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孙子》对其他学科的贡献（2）
第三节 《孙子》与系统论、运筹学
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所谓系统论，是作为科学的组织管理之系统方法并用于管理，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及开放性的特点，其实质是唯物辩证法普遍原理的体现；所谓运筹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军事活动中能用数量来表达的有关运用、筹划和管理等方面问题的科学。作为古代军事家的孙武，当然不可能预知二十五个世纪以后的这些起伟大科学技术成就，但他在十三篇中对战争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精到论述，却暗合了其间机窍，故姑称为系统论和运筹学朴素的原始形态。
说到系统思想，可谓有书为证。《孙子》之不同于先秦诸子的著作，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编排：其十三篇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有序而精密，体现了条分缕析而不紊的特点，这当是语录体所无法比拟的。其中，《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等十一篇都有巧妙安排系统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交代。《孙子》虽是一本兵书，但由于他把军事置于春秋时期诸侯列国的社会大系统中，作为社会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来对待，因而避免了孤立片面的弊端，得以言之有物、言之适情。同时，他又把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事乃至天文、地理、民情紧密联系起来，正确处理了各子系统间的关系，尽可能多地克服和化解了其间的制约，并转化为促进因素，显得得心应手，自在裕如。若微观而言，军事又成了一个母系统，书中十三篇则成了各自相对独立而又有机联系着的子系统。由于孙武能够运用系统整体观分析战争规律，取系统的动态变化结构优势，因而才能明确提出“兵者，国之大事”以及诸如“上兵伐谋”、“因敌致胜”、“巧能成事”、“上智为间”和“敌虽众”而“胜可为”等一系真知灼见，使这部古代兵书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如此亲切和贴近。
在方法上，《孙子》和系统论同样可以找到许多相通之处。预测方法，是“先见之明”的艺术，也是系统论中的一种常用方法。我们从《孙子》中可以看到许多“先见之明”的闪光点。层次分析法，是系统论中的一种排序的方法。尽管《孙子》中一些层次分析的体现，没有画出层次结构图、判断矩阵形，但是对于一些复杂问题的层次分析，清晰地揭示出系统中的主次、从属、因果、依存关系。这可能正是孙子头脑中深刻的系统思维与丰富的经验判断能力相结合的一种反映。
《孙子》的运筹思想，主要表现在“先计后战”的观点上，而其出发点则是为求“善”与“善之善”，即千方百计寻找获得“全胜”的最优方案。孙武十分重视“庙算”的“算”，正如他在《计篇》结尾所断言的：“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并分别在以下的《作战篇》、《谋攻篇》和《军争篇》中，结合军事思想的阐述，“算”出久战对于百姓和诸侯国财力的消耗可以达到“十去其七”和“十去其六”的灾难性后果；用“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说明如何根据兵力的大小加以使用；而其“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则计算的是劳师袭远的损耗，使人清醒地看到军争的利与危。在《谋攻篇》中，对于“全国”、“破国”、“全军”、“破军”等等以及“伐谋”、“伐交”、“伐兵”与“攻城”等的比较测算，有效地说明了不同“用兵之法”的优劣，使人一看便能心中有数。同时，他还善用类比的方法，通过形象的语言，说明了深奥的兵理，如“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等，起到了加深人们对作战势态认识的作用。而定理分析手段的运用，更有助于他测算出复杂的获胜之“形”，如“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形”便是明证。
第四节 《孙子》与数理逻辑
“数”是我国古代“六艺”之一，早受到思想家的重视，但对数量概念及其对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要性的论述，要以孙武为最早。这种论述具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经济活动离不开数量关系。一讲到财富，就有多少的问题，一讲到商品交换，就有两个以上商品价值对比的问题。基于数量观念如何完善计算数量的方法，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孙武之后，就有《管子》对于数量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并有《九章算术》一书的出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就是为了解决地区间物品生产和交换的统一规格和统一数量计算等问题。所以孙武作为最早数量观念的提出和论述者，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孙武关于数量思想的逻辑是从“十万之师”所需要的各种装备和供应的具体数量，上升为“度”、“量”、“数”、“称”、“胜”等抽象范畴，从这些抽象范畴又回到“多算”、“少算”、“无算”、愈来愈复杂的具体问题的筹算。所谓“度”就是土地面积的广狭，“量”是物产资源的多少，“数”是人员的众寡，“称”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孙子认为敌我双方在上述这些数量大小对比上的不同，就导致胜负不同结局的产生。单就“度”、“量”、“数”这些个别观念而言，在一些古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中已经出现，自非首由孙子提出。但把这数量观念作为军事上的重要范畴并用以计算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物力和人力资源，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这种数量观念的重要性和应用，自然不限于军事范围，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在和平时期，它的重要性亦越来越显著。
第五节 《孙子》与心理学
《孙子》中的人的情感表现方面的理论是很丰富的，主要有下列几点。
1.情感活动和心理战术的关系问题。《孙子》中讲到不少有关人的情感和心理战术的问题。例如，它讲道：“兵之情主速。”这是说用兵贵在神速，在每个战役上一定要神速地解决战斗。这样的方法，可以使兵的心理、精神都能集
中于一定时间；如果时间长久了，那就容易使兵的精力分散，战果不好。这是一种用兵的原则，也是一种心理战术的方法。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学习，有时效果好，有时不好，都和时间长久、精力分散有关。所以，要少而精，不要多而杂，要劳逸结合。
2.人的情感和客观环境的关系问题。人在不同的客观环境，情感也就不同。《孙子》中讲到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例如，它讲道：“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这就是说，用兵一定要依据不同地区而采用不同的行动方针，要适应情况，伸缩进退；一定要掌握士卒在不同情况下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不能不认真考察和仔细研究的。它还讲道：“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这很明确地指出了士卒的心理状态：在被包围时就会协力抵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会拼死战斗；在陷于危险境地时，就会听从指挥。
3.控制感情和权衡利害的关系问题。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情境所能引起的情感的性质，是因人而异的。人的情感发生时，有的人能控制，有的人控制不住。控制不住情感，就会把能够办好的事情办坏。在《孙子》中曾多次讲到这些问题。例如它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就是心理学中所讲的：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要时刻注意克服自己的消极性情感。特别是在爆发激情时，更应当权衡利害，控制自己的感情，多考虑其后果，不然就会造成人所意想不到的损失。
4.真假妙用和巧能致胜的关系问题。《孙子》写道：“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这就是说，善于用兵的人指挥作战，在于假装顺从敌人意图，一旦有机乘，便集中兵力指向敌人一点，这样，即使长驱千里，也能擒杀敌将，这就是所谓巧妙能成大事的意思。在战争中有心理战术的问题，在其他战斗中同样也有心理战术的问题。例如球类比赛中就常常用假动作以取得进攻的成功。
第六节 《孙子》的信息科学价值观
《孙子》对信息科学价值的认识，是我国春秋时期人们对此认识的高峰。这部军事和哲学著作，集中代表了当时人们朴素的信息观。《孙子》的思想核心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从信息论角度看，所谓“知彼知己”，是说做为信息的军事指挥员，须消除对“己”、对“彼”，即敌我两个信息源的不确定性，由此来确定是否可以战，何以战，战中如何变。从《孙子》中可以看出，孙子把获取敌我双方，尤其是敌方的信息视为战争取胜的首要条件。而且要全知，即对信源的不确定性减小得越多越能取胜。这显示，孙子实际是把对信源的不确定性消除得多少与可胜的程度联系起来，各方面不确定性消除得越多，即获取的信息量越大，则取胜的可能性越大。当然孙子尚不能把信息量定义为不确定性的减少，提不出信息量的概念，关于知与不知的量的分析也是模糊的。但对“知”与“胜”这两者在量上加以近似函数分析，即：y胜＝f（x知）是难能可贵的。
古代军事信息的运动过程与现代军事信息获取、传输、变换、加工、反馈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这一过程及其作用，《孙子》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孙子》载：“《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这是对信息的变换、信息的传输的认识。指挥员一般不能直接用语言来指挥军队，于是把指令变换成锣点和鼓点的发音次序，或变换成旌旗摆形状——即变换成旗语，由此来指挥军队。这里旗鼓则是信息的载体，而鼓点和旗语则是信息。孙子认识到要达于有序，就要有效地传递信息，选择恰当的信息载体，夜用火鼓，昼用旌旗，由此信息的变换传人士兵的耳目，使士兵专一，整体行为有序。
战争是敌我双方都高度保密又都高度重视获取对方信息的最积极最有目的性的社会行为。在孙子看来，要想使情报的信息量大、质量高，就要选择最了解敌方的人做间谍。孙子认为“反间”的作用最大。通过“反间”获敌真情，那么“因间”、“内间”就可以有效地利用；通过“反间”获敌真情，“死间”就可送假情报去欺骗敌人；通过“反间”获敌真情，“生间”就可按期送回。在这里，“反间”是否一定居于诸间之首暂且不论，问题在于孙子认识到只有五间密切配合，才能于我“去伪存真”，于敌“以假乱真”。当今世界各敌对势力之间的“间谍战”用的基本上是孙子的用间之法，不过是加入于现代化的手段。巧于用间，获真送假，是战争取胜关键一环，是孙子又一科学的军事规律。
获敌之真情报，送敌之假情报，就有一个信息获取和传递中的干扰及抗干扰的问题。信息传递失真，是因信道中有噪音源，信息论中的滤波理论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对此，孙子亦有深刻认识，并提出了干扰和抗干扰的方法，那就是“兵不厌诈”。孙子认为，战争中我之小变多，弱变强，敌之多变小，强变弱，施行“诈道”是其前提，诈道的目的即是我得敌之信息，而敌不得我之信息，我耳灵目聪，决策准确，而敌耳聋目谙，决策失误。
信息是系统的组织化程度的量度。一个军事系统，其有序程度高，组织得好，结构信息量就大，即该系统各要素之间结构有序，配合默契，步调一致，指挥自如，能聚能散，能攻能守，战斗力就强；反之，军事系统熵增加，系统趋于混乱，无组织纪律，外闭内耗，战斗力就要消弱。对此，《孙子》亦有所认识。孙子强调军队组织有序程度要高，运用形名（形指旌旗，名指锣鼓），进行通讯联络的效率要高，那么指挥起来则能“奇”能“正”，变换无穷。这就是军事系统的结构信息问题。更为可贵的是，孙子认识到混乱和有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同现代的信息论和认识论相比较，孙子的这些认识实是难能可贵的。
第七节 孙子兵法与竞技体育谋略
1.组队
《孙子·行军篇》中说，“兵非益多”。这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兵不在多而在精。这个用兵作战的原则也是组队的一个重要原则。组队时，择人要精益求精。参加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前，阿根廷队的教练比拉尔多先后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挑选队员，结果他的队获得该届杯赛的冠军。另外，组队中，主教练也可以应用《孙子》中并兵于主攻方向的思想选择助手，即为实现一个目标而努力集中各方面人材。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康西尔曼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游泳教练。他是训练法和生理学专家。他选择的助手麦克埃里斯特则精通运动医学。这位助手运用自己创立的深度按摩治愈了全队运动员的肩关节损伤，解决了游泳运动员最为头痛的问题，从而给予康西尔曼巨大帮助。
2.训练
《孙子·计篇》中提出了制定计划的规则，即要“多算”。运动计划的制定也是这样。运动训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管其所包含的时间跨度是数年、一年、一季或是一周，它总是连续发生和不断进行的。这一连续的训练过程又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的任务、内容、方法以及负荷既彼此相连又各具特色。这就要求教练员在开始进行训练前要统筹计划训练的过程。只有“多算”，才能使各项安排趋于完美。另一方面，由于人体竞技有力的变化、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影响运动训练过程的诸方面因素的作用，任何“计算”好的训练计划在实施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些变更，此即《孙子·九地篇》中所言“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只有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措施，才能保证训练的成功。另外，训练中，教练员不能总跟在别人后面跑。因为一般情况下，众人所采用的方法经过使用趋于成熟，即使用得很好也只能达到一般的水平，要想有所突破就有一定的困难。《孙子·形篇》中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一名高明的教练员在训练中应当独具慧眼，能于未萌见于微，先知先出，出奇胜人。
3.赛前
《孙子·行军篇》中主张从各方面观察对手的情况，以判断敌情。这在体育运动中也运用较广。观察对手的方法多种多样，常用的有：①直接观察法，即教练员或运动员亲临赛场观察比赛的方法。②间接观察法，即教练员或运动员通过各种视听手段来了解对手的情况。1982年在羽毛球汤姆斯杯的比赛中，韩健对印度尼西亚的天皇巨星林水镜一仗是关键的一场。交手后，双方实力相当，各胜一局。第三局韩健又以14:9领先，但林水镜终归是杀场老将，此时他孤注一掷，异常勇猛，把比分追至14平。随后加赛3分，韩健沉着应战，连取两分，在发关键的第三个球时，韩健略一思索，发了一个球到对方的左侧，林水镜习惯地挑了个近网球，此时韩健一个箭步扑上去，一拍打死。韩健这一扑决非偶然，他说，我多年观察林水镜的打法，发现他接这种球必挑近网球，在整场比赛中，我仅扑过他一次，使他毫不留意，为的是在关键时再使出这一招。在足球比赛中，门将观察罚点球运动员踢球的习惯，即向某一方向踢的特点，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常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也是同样道理。
4.比赛
《孙子·势篇》中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其意思是，指挥作战，一般都是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奇”与“正”，是相辅相成的两种用兵法。“正”是用兵的常法，反映一般规律；而“奇”是用兵的变法，反映特殊规律。二者相映成辉。
在球类竞赛中，大量的技术、战术问题经常摆在教练员、运动员面前。技术运用的合理与否，取决于运动员的战术意识。战术运用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战略思想，即竞赛的谋略高明与否。《孙子》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强调在谋略上首先制敌，认为它比战场上具体厮杀搏斗要有意义的多。谋略仗打赢了，即使实力弱一些也会打胜仗。谋略上失算了，实力很强，战术对头也要打败仗。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国足球队在第十三届世界杯外围赛——中港“5·19”之战中的失利。赛前的情况是，中国队只要与香港队打平即可出线。而且，近年来中国队对香港队从无败绩，双方的实力差距是明显的。这时，若中国队求平出线，计划留有充分余地，就不会背上很重的思想包袱。但中国队教练却为此发表专题文章，认为“平局”实际上未达到目的。全队也加紧练习突破密集防守的方法，被逼上“梁山”，非赢球不可。结果，面对香港队的针对性政策，中国队久攻不下，产生急躁情绪，结果竟以1:2败北。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中，比利时对巴拉圭的比赛就体现出双方的奇正变化。开赛时，比利时队排出523的阵型，意在打防守反击；而巴拉圭队排出343的阵型，其意是控制中场。开赛不久，巴队由于占据中场要冲，使比队门前几次告急。比队见势不妙，从后场截球后，一脚传向埋伏在对方禁区附近的队员，此“奇兵”突然起动，甩掉对方后位，把球射人球门。巴队失球后，发现自己后位薄弱，忙调人回防当敌，并以长传吊打对方后场。结果，也是以奇兵取胜。双方都以奇正的相互转化的方法，在比赛中争取了主动。但是我们在比赛中应注意不能只去关心“以奇胜”的结果，而忽视“以正合”的条件。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没有“以正合”，“以奇胜”也是难以实现的。
5.教练员修养
《孙子·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虽是对军事将领提出的要求，对从事竞技体育的教练员也有启发意义。孙子把“智”放在五德之首，这说明了他对将领“智”这一才能的高度重视。对教练员来说，“智”也具有重要意义。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体育强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新学科不断向体育渗透，从而教练员要愈来愈多地依靠“智”，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训练。澳大利亚的著名游泳教练员卡莱尔可以说是“尚智”者，在1950年代初期，他以自己从事运动生理学方面教学的经验和丰富的训练知识，在游泳界首先采用大运动量的间歇训练法，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1956年的奥运会上，他率领的澳大利亚队一鸣惊人，全世界泳坛为之震惊。
“信”，对于一个教练员来说也十分重要。教练员熊否具有“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训练是否有效。如果叫队员去苦练，队员也按你的要求去练了，可是运动成绩就是上不去，那么，他们就会想，你这套东西灵不灵啊？就要产生怀疑。除保持训练效果外，教练员对队员还应言行如一，以心换心，如果教练在平时经常讲如何信任某一队员，可一到比赛却不用人家。这样，队员就想：你说你信任我，是真还是假？教练和队员之间的信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过程。袁伟民在第23届奥运会中美决赛关键时刻换上侯玉珠，就是信任队员的成功例子。奥运会期间，在对巴西队的比赛中，后来被新闻界称之为秘密武器的侯玉珠第一次被换上场，当时她的手发抖，不知用多大劲发球，结果发球失误了。可袁伟民说没关系，并让她再打。这样，侯玉珠慢慢就适应了。中美决赛最后关头换上侯玉珠时，她以两个出色的发球结束了中、美冠亚军的决战。袁伟民后来说：“要是第一次她失误了，以后就不让她上场，她会感到，噢，你还是不信任我。”
仁，“仁者，惠抚侧隐，得人心也”。这就是要求教练员体贴、爱护、关心运动员，要对运动员政治上帮助，生活上关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只有通情达理，才能“上下同欲”，共同为振兴中华体育大业而奋勇拼搏。
勇，“能果毅也”。我们理解勇就是处事果断，能不失时机地进行决策和行动。在体育竞赛中，果断而不失时机地做出明智的决策，往往需要教练员的魄力和勇气。
严，“严者，以威严肃众也”。严就是要求严以军纪，严以法令。如果一个运动队没有良好的作风，良好的纪律，在比赛中要取得好成绩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我们说，作为一个优秀的教练员必须“五德”皆备。智、信、仁、勇、严，缺一不可。
6.管理
《孙子·谋攻篇》中说：“知胜有五……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所谓“将能君不御”引申至竞技体育运动管理中，就是只要下级干部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能够“独立”行动，实现某一目标，上级就应赋予他权力，这样才能有益于工作。否则只好上级领导事必亲躬，其结果是自己力不从心，也压制了下级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当然，作为管理者在实行“将能君不御”的原则时，应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①授权不御责；②视能授权；③能收能放；④以成败论英雄。《孙子·计篇》主张评价将的标准是胜和败，因为在战争中用将打仗是为了取得胜利。在竞技体育运动中，选人担任管理职务是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两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应以成败论英雄。为此，在选拔下级时，就不能以他出了多少力和干过多少事及经历过多少坎坷曲折为依据，而要看他干成了多少事，干成多少别人难以干成的事，有多少事是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干成的。也就是说，管理人员的功绩在于他干成了什么，而不在于干了什么。那种：“无功亦无过”就是好干部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当然，以成败论英雄并非以一时一事成败作定论，因为有时外界因素的变化往往超出了人的控制能力。但是，随时间推移和做事数量的增加，“成败”仍是最终论“英雄”的标准。竞技体育运动中的管理人员应像跳高运动员那样，在不断上升的横杆前能不断跳过，成为优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