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先秦之谜
先秦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志。这一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和其他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但是，在他们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壮丽的历史画卷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难以索解的历史奇谜。如周公是否篡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因何投江？深埋地下2000多年的越王剑因何光洁如新……吸引人们不断探索。
周公是否有过篡位之谜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他辅佐武王灭掉殷纣，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历史上对他是否篡位称王一说一直争论不休。
商纣王自焚在鹿台的余烟还没有消尽，周武王就带领大军开进了商都，正式向殷商子民宣布殷朝灭亡了，被周朝取代了。在当时，护卫在武王左右的是手持大钺和手持小钺的两位将军。手持大钺的就是为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起了关键作用的周公。
在周武王去世后，太子诵继承了王位，是为成王。成王年仅10多岁，尚且年幼，难以应付当时复杂的政局，周公自然就肩负起了执掌国家命运的重任。此时的问题就出现了，周公是否篡位为王呢？还是仅仅辅佐成王是“摄政”而已，这两种说法各有根据。
“为王”说的根据有许多，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荀子·儒效》和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哲学著作《淮南子·汜论训》中说，周公“履天子之籍”。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大传》说得更明确，“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
又有专家考证，历史文献《尚书·大诰》中的“王”称“文王”为“宁考”。所谓“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成王只是文王的孙子，能称文王为“考”的，显然也只能是周公了。由此看来，周公在当时确实是称王了。
“摄政”说的根据也不少，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周本纪》也记载因成王年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战国时期儒家经典之一的《孟子·万章》说得更明确，“周公不有天下”。周公心迹明确，自己并不想占有天下。
周公为什么要称王呢？一派意见认为，国家初立而成王年幼，难以应付当时复杂的政局。周公姬旦在《尚书·大诰》中说“有天艰于西土，西土人也不静”，武王之死使国家陷入恐慌。在当时急需一位有能力有威望的人出来执掌局势，当然这副担子自然就落在了周公的肩上。周公曾对太公望和召公奭说：
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位大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
由此可见，周公是代理成王行使王权。不想此举引起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弟管叔、蔡叔的妒忌，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夺王位。于是，他们勾结殷君武庚发动反周叛乱。
在局势异常严峻的关头，周公说服成王，和大臣召公一起，毅然组织军队，进行东征。首先镇压了管、蔡的叛乱，管叔被迫自杀，蔡叔被流放到边疆，并被囚禁了起来。武庚则在逃窜时被截获处死。周公东征后，西周王朝出现了空前统一、繁荣昌盛的局面。
周公称王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周公便把王位交给了成王，自己退居为次。看来，周公确是一位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并勇于承担重任，在国家转危为安且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便毅然让出王位的君子。周公称王，握有实权是实，篡位之说难以成立。但是，周公到底有没有篡位，一直是人们在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古墓主人妇好身份之谜
那是1976年冬，在河南安阳西北郊恒水河的南岸，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座中型的贵族墓。这座古墓中出土了460多件商代的青铜器，都具有十分珍贵的考古价值，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古墓的主人是谁。
古墓出土的青铜器中，许多都铸有“妇好”的铭文。所以，考古学家一致认为，妇好就是古墓的主人。妇好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妇好墓南北长50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墓室有殉葬16人，并出土了1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造水平。
虽然知道墓的主人原来叫妇好，可是这位妇好是历史上的哪一位人物呢？根据这座古墓出土的文物规模可以看出，古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她不是一位普通的商朝贵族，而是和历代商王有密切关系的人。
在考古研究中发现，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有着珍贵的学术价值，是研究商朝历史的主要参照物。可也正是这个参照物，使确定妇好身份的工作陷入了扑朔迷离之中。
按年代顺序划分的第一期、第三期和第四期卜辞中，都出现了有关妇好的记载。而且，很显然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妇好绝不是同一个人。这就给确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的考证，这位妇好是殷王武丁的一个妃嫔。这种观点被广大历史学家所接受。认为这位妇好就是古墓中主人的学者，其主要根据是，卜辞中妇好这个名字在第一期中发现的次数远远多于在第三期和第四期中出现的次数。
然而，在殷商康丁时代和武乙时代的卜辞中又出现了另一位妇好的记载。墓室随葬品之多和其他一些原因都似乎在证明，妇好的地位与王妃相称，所以，她也完全有可能是康丁的王妃。
古墓中出土的文物具有殷墟时期文化的特征。可是，如果情况相反，倒是更有说服力。在这座古墓中，有一些青铜器带有殷墟晚期文化的风格。如果鉴定准确的话，那么，古墓的主人就可以被肯定是康丁时代的妇好。然而，只是这些都不能被确认。
后来，分歧的关键在于史学，也就是对甲骨文分期上的不同认识。总有一天，随着史学家们对甲骨文分期认识的统一，妇好的身份之谜就将会大白于天下。
老子生平事迹之谜
在我国神话传说中，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和道教始祖的“道德天尊”。然而在历史上，他却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老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老子又与宗教发生了关系，因此，他的生平事迹便变得扑朔迷离了。
关于老子的姓氏，历来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老子姓“老”说。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古时有“老”姓，据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左传》记载，当时确有名叫“司马老佐”“司徒老祁”的人。
然而关于“老”也有不同的说法，战国思想家庄子所著的《庄子》一书中称老子为“老髯”，并把老子看作是前辈，认为“老”乃尊称。汉代郑玄在《礼记·曾子问》中说：
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
三国吴人葛玄说老子“坐而皓首，故称老子”。还有的人说：“老子老而隐，故自称老子”。
另外一种说法是老子姓“李”说。汉代司马迁的纪传体史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这种说法影响深远，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和中国大型的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以及一些哲学史论著，均持此说。
老子怎么叫李耳呢？如果老子姓李，为什么叫“老子”而不叫“李子”呢？有人根据历史推论认为，老子叫老聃，因为排行最小，又叫老季聃，是周朝王室的后代。
在春秋后期，发生了王子朝之乱。王子朝率领东迁贵族与东周原先的贵族之间发生战争，老子也被卷入其中，站在了王子朝这一边。结果王子朝战败，于是逃到了楚国北部。根据《左传》记载，王子朝带走了周朝的典籍，老子也随他一起逃到了楚国。
之后，东周贵族派人暗杀王子朝，跟随王子朝的人便四散奔逃，老子则逃到了宋国。所以，在历史记载中，有的说老子是楚国人，有的说老子是宋国人，就是这个原因。
老子逃到了宋国后，担心被人追杀上，于是他隐姓埋名，如果有人问起他叫什么，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隐去姓，而把名字“季聃”去头去边，改为“李耳”了。
为《史记》作索引的司马贞认为老子的母亲姓李，又说：“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但是，据学者考证，春秋时并无李姓。
《老子》也称《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书是否为老子所著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因为能够“修道”和“养寿”，所以活了160多岁，甚至200多岁。并说老子晚年弃官出走，途经函谷关，在那里“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还有人认为《老子》作于春秋末年，但书中有后人附加的部分，也有人认为从书中思想内容、文体风格及用词等，可以断定此书成于战国中期或者末期。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甲乙两种帛书《老子》，据考证为战国时期作品。这一考古发现验证了清代学者汪中、近代学者梁启超的论点，即《老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一位名叫太史儋的人，也即老子。这又与《史记》中的“或言二百余岁”相合，但是，把老子和太史儋说成一人在历史上也有不同认识。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子儋和老子是两个人，春秋时期老子的学说思想流传到战国时，为太史儋所采纳，并写成了《老子》一书。《老子》一书成书于何时，作者是谁，一直没有定论，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有史实记载，老子曾西出函谷关，被关令尹喜强留著书，留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巨著《道德经》。而后他就骑着一头大青牛，继续西行，之后就没了消息。老子出函谷关后到底去哪了，这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兴趣，一直没有得出结论。
一种说法认为，老子经流沙奔印度去了，并说老子到印度传教，教出了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弟子。
还有一种说法说晚年的老子在甘肃临洮落脚，和归隐老者学习炼内丹，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台“飞升”。
第三种说法认为，老子不是西去，而是东归。在《庄子·天道篇》中有一段记载，叙说了老子离职后便离开周室而“归居”了。老子的故乡位于后来的河南鹿邑，离孔子所在的曲阜不远。
传说孔子还曾拜访过老子。这件事不论是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还是在儒家著作《礼记·曾子问》等著作中都有记载，说明老子退隐后东归的说法比较可靠，其他的说法，还有待学术界提供新的证据。
关于老子生平的疑案还有不少，如老子的寿命究竟多长？老子的故里是在河南还是安徽等，都有待人们进一步去考证。
伍子胥鞭尸之谜
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楚国人。伍家几代都是楚国大夫，他的父亲伍奢曾担任太子太傅。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听信太子少傅费无忌的谗言，怀疑太子作乱，于是迁怒于伍子胥的父伍奢和兄长伍尚，楚平王将他们骗到郢全部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往了吴国。
伍子胥费尽周折，最终投到吴王阖闾门下。他帮助吴王整军经武，使军队日益强盛起来。后来他带兵攻陷楚国都城郢，掘开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痛斥平王听信谗言，残杀忠良，一泄心中怨恨，不少史书对此事都给予肯定，认为伍子胥为父报仇是正义的。
但是，史学家们经过考证，发现有伍子胥掘墓鞭尸和鞭坟三百的说法。后来有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伍子胥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攻陷楚国都城的战争，更谈不上鞭尸之举了。对此，众说纷纭，更使鞭尸之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鞭尸之说最权威的来源，出自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记载吴兵攻入楚国首都，伍子胥没有捉到楚昭王，怒气难消，便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拉出尸体，狠狠地抽了三百鞭。
到了东汉，越人赵晔在《吴越春秋·阖庐内传》中有了更详细的记载，说伍子胥不但鞭尸三百，还脚踏其尸，愤怒地斥责楚平王听信奸臣之言，冤杀父兄。鞭尸说便流传下来，并不断被渲染和加工，几乎已成定论。
鞭坟之说最早见于先秦《吕氏春秋·首时篇》，文中说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墓三百。”“荆”为楚国的别称，“平”为楚平王的简称。由于《吕氏春秋》成书早于《史记》100多年，其所记载的内容可信性较高，史料价值为世人所公认。
在儒家经典《春秋榖梁传》、道家作品《淮南子·泰族训》和《越绝书·卷一》中也都有类似“鞭坟”的记载。《越绝书》主要是根据收集的民间传闻而写成的。可见在该书成书之际，在民间仍然存在“鞭坟”的传闻。从这些史料来分析，“鞭坟”之说有根有据，伍子胥只是率士卒鞭楚平王坟三百鞭而已。
另一个说法是，伍子胥根本就没有掘墓鞭尸，甚至可能都没有参加破郢之战。提出此说法在人认为，《春秋》《左传》《国语》是研究春秋时期史实最有权威的史籍，三种书内根本就没有提及鞭尸或鞭坟之事。视犯上作乱为大逆不道的《春秋》对破郢之战仅有“庚辰、吴入郢”，几字的记载。如有鞭尸犯上之举，《春秋》一定不会不记载的。
《左传》用2800多字翔实记述历时一年多的吴国破郢之战。书中不但没有记载伍子胥掘坟鞭尸或鞭坟之事，甚至在记述破郢过程中连伍子胥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过。由此看来，伍子胥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这场战争。
据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记载，伍子胥曾对吴王阖闾表示：
事君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
意思是将君臣之义置于父子之情之上，不干冒犯君王。由此可见，伍子胥本人也不愿意做犯上之事。
几千年来，伍子胥掘坟鞭尸的事被许多小说和戏曲记载，成为传颂千古，家喻户晓的动人故事。但历史上确有其事吗？这还是一个千古之谜。
孔子的身世之谜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东周时期鲁国陬邑，也就是后来的山东曲阜南辛镇。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是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尊为孔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我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及他的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儒家经典《论语》，成为后世人们学习的文化瑰宝。随着孔子由普通人变成“圣人”，他的身世也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孔子的祖先为宋国大夫，因卷入宫廷内讧，为逃避家族之祸，不得不逃奔鲁国，孔氏家族的贵族身份从此丢失。到了孔子父亲叔梁纥这一代，家业略有起色。
叔梁纥以勇力著称，两立战功，一是偪阳之战。鲁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冲进城门，哪知中了埋伏，敌人将城门放下，企图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紧要关头，叔梁纥一个健步冲上去，用双手托起悬门，让入城的被围队伍顺利撤了出来，一时“以勇力闻于诸侯”。
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记载：
邹人纥，仲尼父叔梁纥也，为陬大夫。身长七尺，武力绝伦。偪阳之役，纥抉悬门以出诸侯之师。
二是夜突齐围之战。当时，鲁国军队被齐国重兵包围，鲁国的援兵只能在远远驻扎，难以上前解围。叔梁纥趁夜色带300甲士保护臧孙纥突围，并把他安全护送到鲁军救兵驻地，然后又冲回城邑组织固守。齐军最终攻打不下，只好撤退。
两次战功，使得叔梁纥誉满天下，被鲁国国君封为了陬邑大夫。而这时的叔梁纥已经60多岁了，他最关心的是要完成自己的终身夙愿，也就是家族继承人的问题。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给他生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叔梁纥的第二个女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但孟皮有残疾，是个瘸子。在当时，残疾人是不能够独立支撑家业的。叔梁纥苦于自己没有合格的继承人，于是他再次向曲阜颜家求婚。
颜家有三个女儿，老大老二都不愿意，只有17岁的小女儿颜徵在同意嫁给叔梁纥。婚后夫妻俩到尼丘山，祈祷山神降子，果然得一子，即以山命名，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故曰仲，这就是孔子名丘字仲尼的来历。
汉代司马迁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孔子世家》中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司马迁的这一句话使得孔子的身世从此成为一团迷雾，一直为史家所争论。后世针对司马迁“野合”说的解释，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是“不合礼仪”之说。当时叔梁纥66岁，颜徵在17岁，这种年龄的巨大落差在当时不符合婚姻礼仪。在当时，认为64岁以上的男人不能再结婚，因此称之为“野合”。后世儒家学者大多持此观点。
一种是“私生子”之说。这种观点认为孔子是私生子，“野合”就是“私生子说”最有力的论据。叔梁纥去世以后，颜徵在带着幼子离开了夫家，而并未能如叔梁纥所愿，成为家业的继承者，这说明孔子的地位在其家族内部并不被认可，这似乎也佐证了“私生子说”这个观点。
第三种是“圣人异象”之说。这种观点认为，圣人之出皆有异象，如梦象入怀、蛟龙缠身、感念受孕等，所以“野合”之说是为孔子的出生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孔子的后人有人就持此种观点。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并未记，按儒家经典《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年轻时曾做过“委吏”与“乘田”，“委吏”当时是管理仓廪，“乘田”是管放牧牛羊的。虽然生活贫苦，但从他“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的话中可见他勤奋好学。
孔子善于向他人借鉴学习，并且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称赞他“博学”。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公元前517年，孔子为逃避鲁国内乱来到了齐国，时年35岁。齐景公曾两次和孔子讨论治国之道，景公虽然很欣赏孔子的才能，却从未任用他。
孔子在齐不得志，37岁时，他又回到了鲁国，潜心修订诗书礼乐等书，以它们为教材，传道授业，弟子门生不可胜数。
鲁定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501年，孔子被鲁王重用，被任命为中都宰，这一年孔子51岁。上任才一年，地方被他治理得井然有序。由于政绩不凡，于是孔子由中都宰升迁到司空，再升为大司寇，这是他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
孔子在鲁从政，齐国人听说后很不安，唯恐鲁国强大之后吞并齐国，于是送“女乐”给鲁定公和季桓子。季桓子接受了齐国所送的“女乐”，三日不听政。从此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于是他带领弟子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这一年孔子已55岁。
公元前484年，在弟子冉求的帮助下，68岁的孔子得以体面地回到鲁国。孔子回到鲁国以后，鲁国人尊他“国老”，起初鲁哀公与季康子经常向孔子咨询政事，但始终终不重用他。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终年72岁，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由于年代相隔甚远，就连司马迁为撰写《史记》也曾费了不少周折，有关孔子身世的详细资料大多已经湮没无闻。虽然经过历代许多人的详细考证，仍然有不少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要想揭开孔子身世之谜，看来还需要继续努力发掘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行。
孔子杀少正卯迷雾
少正卯，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子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多次把孔子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与孔子存在着利益竞争。
鲁定公14年，也就是公元前496年，孔子升任鲁国大司寇一职，代理宰相。他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诛”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并暴尸三日。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於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所著的《荀子·宥坐》中关于此事有更为详尽的描述：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
大致意思是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因为孔子诛杀少正卯一事问老师孔子：“那个少正卯，是鲁国名人，您刚执政就把他杀了，也许有些不妥吧！”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缘故，天下最大的罪恶有五种，但盗窃并不算在里面。一是心怀背逆、居心险恶；二是行为邪恶而固执不改；三是妖言惑众；四是旁门左道的知识渊博；五是因循错误主张又善于文过饰非。”
也就是说，孔子诛杀当时鲁国的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并且在家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已是小人中的奸雄，所以非杀不可。
孔子所说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和后来人们所说的“异端邪说”相似，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例属于“思想犯罪”性质的大案。孔子思想中有讲“仁”“爱”的一面，也有讲“刑”“杀”的一面。孔子主张对小人和下民，为制止他们叛逆犯上，应该“怀刑”和“纠之以猛”，所以要诛杀个别乱政之人。后来的很多著作都引用了《荀子》的说法，认为孔子杀了少正卯。
到了东汉，更有东汉哲学家王充说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在鲁国讲学，曾使孔门“三盈三虚”。这样说来，他们互相争夺学生，孔子诛杀少正卯或许有挟嫌报复，打击私敌的成分。
汉代学者高诱认为，少正卯是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少正”是其官称，“卯”为其名。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孔子并没有杀少正卯，他在《朱子语类》中说：
某尝疑诛少正卯无此事，出于齐鲁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若果有之，则左氏记载当时人物甚详，何故有一人如许劳攘，而略不及之？史传间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
此说一出，许多学者都表示赞同。其主要理由之一是，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足为信，目的大概是想借此提高孔子的权威，如果真有此事，为什么到了战国末期的《荀子》才出现此事的记载呢？成书早于《荀子》的史学名著《左传》为什么对如此轰动的大事没有谈及呢？
另外，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和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孟子》等书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由此可见，历史上并没有孔子诛杀少正卯一事。
理由之二是，孔子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以一个大夫的身份去杀掉另一个大夫，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情理。孔子提倡“仁”，强调“为政以德”，主张用“德”去感化小人，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当鲁大夫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想法时，孔子坚决表示反对。杀少正卯一事，应该说与孔子的这一思想不相吻合。
对于孔子的官职，还有人提出，孔子“摄相”的时间是在鲁定公和齐景公相会之时，而所“摄”之“相”是“傧相之相”，也就是儒家经典《周礼》所谓“接宾曰傧，诏礼曰相”者。凡盟会坛战，必有一诏礼之官，而孔子当时所做的就是这种官。
清朝著名的辨伪学者崔述在《洙泗考信录》说：
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
若果真如此，以孔子一礼官之职去诛杀一位有名的大夫，实在是不可能的。
两种说法，各自成理，一直流传了下去。那么，孔子究竟有没有诛杀少正卯呢？由于直接证据不足，成了后世聚讼的焦点。
勾践“卧薪尝胆”之谜
据说春秋时期，越国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于会稽山上，不得不向吴王夫差屈辱求和。从此，越国臣属于吴国，受到吴国的控制，越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决心复兴越国，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了要休息时，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终于灭了吴国。人们不禁要问，越王勾践用以激励自己的“卧薪”和“尝胆”两种手段，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
根据记载，越王勾践事迹的历史资料，成书时代较早而史实也较可信的，当首推史学名著《左传》和国别体著作《国语》。在《左传》的“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中，《国语》中的《吴语》和《越语》上、下三篇里，大量记叙有关越王勾践的事迹，但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记载却一点儿也找不到。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勾践确实有“尝胆”的行为。但“卧薪”呢？司马迁笔下的“苦身”是不是指“卧薪”呢？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地交待。
到东汉时，东汉初期史学家袁康、吴平作《越绝书》，东汉赵晔著《吴越春秋》，专门记述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史事。但前书既没有说到卧薪，也没有提及尝胆，后书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只说越王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而绝没有卧薪之事。
据一些学者考证，最先把“卧薪”和“尝胆”连在一起用的是北宋的文学家苏轼，他在《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说孙权在三国鼎立时曾“卧薪尝胆”，它的内容与勾践是不相干的。
到南宋时，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就谈及吴王夫差有“卧薪尝胆”的经历。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也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
清代历史学家马骕著《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所为。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并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可知，从南宋到明代，“卧薪尝胆”的是夫差还是勾践，尚未搞清楚。
直至明朝末年，明代戏剧家梁辰鱼的传奇剧本《浣纱记》和文学家冯梦龙写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多次渲染勾践的卧薪和尝胆。由于这两本著作影响甚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便广为流传，弄假成真。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勾践“卧薪”之事，在东汉时成书的《吴越春秋》中已有记载。该书的《勾践归国外传》说越王勾践当时：
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
什么是“蓼”？清人马瑞辰解释说；“寥，辛苦之菜也”。蓼这种苦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寥薪”。
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东山》描写田园道：“有敦瓜苦，在蓼薪。”意思是说，圆圆的苦瓜，生在众多的蓼菜中。勾践为了磨炼意志，准备的蓼菜一定很多。然则，“攻之以蓼”也可以说是“攻之以蓼薪”。十分明显，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要睡的时候，就用众多的苦菜蓼薪来刺激，打消睡意。这种说法的结论是：勾践确实有过卧薪尝胆的行为，尽管后人误解了这个词语的意思。
若说卧薪尝胆这个故事是真的，为什么历史上这么晚才有记载？若说是假的，它却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因此，它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越王剑未解之谜
196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地区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锋利如初的青铜剑。这把青铜剑出土时，置于棺内人骨架的左侧，并插在涂有黑漆的木鞘内。
该剑制作精美、犀利异常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在靠近剑格处有两行错金鸟篆铭文，铭文为：“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证明此剑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勾践的剑。
越王勾践是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他的剑为何没有留在越国故地，而是埋藏在了千里之外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呢？
一种意见认为，越王剑是楚国的战利品。香港考古学家吕荣芳先生，对该楚墓中一起出土的竹简，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个楚国贵族墓墓主人是邵滑，邵滑是楚怀王时的大贵族。楚怀王曾派他到越国，离间越国内部，诱使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便乘乱灭掉了越国。
因此，邵滑是灭越的大功臣，楚怀王把从越国掠夺回来的越王剑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了邵滑。邵滑死后，便将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以显赫他生前的功绩。
还有人认为，越王剑是越王勾践女儿的嫁妆。认为墓主并非邵滑而是楚国士大夫邵固，墓主邵固生活在楚威王或更早些时候。根据史书和竹简记载，在楚威王之前，楚越两国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楚昭王曾娶越王勾践之女为妃，而勾践将他珍贵的青铜宝剑作为女儿的嫁妆而流入了楚国。
墓主邵固是楚国的王族，从他祭祀先王、先君来推测，他是楚悼王之曾孙，竹简中还记载了他常侍奉楚王，说明他与楚王的关系非常密切。邵固在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因此楚王为了表彰他的忠心侍候，而把这把名贵的越王剑作为随葬品赐给了邵固。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越王剑会流落到楚国，和楚国灭越分不开。楚国灭越以前，越国正在强盛时期，越王剑不可能流落在国外，越王剑也有可能是越国王子奔楚国，客死异国的随葬品。
总之，越王勾践这把随身佩带的青铜宝剑，为什么会在远离越国的江陵楚国墓葬中出土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直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越王剑虽已深埋地下2000多年，却仍毫无锈蚀，光洁如新，寒气逼人。为了检验它的锋利程度，在出土时，考古专家曾经做过一次试验，将20层叠成一扎的白纸，用剑轻轻一划，便截成两半。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青铜剑天下驰名。记载古代吴越地方史的杂史《越绝书》记载：
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
越国的铸剑技术之所以有名，这和当时的几个条件是分不开的。首先，越国有丰富的铜、铅、锡等矿藏资源，为铸剑提供了必需的物质保障。还有大量的专业人才，诸如干将、莫邪、欧冶子等许多名留青史的铸剑大师。此外，剑的盛行和南方一带的地理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北方多平原，南方则多丘陵，所以剑之类的短兵器运用比较广泛。
那么，究竟有多少把越王剑呢？专家也很难说清楚。真正带有越王铭文的青铜剑，官方收藏的有几十把，要是加上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就没有办法统计了。到底有多少把越王剑，一直还是个未知数。
一把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的古剑，居然毫无锈蚀，人们无不好奇，越王剑千年不锈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所认可的越王剑千年不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测试，人们发现越王勾践剑的含铜量约为80%至83%、含锡量约为16%至17%，另外还有少量的铅和铁。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是越王勾践剑不锈的自身因素。
第二，越王剑埋葬的墓葬在地下数米，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一种质地细密的白色黏土，考古学界称之为白膏泥的填塞，其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致密性更好。加上墓坑上部经过夯实的填土等原因，使该墓的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么多的密封层基本上隔绝了墓室与外界之间的空气交换。还有该剑出土时插在髹漆的木质剑鞘内，与空气接触、氧化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所以这就是越王剑千年不锈的外部环境因素。
第三，该墓处在荆州附近的漳河水库二干渠上，地下水位较高，该墓的墓室曾经长期被酸碱性基本为中性的地下水浸泡，致使墓室内空气的含量更少。所以这是越王勾践剑不锈的又一个外在因素。
后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在于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铬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地球岩石中含铬量很低，提取十分不易，而且铬还是一种耐高温的金属，它的溶点大约在4千度。那么古人究竟是如何镀到剑身上的呢？一直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吴越战争与西施之谜
春秋末年，越国出现了一位旷世绝代的美女，她就是位列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她本姓施，叫夷光，因为住在宁萝山下的西村，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她为西施。
那时候，我国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一带，峙立着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权，一个在北，叫吴；一个在南，叫越，也就是西施的祖邦。
公元前494年，吴越再战于夫椒，越军大败，越王勾践同他的五千残部被围在会稽山上。要么投降，要么战死，越王勾践审时度势，选择了前者。
要么仇杀，要么宽恕，吴王夫差好大喜功，选择了后者。于是，勾践和他的妻子，以及大夫范蠡，穿着奴婢的衣服乖乖地去吴国当了人质。
勾践毕恭毕敬，尽着奴婢的职责。吴王出行的时候，勾践提着马鞭，吆喝开道，吴王病重的时候，勾践煎药尝粪，祈福问安，他终于骗得了忠谨的美名，两年后，夫差赦他回国。
为了麻痹吴王的斗志，勾引吴王腐化堕落，他又采取了范蠡的建议，实施三十六计中最温馨而又是最恶毒的一计，美人计。
公元前485年，西施被选进越国都城。据说，越中士民为了一睹芳颜，票价高达一个金币。经过3年的教习，才恭恭敬敬地送到吴国。
吴王夫差一见，果然神魂俱醉、宠爱异常。先是扩建姑苏台，以备游乐，再是新建馆娃宫，以供居处。泛舟有锦帆，赏月在玩月池，避暑有消夏湾。据说，先把廊下凿空，填以大瓮，再辅木板，当裸足女郎们趿着木屐，曳着裙裳绕廊而过的时候，当然是别有风韵的。何况是天姿国色的西施。
西施到底是怎样把吴国推向败亡的，历史没有记载。事实是，吴王夫差越来越亲近阿谀奉承的亲越派，越来越疏远直言敢谏的伍子胥，并且把他的鹰瞵虎觑转向遥远的北方。
公元前489年，越王勾践伐齐，两年后，伐鲁，再一年后，又两次伐齐，并且在公元前484年，杀掉了伍子胥。公元前475年，越王大举进攻吴国，围城两年。现在，轮到吴王夫差乞哀求和了。越王却说：“上天曾经把越国赐给吴王，吴国不肯接受，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越国岂敢推辞？”吴王无奈，只好拔剑自裁，结束了持续了几十年的吴越战争。
姑苏台大火三月。然而，西施哪里去了？那个传说中为着祖邦的存亡而忍辱负重的西施？那个传奇式的英雄呢？关于西施的有无，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派意见是西施是古代美女的通称，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屡见。早于勾践200年的《管子》中就说：
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西施怎么又可能传奇式的出现在200年之后的吴越战场上呢？所有与西施有关的先秦典籍，都不曾提到“美人计”。连热衷于鼓吹忠义节烈，并且最善于钩奇猎隐的司马迁也没有提及“西施”一词，可见美人计的故事，实是后人杜撰。美人计故事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500年后的袁康、赵晔，又怎么可能知道这段湮没了500年之久的历史陈迹？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的兴亡，有它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绝不是一两个从属人物所能左右的，何况是被封建社会排除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女子。然而，一到国家败亡，就找出女子来当替罪羊，夏桀有妹喜，商纣有妲己，周幽有褒姒，不一而足。
因此，吴越战争中的美人计，也不过是“女娲亡国论”的变种，是封建社会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惯技，认真不得的。因此，西施实无其人，美人计也实无其事。
另一派意见是，《管子》一书，并非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之作，常有后人补人的文字，因此，用这些来论证西施，有没有是不足为据的。而一到战国时期。诚朴如《墨子》，方正如《孟子》，旷达如《庄子》，都曾对西施的“美”交口称誉，西汉初年的贾谊《新书》、刘向《说苑》、刘安《淮南子》中更是言之凿凿，西施确有其人，是不容置疑的。
施行“美人计”或者误中“美人计”，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儿。因此，西施之事，为吴、越两国史家所讳言。柄笔严谨的司马迁未能纳入《史记》，是不足为奇的。然而这富于传奇色彩的人或事，必然在吴越地区广为流传。
浙江绍兴出土了两面汉代制作的吴越人物画像铜镜，画像内容、题款有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越王和二女。画中吴王怒视伍子胥，伍子胥则慷慨拔剑作欲自刎之态，越王与范蠡窃窃私语，暗自得意，那宽袖长裙、亭亭玉立、风姿绰约的二女就当然是西施和另一同献的美女郑旦了。为西施教习歌舞的土城山遗址尚在，供西施居处游览的姑苏台、馆娃宫、西施洞、玩月池等遗址尚在。西施其人其事，是不必怀疑的。
当然，吴国的灭亡，必有其自身的不可不亡的原因。西施的出现，只是加速吴王的腐败，在客观上为越王灭吴创造了某种条件而已。夸大西施在灭吴过程中的作用，或者完全否认这种作用，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唐代诗人罗隐在《西施》一绝中说得中肯：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吴国灭亡了，西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的后半生又是怎么度过的？
一种说法是，吴越战争之后，西施被安置回乡，在风景秀丽的若耶溪畔，度过了晚年。不过，这只是后代学子的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历史上却是找不到根据的。
第二种说法是，西施被沉水而死。和西施时代相距不远的《墨子》记载说：
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
文中所举的比干、孟贲、吴起之死，均与史实相符，可见，西施被沉，也是真的。
古本《吴越春秋》说：“吴亡，西施被杀。”《吴越春秋逸篇》也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鸱夷”，就是皮袋，伍子胥也是装在“鸱夷”里，投入了钱塘江的。
民间传说，他的怨，他的怒，终于化成定时而发的潮水，形成千古奇观“钱塘潮”。想不到西施也落得个同样的结局。于是，小说家们又附出新情节，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东周列国志》说：越王把西施掳归故国，越夫人醋劲大发，逼着越王，把西施沉水，还说：“这种亡国的妖孽，留着何用？”
第三种说法却颇为浪漫，《越绝书》说：
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根据这条史料，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编成了颇具影响的《浣纱记》。书中说：范蠡和西施早已定情。吴亡后，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范蠡却认为越王雄猜阴狠，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于是急流勇退，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带着西施，驾着一叶扁舟，泛五湖而去。不数年，齐鲁一带有一位来历不明的富家，私资巨万，人称陶朱公，据说，就是这位亡去的范蠡。
西施本是农家女子，只是因为天生丽质，做了越王政治斗争中的工具，事成之后，“兔死狗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看一看灭吴后的范蠡出逃、文种被杀，就知端倪。
唐代诗人李商隐说：
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
晚唐文学家皮日休也说：
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
这些人都是深信此说的，可不悲哉！
西施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她的后半生又是如何度过的？我们还不得而知，还需要有关学者进一步为人们寻找答案。
曾侯乙身世之谜
1978年，我国发掘的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无墓道，南北向，墓坑南北长16.5米，东西宽21米，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
墓中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余件。其中曾侯乙编钟，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擂鼓墩古墓出土的最瑰丽的珍宝。编钟共有65件，分3层吊挂在钟架上，每一件编钟上都铸有“曾侯乙作持”及其所属的音程和音名，每一件钟体都有两个击奏点。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套编磬，及鼓、琴等乐器数十件，古墓穴简直就是一座音乐厅。
如果说实物乐器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知道古代乐器的真实面貌，那么这些沉睡了2400多年的乐器能否发出声音？即使能发出声音，是否还是2000余年前的那个原音呢？
曾侯乙墓中“交响乐团”使用的整套编钟，经过音乐工作者的研究和试验性演奏，证明它虽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音乐性能不仅依然保存，而且仍然很好，音色优美，音域很广。出土的编钟，真可谓我国古代音乐艺术的瑰宝，是华夏之邦优秀的民族音乐财富。
曾侯乙，姓姬名乙，生卒年不详，现有的文献资料鲜见其生平记载。对曾侯乙墓葬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的文字材料说明，曾侯乙是一位曾国诸侯王。
可是编钟的主人曾侯乙是哪一代的曾国国君却一直是一个无法考释清楚的谜。学术界存在三种意见：一是夏代始封的姒姓曾国；二是西周始封的姬姓曾国；三是随即曾国，姬姓。
古文献中关于曾国的记载很少，曾可以写作“缯”“潧”“鄫”等。根据专家的考证，上古中国存在过“姒”姓的曾国和“姬”姓的曾国，并且两个曾国同时存在过很长一段时间。
“姒”姓的曾国也写作缯，是夏代的封国，其地在古申国的北面，就是现今河南南阳之北，那一带在春秋时代成为楚国方城的缯关。商汤灭夏后，把缯国的居民迁到河南新郑和密县之间的潧水一带，这条河流可能因缯的居民而称为潧。周灭商，又迁缯国的居民于山东临沂苍山附近的曾鄫，此鄫也可能因缯的居民所居地而产生的新字。鄫为西周的子爵诸侯国，并同西周王室保持一定的婚姻关系。可是到了春秋时代，曾同东周王室一样每况愈下。
有一次，宋襄公召集了曹国、邾国、曾国的国君或大臣在曹国南部会盟，曾国的国君没有及时参加。会盟后宋、曹的君臣又到邾国去进行国事活动，曾国的国君只得匆匆忙忙地赶到邾。宋襄公因曾子的迟到而恼怒，命邾君把曾子抓起来，就像牛羊一样被杀了当作祭祀土地神的牺牲。这是一次春秋时代残酷的“人祭”。其后的曾国就投靠了鲁国。
春秋中期，曾国因有鲁国作为靠山，便对邻国莒国不作防备。莒国乘鲁国无暇顾及曾国时，就把曾国灭了。曾的贵族和部分居民逃到鲁国，便以曾为姓。
按照姒姓曾国逐步衰亡的轨迹，战国中后期的曾侯乙不可能是姒姓曾国的后裔，更没有力量和技术铸造成如此硕大而精美的编钟。姒姓曾国的贵族和民众仍有可能迁到其他地方再图发展。再说，山东境内的曾国是否就是夏代始封的姒姓曾国还缺乏必要证据。
有的学者根据一些出土的曾国青铜器铭文，认为在河南的曾国是“姬”姓的曾国，在西周昭王、穆王时代，曾经对南蛮用兵，同时把原先分封在陕西、山西的“姬”姓诸侯国迁移到汉水流域，以作为周王室的南方屏障，曾国就是在那个时代迁到了原来“姒”姓曾国的居地，故又有了一个“姬”姓的曾国。
同时迁到汉水流域的有应、霍、随等，史书上称它们为“汉阳诸姬”，都是伯爵国家。
到西周后期，“姬”姓的曾国已经比较强大，曾经同申国、戎人和其他诸侯国一起保护周平王东迁，故有可能升为侯爵。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新野发现了不少曾国的墓葬，出土了一些带有铭文的曾国青铜器，这表明那里确实存在过一个曾国。而且在湖北随县、枣阳境内也曾经出土了不少带铭文的曾国青铜器，表明原来在南阳、新野一带的曾国逐步向东向南迁移，约在战国中后期迁到了随县。
至于曾国迁移的原因是出于对楚国的礼让，基于这一原因，曾国博得了楚王的好感，在曾侯乙去世后，楚惠王获悉，便铸造了青铜礼器相赠。
从曾国青铜器的分布情况论及曾国的迁移路线和范围是对的，可是怎样解释随县、枣阳一带出土的春秋前期的曾国青铜器呢？有的学者认为那是后来带过去的。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作为一个长久地存在的、又是一个比较强人的、有地位的诸侯国的大范围迁移，毕竟缺乏必要的证据。更何况随县本来是姬姓随国的所在地，曾国怎么占有随国领土呢？那随国又到哪里去了呢？
随国“姬”姓为侯爵，史书称“汉东诸姬随为大”，楚武王扩张国土，带病亲征，途中猝死，其他将领密不发丧，继续前进，兵临随城。随侯在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同楚国订立了城下之盟。于是随楚两国相安无事。
春秋后期，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打楚围，一直攻进楚国的郢都。吴国曾以同为“姬”姓为由，要求随国作为后援，遭到随侯的拒绝。随侯坚守盟国的信誉而受到称赞。
可以说整个春秋之世，随都是“姬”姓随国的所在地，到了战国中后期，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曾国来？有学者认为随国即是曾国，就像魏又称梁、韩又称郑一样。这样就把两个地域大体一致的姬姓诸侯国统一了起来，以解决曾侯乙编钟拥有者之谜。
可是，随国为什么又可以称曾国呢？魏可以称梁，是因为魏的都城是大梁；韩可称郑，是因为韩国的都城是郑。可随本来就有一个姬姓侯爵的随国，并非姬姓曾国的都城。由此可见，随国即是曾国的见解仍需商讨。
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不少竹简，却对曾国的历史不记一字。后来在擂鼓墩发掘了2号墓，虽然也是一座曾国国君的墓葬，但是其规模、随葬物均没法同曾侯乙墓相提并论。要解开曾侯乙编钟的拥有者之谜，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众多扁鹊墓的谜团
根据史籍记载，扁鹊本名叫秦越人，是齐国渤海郡人。他的医术师承长桑群，由于他刻苦钻研，达到了博精相辅、享誉天下的至高境地。他对各科医术都十分擅长，而诊脉是最为有名的。
扁鹊是一位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决定性贡献的大医学家。他一生倡导和推崇脉学，反对巫医骗术，这不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的影响相当深远，以至中医界一直把他提出来的脉学原理奉为经典。
因为扁鹊的医术太高，名声太大，所以，避免不了会引起小人的妒忌。当时的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难比扁鹊，却又不愿名落他人之后，于是，便雇佣刀手，刺杀了扁鹊。
可惜，这样一位医学巨人，竟然死于非命。而史学家对扁鹊的后事并无记录，导致扁鹊的后事成为千古之谜。在过了近千年后，关于扁鹊墓地的种种说法却出现了很多。
在河南汤阳地区，有扁鹊墓和扁鹊祠。据传说，这里原来是一道名为伏道冈的山冈。伏道冈的名字就来自于扁鹊当年被“庸医恶其胜己，伏于道侧，谋而杀之”的缘故。这些尚存的墓和祠，没人能说清楚它们立于什么时代，只是墓旁的各种碑刻都是元代以后各朝刻上去的。
在山西永济清华地区，也有扁鹊的祠和墓。墓前有一对石羊及宋、明时代的碑刻。墓的周围还保存着完整的石墙。永济是战国时的解虞，扁鹊曾经在此行过医。不过，同样没人能说清，墓和祠是什么时代建立的。
坐落在山东济南北郊鹊山西麓的扁鹊墓，墓前石碑署“春秋卢医扁鹊墓”。鹊山之名就来自神医扁鹊。传说扁鹊曾在山上炼制丹药，死后就葬在了此山脚下，因此山以人显，遂改为了鹊山。
在河北邢台丘县也有扁鹊庙，相传扁鹊被害于秦，虢太子千方百计把扁鹊的头颅从秦国找回，葬在邢台内丘的蓬山，并立庙祭祀，由此这个山村便更名为“神头”。
据《内丘县志》记载，扁鹊庙汉唐时就有，但是，始建不详。自汉以来，历代均有修葺，现存为元代建筑，是全国最早、最大、最著名的纪念扁鹊的古建筑。
除了以上说法之外，还有其他的不同说法。在山东济南西郊，原长青地区志记载“今卢地有越人墓。”秦越人，即是扁鹊。在陕西临潼东北的南陈村，相传扁鹊被害于此，就地掩埋。
因为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以上这些种说法的真伪。而且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诸地在春秋战国时代，分属秦、韩、齐、魏、赵各国，正是历史上记载的扁鹊行医周游时经过的地方。而谋害他的人，也可能在任何地方下手。
前无记载，后无依据，谁也无法辨别哪一座扁鹊墓是真正的扁鹊墓。可能是当年扁鹊曾行医治病地方的百姓为感怀其德，而修衣冠冢纪念他，因而造成了后来扁鹊墓各地都有的局面吧！
屈原自沉汨罗江之谜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人。屈瑕姓熊，名瑕，因被封于屈邑，其后代便以封地为姓，遂称屈氏，为屈姓先祖。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被后人称为“诗魂”。
屈原在担任三闾大夫和左徒期间，心系苍生社稷，力主改革朝政、联齐抗秦，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楚国腐朽贵族势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上官大夫等人的妒忌、诬陷，最终导致他与楚怀王的疏远，两次遭到流放，被逐出郢都。但他始终不忘自己的祖国，希望楚怀王和后来执政的楚顷襄王能够召回自己，为国尽力。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就在同年五月，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原因，学术界历来颇具争议，存在多种说法。
一是愤世说。此说主要认为屈原痛恨朝政紊乱、世事浑浊而投江。这种说法始于汉代。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记载：
屈原自放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罗，自沉而死。
西汉文学家刘向在《新序·节士》中记载：
屈原疾暗世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于世，将自投于渊。
另外，从有关史籍和屈原作品中，也可看出，屈原是极为愤恨当时朝政不明和世事混浊，如《怀沙》中写道：“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莫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更为明显的是《渔父》中写道：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也将此记载于《屈原列传》一书中，可见，司马迁对于屈原投江原因的看法属于此类。
二是殉国说。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离骚赞序》一书中写道：
国将危亡，忠诚之情……自投汨罗。
宋代理学家朱熹在《离骚经序》一书中写道：
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
清代王夫之在《楚辞·九章通释》之序中写道：
迨顷襄狂惑，窜原于江南，绝其抒忠之路。且弃故都而迁寿春。身之终锢，国之必亡，无馀望矣，决计自沉。
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叹郢都的陷落，宗庙社稷成为荒丘废墟，人们流离失所，楚顷襄王不能拼死抵抗秦军，楚国灭亡指日可待。王夫之认为，屈原眼看郢都沦陷，国都已破，于是不忍国亡而投江以殉国。
后来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不忍亲眼目睹国家灭亡，故而投江殉国。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写道：
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颠沛流离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
郭沫若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写道：
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三是殉道说。此说以近代知名古典文学理论家曲沐为代表。他认为：
屈原的自杀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的黑暗，一是性格的刚直，是生命在与现实的撞击中而毁灭。
屈原是出身于华族贵胄的政治家，其理想中的‘明君’‘哲王’已不复存在。屈原在面对楚怀王、楚顷襄王这样的昏君，其抱负与志向无法实现，加之小人的谗害，因而愤懑不平，牢骚罹忧。
屈原是战国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位别具特色的“士”，他的人格力量在于他坚守“人道自任”的理念和对自身“内美”“修能”的不可动摇的认知，义无返顾坚持理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只身赴死，以求得精神上的圆满。
四是尸谏说。此说以近人王之江为代表。他在《屈原之死刍论》一文中认为，楚国“党人”横行，国危濒亡，屈原已被流放之中，无力身谏楚王。但屈原忠心未泯，既无力效忠国与民，也无力促使楚王醒悟，报国无门的他只好采取尸谏之法，投汨罗而死。
绝望的屈原决心以死来震醒昏君。屈原在《离骚》篇末有“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是商朝有名的贤士大夫，他曾忠心劝谏国君，遭到漠视，最后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来屈原之死是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的。
五是洁身说。此说来源于《渔父》《离骚》以及《怀沙》《涉江》等诗篇的诗句。《渔父》有“安能以身之察察，爱之汶汶呼！”《离骚》有“伏清白以死直兮”。
宋代司马光《屈平》诗曰：“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司马迁《屈原列传》也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的评说。
近人国学大师姜亮夫认为，屈原为国君昏庸而痛心，不愿看着“党人”乱政，葬送楚国锦绣河山。加之长期放逐，身心交瘁，再无重返朝廷、实施理想“美政”的希望。为了保持清白高洁的操守，捍卫自己所毕生追索的理想，终于带着不尽的遗憾，愤然投身汨罗江中。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曾赞叹屈原不肯在浊世中苟活，故而“蝉蜕于污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说：
屈原为什么要跳水呢？屈原是清清白白的，“伏清白以死直兮。”“直”是道德的“德”字，即，我有这个德，先天得之于我的先祖高阳，我是楚国的宗族。我又有这样的修养，既然“举世皆浊我独清”，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自己个人是光明磊落的，没有一点含糊，他最看得起的道德是耿介，耿是光明的意思，介是大的意思，光而且大，这是屈原的最高理想。
后来，又有人提出屈原并非自杀，而是谋杀。屈原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理想的诗人。他写过大量的情诗，其中《湘夫人》是其中之一。
提出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湘夫人”的原型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湘夫人”中的“湘”代表楚国，“夫人”就是妻子。“湘夫人”是位已经出嫁、受道德礼教制约的女人，屈原不能与她公开见面，而只能跑到荒郊野外与他秘密幽会。屈原与郑袖的暖昧关系被怀王知道后，促使他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使他们不能见面。
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在秦国病逝，楚人正式立太子为王，是为顷襄王。屈原闻听此讯后希望郑袖说服顷襄王，让他重返京城。为了防止他们的关系卷土重来，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的遗命，派人追杀屈原。让屈原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汨罗江边最终等来的是追杀他兵士们，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捆紧了之后压上石块投入江心，发生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而一直流传下去的赛龙舟和包粽子是否也在暗示当时的这一幕呢，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追杀屈原的场面；粽子里的糯米象征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袋子，捆粽子的绳子象征捆扎他的绳索；把粽子投入水里，则象征屈原被淹死的真相。
总之，不管屈原死亡的内因是什么，他的结局都是个悲剧。
韩非死因之谜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韩国贵族。韩非所处的年代，正是战国末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韩非眼见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面对强大的秦军进攻一再割地忍让，他曾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一系列修正法度、富国强兵的建议，但不为韩王所采纳，于是他退而著书，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后来，这些作品集为《韩非子》一书，共计55篇，10万余字。
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秦始皇赢政看到《孤愤》《五蠹》等著作后，为韩非深邃的思想拍案叫绝，他对左右说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但是，当韩非到了秦国之后，并没有如秦王所说的那样，反而被投进了牢狱，不久就被处死。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死于李斯的嫉贤妒能。这种说法自从王充《论衡》中阐述“韩非之死，乃李斯忌才所致”后，已经成为史学界普遍的看法。司马迁《史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韩非不善言谈，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自己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空怀报国之志，却四处碰壁的韩非做了秦国的客卿。
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这使李斯非常嫉妒，害怕自己的地位被韩非所取代，于是伙同大臣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伺机将他置于死地。
李斯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公子，他能真心为大王您吗？现在大王想吞并诸侯，他终究会为韩国而不能为秦国，这是人之常情。不能为秦国效力，大王您现在又留着他，甚至送他回国，这是祸患的开始。不如找个理由把他诛杀吧。”
李斯这段话说得非常有技巧，句句充满对秦王和秦国的忠诚。一向对李斯很信任的秦王觉得李斯言之有理，便下令查办韩非，将韩非囚入监狱。李斯的目的初步达到，当然不能允许自己的计划落空。为了避免因秦王后悔而生出他事，他派人送去了毒药。
韩非很想到秦王面前申诉，狱卒和李斯却不给他这个机会。可怜的韩非，昨日还是秦王的座上客，今日就成了阶下囚，最终含冤而死。待到秦王后悔让人赦免韩非时，发现韩非已经死了。而李斯则说韩非是畏罪自杀，秦王半信半疑，但人已死了，也只能作罢。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对此也有记载：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根据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有的学者却不赞同这种意见，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向秦王推荐韩非的正是李斯，如果李斯有妒贤嫉能之心，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另外，韩信被囚禁进而被杀，不是在秦王重用他时，而是在还未信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就是说，此时的韩非并未对李斯构成任何威胁，根本谈不上什么嫉妒。
还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虽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在于秦王的多疑。秦王为人“少思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怀疑。韩非使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韩国，因而处处站在韩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秦王对他的到来疑虑很多，于是下了毒手。如果秦王没有杀韩非的打算，李斯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首先，韩王曾找韩非详细商量过去对付并削弱秦国的问题，正当秦国派兵攻打韩国的时候，韩王把韩非派来秦国，难免不引起秦王的怀疑。其次，《史记》虽然记载了韩非死后秦王很后悔，但是他既没有为韩非平反，也没有追究李斯和姚贾二人的诬陷罪，可以推测出杀韩非一事，秦王默许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韩非咎由自取。史学名著《战国策·秦策》中记载，齐、楚、燕、赵四国准备联合攻秦。秦王召集群臣和众宾客商讨对策，群臣莫对。而姚贾愿意出使四国以分化四国联盟，秦王很高兴，赏赐姚贾千户，封为上卿。
韩非身为贵族，看不起监门出身的姚贾，说姚贾曾是地位卑微的守门人，因盗窃被赵国驱逐出国，如若重用这样的人，怎样勉励群臣呢。秦王召见姚贾询问，姚贾不否认自己的历史，并且表明自己全力效忠侍主，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离间君臣。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乎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种种说法，都有让人无法释疑的地方。关于韩非的死因究竟如何，韩非究竟是死于谁手，一直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传国玉玺下落之谜
传说在春秋时期，楚人卞和在楚山，看见有凤凰栖落在山中的青石板上，依“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的说法，他认定山上肯定有宝。经过他仔细寻找，终于在山中发现了一块璞玉。
卞和将得到的这块璞玉，献给楚厉王。楚厉王让玉工辨识，玉工鉴定为石头，楚王便以欺君罪断了卞和左足。后来楚武王即位，卞和又来献玉，结果，仍以欺君罪再断卞和右足。
公元前690年，楚文王即位，年老的卞和抱着这块玉在荆山下号啕大哭。楚文王知道后很奇怪，派人去问。卞和说：
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
意识是说：我并不是悲叹自己的命运，而是为手中的宝玉被世人看作是普通石头感到悲哀。总有一天会有人证明我没有说谎的。
楚文王让人把璞玉剖开，果然雕琢出了一块稀世宝玉，“和氏璧”因此得名，一直留在宫中。
楚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楚威王就将和氏璧赏赐给了他。但是不久昭阳就将它丢失了。后来，赵国人缪贤在集市上用500金购得一块玉。令人没想到的是，经玉工鉴别，此玉就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赵惠文王听说和氏璧在自己国家出现，便据为己有。
秦昭王获悉此事后，致信赵王说，愿以秦国15座城池换取玉璧。赵王害怕秦国威力，派蔺相如奉璧出使秦国。机智过人的蔺相如不辱使命，设计取回玉璧，送回赵国。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和氏璧最终还是落入了秦国手中。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刻于壁上，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过洞庭湖口时，风浪骤起，龙舟将倾，于是始皇将玺抛入湖中，祈神镇浪，传国玺就此第一次失踪了。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从此，传国玉玺随江山易主不下十多次，尽尝坎坷流离之苦。
秦朝二世灭亡，传国玺辗转落入了刘邦手中。后来刘邦击败项羽，成为天下之主，传国玺自然而然地成为汉室政权的象征，代代相传。自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公元前1年，汉哀帝刘欣病死，幼帝登基，传国玺由皇太后代管。王莽篡位自立前，派堂弟逼皇太后交出传国玺，她气得将它掷在地上说：“你们兄弟逆悖天理，不会有好下场！”
当王莽拿着传国玺，发现它被砸掉一角，连忙命玉匠用黄金镶饰。王莽被赤眉军所败后，带着传国玺躲在渐台，不料被原本是长安城里的一个生意人杜吴所杀，杜吴并不认识传国玺，只拿走了传国玺上的绶带。乱军的校尉公宾就见到绶带后，问明来历，就跑到渐台割下了王莽首级，取走了传国玺，一并交给了顶头上司王宪。
王宪手捧传国玺，坐着天子的銮舆，有称帝的打算。然而好景不长，更始帝刘玄的部下李松攻入长安，斩杀王宪，把传国玺献给了绿林军拥立的皇帝刘玄。刘玄很快又被赤眉军所败，传国玺落入了赤眉军拥立的皇帝刘盆子手中。没多久，刘盆子被光武帝刘秀所败，被迫投降，传国玺最终落入了刘秀手中。
东汉末年，宦官张让、段珪作乱，汉少帝夜出北宫，与掌玺者走散。张让、段珪被杀后，少帝回宫，发现其他六枚玺印都在，唯独失去了传国玺。
不久，权臣董卓作乱，群雄讨伐董卓，董卓失败，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从城南甄宫井中捞出一宫女的尸体，从女尸携带的朱红小匣内取出玉玺，该玉玺方圆4寸，上携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补，下有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孙坚意外获得传国玺，心生异念，便将其藏在妻子吴氏那里。不久，孙坚阵亡，传国玺被袁术抢去，袁术据此称帝。袁术败亡后，荆州刺史徐璆把传国玺抢去献给了曹操。至此，传国玺落入曹操手上，并经曹魏政权流入到了司马氏之手。
311年，永嘉之乱，前赵皇帝匈奴人刘渊部将王弥攻入洛阳，俘虏晋怀帝，获得传国玺。前赵昭武帝刘聪死后，大将军靳准作乱，要把传国玺交给胡嵩，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胡嵩宁可被杀，也不敢接受。不久靳准被杀，传国玺落入前赵昭文帝刘曜手中。
后来，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个奴隶皇帝石勒攻灭刘曜，玺归石勒所有。石勒在传国玺上增刻“天命石氏”4字，传至石鉴，汉将冉闵杀了石鉴，自立为帝，玺归冉闵所有。
352年，东晋濮阳太守戴施从冉魏大将军蒋干手中赚得传国玺，送归东晋。至此传国玺历42年而复归于晋。从晋元帝东渡以后，历数帝都没有传国玺，以至北人嘲笑说：“司马家是白板天子。”及永和年得玺，人们这才把东晋视为正统。
自420年起传国玺辗转宋齐梁陈四朝，终归于隋。隋亦二世而亡，玺归宇文化及所有，后来文氏兵败被杀，隋炀帝的皇后萧氏携玺北遁漠北突厥。
唐朝初年没有传国玺，唐太宗李世民只好命玉工刻印了几方玺印。贞观四年，也就是630年，李靖大破突厥。同年，萧皇后携玺返归中原，成了李世民嫔妃，传国玺至此归于李唐。
200多年后，五代十国时，朱温灭唐，玺归后梁。过了十多年后，后唐建立，玺归后唐。又过了十多年，石敬瑭引契丹军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携玺自焚，传国玺从此不知所踪。
传国玺自发现至五代年间失传，作为天下正朔的象征存世1600多年，此后不知所踪，宝玺去向亦成千古之谜！关于它的下落众说纷纭。
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于是很多豪强枭雄自己私刻玉玺，自宋代起，真假传国玺屡经发现。
1096年，咸阳人段义称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的“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13名官员认定是“秦制传国玺”的玉印。然而，据后世人考证，这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而玩的把戏。
1500年，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相传元末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曾被后金太宗皇太极访得，皇太极因而改国号“金”为“清”。
清朝初年，故宫藏玉玺39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玺的，却被乾隆皇帝看作是赝品，可见传国玺的真真假假实难确定。据说真正的传国玺是元朝灭亡时，被元将带到漠北了。真正的传国玺是否是和氏璧所做？又流向了哪里？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一直没有答案。
象棋的起源之谜
我国古代将琴、棋、书、画作为高雅的技艺，是多才多艺的象征，也是衡量读书人才华高低的一种标尺。其中的“棋”即指象棋或围棋，开始只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消遣娱乐的一种智力游戏，并渐渐为广大普通百姓所接受，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娱活动。
近百年来，关于象棋的起源，大致有中国、印度、埃及、希腊、波斯和阿拉伯等说法，由于象棋起源于波斯和希腊的说法缺乏根据，争论的焦点一直集中在起源于印度还是起源于中国的问题上。
英国人威廉·琼斯在20世纪初曾说，中国不是产象国，印度是产象国，认为中国象棋是从印度传入的，近代学者胡适也持此论。
持此说法在人认为，当时古印度的四人棋戏“恰图兰卡”在波斯库思老一世皇帝在位时发展成为波斯象棋，后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成为北周象戏，在唐代成为宝应象棋，最后我国人在宋代改造成后来的我国象棋。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象棋史学界也认为象棋起源于印度，中国象棋是从印度传入的。这个观点为欧洲某些象棋史学家所否定，他们对此论点提出质疑，而且认为象棋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
有苏联学者发表文章，也试图批驳印度起源说。1972年，南斯拉夫历史学家比吉夫的专著《象棋——宇宙的象征》断定象棋首先起源公元569年的我国，然后才逐渐传播开来。
但后来证实比吉夫此说错误，因为印度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来看，3世纪前就有最早的象棋游戏恰图兰卡。北宋晏殊的《类要》记载象棋是在三国魏黄初年间，即220年至226年间传入我国的。象棋的形制不断地变化，国际仍以印度起源说为主。
由于象棋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各种文献对其起源时间及发展的脉络记载不一，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棋艺统称“博弈”，“博”即是指象棋。
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招魂》中记载：
蓖蔽象棋，有六博些。
这就证明在2000多年前，已经有“象棋”这个名称了，但当时的象棋不是后来的象棋。
《史记·苏秦列传》六博注说：
博，著也，行六棋，故曰六博。
这可能是有记载的最早的象棋模式。西汉刘向的《说苑》中则有：
雍门子周以琴见孟尝君说：足下……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
可见在当时，达官权贵和士大夫中，已经流行下象棋了。
象棋棋盘中双方对垒的河界，称“楚河汉界”。相传是在刘邦与项羽楚汉相争时，韩信带兵攻打赵、齐等国，一段时间打仗，一段时间休整，在休整时韩信以下象棋教士兵行军打仗的方略，故有韩信作棋一说。南北朝时期周武帝曾著《象经》，所以又有周武帝造象棋之说。
关于象棋的演变有《续藏经》中记载的：
若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棋矣。
根据这个记载，说明在唐代以前的象棋没有“炮”，在牛僧孺加“炮”之后，基本上具备了现代象棋的雏形。
到了宋代，有“广象棋”一说，其有32子，棋盘纵横各11路，把两炮放在车侧，其名称与走法与现代象棋渐趋相同，至南宋时期，象棋基本成型，规格统一，《象弈》中有“屹然两国之，限以大河界”“三十二子者，俱变态”“远炮勿虚发，四卒要精汰”等描述，说明当时的象棋和后来的象棋已完全相同。
总之，有些学者认为象棋起源并发展于我国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古棋局，充分证明了我国是象棋的发源地，并且其发源年代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象棋产生于春秋时期是合乎当时历史情况的。但对于此种说法，有的学者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毕竟还是一种推论。看来，关于象棋到底起源哪里，还需要进一步寻找更准确在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