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古典小说(3)

如果说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民族性格的优秀品质，展示了新的时代精神与追求，那么，在猪八戒、唐僧身上，作者就努力发现和表现了民族性格中的消极因素。把人物塑造由单纯的道德层面引向精神品格的层面，这就是《西游记》的真正价值所在。它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

在艺术风格上，《西游记》也很有特色。中国古代文论一向强调文学的道德劝诫作用和历史纪实功能，以温柔敦厚、凝重质实为尚。而《西游记》有意突破了传统的功利观念，有意摆脱冬烘俗儒的迂拘固陋，更主动地追求文学的审美愉悦性。作者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的揭露，不是纯客观的再现，而是用旁敲侧击的讽刺手法，在貌似随意的点染中，揭示其荒谬而又不失其真的丑态，让人们尽情地嘲笑。在人物塑造中，作品也多用谐谑之笔。唐僧心诚志坚，又怯弱迂腐，这样一个人却要率领三个顽劣不堪的“妖徒”进行神圣的取经，本身就极富喜剧性。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表面的滑稽可笑，而是着意挖掘人物不同的性格。孙悟空和猪八戒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形象，但他们带给读者的笑声却不相同。孙悟空是以乐观善谑的天性感染读者的，而猪八戒是被嘲笑的。他虽入空门，却处处贪恋尘缘；虽生性愚笨，却常常耍小聪明、弄巧成拙，等等，这种种不协调和矛盾构成了他喜剧性格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部宗教题材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还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在处理历史继承下来的宗教文学及叙事模式时，作者显示出更为灵活的态度。书中有不少讥佛讽道的描写，对宗教表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现世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的力量的热情肯定，这使它完全没有早期取经故事的那种宗教的神秘感和迷狂，整个作品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它以幻想的形式对人的孜孜不息的追求和奋斗精神亦即对人的力量和价值，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坚忍不拔的执著追求不再奉献给虚幻的宗教信仰，却成了英雄人物斩妖除邪、匡危扶倾的伟大实践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战斗历程。

与《西游记》大体同时，还有一部神魔小说广为流传，这就是《封神演义》。它的构思大体以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为基础，同时吸收大量民间神话传说，益以虚构、演绎而成。其中心内容是描写商周之争的曲折过程。以仁慈爱民的武王和他的丞相姜子牙为代表的周，同以暴虐无道的纣王为代表的商，构成了矛盾的双方，其间神怪迭出，各有匡助。助周者为代表神教正统的阐教，助纣者为代表左道旁门的截教。双方各逞法术，为历史赋予了神奇怪诞的色彩。在内容上，作品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肯定了武王伐纣这样的“以臣伐君”的合理性。但也有不少描写体现了庸腐落后的“女祸”思想和宿命观念。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那些神奇的幻想，杨任剜目后手掌内生出眼睛，雷震子胁下有可以飞翔的肉翅，哪吒则能化为三头六臂以及土行孙等的土遁、水遁之法，都给读者以较深的印象。

在这以后，神魔小说虽多矜奇尚怪之作，但即使在幻想方面，也并没有超过《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只是在利用神魔形象表现人生哲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颇有特色的作品，其中《西游补》、《后西游记》、《斩鬼传》是写得较好的。

世情小说

严格地说，所有的小说、包括神魔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活。但在中国小说史上，世情小说往往特指那些描写世俗生活风情的小说，它们不同于以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所注重描写的非凡人物，更不同于神魔小说展现的超自然世界，而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以现实社会众所熟悉的人物、事件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即使作品假借前朝名姓，实际反映的社会生活依然是作家所处时代的风貌。这一点，在最早的、也是最杰出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中体现得极为明显。这部小说是由《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进一步展开的，但作者却不再关注梁山英雄的可歌可泣的壮举，而是突出表现了一个市井商人的纵情声色的生活及其家庭复杂尖锐的矛盾，从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贴得更紧密了。

《金瓶梅》凡100回，约100万宇，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成书，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真实姓名不可考，有人推测是王世贞、李开先等，但都缺乏确凿的证据。小说集中刻画了西门庆这个兼有富商、恶霸、官僚三种身份的封建社会市侩的典型。他与潘金莲勾搭成奸，一同害死其夫武大。又先后奸娶孟玉楼、李瓶儿等。同时，还经常玩弄妓女和仆妇，生活淫荡，终于纵欲身亡。

由于《金瓶梅》以较多的篇幅细致描写了西门庆等人的性生活，因此，它一向被认为是一部“古今第一淫书”，长期被禁止刊刻、出版。但实际上，《金瓶梅》的性描写，仅就这部小说来说，并非完全不必要的。至少它在表现某些人物的性格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例如女主角潘金莲之所以成为“淫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境遇造成的。早期的被玩弄与不幸婚姻，使她渴望真正的爱怜和性满足。嫁给西门庆后，妻妾之争使她在精神上、生理上都只能通过性生活求得幸福、巩固地位。当然，过分露骨的性描写是不足取的。事实上，作者对于所谓“淫”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他在总体设计上，把那些贪淫的主角都置于批判的位置，让他们都遭到报应，不得好死。不仅西门庆如此，潘金莲因淫作孽，终成刀下之鬼，李瓶儿、春梅等也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联系明中叶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潮来看，《金瓶梅》的性描写也不是孤立的。伴随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追金逐利、纵情声色的风尚以及个性解放的要求，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不少文学作品从人的本性的角度，肯定人对男欢女爱的追求。《金瓶梅》虽然没有描写高尚的爱情，但它赤裸裸的性描写却也是对传统礼法压抑人性的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的丰富内容远不是性描写所能代替的。它描写的虽是北方一个中等城市的普通商人，但由此生发开去，上至皇家相府，下至勾栏茶肆，一大批达官贵人、商贾小贩、荡妇娼妓、帮闲俳优、婢仆地痞、三姑六婆等，在这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构成了一幅背景广阔而又关系复杂的明代社会生活长卷。以西门庆而论，他原是个破落户财主，却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他一面巧取豪夺，聚敛财富，一面又贿赂官场，步步高升。有财有势，财势结合，他才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第五十七回叙述西门庆在捐款助修永福寺后对吴月娘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这充分暴露了西门庆的丑恶灵魂和明代社会的黑暗。

《金瓶梅》以其现实主义的笔触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广阔的世界。但占据整部小说中心的，无疑还是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描写。小说以细腻的笔法，生动而又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这个家庭内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强、迎奸卖俏。在这里，无论是妻与妾之间，还是妾与妾之间，几乎在任何细小的问题上都进行着明争暗斗。它从多方面剖析了那个社会的婚姻制度、嫡庶制度、奴婢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和不幸。而这一豪绅家庭的兴衰，又深刻地展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暴露了那个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在西门庆死后，作者又提到一个与西门庆相仿的张二官，使读者能从西门庆一家的故事中跳出来，看到它的普遍性。

在人物描写上，《金瓶梅》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忠”、“奸”、“善”、“恶”观念，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发展变化。西门庆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本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却也有一往情深、不能自己的时候。他追金逐利，有时又显得重义轻财；他贪赃枉法，巴结钻营，似乎又没有什么更大的野心或凶残地去迫害别人。正是这些矛盾现象构成了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形象。其他不少人物也都性格鲜明。同是西门庆的妻妾，潘金莲的尖刻嫉妒，李瓶儿的隐忍内向，吴月娘的胸有城府，春梅的恣肆骄纵，写来各不相同；其他如无能无才却又惯于偷鸡摸狗的浪荡子弟陈经济，帮闲抹嘴却又故作正经的篾片应伯爵，以财势取人面孔多变的妓女李桂姐，善于察言观色深知西门庆性格的小厮玳安和灵魂扭曲又不失良善的仆妇宋惠莲等，都不乏精彩描写。这些普通的市井人物，已大不同于传奇英雄的神魔灵怪，标志着小说创作的新动向。

作为第一部家庭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的结构也有了许多新的特点。以前的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大多以时间为线索单线发展，《水浒传》也可以抽出“武十回”、“鲁七回”等独立的情节。《金瓶梅》则不然，全书充满了日常生活琐事和细节，却几乎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完整故事。作者依靠对生活的提炼，使千头万绪，蹊径相通，互为因果，形成有机联系，因而，情节、人物虽姿态纷繁，但结构紧凑严密，浑然一体。

《金瓶梅》的作者，还是一位语言大师，全书百万余言，采用活生生的俚言俗语写成，较之《水浒传》有明显的进步，给整个作品带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长篇小说题材由历史传奇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创始之作，也是创作方式由群众集体编创转向文人个人写作的创始之作。它在人物塑造、艺术手法等方面，对以前小说创作的模式有所突破，对以后小说创作的发展有所启示。

《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仍有所发展。比较重要的有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李绿园的《歧路灯》等，但总的来说没有出现能与《金瓶梅》相媲美的作品。不过，在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以及其他题材流派的作品中，仍不乏对世情精彩的描绘。而到《红楼梦》问世，世情小说才出现了质的飞跃。

讽刺小说

讽刺是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法，在任何题材的小说中都可以运用。然而，在清代，却出现了一些以讽刺为基本特色的章回小说。《儒林外史》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