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远古之谜
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不仅时间跨度长，而且内涵丰富多彩。从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遗物和典籍记载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种文化内涵的强烈震撼力。但是，在历史记载中，还有许多我们只是听到而再也无法感触到的文化宝藏，它们历时千年所留下的空缺，给我们带来了众多谜团，我们为什么是炎黄子孙？三星堆文明究竟是怎样一个文明？文字又是怎么来的……真是奥妙无穷！
人类远祖之谜
根据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历史著作《国语·晋语》记载，少典氏娶了有娇氏的女儿，生下了黄帝和炎帝，而少典究竟为氏族名还是父名，则众说不一。人们习惯上称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而炎、黄是列为五方天神的五帝中的两位。
炎帝和黄帝，过去被说成是像夏、商、周三代的天子或秦、汉以后的皇帝那样的远古时期的帝王。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是少典的儿子，姓公孙，名叫轩辕。”
《国语》的说法有所不同，说黄帝在姬水边长大，因而姓姬。《史记集解》说黄帝号有熊氏，可能是以熊为图腾而得名。在早期部落之间的战争中，黄帝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有巨大功绩的。
黄帝功绩还不止于此，《史记正义》说：
在黄帝之前，还没有衣裳屋宇。等到了黄帝这一时代，他建造了房屋，缝制衣服，才使得天下人的生存有了保障。而且他还教百姓按照时令进行捕鱼、擒兽、采集果实，保证了百姓的食物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为什么要称他为“黄帝”呢？据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淮南子·天文训》记载：
东方属木，帝王是太皋，按照自然法则管理春天；南方属火，帝王是炎帝，按照平衡的法则管理夏天；中央土地的帝王是黄帝，辅佐上天管理四方的土地；西方属金，帝王是少昊，按照规矩管理秋天和收获；北方属水，帝王是颛顼，拥有权力管理冬天。
也就是说，黄帝是五名天帝里的中央天帝，是管理四方的首领，又因为他专管土地，而土是黄色，故名“黄帝”。炎帝，也为少典之子，与黄帝兄弟相继，但在《史记·帝王世纪》认为炎黄之间相隔8个帝王，500余年。
据《淮南子》说赤帝就是炎帝，少典之子，号神农，是南方火德之帝。或说炎帝是生活在姜水一带的部落首领。《史记·世本·帝系篇》把炎帝和神农氏连到了一起，认为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说炎帝“教民耕农，因此被称为神农氏”，对古老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传说，最初炎帝做了华夏族的帝王，黄帝只是炎帝属下的诸侯。
关于炎帝的事迹，古书中有一些不同的记载，一般多把炎帝与神农氏说成是一个人，如《史记·帝王世纪》即说“炎帝神农氏”。因此，像教民食五谷、创制耒耜等农业发明的功绩，也就自然归于炎帝身上了。
据说炎帝一族传了八代，共530年，没有复杂的律令，但是人们却十分顺从，完全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传到了第八代炎帝榆罔时期，诸侯之间相互打仗，百姓受到侵害，可是榆罔却不能阻止，而且，后来榆罔也开始不断讨伐诸侯。于是，诸侯纷纷脱离榆罔，归顺于黄帝。
黄帝修明政治，整顿兵力，鼓励生产，安抚百姓。经过一番准备，率领诸侯在阪泉与炎帝榆罔交战，经过三次大战，终于打败了榆罔，黄帝遂取而代之，做了帝王。
也有人说黄帝与炎帝本是兄弟，所以，双方的部落联盟很快融合为一，后世称为炎黄子孙，即来源于此。之后，黄帝又经过一系列南征北讨，制服了不顺从的诸侯，天下终于归于太平。
黄帝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治理天下，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农业生产得以发展。传说黄帝还创造发明了舟楫、杵臼、弓箭、房屋、门、棺椁、文字，为华夏文明的发展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有关黄帝神话传说的主要部分，莫过于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了。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中，黄帝“帅熊、罴、狼、豹、虎为图腾的部落为前驱，以雕、鹰、鸢为旗帜”，战争的规模显而易见。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则异常惨烈，真可谓“血流漂杵”。
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施出了神功魔法。起初，蚩尤施展法术，即刻大雾弥漫，人马相对而人影莫辨。黄帝便令风后制造出指南车，识别了方向，将蚩尤打败。
随后，蚩尤又请来风伯、雨师，一时间风雨大作，急风暴雨把黄帝的人马搅得人仰马翻。黄帝又请来了天女“魃”，止住了暴雨，指挥大军以雷霆闪电之势，冲乱蚩尤部下的阵形，乘胜捉住了蚩尤并把他杀掉了，将其头颅埋在了涿鹿。所以，后来在河北张家口东南的涿鹿地区，还有一座蚩尤坟。
炎帝、黄帝作为功绩卓著的贤明帝王，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尊敬。炎帝、黄帝死后，黄帝的一些后代子孙又先后做了帝王，他们不忘炎帝、黄帝对于华夏文明的开创之功，把炎帝、黄帝奉为始祖，率领臣民依时节祭祀和供奉。这样，炎帝和黄帝就成了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了。
后来，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和中华民族，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一直尊奉炎帝、黄帝为始祖，于是也就自称为“炎黄子孙”了。有人认为，这个传说中的黄帝是个神，但也有人认为黄帝是真的存在过的一个历史人物。黄帝究竟是人还是神呢？其实学术界一直仍无定论。
我国一些著名的神话研究专家认为，黄帝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起于雷电，最初之神职为雷神，后以雷神崛起从而成为中央天帝。相传他长有四张脸，能同时顾及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事情，总逃不过他的眼睛。最后，黄帝战胜了其他四位天帝，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神国。
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合并后，统称为华夏族，成为了后来中华民族的前身。黄帝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便教导人们伐木筑屋，他发明了舟车、弓箭，还造字制乐、编历法医学。他的妻子螺祖则教民众种桑养蚕，缝衣作冕，创造了中华的原始文明。后来，人们常用“炎黄子孙”来称呼中国人，这反映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炎帝和黄帝的追溯与尊奉。
也有专家认为，黄帝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在襁褓中就能说话，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禀赋。黄帝以其聪明才智，将他周围的部落团结起来，结成了部落联盟，并成为了他们的军事领袖。
黄帝修明政治，整顿武备，征伐四方，最终战败蚩尤，兼并炎帝部落，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在统一后，他制礼仪，施教化，创立法规典章，结束了各部落联盟间的长期混乱，建立了早期国家的雏形，从而开始了中华文明历史的新统一，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
尧舜禹禅让之谜
从公元前2357年开始，在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尧、舜、禹三个著名的领袖。传说尧年老之后，自动让位给舜，而舜年老之后，自动让位给大禹。关于他们“禅让”的故事，没有文字记载，只是一段远古时代的政治传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才开始记载它、议论它，由于时间已流逝了几千年，对于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当时就有人怀疑，而且说法不一。
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三篇均歌颂了尧舜禹之德，并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尧传舜、舜传禹之事，《尚书》记载：“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以禹治水有功，让位于禹。”
其后另一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又进一步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更是将禅让一事视作“大道之行”下的产物，并认为禅让的标准应为“选贤与能”。此后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了更为详尽地对于尧、舜、禹之间禅让的描写。
《尚书》中还记载：
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舜即为后，立刻除去了共工、终、鲧、欢兜等一些尧在位时的名臣，终是天下臣服。很显然，共工等人很可能威胁到舜的顺利即为，所以他才如此排斥他们。舜是禹的杀父仇人，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因此，战国末期的韩非，他在《韩非子·说疑》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虽然《史记》上讲，舜南巡不幸病死途中。但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却这样记载：舜年迈体衰，禹于是迫舜去南方巡查，实为“放逐”，舜因此病死于途中，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都不在身边。舜死得如此孤独。
晋代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记载舜的凄惨结局：“尧之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不管是《史记》的记载更符合真实历史，还是被称为“野史”的《竹书纪年》的更贴近现实情况，总之，舜的死是有蹊跷的。
后来有些学者提出，“尧舜禅让”说是战国初墨家创造的。除了儒家作品，《墨子》则是最早有“禅让”记载的书了，《墨子·尚贤》中记载：“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把本是黄帝九世孙、有虞氏诸侯的舜，说成是会烧窑、捕鱼的农夫，以此来申述他“尚贤”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那“舜禹禅让”说又从何而来呢？
近代学者认为这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内也赞成“举贤”的观点。于是，盂子添加了“舜禹禅让”的故事。同样，也把原是百里诸侯的禹说成是匹夫出身。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说被儒家所专有。这种看法，又一次从根本上否定有过“禅让”。
后来，又有学者结合社会发展史加以考证，认为这是一种部落选举的方式。如我国有史籍记载的乌桓民族，在汉代时，数干部落成为一部，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有所召唤，部众莫敢违犯。这里的“大人”指的就是帝王。由此推论，汉民族的上古时期也不会例外。只不过这种寻常的推选，被后人神化成了“禅让”。
总之是否有过尧舜禅让“禅让”一制，众说纷纭，要想解开这个谜，还需要学者进一步考证。
禹王碑是为了纪念谁
禹王碑位于岳麓山顶禹碑峰东，与黄帝陵、炎帝陵被文物保护界誉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禹王碑镌石崖壁，宽0.14米，高1.84米，碑文9行，每行9字，但最后一行空了4个字，所以共计只有77个字。末行空4字的地方有一寸楷书“右帝禹刻”4字。
关于禹王碑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刘禹锡的诗作，但两人并未实地考察过。亲见亲摹其碑文的，是南宋文人何致。相传，南宋何致游南岳时，听山间打柴的人说“佝偻峰石壁上有数十字”，何致看后认为是禹王碑，就将上面的文字刻在岳麓山的巨石上了。
后人留有不少译述，大都认为主要叙述禹受舜帝之命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奔波于三山五岳，在南岳衡山梦见苍水使者，得到了治理洪水的金简玉书，便刻于石山高处，从此天下便太平了。1560年，长沙太守张西铭在这里建起了护碑亭。
在岳麓山顶的石壁上，竖立着一通高大的石碑。碑上镌刻着77个字。相传，大禹来南方治水，以岳麓山为营地，带领长沙先民，斩恶龙、斗洪水，终于将洪水治好。长沙先民纷纷要求在岳麓山顶上，立碑为大禹治水记功。
大禹不肯答应，但长沙先民执意要立，否则就不放他回北方。大禹只得答应，却提出条件要把碑文刻得奇古，要如天书一般，使百姓不能相识。于是，长沙先民选来最好的石匠，将大禹提供的77个字样，全部镌刻在了岳麓山顶的石壁上。
过了几百年之后，有天早晨，一位云游四海的老道士路经岳麓山头，他在石壁下好奇地停下脚步，面对着碑文，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辨认起来。从早晨一直至傍晚，他认出了76个字。老道士兴奋不已，正要考证辨认最后一个字，忽然他感到脚下冰凉，好像被水浸了一般。
老道士低头一看，只见自己正站在水中。他再回头一望，洪水就要齐天了。他吓得面无人色，一下把所有考证辨认的碑文全忘记了。此时，就见那洪水也随着他的忘记，一下子全退了。老道士望着退去的洪水，想着刚才的景象，简直是心惊胆颤。他想这一定是天书，百姓不得相认。于是，他下山通告全城：禹王碑文是天书，百姓不得相认，否则洪水淹天！
传说是美好而又离奇的，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它并没有动摇文人学士考释碑文的信心，多少人为此花费了毕生的心血。原碑石于1212年最先发现于衡山的岣嵝峰，后来才摩刻在岳麓山头，故又称岣嵝碑。明代文人贤士杨慎、沈镒、杨时桥、郎瑛，清代杜壹，当代长沙的童文杰、杭州曹锦炎、株洲刘志一等人先后作“岣嵝碑释文”。
许多考释者都没有突破大禹治水的框框，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岣嵝碑并非禹碑。如曹锦炎认为岣嵝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句跟他的父亲越王祝寿时而上南岳祭山的颂词。而刘志一则认为岣嵝碑为公元前611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所以，千古奇碑一直说法不一。
人面鱼纹盆图案之谜
1955年，人面鱼纹盆在陕西西安半坡出土。陶盆高0.165米，口径0.395米。盆的底部略平，腹部突出，也比较深。陶盆内壁光滑，外表粗糙。陶盆内壁和口唇绘有对称的人面纹。陶盆本身是红色，盆上的花纹是黑色。
人面鱼纹陶盆内壁的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三角形头饰。五官部分近似人面的形象，口衔双鱼。人面的耳部各绘一条鱼，衔着人耳。鱼形用三角表示，鱼头用圈点表示，用交叉斜线画出鱼身和鱼鳞。
人面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
人物五官虽只用简单的墨线勾勒，但总的形态颇为生动逼真，具有浓厚的意趣与艺术魅力。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
有专家认为，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图腾崇拜是精神生活和原始信仰寄托的象征。因此，在人们的艺术活动里，图腾符号往往被刻在某些器物上。半坡人靠水而居，因此，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可能就是半坡图腾崇拜的符号。
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人与鱼题材，可能与古代半坡人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这种鱼纹装饰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象征着人们期盼富足的美好愿望。人头上奇特的装饰，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时的化妆形象。而稍作变形的鱼纹很可能代表了鱼神的形象，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的崇拜主题。
也有专家认为，人面鱼纹的符号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权威性，是特指的图像，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的象征。在氏族部落里，谁持有这个图像，谁就会成为氏族的首领，就具有对其他人绝对的统治能力，具备支配其他人的神圣权力。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对很多自然现象都感到无法理解。为了驱逐内心的恐惧感或者是祈求上苍的祝福，便产生了专门祈福驱邪的巫师。巫师在做法时要戴着面具，以显示神圣、庄重和神秘。
有人认为，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对自己从何而来感到非常神秘。由于临水而居，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最初就是鱼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把祖先已经化为鱼神而顶礼膜拜，以示尊敬。
人面鱼纹彩陶盆则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感情，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生活方式与渔猎密不可分，他们喜爱鱼并崇拜鱼，认为其氏族起源于鱼，因此把鱼奉做自己氏族的图腾祖先加以崇拜，人与鱼组合画在一起，代表着人与鱼是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能力互渗。
此外，古籍记载有人鱼互变的神话，我国先秦古籍《山海经》说我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颛顼死后复苏化身为鱼，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有人以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传统经典《周易》中的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意而推之，这人面鱼纹也应有祈求生殖繁衍和族丁兴旺的含义。
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纹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彩陶盆类似内容的彩陶盆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很像一种特制的葬具。
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还有不少人认为，人面鱼纹图案所代表的形象在地球上是并不存在的，有可能是在6000多年前，一些外星人光临过地球，而这个人面鱼纹便是它们的形象，也有可能人面鱼纹盆就是它们戴的帽子。
无论半坡人用人面鱼纹图案表达什么思想意识，能够把如此丰富的社会内容凝聚于绘画艺术之中的这种创作动机，是十分令人惊叹的。后来的人们无法知道它的真实含义，但它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和美的感受，使人产生对悠久历史之谜的探究渴望。研究人面鱼纹和相关的佐证资料还十分有限，所以，人面鱼纹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良渚玉琮外方内圆之谜
1936年，位于杭州城北余杭区良渚镇的良渚文化遗址以出土大量玉器而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些玉器中，又以玉琮最为典型。玉琮作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因其具有精美绝伦的纹饰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及巨大的艺术魅力，自古就被嗜玉者所追捧。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已有百余件之多，其中，外方内圆的方柱形玉琮占大多数，周边刻饰4组或8组兽面纹，文饰粗犷质朴，渗透着原始古朴之美，有些兽面生动怪异，流露出人们对自然和生物的最初认识和理解。
良渚玉琮高7.2厘米，上端宽8.5厘米，下端宽8.3厘米，呈乳白色，柱体筒形，外方内圆，内为圆孔对钻，采用透闪石软玉雕琢而成。四面由1.5厘米宽的直槽分为左右两块，由0.3厘米的横槽分为上下两节。
玉琮以四角为中线，上下两节各饰造型不同的面纹，由相邻两个侧面的半面纹构成一个完整的面纹。上下面纹由圆眼阔嘴构成，下节面纹由宽鼻、宽嘴、圆眼构成，在眼睑、嘴、鼻的四周饰以由匀称细密的云纹、弧线、横竖短条直线组成的云带。
玉琮面纹刻画精细得令人惊叹，最细的仅为0.7丝米，内眼圈直径只有2毫米，纹宽一般为0.2至0.9毫米。只有借助放大镜才能清晰可辨，足以反映良渚时期精湛的琢玉水平。
玉琮外方内圆的造型引起了学者们的许多猜测，那究竟先人们为什么会将玉琮制成如此形状呢？
第一种说法认为，玉琮的外方内圆代表了天圆地方的观念，是新石器时代人们对天地的朴素认识和理解。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间的沟通，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
在新石器时代，按天圆地方观念所磨制的玉琮，一定是当时有知识的巫师们用作祭祀神灵时用的一种法器，它表面雕刻的兽面纹饰是巫师们所要表现神的形象。
良渚玉琮的用途学术界也众说纷纭，有“男性祖先说”“地母女阴说”“图腾柱说”“礼地说”等。但上，一般认为玉琮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经典《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璧圆像天，琮八方像地”。
还有认为，玉琮是模仿女性的生殖器官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原始的女阴崇拜，因为它的中间是一条长长的圆孔，会使人想到女性的生殖器官。这一时期是新石器时代，或许是母系氏族时期人们为了表示对妇女的尊敬，而把其生殖器官作为神物来崇拜。也有认为，玉琮是宗庙中用来盛男性生殖器的石函，这或许是父系氏族时期人们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而专门制作的器具。
还有说法认为玉琮是由玉镯发展来的，持这种说法的是以日本学者林已奈夫为代表。他认为，玉琮是由先前的玉手镯发展而来的，以后逐渐演变为礼器。这种观点已经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在良渚文化的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以环形玉镯为主，后期的墓葬以外方内圆的玉琮为主，这一现象正好说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玉琮的外部是方形呢？这可能与它后期逐渐成为礼器有关，因为作为礼器，应该显得比较庄重和典雅。而先前的手镯外部也是圆形，而作为礼器，就会显得比较圆滑。制作成方形，则会显得庄严和厚重。
那么，到底玉琮为什么是外方内圆呢？学术界对此有多种说法，古董商为投文人的雅好，雕琢许多仿古的玉琮。文献资料的难以征信，加上赝品的大批流传，使得玉琮造型成为了难解的谜题。
三星堆文明的来历之谜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广汉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遗址保存了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这个发现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是由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且连结成为一线的土堆，分布在马牧河西岸东、南、西三面的台地上。关于三星堆其名，有一个美丽的神话。
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后形成了三座大土堆，从此便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
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幻想的人们于是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亘古而来，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的三星伴月。
三星堆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我国人倒像是外国人。四川文物考古所有关专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在当时的四川盆地，尚是一片荒蛮之地时，在当地居住着两个大的族群，即东南部的苗蛮族和西北部的羌人。根据传说，古羌族人的祖先来自西北部的高原，他们到达后来的成都平原之后，曾与当地原始部落民族有过一段互相征讨的历史。
后来，有一个叫蚕丛的羌人首领称王，由于蚕丛有纵目，后来的羌人就铸了大量青铜纵目面具纪念他。这似乎是古蜀人来历的一个较佳的解释，但传说毕竟是传说。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至5000年前。那么三星堆文化到底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上的任何一类。而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它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像它的出现一样，又突然地消失了。将古蜀国的历史再一次衔接起来的时候，中间便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消失，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也始终只能停留在假设上，如水患说、战争说等。
水患说认为，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而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是，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任何沉积层。
对于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解释。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迁徙说好像无需太多考证，但是，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有专家认为，三星堆古城毁于地震。有学者认为岷山发生地震，大山崩塌巨石滚落，居住在山里的一个部族的家园顷刻被毁，他们不得不举族迁徙，顺水而下，逐水而居，并最终在三星堆建城定居。突然有一天，大地震再次造访。这个部族2000多年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地动山摇、房屋崩塌，甚至造成人畜死伤。
对于灾难一说，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来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009年前后，在越南北部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与三星堆文物相似或相近的文物。因此，国内有关学者认为，越南蒯洞遗址、义立遗址等几处古代交趾冯原文化遗迹，与我国三星堆文化应该有着传承关系。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7年，秦军入蜀，破蜀都，俘蜀王，蜀王子等数万人携家南逃，不知去向。那么，他们是否迁徙到了古交趾国呢？也暂时无法确认。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这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经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专家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的中心。
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是用做交易的，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
三星堆还有60多根象牙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议，到底是土著象牙还是外来象牙呢？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的踪迹，简直不可思议啊！
在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世界最早的金杖。据有关专家推测，这支金杖应该是当时祭司的权杖。但是，金杖上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了，只是缺文字。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些鱼、箭头等图案，就是古蜀国的文字。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些刻画的图案符号，基本上都是单个存在的，不能表达语言，所以只是一些图腾符号而已。
此外，学者的理由还有，汉代文学家扬雄所撰《蜀王本纪》中记载说，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专门记述古代我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的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中也记载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有些专家也在试图破译这些文字或符号，如果能解读这些文字或符号，必将极大地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的文物坑，真的是祭祀坑吗？或者是失灵宝器掩埋坑？或者是亡国器物掩埋坑？或者是器物窖藏坑？或者是墓葬陪葬坑？或者是封禅或盟誓遗迹？
三星堆文明究竟是怎样的原始宗教体系呢？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禖文化？萨满文化？还本地巫教？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化有关系吗？它是独特的文明类型吗？还是受到了中原夏代文化的影响？或者，它本身就属于华夏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呢？三星堆文明与其上游不远的金沙文明是怎样的关系呢？是前后承继还是同时并存呢？或者，金沙文明是三星堆文明的一个分支呢？
所有这些难题，都是历史给后人们留下的未解谜团。随着相关各方面研究的进展，相信这些谜团一定能够逐渐破解的，这就是三星堆之谜的神奇魅力。
七孔大玉刀用途之谜
在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中，玉器以其特有的品性和属性，融入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宗教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玉本身是没有什么文化内涵，只不过是精美的石头而已。但是，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加深，进而意识到玉是可以代表阳精至纯的东西，以为是天地之精华，于是逐步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
那是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出土了一批玉器，经过考古学界鉴定后认为是夏朝中晚期的玉器。在这些玉器当中，有一把七孔大玉刀，刀的形体扁平，呈肩窄刃宽状，长0.65米，最厚处为0.004米。
刀的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两侧有对称的凸齿，近肩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7个圆孔。玉刀两面饰纹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的几何纹图。玉刀保存得相当完好，并且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精美的饰纹者，可以称得上是绝品了。
据考古挖掘研究，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刀。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脱离实用，成为了权杖的象征。七孔大玉刀虽然具有战形器的形状，但是，从其纹饰的精美程度来看，应该脱离了作为战争用器的可能，而是作为礼仪权杖象征的可能性更大。
在先秦典籍《春秋左氏传》中记载：“禹与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和诸侯相约在涂山开会，参与的国家使者手执玉器前来。为什么禹和诸侯不拿其他的礼物而是拿着玉器呢？可见玉器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作为权力的象征了。
此刀在当时有什么用途呢？人们纷纷进行猜测，有人认为是古代代表权威和地位的玉辱仪杖器，有的认为是当时行刑用的刑具。有的学者根据玉刀局部上有黄色沁，认为是血迹渗进玉里并且经过时间长期的洗礼后，导致变成了后来看到的颜色。
玉刀为什么会沾上血迹，既然不是用于战争，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与杀人有关。于是，在此基础上认为七孔大玉刀不是作为礼仪权杖的象征，而是作为杀人的刑具。
在夏没有建立之前，大禹认为在他的时代，德行已经开始衰落，已经比不上尧、舜时代了，于是开始制作肉刑。他的儿子启推翻禅让制，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并建立了夏朝。夏刑在大禹作刑的基础上继续加增，使得夏朝的刑法是越来越多，其中大辟就是死刑。
夏朝执行死刑的具体细节后来很难得知详细的情况，但是，七孔大玉刀却具备了作为砍头工具这种功能，它的长度为65厘米，如果是作为装饰品，好像稍稍长了点，而且在上面钻了七个小孔，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审美情趣呢？人们很难解释清楚。如果是作为行刑的用具，对它的长度和七个小孔都可以解释清楚了。
用刀杀人，刀的长度肯定要比人的头颅宽度长，另外刀上的七个小孔，可能就是拴绳子用的。在行刑的时候，把玉刀用活动的绳子拉起来，可以起到暂时稳定的作用，把人按在刀下面，然后把玉刀按下去，最后达到正法的目的。
这把七孔大玉刀由于年复一年地被当作杀人刑具，尽管每次行刑结束后都要冲洗和擦拭，但是，刀上有时还是会残留一些血迹，这些血迹会慢慢地渗进到玉里，再经过几千年的保存，最后演化为后来人们看到的黄色沁。
要彻底地了解这把七孔大玉刀的真正用途，最好的方法就是弄清楚夏朝是如何用玉的。从夏朝出土的墓葬来看，当时在各个方面用玉已经相当频繁了，并且在制造玉的工艺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玉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应该是很高的。
如果确实存在典和册，应该有一些关于玉方面的记载或者是相关方面的记载。只要找到这些记载，再加上用出土的实物去印证，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夏朝的玉文化了，这对于七孔大玉刀用途之谜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在我们没有找到这些资料之前，七孔大玉刀到底是礼器还是凶器，或者具有其他的用途？一直都是个未解之谜。
文字的创造与起源之谜
人的形成是大自然的杰作，这早已是个不争的结论。而自然创造了人类，又赋予了人类“创造”的灵性，这不能不说是自然对人类的一种厚爱了。正是凭借着这种非凡的创造力，人类才成为地球的统治者，我们也才有了后来的人类文明。
可以这样认为，人类是在有了文字以后，才逐渐步入文明社会的。那么，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它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这也是人们在探索社会文明的同时，不断探索和争论的另一个主题，并将结果用文字本身记录和表达出来。
在我国的历史上，最流行的是“仓颉造字”的传说，这一说法在古史中以近乎神话的形式流传着。相传，仓颉原姓侯冈，名颉，俗称仓颉先师，又称史皇氏。据有关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有一天，他看见一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长得好像是一幅绘有文字的画，便描摹他的形象，创造了文字。
另传仓颉创造了文字后不小心泄露了天机，天落下了小米，鬼神夜夜啼哭。又传仓颉观察了鸟兽在泥土上留下的脚印，启发他发明文字的灵感，文字便由此产生了。
还有一个传说，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那时，当官的并不会显得威风，和平常的人一样，只是分工有所不同罢了。黄帝分派仓颉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和屯里食物的多少。
仓颉这人挺聪明，做事又尽力尽心，他很快熟悉了所管的牲口和食物，心里便都有了谱，就很难出差错了。可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加和变化，光凭脑袋就记不住了。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那怎么办呢？仓颉于是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他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食物等，用绳子打的结代表每个数目。但是，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在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理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挺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便叫他管理的事情愈来愈多了，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也统统叫仓颉管理。这下仓颉又犯愁了，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怎么才能不出差错呢？
有一天，仓颉参加集体的狩猎活动，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而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机会。
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上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理的东西呢？于是，他高兴地拔腿跑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他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就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便推广开了。就这样便形成了文字。
这些传说在许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可见，仓颉造字的传说在战国晚期已经广为流传了。但大多人们认为，仓颉造字可能确有其事，但史书中所说的造字过程并不可信，那只是基于古人“神造万物”的解释罢了。
至于仓颉，根据古书记载分析，他可能是黄帝时期的一个人物，因其整理文字或为黄帝记史而被后人所知。另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根据推论得来的，“仓颉”的发音和“契”“刻”等字有关，我国古代的文字不是用笔写，而是用刀刻的，仓颉是指那些契刻文字的人。
根据考古学家对半坡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上均带有“具有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一说，我国文字的起源时间那么就可以推测至距今4200年到6500年之间。从这些刻画符号的简繁程度上看，如果说半坡文化反映出的刻画符号“具有文字性质”的话，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刻画符号则具有“按照实物的形状描绘出来的”早期象形文字的特征。及至发现甲骨文的殷商时期，那已是我国文字发展的较成熟阶段了。
我国文字真正的起源时间，很有可能会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而有所突破。但是，文字的形成绝不可能是由某人独自创造的，而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但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集体创造性，因为文字作为文化延续的载体，是人类在几千年的劳动生活中不断积累和完善的结晶。相同的是，文字的发明创造者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同样重要，一个是使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另一个是使人类社会的文明不被摧毁，直至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