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古典小说(5)

悲剧的女主人公是林黛玉和薛宝钗。她们分别是贾宝玉姑家的表妹和姨家的表姐，一前一后来到贾家，都有美丽的容貌、出众的才华和广博的知识，很快成了两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林黛玉自幼失去父母，悲观感伤，清高孤傲，多疑任性，说话尖刻。薛宝钗则温厚贤淑，端庄稳重，罕言寡语，安分随时，善于处世。以贾宝玉的心性，很自然地亲近坚守高尚情操、不肯屈服于周围丑恶和庸俗的林黛玉，而与努力适应贵族官僚家庭环境，过于冷静、理智的薛宝钗则在心灵深处存有隔膜。作者通过薛宝钗这个形象不仅更鲜明地反衬出宝黛的叛逆性格和他们的真挚爱情的可贵，而且也具体、深刻地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贾府的封建家长们从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出发，要求贾宝玉将来能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世家门户。因此，他们考虑宝玉的配偶时，出身于皇商之家、受封建闺范教育很深，而又身体健康、聪明能干的薛宝钗，当然就成了他们最理想的人选。令人感叹的是，就连薛宝钗这样一个恪守闺范的少女，最后得到的也是一个凄凉的结局。她出嫁不久，宝玉就出走了。当宝黛为新的理想献身时，她也成了旧观念的殉葬品。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还描写了贾府内部的腐朽不堪。这个大家族的主子们生活穷奢极侈，荒淫无耻，“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在虚伪的礼法掩饰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即便没有抄家这样特殊的事件发生，贾府也将一步步走向没落。在众多的主子中，王熙凤是一个塑造得最成功的典型。她出于“金陵一霸”的王家。到了贾府，又成了贾母最宠爱的孙媳妇。她凭借优越条件和她的聪明才干，掌管了荣府的家政权柄。她贪图权势，媚上压下，狠毒狡诈，机关算尽，嘴甜心苦，两面三刀。在她身上，艺术地概括了封建市侩的性格特征。

在这个封建贵族家庭的底层，生活着一群丫环。这些丫环多半善良、纯洁，作者以同情赞美的态度，描写了她们不幸的命运和反抗的性格。晴雯是最富有光彩的典型。她性格倔强，敢笑敢骂，真率热情。虽为奴隶，却不屑于博得主子的赏识和欢心；她鄙视袭人对主子的低眉顺目、阿谀逢迎，更痛恨王善保家的狗仗人势、作威作福；就是高贵的主子在她眼里也不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作品歌颂了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少女。她的高贵品质，在贾宝玉心里引起强烈共鸣。她的悲惨结局，预示了宝黛爱情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也是巨大的。这首先表现在作者求“真”的艺术观上，他称自己的作品“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当然，曹雪芹并不反对虚构，他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所谓“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就是自觉的艺术提炼、加工过程。在《红楼梦》以前，很少有小说家从自己的生活经历撷取素材的。而曹雪芹声明他之所写是自己“身前身后事”，为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由于题材切近作者的亲身经历，加强了小说现实性的深度和情感浓度。曹雪芹比以前的小说家们更重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努力表现人物多侧面、多层次的心理活动特征。再就是他善于通过那些看来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细节的精心描写，揭示出它所蕴藏的不寻常的审美意义。

从风格上看，《红楼梦》虽是叙事文学，却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了中国古代诗歌、绘画等的艺术手法，使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既表现在一些优美动人的场景构思中，如宝黛共读《西厢》、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晴雯补裘、湘云醉卧芍药裀、宝琴立雪、黛玉焚稿等等；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对他所钟爱的人物，往往赋予其诗的气质。如林黛玉俏瘦的身影、幽怨的眉眼、深意的微笑、哀婉的低泣、脱俗的情趣、飘逸的文思以及她所住的那个宁静幽雅的潇湘馆，使她在十二钗的群芳中独具一种韵味。《红楼梦》在艺术结构上也是匠心独运的。它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和纷繁、琐碎的生活细节组织在一起，既纵横交错，筋络连接，又线索清楚，有条不紊。小说的语言也很富于表现力。它全面总结了汉语语言文学的优良传统，把文言、白话及韵文、散文、骈文等等熔于一炉，典型地体现了18世纪中叶汉语的面貌。

《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使它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200年来研究这部小说的著作不可胜数，成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即“红学”。当然，以今天的观点来看，《红楼梦》也有其局限性。小说中浓重的人生变幻无常的虚无主义思想和感伤情调，使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反省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下，失去了应有的力度和深度。而后40回虽然根据原书的线索写了贾府被抄、黛玉病死、宝玉出走等悲剧情节，但又添写了宝玉“中乡魁”，贾府“延世泽”的结局，甚至歪曲了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性格，削弱了原书的反封建意义，是违背曹雪芹精神的。

《红楼梦》之后，虽然仅《红楼梦》的续书就出现了十余种，但思想境界、艺术水平都远逊于原书，言情小说也趋于衰落，而回光返照，尚见于近代的“鸳鸯蝴蝶派”中。

武侠公案小说

武侠与公案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立发展而关系密切的两个流派。清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武侠公案小说。

武侠小说以豪侠仗义行侠为主要内容，歌颂重义尚武、扶困济危的侠客。汉代《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视为武侠小说之滥觞。唐代，武侠题材的传奇很多，如《虬髯客传》、《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都属此类。宋元话本中的“朴刀”、“杆棒”和部分“说公案”类的作品也属于武侠小说的范畴，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等。章回小说成熟的明代，武侠小说并不发达，仅在《水浒传》等英雄传奇中含有武侠成分。比较典型的武侠小说都在清代中叶以后出现，如二如亭主人的《绿牡丹》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它以江湖侠女花碧莲和将门之后骆宏勋的婚姻为线索，描写了鲍自安、花振芳等一群有胆有识、正气凛然的绿林好汉形象。贯穿他们行动的信条是为友尽义，为民解危，对贪官污吏实行了正义的审判和制裁。他们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深受普通群众喜爱。虽然此书成书不久便屡遭禁毁，但其故事仍广泛流传，并被编成多种剧本上演，经久不衰。

公案小说主要描写清官断案折狱的故事，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申冤的清官。先秦诸子书中就有一些司法寓言故事，两汉史传文学中有关“循吏”和“酷吏”的记载，也包含公案小说的因素。魏晋志怪和唐代传奇中，已有公案小说。宋元时期，是公案小说的转折期。当时的说话艺术中，就包括“说公案”一类。如《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等都是公案小说，这些作品通常以叙述冤案的发生经过为主，对含冤受屈者的不幸命运寄予深厚的同情。作品中的清官判案，往往有一个使案情大白的结尾。作品的视角集中在受害者身上，而不在于歌颂清官的明断。五代以来，还有一类公案书很流行，如《疑狱集》、《折狱龟鉴》、《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它们主要目的是收录一些著名官吏明敏断案、平反冤狱的记载和有关判词，供为官判案时参考。宋元公案小说也有承袭这种形式，专述官吏断案及判词巧妙、诙谐的，如《醉翁谈录》所载《私情公案》和《花判公案》即属此类。明代万历年间至明末出现了一大批公案小说，如《百家公案》、《廉明公案》、《诸司公案》、《新民公案》、《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等，也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的。它们大多先叙案情，再记诉状，后录判词。案件内容大多是民间民事案件，如奸淫盗窃等。结构上虽有以章回小说形式出现的，实际上多为短篇故事集。

公案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龙图公案》，现存清初刊本，叙述宋朝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知府包拯断案的故事。共有百则，两则为一组，而其实互不相关，它们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正直无私、断狱如神的包公形象。情节往往比较曲折，语言文白相间，通俗浅近。清代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在《龙图公案》基础上，讲说包公断案故事，极受欢迎，所述内容被整理为120回的《龙图耳录》。以后，又有人对此重行编订，改题为《三侠五义》。此书前半部以众侠义辅佐包公办案为主要内容，后半部以众侠义辅佐颜查散巡按襄阳为主要内容，是公案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的代表作。书中包拯被塑造成一个铁面无私、廉洁公正的“青天大老爷”。他不辞辛劳，不畏权贵，秉正除奸，深得万民感仰、圣上信赖。小说还描写了一群武艺奇绝、神出鬼没的侠客的形象。最突出的是南侠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两人都身负绝世惊人之技，具有行侠尚义之心，但性格迥然不同。展昭宽厚精细，白玉堂则促狭阴狠。全书以展、白二人贯穿首尾，在对比之中刻画人物，将二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其他人物形象，如欧阳春的深沉、卢方的忠厚、蒋平的机敏，无不纤毫毕露，鲜明生动。因《三侠五义》由说唱底本整理而来，在艺术风格上保留了平话特点。情节安排既错落有致、枝节横生，又清晰连贯、首尾完整。作品以第三人称铺叙为主，又时时以说书人的口吻点拨几句，或状物叙事，或剖情析理，直接与读者交流，使读者恍在书场听讲，印象格外深刻。当时，小说创作充斥着妖异、脂粉气息，而此书以粗豪洒脱见长，故颇受人们喜欢，流传很广。

清代中叶以后，公案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已成趋势。除《三侠五义》以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施公案》、《彭公案》等，这些作品规模都很大，而且一续再续，渐至于滥。此后，公案方面的内容逐渐减弱，而武侠小说则至今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是章回小说发展过程中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小说，不仅数量极多，而且随着小说观念的变化，反映的社会面也极广阔。最为人称道的是所谓“谴责小说”。谴责小说紧密联系时政，揭露官场丑态，抨击社会黑暗，讽刺手法的运用比《儒林外史》更尖刻。比较有名的作品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

李伯元（1867～1906），字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毕生从事小说创作和报刊编辑工作，在晚清报界文坛颇负盛名。《官场现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凡60回，约78万字，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制度，着力描写他们贪污腐败和媚外卖国的丑态。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位有高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之徒。对洋人，又多奴颜婢膝、丧权辱国。李伯元惯用讽刺手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只是有些描写过于渲染夸张，辞气浮露，缺少冷静、细致的观察和提炼，众官员虽丑态百出，笑柄连篇，但大同小异，难免杂沓重复之感。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我佛山人。是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著有小说30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108回，约63万字，叙述年轻幕僚九死一生（是作者的影子）在20年中耳闻目见的社会腐败、丑恶现象，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图卷，内容比《官场现形记》更广泛，不仅写了官场人物、洋场才子，而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但重点还是暴露官场的黑暗。小说中描写的官吏都是卑鄙无耻之徒，他们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卖官鬻爵，惧怕洋人，卖国求荣。作品还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社会风尚的败坏。全书以九死一生为主线，将各色人物和近百年事串联在一起，使其中重要人物都有交代，比起《官场现形记》显得集中些，但事件与事件之间仍缺乏内在的联系，也缺乏必要的剪裁、提炼，讽刺也比较浅露。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他的《老残游记》共20回，写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所为，反映了晚清的某些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政治主张。在第一回中，刘鹗以隐喻方式把国家比作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一只帆船，船上的四种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和倾向的人。他的态度是倾向于统治者的，只是希望他们能把握正确的方向。但实际上，小说中体现其政治理想的庄宫保、白子寿的形象缺乏动人的力量。比较深刻的还是对玉贤、刚弼这两个酷吏的暴政的描写。此书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对事物的描写比较细腻，文笔生动。作品中还出现了大段的心理描写，这在以往的章回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但它的情节缺少提炼，结构也很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