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古典小说(2)

《三国演义》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仅就文学发展而言，它结束了长篇小说创作只是说话艺人底本的时代。由于它成功地再现了一段历史，为同类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明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历史演义。不仅传说罗贯中自己还著有《隋唐志传》和《残唐五代史演义》等小说，其他有名的作品有：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谢诏的《东汉通俗演义》，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袁韫玉的《隋史遗文》，熊大木的《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等，直到近代，历史演义仍层出不穷，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不过，这些作品除少数有较好的民间传说基础，经文人加工整理后得到进一步提高，流传颇广外，其他多系文人采撷史料，连缀成篇，情节纷杂无绪，叙述平板呆滞，类似通俗历史读物，文学价值不高。

英雄传奇

章回小说中有一类作品突出描写了各种英雄好汉，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与历史演义小说中的英雄相比，他们的虚构成分更多一点。《水浒传》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它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北宋末年，宋江等所领导的民众反抗斗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过程。《水浒传》版本甚多，120回本的《水浒全传》约100万字。

与《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在成书之前，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宋元时期，宋江等人的事迹就已在民间广泛流传，一些说话艺人也开始讲说他们的故事。《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它所记水浒故事，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金元时期的戏剧家还创作了很多水浒戏，水浒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内容细节上与《宣和遗事》颇有异同。而把这些简单、零散的人物和故事汇集到一起，写成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则是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的功劳（也有罗贯中著和施、罗合著等说法）。有关施耐庵的生平、思想，缺乏详实的材料予以说明。

《水浒传》是第一部以民众的反抗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以艺术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败、黑暗，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全书以洪太尉误放魔君为序曲，但这只是为了呼应上天星宿之说，给小说笼罩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而实际上，作品却是以高俅发迹为真实内容开篇的，表明了“乱自上作”的思想。由于宋徽宗荒淫无道、腐败无能，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此人与蔡京、童贯等权奸把持中央行政大权，又将其亲朋党羽安插全国，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关系网。这些人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流氓无赖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百姓，逼使无数英雄，纷纷落草，用朴刀杆棒来洗雪他们的仇和怨。鲁智深、林冲、宋江、柴进、武松、解珍、解宝、杨志、孙立等数十人，就是因为深受官府和邪恶势力的挤压，或不满社会现实的黑暗，通过不同的反抗道路，汇聚水泊梁山。随着起义军规模的扩大、力量的加强，他们打破祝家庄、曾头市，攻下唐州、青州、大名府，两败童贯，三挫高俅，使统治者为之震惊。但由于义军领袖宋江无意反抗朝廷，终于使梁山英雄走上了被招安的道路。在古代，民众的反抗斗争被诬为“盗”，梁山英雄的行为原也在“盗”之列。但这种“盗”又不同于当时人们通常理解的“盗”，用《水浒传》的话说，就是“盗可盗，非常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在民众的反抗斗争中，贯穿和交织了忠奸斗争。具体地说，作者让忠奸斗争采取了民众反抗斗争的方式进行，同时，又把民众反抗斗争纳入了忠奸的轨道。这就是《水浒传》矛盾冲突的特点和全部内容的要旨。

招安之后，宋江等自愿征辽，保卫边土，以示效忠于宋室。这也反映了宋元以来汉族人民的民族爱国思想。然而，他们有功不受赏，反遭猜忌、陷害。以后又去平田虎、剿王庆、擒方腊，经过无数次血战，他们虽为宋室立下汗马功劳，却伤亡殆尽。幸存者也或隐遁、或被害、或自杀，小说的结局充满了悲剧气氛，使作品“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

尽管如此，《水浒传》讴歌的英雄主义仍然是作品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作者往往集中几回重点刻画一个或几个主要英雄人物，如所谓“武十回”、“宋十回”、“林八回”、“鲁七回”等。通过这些列传式的描写，展示了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生活道路和性格特征。浪迹江湖的鲁智深是作者描绘的一个正直、勇敢、急公好义的英雄，“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概括了他性格的基本特征。他从一个颇有地位的军官到削发为僧，再到落草为寇，纯粹是由于慷慨任侠、仗义勇为而难以存身的结果。林冲则是“官逼民反”最突出的典型。他原有优裕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的隐忍退让、委曲求全并没有带给他安宁。在无端的陷害面前，他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和复仇之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英雄本色。武松也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一个天神般的英雄，他一再声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这种英雄性格经作者反复强调，雕刻般地凸现在读者面前，李逵虽然没有武松、鲁智深、林冲那样集中的描写，但自第三十八回登场起，就一直活跃在作品中。鲁、林、武等固然也形象逼真，呼之欲出，一旦上山，他们的性格就被淹没在人群之中，不如李逵，终《水浒》之篇，都没有减弱其艺术的魅力。他的性格就像一阵扫荡一切恶势力的“黑旋风”。他把天下大事看得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有了两把板斧，就可以杀尽天下不平之人。他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是梁山英雄中反抗性最强的一个。

值得赞赏的是，《水浒传》在描写这些英雄人物时，避免了千篇一律、众人一面的弊病，写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及其发展变化。明末清初小说批评家金圣叹就称赞“《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作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林冲由岳庙隐忍求和、野猪林的守法、风雪山神庙的悲恨到草料场报仇，至火并王伦，越来越坚决，十分符合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逻辑。这种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在杨志、武松等人身上又各不相同。同时，作者还大量运用合理的想象和艺术的夸张，通过传奇性情节使英雄人物达到理想化的境界，如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醉打山门、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林冲的风雪山神庙；武松的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李逵的大闹江州、力杀四虎、独劈罗真人、大闹忠义堂等等，都是充满神奇色彩、令人过目不忘的描写。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特点是准确、形象、生动、丰富。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语言，人们可以看出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性格特征。

《水浒传》的成功再次证明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动力。在它的影响下，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英雄传奇。作为《水浒传》余绪的陈忱的《水浒后传》就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它热情歌颂了梁山英雄的抗争精神，寄托了深沉的爱国思想，在艺术上也有某些独到之处。《说唐》、《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英雄传奇，它们大多情节曲折，塑造一个个非凡的英雄人物，其中像秦琼、程咬金、杨家将、孟良、焦赞、岳飞、牛皋等，都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

神魔小说

中国古代神话流传至今的虽然比较零散，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它从形象构成、叙事方式、文化精神等多方面影响了小说的形式与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非现实形象构成始终是基本的艺术手法之一。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形成了“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二水分流的局面，至明代章回小说，又出现了“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双峰并峙的格局。所谓神魔小说，就是以各种神仙道佛、妖魔鬼怪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除了上古神话，后世的宗教神话对它也有广泛的影响。不过，优秀的神魔小说只是以神话为形式，在非现实的幻想中寄寓着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西游记》。这部小说描写唐僧率领猴精孙悟空、猪怪猪八戒及沙和尚去西天取经，展开了一系列绚丽多彩的降妖伏魔故事，内涵丰厚，趣味横生。

唐僧取经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唐太宗贞观年间，僧人玄奘为了穷究佛法，孤身一人，穿越戈壁雪山，跋涉万里，前往天竺（古印度）求经问法，历时十几年，带回600多部佛教经典。由于玄奘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加上他的门徒的夸张，取经故事遂在民间开始流传，并逐渐脱离史实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异内容。有趣的是，玄奘本人由英雄退化为懦夫，取而代之成为取经故事主角的是一个神猴。南宋时已有“取经烦猴行者”的说法，《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描写了猴行者降妖伏怪的情节。在元代，出现了一部《西游记平话》，据残存片断可以推测，它已初具今本《西游记》的轮廓。此外，《西游记杂剧》对于丰富取经题材也有贡献。正是在这些传说、话本和戏曲的基础上，明中叶出现了一部艺术高超、思想深刻的长达100回的《西游记》。据近人考证，它的作者是当时江苏的文人吴承恩，但也有持怀疑态度的。

《西游记》的结构可分成三大块。第一回至第七回叙述孙悟空的出身故事，描写他大闹天宫而被压在五行山下。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叙述取经缘起，为下文作铺垫。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全书的重点，叙述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作者充分发挥想象，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瑰丽的神话世界。人物，多半是腾云驾雾的神佛、妖魔；环境，多半是虚无缥缈的天庭、地府、龙宫。不过，这些幻想并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恰恰相反，它在许多方面都是现实社会的翻版和延伸。因此，那些神魔不仅具有神性、魔性和动物性（他们经常是动物的幻化），更具有人性。

与同时代的小说相比，《西游记》更自觉地以人物为故事情节的中心。作者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取经队伍是作者经过精心提炼而建立的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群体。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保守心理；至于沙和尚的勤恳依顺，也折射着中国人民朴实、善良的品性。能够在一部作品中如此鲜明地概括民族性格的几个重要类型，确实令人钦佩。

最突出的形象自然是孙悟空。《西游记》彻底改变了孙悟空在以前取经题材作品中作为宗教信徒和神怪形象的性质，使之成为一个体现着社会愿望的真正的英雄。他的“治国祛邪”的救世热忱与本领，顺应了明中叶亟盼英雄的时代召唤。不过，孙悟空的卓然不群不仅在于他具有非凡的英雄品格，还在于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就是他对自由、自尊、自娱的追求。孙悟空天生地养，一开始就在精神上超越了宗法制社会对人的种种限制和约束。以后，也不断地反抗神佛对他的羁縻，渴望保持“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的天性。与此相关，他还心高气盛，傲不为礼，有一种“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气魄。同时，他总是以降妖伏魔为游戏，必要时连神圣的取经也要让位于他的这种“耍耍”。因此，他虽然打的也是“诳上欺君”之徒，却不甘愿以臣仆自居，还要维护自己高傲的人格独立性。他也像《水浒传》中的英雄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专救人间灾害”的斗争中去，也带有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江湖好汉特点，但与其说是为了“替天行道”或“建功立业”，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他特有的在斗争中开拓人生，获得无穷乐趣的心理特征。他既肩负着匡世济民的伟大责任，又不断追求着自我的价值，两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完善的结合。比较起来，后者更引人注目。而这与明中叶以后的个性解放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