决。而读过一些历史书的人，会有少数人在肯定了暴君之后，加上一个“不过”：不过，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还是有贡献的。
我去读学者们的著作，虽然学者们的答案比较长，答案也都言之有据，结果却基本一致：贬秦始皇的，不仅认定其是暴君，还兼有毁灭文化、毁灭人性的罪名；肯定秦始皇的，认为其统一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功大于过，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焚书坑儒，严刑峻法，虽有必要，但仍然是暴君无疑。
我又向这些人询问秦始皇之前或之后的君王，中国的外国的，答案则不那么一致了。能够比较一致地被戴上暴君桂冠的，鲜有。
如果我说，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有作为的君王中最仁慈的一位君主，我想所有人都会骂：疯子、神经病、信口雌黄，哗众取宠，找打！
十年前我也会这样骂那个疯子，不过十年后我不会，而且我会肯定地、负责任地说：这是真的！
第一节 暴君之说如何植入人们脑海？
为什么没有读过历史书，甚至不识字的乡里农夫，都坚定地认为，秦始皇是暴君？这个理念是怎么深深植入他们的脑海？就我自己来说，最早始于一个传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一 孟姜女，小学课本误导孩童
小时候，仲夏的傍晚，树阴下乘凉的孩子们无所事事，于是老人就讲故事：
从前啊，有个秦始皇，他特别怕死，所以他就要老百姓给他修一个城墙，这样他躲在里面恨他的人就杀不了他了。这个秦始皇特别坏，他让老百姓给他修城墙，不给饭吃，还用鞭子打他们。有个阿姨名叫孟姜女，她和一个叔叔结了婚，刚生了自己的小宝宝，叔叔就被秦始皇派来的坏蛋抓去修长城了，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小宝宝没有了爸爸，可怜不可怜？可怜。
小宝宝想爸爸，孟姜女阿姨想叔叔，于是，她就抱着小宝宝去找叔叔。孟姜女走了好多路，从长城的这头，走到了那头，从夏天走到了冬天。孟姜女逢人就问：看见我孩子的爸爸了吗？人们都说没有。其实，大家不敢告诉孟姜女，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爸爸早就被秦始皇那个坏蛋害死了，尸首就埋在了长城下面。
孟姜女找不到丈夫，小宝宝就饿死了。孟姜女就抱着死去的孩子天天哭泣，白天晚上不停地哭，长城上到处能够听到孟姜女的哭声。突然，就听见轰隆一声，长城倒了，埋在长城下的尸骨露了出来，孟姜女终于找到了丈夫，一家人终于团圆了，他们一下子都变成了神仙飞走了。
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孟姜女版本，秦始皇是个坏蛋的印象，就这样扎根在我的脑子里。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小学生课本里有一篇这样的课文。老师生动地讲解，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秦始皇暴君的印象，就这样深深地，一代又一代地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这些孩子，有许多人长大了并不会从事历史研究，因而也就不会进一步深究事情的真伪。他们不但自己这样认为，也会在给自己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把这个故事，连带对秦始皇的憎恶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然而，孟姜女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而且跟秦始皇毫无关系。如果深究源头，其故事内容不但不是在鞭笞，反而是在褒奖秦始皇。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
孟姜女的传说始于秦始皇出生前300年
孟姜女哭夫的故事的源头，来自《左传》齐国将军杞梁战死的事件。这个时候，故事的主人公不叫孟姜女，而被称为杞梁妻。
公元前550年，诸侯间征战不断。齐庄公为报6年前平阳城战败的一箭之仇，亲率大军从山东出发去偷袭远在河北、山西的晋国，将军杞梁为前军先锋。由于走漏了消息，晋国早有防备，齐庄公无奈只好撤军。
心有不甘的齐庄公在回军途中，希望在莒国捞点好处挽回颜面，就命令杞梁率军去偷袭莒国。不想战事不利，将军杞梁阵亡。
齐军返国后，齐庄公在齐国都城临淄郊外见到来迎接丈夫的杞梁妻，为了不再兴师动众张扬败军之事，齐庄公想就地祭吊杞梁，不想杞梁妻反对。她向齐庄公力争道：如果杞梁有罪，则不必祭吊，如果无罪，他有家室，不能接受在郊外祭吊。齐庄公无奈，只好亲赴杞梁家祭吊。
这是最初的史书记载。在这个故事里，既没有杞梁妻哭夫，也没有长城，如果用几个字概括，应该叫“杞梁妻与齐君争礼”比较贴切。争的是追悼会的规格。
200年后战国中期的《礼记·檀弓》中，曾子也提到此事，不过内容已经有所发展，增加了杞梁妻见到杞梁棺材，在路边哀哭的情节。[1]
这个时候，“杞梁妻与齐君争礼”演变成“杞梁妻哭夫”。而这时候秦始皇还没出生，事发地点离秦国也相距一千多公里。
秦始皇死后200年，哭夫哭倒齐国城墙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又过了200年，到了西汉后期，这个故事第一次出现了墙倒的情节。主人公还是杞梁之妻，哭泣不仅仅是悲伤，还加入了怨恨的成分，怨恨当时的战争和因此造成的伤亡，并哭出了结果：城墙倒塌。
第一个提到墙倒情节的是西汉文学家刘向，他在其《说苑·立节篇》中写道：杞梁战死后，他的妻子悲伤地面墙而哭，墙为之倒塌。后来他在《烈女传》中又进一步演绎道：齐庄公偷袭莒国，杞梁战死，其妻无子，于是在城边枕着丈夫的尸体痛哭，过路者无不为之酸鼻。哭了十日，城墙为之崩塌。杞梁妻因为无亲可投，于是投淄水而死。
故事演绎到这里，还是跟秦始皇不沾边。如果给这时候的“杞梁妻哭夫”取一个贴切的名字，大约应该叫“杞梁妻哭倒齐国城墙”。如果把这个故事原封不动地搬来，无疑是在褒奖秦始皇。因为秦始皇消灭诸侯，实行郡县，消除了诸侯间无休止的战争。齐国不用去攻打其他国家，许许多多的杞梁也就不会战死了。
又过800年，杞梁妻改怨秦始皇
又过了大约800年，到了唐代末年，诗僧贯休题为《杞梁妻》的一首诗，把这个早于秦始皇300年，发生在齐国的故事，硬生生地嫁接到秦始皇的头上，嫁接到长城上。
诗的大致意思是：秦朝无道啊四海枯竭，修筑长城啊抵挡匈奴。人土混埋筑起长城一万里，筑城而死的杞梁妻子，贞节不二伤心痛哭。她上无父亲又失丈夫，下无子女伶仃孤苦。她一阵痛哭使长城倒塌塞外天地变色，再一次痛哭她的丈夫杞梁的尸骨便从倒塌的城墙泥土中现出。[2]
诗很烂，不过却凑齐了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所有情节。战死的将军杞梁变成了筑城的民工；哭倒的齐国城墙变成了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官宦之家的贵族夫人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苦民女。唯一不同的是：哭倒万里长城的还是杞梁妻，而不叫孟姜女。这之后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演绎，杞梁妻才变成孟姜女，其真实的故事反而不为人知了。
古人云：“文人无行”，真是千真万确。为了表达自己的一己私念，就这么生生地污蔑先祖，撒谎造谣。
如今的山东淄博、河北秦皇岛、江苏苏州、湖南津市、陕西铜川都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历史遗迹。都是这些撒谎造谣的产物，跟秦始皇没有任何关系，距离秦始皇修建的秦长城少则几百公里，多则上千公里，风马牛不及也。然而，这些遗迹却在无形中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秦始皇是暴君的错误理念，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对秦始皇的仇恨。
概括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这个民间传说，无论从其开始的历史记载，还是后来一千多年的演变，都不能当成秦始皇暴君的证据。把早于秦始皇300年的历史事件，牵强附会地嫁接到秦始皇和修长城上，属于无中生有。在这个传说中，秦始皇蒙受了不白之冤。建议这些孟姜女景区，在不得不重复这些错误的历史传说时，附上一段正确的史实，以正视听，以谢先人。
搞清楚了上述史实，是不是就能改变人们对秦始皇的不好印象了？不能。
就我自己而言，童年印象的改变，并没有动摇我对秦始皇暴君的认识。大学时期第一次研读《史记》，反而加深了我对秦始皇的憎恶。
二 焚书坑儒四个字得罪天下识字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的段落，是大学古代汉语的必读。就是在这个宴会上，由于两位文人的争执，引发了后来的“焚书坑儒”。
焚书，这已经是烧了读书人的命根子，还要坑儒，对于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竟然采取活埋的残暴手段，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孟姜女传说的否定，抵挡不住历史文献的真切记录。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自然地遵循这样的逻辑习惯：
如果秦始皇不是干尽了坏事，后人为什么要诋毁他？
如果他不是残酷地奴役人民，如果修长城没有造成许多人死亡，远在唐朝的诗僧贯休干吗要将齐国的事件移花接木到他的头上？
如果他的统治不是暴政，怎么会在人民的反对中迅速崩溃？
后来我写过一个剧本，名叫《李斯》，因为李斯是焚书坑儒的积极倡导者、执行者，最后又得了个腰斩的悲惨下场，所以用他鞭笞焚书坑儒，既贴切，又有说服力，还很解气。剧本的开头我引用了那首著名的诗篇：“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历史其实是掌握在文化人手里的，尤其是那些有话语权著书立说的文化人。秦始皇焚书坑儒，得罪了所有文人，后世文人兔死狐悲，我辈亦然也。
第二节 再读《史记》，疑窦丛生
我对秦始皇暴君说产生疑问，是在我第二次读《史记》之后。这个时候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闲暇无事，手里又有点钱了，奢侈一次，买了套《史记》从头细品，这一次，童年形成，青年坚固的想法，发生了动摇。
一 春秋战国时期人命如草芥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战争不断，人命生死无常，朝不保夕。从历史记载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但君王、将军随意杀人，就连臣子、百姓也不拿自己的性命当回事。臣子为君王殉葬，父亲送女儿陪死；一场战争，杀死数十万人家常便饭；君王一怒，所有大臣满门抄斩也时有发生。比秦始皇残暴的君王比比皆是。
大臣给君王陪葬
秦穆公是秦国有名的贤明君主。他曾经用五张黑羊皮换回了奴隶身份的百里傒，并不拘一格把他提拔为秦国的相国，让他治理国家，从而使秦国称霸西戎。然而，公元前621秦穆公去世，有177人陪葬，其中包括奄息、仲行、鍼虎三位秦国的良臣。
父亲让女儿殉葬
楚灵王因为内乱逃到山中，百姓没有人敢收留他。芋园管理官员申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父亲曾经两次触犯王命，楚王都没有杀他，这个恩惠是多么大呀。于是四处寻找楚灵王，终于在禧泽看到楚灵王饿倒在地上。于是申亥把楚灵王扶回家。五月葵丑日，楚灵王死在申亥家中，申亥安葬了楚灵王，并且让两个女儿为楚灵王陪葬。
君王随意诛杀大臣
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在魏国担任将军的时候，不仅替魏国开疆扩土，还打得秦国不敢向东发展。后来魏国国君受人挑拨，疏远吴起，吴起怕受到诛杀，就从魏国逃到楚国。
吴起到楚国后，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吴起在楚国实行变革，削减贵族的利益用以加强军队，因此引起王公大臣的不满。等楚悼公一死，痛恨吴起的王公大臣们就联合起来攻打吴起。吴起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伏在悼王的尸体上。攻打吴起的人用箭射死了吴起。
等到把楚悼王安葬停当后，新继位的太子就下令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由于射杀吴起而被灭族的有70多位王公大臣和他们的三族家人。
二读《史记》的时候，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已经不再是书斋里风花雪月，吃肉反对杀猪的浪漫文人。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入了一个矛盾期，理智上认为，在秦国建国初期那样的混乱局面下，秦始皇实行严厉举措应该，有必要，有些事情是被后人夸大了；而情感上则还是认为，其做法太过严厉，其为人刻薄少恩，其性格多疑而暴虐，其行事太独断专行。
二 惊人发现颠倒乾坤
又过了十年，我又有时间再读《史记》，没想到这次阅读，一个惊人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对秦始皇的判断。
在这次阅读中，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史记》的文字中，凡是历史事件对秦始皇有褒扬作用时，司马迁立刻就会有一段文字紧随其后，来抵消这种褒扬，甚至巧妙地将读者引向反面。这紧随其后的文字，有的是几个字的心理描写，有的是不知道对谁说的一段话，我把它们称为“小零碎”。
零碎虽小，作用却巨大。
发现这些小零碎得益于这十年的工作和写作。在这十年间，我改行到了电视台，主业是拍摄纪录片，闲暇时也写点小说。写小说的时候我们都会耍点小手段，用以褒贬我们想要褒贬的人物。
比如，一个帅哥正和一个美女约会，这时候过来一个乞丐，伸手向帅哥要钱，帅哥掏出十块钱递过去，乞丐拿了钱点头道谢，离开。
这是事情的客观过程，读者看了这段文字，或者干脆就在现场目睹了这个过程，我们会怎么想？在我们心中，这个帅哥是个什么的样人？
一种可能：这帅哥挺有同情心，是个不错的人。
另一种可能：这帅哥好面子，不愿意在女孩儿面前丢脸，也还是个不错的人。
这是事情本来的样子在读者和观者心里产生的正确印象。
如果我们要贬损这个帅哥，很容易，只需在乞丐接过钱道谢走开之后写道，“帅哥在心里狠狠地说：‘讨厌，让你拿这钱买个包子，一口噎死你！’”
寥寥几个字，帅哥立刻成了令人讨厌的，心理阴暗恶毒的伪君子。
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再把《史记》一页页仔细读下来，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心目中对于秦始皇恶劣的印象，竟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些无中生有的零碎。
比如，人物的心理描写。史书里怎么可以有心理描写？司马迁不是死人肚子里的蛔虫。
比如十分隐秘的，不可能有第三者在场的，要被杀头的私下对话。
司马迁用这些只有在小说中才应该采用的手法，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我们思想，安排着我们的好恶。
令人惊讶的是，后人对这些零碎竟然深信不疑，甚至津津乐道。有很多这样的零碎，被后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当作精彩段落，反复引用，又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演绎出更加耸人听闻的形容、描述和结论。
就是这些零碎、形容、描述、结论，一代又一代，一点又一点在后人心中积累起不可动摇的“秦始皇是暴君、秦帝国是暴政”的荒谬结论。
第三节 司马迁加进去的零碎
举几个涉及到秦始皇以及身边人的例子，看看司马迁如何用几个字，一句话，来颠倒事情的好坏善恶。
一 吕不韦编书，是文化功德还是面子工程？
吕不韦原来是一个商人，由于帮助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继位有功，当上了诸侯秦国的宰相。吕不韦掌权之后，决定编撰一本历史文化丛书，取名为《吕氏春秋》。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本来是一件好事。秦国马上就要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了，战火一旦燃起来，各国的文化典籍难免不受到损失。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对战国时期的列国文化进行一次梳理，吕不韦决定编撰《吕氏春秋》。这应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既保护传统文化，同时，也为即将可能完成的统一大业，做思想和文化的准备。
可是我们看看《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怎样引导读者的。
司马迁这样写道：“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宾客如云，并以此互争高下。吕不韦虽然依仗强大的秦国，内心与四君子相比却羞愧不如。于是，他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等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吕不韦就命他的门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来，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不韦自认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3]”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司马迁用了“羞不如”三个字来做心理描写。吕不韦心里惭愧自己不如信陵君等四君子，所以要编撰《吕氏春秋》来争口气。就这三个字的心理描写，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变成了挥霍国家财产为自己争脸的面子工程了。
这段文字中还有一处心理描写：“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说吕不韦认为自己编撰的这个《吕氏春秋》囊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所有事情。什么书能够收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没有书能够如此，于是在读者的心里，吕不韦成了夜郎自大的无知之徒。
可是何以见得吕不韦“羞不如”？吕不韦什么时候说过《吕氏春秋》囊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所有事情？
吕不韦当时已经是强大秦国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而上述四君子，不过是在秦国虎视眈眈之下，苟延残喘而已。两处心理描写，好事变成了坏事，一个“羞不如”，一个“以备”，五个字使吕不韦在道德品质和学识方面，均输给了四君子。本来是流芳百世的文化事业，现在变成了遗臭万年的面子工程。
二 吕不韦辅佐秦庄王，好心不得好报
吕不韦第一次见秦庄王的时候，秦庄王还穷困潦倒地在赵国做人质，既不招父母疼爱，也没有继位的希望。而此时吕不韦已经是家财万贯，风流潇洒，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
为了帮助秦庄王继位，吕不韦散尽家财，四方运作，还冒着被杀的危险，终于如愿以偿，辅佐秦庄王登基为王，并进一步辅佐秦始皇建立了强大的秦国。
历史上无数这样的良臣被后世传颂。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张良帮助刘邦称帝，孔明协助刘备三分天下巴蜀为王。可是吕不韦没有，不仅没有被传颂，反而被人唾骂！
何以如此天上地下？因为司马迁用了五个字的心理描写。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在邯郸做买卖，见到了当时名叫异人的秦庄王，于是自己在心里说：“此奇货可居”。这个东西可以赚大钱。
五个字“此奇货可居”，把吕不韦帮助秦庄王的动机，定性为想获得更大的利益。吕不韦的人品也就被这五个字锁定：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而已。
可是我们要问：吕不韦跟谁说的这句话？这么隐秘的思想怎么可能到处乱说？以吕不韦当时一个商人的身份，不可能有史官记录一言一行，此话从何而来？
三 十个字一箭双雕，贬损两人。
秦始皇十年十月，因为与嫪毐叛乱有牵连，吕不韦被罢相回到封国河南。
嫪毐是一个阴茎特别粗大的人。吕不韦为了奉迎守寡的秦始皇母亲，把嫪毐装扮成太监，进献给太后。由于太后的纵容和吕不韦的容忍，嫪毐势力越来越大，最后起兵叛乱被杀。由于此事由吕不韦引发，其间又有放纵之过，所以秦始皇将吕不韦免职，但保留其爵位和封地，让其告老还乡，回封国安度天年。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回到封国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拜访吕不韦。秦始皇担心发生变故，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河南地，食邑十万户。你与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人都迁到蜀地去居住！”
吕不韦看了信之后，“自度稍侵，恐诛”，吕不韦心想，接下来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迫害，害怕日后被杀，就喝下毒酒自杀而死。[4]
这段文字，记录了吕不韦饮酖自杀的事件，事件的起因是秦始皇的一封信。我们先删除司马迁的心理描写，带引号的十个字：秦王“恐其为变”，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单看历史事件：
吕不韦被罢相之后，回到自己的封国河南，诸侯闻讯派使臣来探望，络绎不绝。这时候，吕不韦收到秦始皇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一是把吕不韦骂了一通，二是让其搬家去偏远的蜀地。吕不韦读完信，饮鸩而亡。
如果我们排除对秦始皇和吕不韦的偏见，单看这段历史事件，我们会对这两个人产生什么样印象？
秦始皇挺仁义
吕不韦犯了那么大的事情，弄个嫪毐冒充太监进宫和皇太后淫乱，丢尽了秦始皇的脸，而且还生出了两个孩子，弄得嫪毐成了秦始皇的后爹。嫪毐还武装暴动，谋反篡位，罪魁祸首就是你吕不韦。
在战国时代，不要说杀一个臣子，就是儿子杀老子，臣子弑国王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换了别的君王，即使不是暴君，杀吕不韦，将其满门抄斩，不会有人认为过分。但是秦始皇没有杀吕不韦。不仅如此，还给其保留封国。后来看到诸侯各国来拉拢吕不韦，于是改变主意，把他发配到偏僻的蜀国，合情合理。
吕不韦这人也有骨气
具体表现为：
一，受了处罚夺了相位，没有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威望和关系，利用封国的人力财力网罗亲信谋反。
吕不韦罢相的时候，秦国国内的动荡还没有完全安定，秦始皇也还没有完全坐稳江山。秦庄王、吕不韦提拔的大将蒙骜，虽已病故，但其子蒙恬等人已成年，并手握重兵。一班当年跟随吕不韦的老将尚在，李斯是他的舍人，关系密切，又有提拔之恩，皇太后也支持吕不韦，真有变故，未必不伸手相助。
二，诸侯各国的使臣不断来访，没有动摇叛国。
联络诸侯共同抗秦也是一条出路。战国时代，一国重臣转而去他国为相的不胜枚举，亦不会有道德人格的问题。孙子、百里傒、伍子胥、乐毅等都被后世传颂。而这个时候，秦国还没有真正向东跨过黄河，大将蒙骜攻取的上党、太原，在秦国内乱中已经丢失，吕不韦利用自己掌握的秦国情报，此时出面联络诸侯，逐鹿中原，难说鹿死谁手。
三，好死不如赖活，去蜀国近可以暂避风头，远可以寻求东山再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在有诸多选择的情况下，吕不韦却选择了自杀。
吕不韦为什么自杀？我们也可以有几种推测：
一是以死明志，不会背叛秦国。
二是灰心失望，以死指责秦始皇不念旧功旧情。
三是自知罪有应得，认罪伏法。
不管是哪种心态，吕不韦都还算是个血性男人。
现在，司马迁在吕不韦饮鸩自杀前加了四个字的心理描写：“自度稍侵”，为了怕分量不够，后面又加了两个字，点明主题“恐诛”。六个字，秦始皇和吕不韦都被贬损。这六个字，彻底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和人物的形象。
吕不韦为什么自杀？因为他料到，这只是秦始皇加害他的第一步，其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加害，害怕被杀并连累家人，所以自己了断。怕死而死，懦夫也。
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刻杀吕不韦？不是仁慈，他是要慢慢地折磨他，一点点把他逼到绝境，然后将其置于死地。这样一来，秦始皇变成了一个阴险狠毒的人。
显而易见，“自度稍侵”，“恐诛”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司马迁想象的，是司马迁在这个事件中加进去的小零碎。吕不韦喝了毒酒当时就死了，没有留下遗言，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你司马迁如何知道？
写历史怎么能用这样的文学手段？
四 尉缭为何要离开秦国？又为何没走？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着一段尉缭进言秦始皇的故事，由于这段文字中有尉缭对秦始皇相貌的描述和人品的评价，因而被后人广泛引用。这也是引发了人们对秦始皇厌恶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尉缭是何许人也，不然我们会因为对人物身份的误解而失去看问题的公正性。
尉缭是谁？
《史记》中没有关于尉缭的详细介绍，只说“大梁人尉缭”。大梁是魏国的都城，我们姑且推断尉缭是魏国人。
战国时期有一本兵书叫《尉缭子》，作者当然可以推断是一位名叫尉缭的人。从书中的内容判断，写这本兵书的人也生活在魏国，曾经与魏惠王谈论军事问题，于是许多人就认为，向秦始皇进言的人，就是这位写《尉缭子》的作者。由于有兵书传后，于是有人就把尉缭称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
然而，把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说成是兵书《尉缭子》的作者，有问题。
兵书《尉缭子》中记载，魏惠王曾经向写兵书的尉缭子询问兵家之事，而魏惠王是与秦孝公同时代的人，早于秦始皇100多年，那个与魏惠王谈论军事的尉缭子显然不可能再与秦始皇谈论军事。
如果一定要把两个尉缭合成一个，也还有一个解释：古代有不知名的文人，想使自己的思想和著作得到君王的认可并得以流传，常有假冒名家的事情，也有假借与君王或名人对话，来阐述自己思想的事例。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尉缭子》的作者就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而兵书中记载的魏惠王向尉缭问军事，只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
按说这个解释是可以成立的，前提是问军事的君王不是魏惠王，而是魏文侯、魏武侯，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人。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是假借一个君王来请教军事，作者当然会找一位霸业有成，受人尊敬的君王，这样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引起其他君王的重视；或者找一位继位时国家孱弱，驾崩时国家强大的君王，以证明作者军事理论的效果。
《尉缭子》中问军事的魏惠王恰恰相反，他接手的魏国，是其爷爷魏文侯、父亲魏武侯创下的盛世基业，可是到他手里却每况愈下。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是第一个实行变法改革的国君。他礼贤下士，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李悝的《法经》是商鞅变法的蓝本；吴起为将，数次打败秦国，占领河西之地；西门豹治理郡县的方法，广为后人效法。
然而，江山到了魏惠王手里，由于其战略抉择上的失误和好大喜功的狂妄，魏国四面出击，却屡遭败绩。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就是魏惠王诸多败仗中的著名代表。
桂陵之战的起因，是魏惠王派将军庞涓出兵攻打赵国。魏军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于是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救赵。齐军没有去赵国都城邯郸直接与魏军交战，而是兵指魏国的重要城邑襄陵。魏将庞涓听到告急，急忙回军自救，而孙膑却巧妙地在魏军南撤必经之地桂陵设伏，大败魏军，擒获魏将庞涓。齐国没杀庞涓而是将其释放，这就是桂陵之战，也就是成语“围魏救赵”的出处。
十几年之后，魏惠王不吸取教训，又于魏惠王三十年仍以庞涓为将发兵攻打韩国。韩国于是向齐国求救。齐国又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仍然故伎重演，不去救韩而是兵指魏国重镇大梁。庞涓闻讯，担心再次受挫，于是放弃攻打韩国而回军。此时，魏惠王不接受桂陵之战失败的教训，反而恼怒于齐国救韩，于是命令庞涓率领倾国之兵去迎击齐军，誓与齐军决一死战。
孙膑见魏军来势凶猛，便命令军队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沟深林密，道路曲折，适于设伏。庞涓不知是计，随后追击，结果再中埋伏，庞涓自知厄运难逃，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生擒魏太子申。史称此战为“马陵之战”。经此战败，魏国由盛转衰。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军又被秦军打败，不得不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
纵观魏惠王的军事业绩，如果尉缭假借他的名义撰写兵书，其宣传效果应该是适得其反，所以冒名说难以成立。
兵书《尉缭子》的作者不可能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尉缭也不可能假借魏惠王写兵书，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只是魏国大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游说之人，其没有治国用兵的经历和业绩。由于秦始皇正在用人之际，于是尉缭通过别人的引荐，如同商鞅、李斯等战国时期诸多辩士一样，得以见到秦始皇。
一段私语，贤明君主变暴君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梁人尉缭，以一介布衣见到秦始皇之后，对其进言道：“凭着秦国的强大，诸侯就如郡县，可是如果各国合纵，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地袭击秦国，这就是从前智伯、夫差、湣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所在。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物，给各国权贵大臣送礼，利用他们打乱诸侯的合纵计划，这样只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就可以完全消灭了。”
秦始皇认为尉缭的话有道理，以后见尉缭时，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
然而这之后尉缭却对人说：“秦始皇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这样的相貌是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的人。这种人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和，一旦得志就要反过来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和。如果他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将成为他的奴隶。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于是逃走。秦始皇发觉，坚决劝止，让他担任秦国的国尉，继续采纳他的计谋，李斯具体实施。[5]
大梁人尉缭对秦始皇形象的描述，以及对其性格的评价，影响深远，被后人广泛引用。甚至有很多学者和文学家，据此把秦始皇描绘成恶劣的相貌，据此塑造秦始皇为多疑残暴的性格。
大多数人读书喜欢要结论，作者的结论，书中人物嘴里说出来的结论。这人是好人坏人？本领如何？如果是从他的敌人嘴里说出来，这人“真神人也”，读者心中便释然了，这是好人，能耐比他的敌人大，神机妙算，不会有错。
诸葛亮明明打不过司马懿，失街亭兵败撤退，然而作者却让司马懿仰天长叹：“诸葛亮真神人也，吾不如他！”于是读者就真信诸葛亮比司马懿厉害，原来的败仗也就在读者心中反败为胜了。
然而，用这种心态来读历史，尤其是读司马迁的《史记》，是很有问题的。
让我们把《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尉缭与秦始皇的文字，分成两部分来阅读，看看会有什么发现。
第一部分我们排除尉缭私下对别人说的话，单看公开场合发生的事情：
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得以面见秦始皇。尉缭为秦国出谋划策，秦始皇很赞赏他的计策，平时见他时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然而，过不了多久，尉缭却打算离开，可是也没真走。为什么说没真走？因为如果尉缭真的走了，那史书的记载就不是挽留，而是追赶然后挽留。由于尉缭没真走，秦始皇知道后，就执意挽留，并委任尉缭为秦国尉，继续使用他的计策，让李斯具体实施。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历史事件，都是在公开场合下发生的，可信。
有趣的是，在这个事件中，秦始皇是典型的贤明君主的形象：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不仅如此，还知人善任，用人之长。
大梁人尉缭没身份、没地位、没头衔、来自魏国，秦始皇不以外貌、地位、亲疏取人，择善而从。不仅如此，这之后再见到尉缭，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不要小看衣食规格这件事，在当时的时代，如果衣装服饰有逾规矩，那可是犯上作乱，要杀头灭门的。
然而尉缭受此殊荣却不满意，要走。
当秦始皇得知尉缭要离开时，不是怒其背叛，或怨其不忠，将其斩首，而是执意挽留，委以高官。又由于尉缭为布衣，没有办事经验，没有在秦国为官的经历，所以具体实行由李斯负责。
这样的秦始皇，不正是最典型的贤明君主形象吗？
反过来我们看尉缭，其行为则不那么高尚。既然你言之灼灼地为秦国打算，好像一心一意希望秦国强大，急切地盼望秦始皇能消灭天下诸侯，可是秦始皇以礼相待却留不住，要不辞而别。等到委以国尉，给个官职之后就不走了，是不是要官索爵的意愿太急切了？
这是历史事件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然而，第二段司马迁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大梁人尉缭对秦始皇的知遇之恩，毫无感激之意，反而不知道对什么人说，秦始皇这人长得就不是好人样，这种人天生就是虎狼心，倒霉的时候甘居人下，一旦得志就要吃人。
尉缭说的这些话，是会招来杀头灭三族的严重后果。然而尉缭就这么说了，这话不知怎么也传了出去，又被史官记录下来，谁都知道就秦始皇不知道。后来焚书坑儒也没受损，项羽火烧咸阳城三个月也幸免于难，最后又传到了一百年后的司马迁手上，于是被写进《史记》。
有这样的可能吗？没有这样的可能。
很显然，这段文字是司马迁杜撰的，其目的是为了抵消第一段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载，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对秦始皇的良好印象，其手法与我们前面列举的心理描写如出一辙。虽然是故伎重演，但是毫无疑问司马迁达到了目的。读这段文字，读者刚刚在心中产生的对秦始皇朦胧的好印象，立刻被尉缭直白的贬斥所取代。等到读完全部文字，留在读者心中的已经没有贤明君主的朦胧形象，而只有尉缭关于吃人和奴役的结论了。
五 老谋深算的王翦为何敢跟暴君叫板？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了秦国大将王翦与秦始皇争兵的故事。
秦始皇平定韩、赵、魏三国，赶走燕王喜后，准备攻打楚国。秦始皇问计于诸将。
秦将李信，年轻英勇，曾带着几千士兵把燕太子丹追击到衍水，最后打败燕军得燕太子丹首级。秦始皇认为李信贤能勇敢。
秦始皇问李信：“我打算攻取楚国，将军估计需要动用多少兵力？”
李信回答：“最多不过20万。”
秦始皇又问王翦，王翦回答说：“非60万不可。”
60万人在春秋战国的战争史上，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这之前的史料记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数字的军队。而且王翦的话还有点嚣张：非60万人不可。王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敢这样对君王说话？而且是一个传说中的暴君！搞清楚王翦的身世，有利于我们在后面的文字中明辨真伪。
王翦扑朔迷离的身世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王翦是秦国人，老家在频阳（陕西省富平县）。《史记》中说王翦年轻时喜好军事，后来侍奉秦始皇。秦始皇问计于王翦的时候，王翦至少应该有60多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秦始皇平定诸侯的战争中，王翦儿子王贲已经是秦国的主要将领，经常担任主帅带领军队实施重大战役。王翦的孙子王离此时也已经成年，几年后秦始皇统一中国王离被封为武城侯，还是塞外三十万秦军的副帅。
60多岁的老将王翦，如果20岁从军，在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时代，就应该在军中效力，可是史料却没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直到秦始皇即位，仍然不见其有何建树。可是突然间，王翦就被晋升为秦国第一大将，秦始皇不仅把平定诸侯的主要军事重任，都交给了王翦和他的儿子，还对他十分信任。
王翦为什么能得到如此之快的晋升？史料中看不出他与秦始皇有什么特殊关系，也不见其有特殊的功绩，据此我们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王翦可能长时间担任副手工作，其秉性是处事低调，不事张扬，平时不显山露水，然而老谋深算。在其从军的40多年里，虽然没有攻城略地，建功立业，但他的谋略和军事才能，还是被秦始皇注意到，因而得以重用。
这个推测吻合于史料记载，后面会有详述。
老谋深算的王翦让秦始皇难堪
攻打楚国老将王翦要动用60万军队，而年轻的将军李信则说20万人即能取胜，是非公道，需要秦始皇来定夺。
一定是李信的数字暗合了秦始皇的想法，于是秦始皇笑话王翦道：“王将军老喽，如此胆怯！李将军真是果断勇敢，他的话是对的。”
于是秦始皇委李信为统帅，派蒙恬协助，发兵20万向南攻打楚国。王翦见自己的作战计划不被采用，就推托有病，回频阳老家养病去了。
李信统帅20万大军南下攻打楚国，开始果然是捷报频传。李信攻打平舆城，很快攻克，蒙恬攻寝邑，不久也大败楚军。李信接着进攻鄢邑和郢城，再次取得胜利。
正当秦军节节胜利高奏凯歌的时候，李信突然发现，楚国的主力正不声不响地向自己合围过来。楚军紧紧跟随在秦军的周围，三天三夜人不解甲，马不离鞍。为了防止被楚军包围，李信急忙领军向东与正在攻打城父的蒙恬会合。然而就在这时，楚军发起攻击。楚军杀入秦军两个营寨，杀死七个都尉，秦军溃不成军，大败而逃。[6]
李信战败让秦始皇丢尽脸面，秦始皇该怎么办？
此时此刻，秦始皇有上中下三个选择。
不同的选择体现君王不同的人品
第一，杀李信以谢天下。这是历代君王最常用的办法。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明明诸葛亮自己指挥失误，却拿马谡当替罪羊。诸葛亮明知司马懿率领20万人杀奔街亭而来，却只给马谡一万五千人去守街亭。三国时期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人数是战争胜负一个决定性因素。无论马谡在何处扎营，无论他的营寨修得多么坚固，也不可能抵挡司马懿20万大军。所以，街亭被攻破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既然街亭对蜀军北伐如此重要，而情报又确切司马懿必奔街亭，自然应该是赶紧集结军队，抢占有利地形，伏击司马懿，或者与之在街亭附近适合的地方会战。而诸葛亮却相反，派出马谡后还照样往前进兵，活生生让人抄了后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上策，杀马谡，既堵了马谡申辩之口，又威吓众人休要胡言。
汉武帝杀王恢也是这样的道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起兵二十万要在马邑城伏击匈奴，命将军王恢统军三万，待匈奴被围后，迅速出击攻其辎重。然而，汉军的战略意图被匈奴发觉，匈奴王单于急忙退兵。
按照作战计划，此时王恢按兵不动是正确的。如果贸然进兵，由于匈奴主力没有被20万汉军包围在马邑城中，而是随辎重撤退，杀入敌阵的王恢军很可能被匈奴精兵围歼。
然而，汉武帝恼怒于精心策划的重大军事行动劳师无功，于是要杀王恢。
王恢托请宰相、太后替自己辩护道：自己虽然没有照计划出击，至少没有损失，保全了皇上的三万精兵。
汉武帝不听辩解，还是杀了王恢。
秦始皇要杀李信，理由比诸葛亮比汉武帝充分百倍。李信你骄傲轻敌，口出狂言说20万就能轻取楚国，寡人相信了你。由于你的轻敌冒进，造成王师受辱，官兵丧命，车马辎重损失无数。你又指挥失误，轻易合兵一处，给楚军以可乘之机，让信任你的君主颜面扫地。以秦始皇后世暴君的恶名，不五马分尸，诛灭三族，仅仅给你个斩首以谢天下那都是轻的，你得烧高香叩谢主隆恩。这样做，既不损君王威严，也合情合理。然后另选一员上将，重新集结军队，再度伐楚。对于秦始皇来说，这是上策。
第二，不杀李信，重新给他60万人马，让其总结经验，戴罪立功。
如此，既可以让李信感激涕零于明主隆恩，从此死心塌地任君驱使，又能获得仁义君主的美名。如果李信再伐楚国成功，则可以高奏凯旋，为其庆功。只提君王简拔英才，不提伐楚是20万还是60万。这样，基本上能保全君王的颜面，至少不会输给王翦老儿。当然这样做的问题是，万一李信还是不能取胜？
还有一种做法，分阴阳两招。阴招：还是发兵20万，就让你王翦统帅出征，我看你能不能取胜。打赢了那是皇上圣明，打不赢了砍你脑袋，看你还敢不敢跟皇上叫板。这招阴点，但是许多君王都干得出来。阳招：闭口不提前番人数之争，发兵58万，强命王翦带兵出征。这样既能在人数之争上不输给王翦，又能取得平定楚国的胜利。不过这样一来，王翦就占了上风，因为你秦始皇离开了王翦打不赢仗，离了王翦不行。对于秦始皇来说，这是中策。
第三，是下策了，去向王翦承认错误，请求他带兵出征。
这样一来，君王的威严扫地，脸面尽失。别说是君王了，就是换了普通的男人，也不能服这个软。秦国又不是除了你王翦没别人了。哪怕派你儿子王贲去，也不能向你低这个头。
上述上中下三策是从君王角度来考虑的。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秦国的利益来考虑，正好相反。向王翦认错，发兵60万派王翦出征是上策。但是，哪个君王能够这样做？那个被后世描绘为专断残暴的秦始皇，能这样做吗？会这样做吗？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血气方刚36岁的秦始皇，恰恰就这样做了。
秦始皇亲自登门向王翦承认错误
秦始皇听到李信兵败的消息后，大怒。但他想的不是下令惩处让他尴尬的人李信，而是赶紧驱车直奔王翦老家频阳。
《史记》用了“自驰如频阳”五个字，来描写秦始皇急切和诚恳的心情。
频阳的位置在今天陕西省富平县东北，距秦都城咸阳约100公里。马车疾驰大约需要5个小时的时间。坐马车在不十分平整的古代道路上疾驰是很受罪的，五个小时足以让人骨头散架，七日之内腰酸背疼，坐卧不宁。
现在秦始皇不是派一个使臣把王翦宣上殿来，而是亲自前往一百公里外的王翦老家，而且一路上不断地催促御马，可见其心之切，其悔之深。
秦始皇到了王翦的家，进门就向王翦道歉认错：“我不用将军你的计策，李信果然打了败仗，让秦军蒙受耻辱。现在楚军正在向西推进，一天天逼近。我知道将军你有病在身，可是你怎么能忍心在这个时候抛弃我不管？”
秦始皇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悔悟，用语言毫不掩饰地当面向王翦道歉，甚至有一点乞求的意味了：“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
秦始皇真的害怕楚军一天天向秦国推进而威胁到他的统治吗？当然不是。楚军在城父击败秦军，而城父离咸阳有近一千公里，楚军没有可能在强大的秦国纵深进行这样长距离的突击。除了王翦之外，秦国有的是骁勇善战的猛将。而且无论是国力还是军力，楚国要想通过战争在短时间内打败秦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秦始皇真的不知道王翦是装病吗？当然不是。然而，此时秦始皇没有为自己的脸面而坚持错误。用亲自登门，用国家安危，来劝说老将军，用不点破王翦装病来给老将军台阶。
秦始皇诚恳如此，按理说王翦应该受宠若惊，没有。王翦不依不饶：
“老臣我体弱多病，脑子不清楚，思维也混乱了。大王你还是另择良将吧。”
秦始皇再次向王翦认错，并恳求道：“老将军别再说这样的话了。”
王翦不给留面子，接着叫板。
王翦道：“大王你如果逼不得已非用我去攻打楚国，那就非60万人不可。”
你听这话多气人。大王你没辙了，没人了，非求我不行了。那你就得按我说的60万。非60万不可。干嘛非60万？给君王一个面子，55万行不行？少5万就不行？你计算的就那么精确？
别说是君王了，换一般人谁也受不了这个。
可是，我们看秦始皇怎么说？
“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
秦始皇说，都听你的。一点也不生气，一点也没有责怪，一点也不怕丢人。36岁的年轻人，能做到这样，非一般人也，其胸怀可包容天地。
于是王翦同意出山。秦始皇发兵60万给王翦。出兵那天，秦始皇还亲自送到灞上。[7]
前番用李信不用王翦，朝野内外一定都有耳闻，如今秦始皇完全按照王翦的要求办事，并亲送灞上，等于就是向所有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王翦难道不怕秦始皇秋后算账？
在如何伐楚的问题上，秦始皇丢尽了面子，受够了王翦的窝囊气。老将王翦挣足了面子，占尽了上风。现在举国之兵归王翦一人，举国之力供王翦一人南征。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形容王翦，似乎都不够分量。王翦现在是权重朝野，并且还以伐楚完全挟持住了秦始皇。
可是，像王翦这样足智多谋，一贯谨慎的60多岁老将军不会不知道，这样做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让君王颜面尽失，必然埋下憎恨的种子，招来日后的杀身之祸。一旦楚国平定，必然是狡兔死走狗烹。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太多太多，不胜枚举。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生死之战的时候，将军韩信提出要封齐王。韩信派人对汉王刘邦道：
“齐国和楚国临界，我的权力太小，如果不立个代理的王，恐怕不能安定齐地。”
刘邦一听大怒，马上就想去攻打韩信。留侯张良劝阻道：“不如趁此机会立他为齐王，让他自己为自己守住齐地。”
于是刘邦醒悟，派张良带着王印到齐国封韩信为齐王。[8]
与王翦相比，韩信并没有使刘邦在众人面前丢脸。楚汉之争中，韩信的功劳也足可以封王，而刘邦也封了许多异姓王。但是，被人要挟的感觉刘邦不能忍受，咽不下这口气。等到项羽一死，第一件事就是夺了韩信的齐王印。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楚汉垓下之战刚一结束，刘邦甚至没有得胜回营休息片刻，就带人进入韩信的营寨，夺了他的兵权，最后将韩信灭族。
为人谨慎，老谋深算的王翦，为什么敢于和秦始皇叫板？分析下来，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王翦没脑子，办事只图一时痛快，顾前不顾后；第二，王翦知道秦始皇不是个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的人。
第一种可能不成立，其依据是王翦老谋深算，足智多谋。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平赵灭楚，极善谋略。
第二种可能符合实际，秦始皇本来就是一个心胸开阔，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怀恨在心的人，他不会秋后算账，不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小人。这在后面的文字中也多有记述。王翦后来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因此而受到报复，而是坐享太平，终老天年。他的儿子王贲孙子王离都被封为秦国最高的爵位列侯，并受到秦始皇的亲近。二人曾同时随秦始皇出巡，名字还被刻在石碑上流芳百世。
故事读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秦始皇？敢做敢当，知错就改，心胸豁达，礼贤下士，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贤明君主。
然而，司马迁不能允许这样的形象留在读者心中，于是，故伎重演，杜撰一段对话来纠偏。
深谙读者心理，司马迁杜撰对话纠偏
司马迁接下来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加进了下面这段文字：
王翦临出发时，向秦始皇请求赐予良田、美宅、园林池苑。
秦始皇说：“将军放心去好了，何须担忧家贫？”
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即使有功劳也得不到封侯赐邑，所以趁着大王现在器重我，我得及时请大王赐予园林池苑，给子孙后代置份家产。”
秦始皇听了大笑。
王翦出发后到了函谷关，又连续五次派使者回朝廷请求赐予良田。王翦的做法连跟前的人都看不下去，于是有人就对王翦说：“将军三番五次请求赐予家业，有点过分了吧。”
王翦说：“不然。秦王性情粗暴对人多疑。现在把全国的军队都调来给我一人统领，我不用多请田宅给子孙置家业的方式，来表示我功成之后断然告老还乡的决心，反而要让秦王平白无故地怀疑我吗？”[9]
上述文字很精彩，读起来饶有趣味，读者真就如司马迁所希望的那样，再也看不见秦始皇的贤明仁义，误信了秦始皇刚愎多疑。
然而，上书文字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这段谈话十分危险，传出去有掉脑袋夷三族的可能，老谋深算的王翦不会把这样的想法到处示人。
第二，从《史记》记载的秦始皇的所有事件来看，没有一件事情显示秦始皇是个多疑的人。恰恰相反，很多事情都表明秦始皇对大臣和将军十分信任，比如，他多次离开京城外出巡游，而且时间很长，如果他多疑，必不敢如此；比如他在位37年，从来没有因为怀疑不忠而诛杀大臣，从来没有因怀疑谋反而诛杀将军。
第三，即使别人认为秦始皇暴虐多疑，王翦也不应该这么认为，因为几年前平定赵国的时候，王翦手握重兵，远在黄河以东邯郸城下，按兵不动八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割据为王的嫌疑，也有割据为王的条件，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处罚他，甚至都没有下御令催促他加紧进攻，而是任他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后面会详细分析。
毫无疑问，司马迁心知，在前面的文字中，对史实的真实记载，已经在读者心中树立起了秦始皇胸怀大度，知错就改的良好形象，必须要有一段文字将其抹杀。
于是，司马迁用了44个字：“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以此来诱导读者。
这44个字，与“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一样，再次通过人物的嘴，直接贬低秦始皇，它成功地左右了读者的善恶判断，很好地起到了颠覆秦始皇明君形象的作用。
第四节 剔除零碎，改正司马迁的错误
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原来是秦始皇的臣子，后来造反夺了秦始皇的江山。汉要合法，秦就要无道，这是政治的需要。因此，在汉代的各种文字中，便充满着对秦无道的批评（注意，仅仅是批评，而缺乏实际的事实）。这些文字，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流传下来，便形成了后人“秦真的无道”的错误认识。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顾先生以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代历史，经过了历代不断地改造重写，已经不是原来的历史真实了，历朝历代都添加了自己的东西。要了解真实的古代史，必须清理历代的添加，复原古代的真相。
早年有一种文体，名叫报告文学，很是红火了一段时间。
报告文学事是真的，人是真的，作者也都亲临采访，这就是所谓报告；但是说故事的时候就要文学一下，添油加醋，妙笔生花，这就是文学。两者结合，就成了报告文学。然而几年之后，报告文学却销声匿迹了，没人写也没人看了，为什么？
表面的原因是报告文学中涉及的人告状跟作者打官司，而且结果总是作者败诉。为什么呢？因为你妙笔生花的部分属于胡编乱造，不符合事情的真实，人家打官司告你，自然是你作者败诉。
报告文学衰落的深层次的原因，是读者对真实性认识的觉醒。
过去我们相信一切写在纸上的东西。那时候人们老说，没错，那是书里写的，那是报上讲的，那意思就是书里写的报上讲的就一定是真的，不会有错。
慢慢地我们学会了区分文体，学会了甄别文字中哪些是作者的想象发挥，哪些是事件的真实记录。
读者关于真实性的觉醒，使人们开始挑剔写在纸上的文字。
你可以客观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如写新闻报道，但你不能添油加醋写谁说了什么，更不能写谁心里怎么想的，如写小说。你不可能像观众看电影那样，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清楚地听到并记录下人物的对话，你就是这么写了我也不信，我也不爱看。所以报告文学衰落。
关于真实性的觉醒甚至扩展到广播电视的录音录像。
十年前我们坚定地认为，电视纪录片是完全真实的，因为你亲眼看见了摄像机拍摄下来人的一举一动，以及他所说的话，这还有假吗？现在我们知道了，便是纪录片中的人文物，他即使不是百分之百，也一定有百分之几是在电视摄像机前表演。这也是为什么电视纪录片红火了十年之后衰落的原因。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另一本名为《学门儿拍片子的手艺》的书中有详细的阐述。
纵观《史记》的文字，司马迁实际上是在拿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历史，拿历史事件在写报告文学。
而在写历史的时候，其对材料的掌握却远不如现在的报告文学作者。报告文学的作者一般都要采访当事人，有的甚至是事件的亲历者。可是司马迁显然不可能采访历史事件的有关当事人，也不可能亲历那些历史事件。
因此，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应该区别其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学创作的不同，当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评价时，采信其历史事件，而掘弃其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