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汉武帝用人人辈出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盛世。盛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才辈出，如群星交相辉映。史书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的济济人才，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人才组合的一个群体。

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的涌现和人才群体的形成，首先是由时代决定的，是为了满足时代的要求。汉武帝即位后，他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西汉初年已有很大的不同。汉初处于长期战乱之后，社会经济凋敝，民生匮乏。所以，汉初统治者倡导黄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安定民生，使新王朝得以站稳脚跟。然而，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国力增强，黄老无为而治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变化，稳定的基调被发展的主旋律所取代。为此，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儒生官僚逐渐取代了行伍出身、文化素质低下的旧官僚。为了改革旧有的行政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就必须重用那些熟悉政事和典章制度的文吏；而抵御匈奴侵犯的长期战争，则造就了一代将帅，其他如财政经济奇才、思想家、文学家和外交家等等，也都在新形势下找到了充分施展自己才能和抱负的用武之地。正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语所说的：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并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殚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己。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今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轼，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殚，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其余不可胜纪”，的确是汉武盛世人才群星交相辉映的真实写照：枚乘、司马相如是著名的文学家，桑弘羊是理财专家，卫青、霍去病是军事家，公孙弘是布衣丞相第一人，董仲舒是儒学大师，张汤是政治家，司马迁是史学家，唐都、落下闳是天文学家，张骞、苏秦是外交家。这些历史人物不仅有名于当世，即使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第一流人才，正因为汉武帝时代人才济济，才得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缔造了中国封建王朝的著名盛世。

汉武帝时人才辈出，自然也反映了武帝本人对贤才的渴求和不拘一格录用人才的胆识。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即位伊始，就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初令郡国举廉各一人；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诏书中强调，“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而最足以表露武帝用人思想的，是他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所下的求贤诏，诏文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马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诏书所体现的用人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武帝用人的一贯原则。武帝用人不论出身，不论资排辈，唯才是举，为我所用，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举拔新的人才。以致当时以直谏著称的汲黯颇为不满地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汲黯以此批评武帝，然而这正是武帝用人的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

武帝时代人才济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帝对用人制度的改革。汉初统治者用人重资历，有财产标准的限制，入仕的主要途径是任子，即二千石高官可任举子弟为官。汉武帝即位后，制订和健全了各种用人制度，任子已不是主要的入仕途径，举贤良文学趋于制度化，武帝亲自策问，根据贤良文学的对策评定高下，还创设了举郡国考廉和博士弟子的制度。此外，武帝还通过“特召”和命使者循行天下举拔人才，吏民还可以“诣阙上书”自荐。这些制度和措施，保证了武帝时代对人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