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化是团体分析的本质，它既是人格和社会系统研究中，也是人类关系情景中精神病理治疗的一种观点。不幸的是，精神分析持续地贬低人性中社会性的重要性，这反映在对一些社会事实的忽视上，诸如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国籍、语言团体、家庭结构、组织生活，更不用说巨大的社会创伤；类似地，社会科学也持续地忽略潜意识心智及其在人们相互重叠的社会情境下的关系生活中的表达的重要性。幸运的是，建立在对我们感知的双目视野和格式塔的理解的基础上，既作为科学研究，又作为疗愈方式，团体分析为这些多重参考框架提供了一个整合的空间。

当我们悲惨并滑稽地从有限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时，我们虚伪地向内和向外看，往回看我们的起源，往前看我们共同创造的命运。对社会潜意识的研究往往既是一个政治的也是一个宗教或哲学的课题。在对这种复杂且注定是抽象的现象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被弗洛伊德、克莱茵、比昂和拉康的工作吸引，也被福克斯、莫雷诺和皮雄-里维埃（Pichon-Rivière）的工作吸引，但很少有人能样样精通。虽然我们使用来自社会科学、深度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的数据和假设，但我们认识到生命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尽管一粒沙子可见宇宙，但是对人类关系和其变迁的研究并不能简化为对本能和与本能相关的投射幻想的研究。最后，人类活动的意义总是需要我们在理解开放的生命系统时，将它们放在时间和社会空间中去思考，不管是按照同心圆，还是更可取地按照一系列相互交错和相互渗透的螺旋的方式。

尽管本书各章的作者提供了许多阐释他们基本论点的例子，但他们课题的核心都是对创伤体验反复循环的和强迫性的持续理论化。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更全面地理解人性，以帮助缓解人类的痛苦。虽然这样的领悟并不总能带来更强的个人和社会控制，但它会增加我们做出更明智和更公正的决定的可能性，使我们成为更明智的（即使是更悲伤的）人类。

大家可能会对这套关于“个人、团体和社会的社会潜意识”系列丛书的历史感兴趣。在团体心理治疗的几位创立者去世后，不同国家的同道一直在强调理解社会潜意识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尝试迎接他们提出的理论、实证和临床上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哈伊姆·温伯格向我建议，将围绕社会潜意识的重要主题展开的文章编辑成一本书，这本书的意义将超越我个人研究的意义。我提出，将本书纳入“新团体分析国际图书馆”丛书是很合适的。我们将2008年8月在都柏林召开的第14届欧洲团体分析论坛——该届论坛的主题是“绝望、对话、渴望”，作为开始我们拟定各个章节主题的一个机会。无论如何，一套系列丛书就准备就绪了。我们决定将“个人、团体和社会的社会潜意识”[1]分成“以理论为主”“以矩阵为主”“以临床工作为主”三册。

准备第一册花了大概三年时间。我们很多作者的母语并非英语。那些欣然同意社会潜意识研究在他们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作者，之后在对这个主题的多个焦点的强调上出现了分歧。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的国际交流有它自身的问题，更不用说对编著这样一本书的理想化预期和现实的差距。

第一册出版延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和哈伊姆·温伯格一起写本书引言时遇到了困难。我们的工作很有可能潜意识地受到了各个章节的主题，甚至本书结构的影响。我之前是一名社会学家，现在既是精神分析师，也是团体分析师，已经对这些学科进行了个人视角的整合。哈伊姆之前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后来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和团体心理治疗师，最后在以色列经过模块培训（block training），成为一名团体分析师，他也对这些学科进行了个人视角的整合。我是个居住在英国的美国人，他是个居住在美国的以色列人。我们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我是家中的长子，他是家中排行居中的孩子。他在编辑方面比我更善于妥协，这可能是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的一种置换[2]。不过，尽管我们之间有差别，又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我们从为了完成课题所做的必要交流中学到了很多。引言部分之所以如此清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必须向另一位主编解释我的想法，而他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

本书由六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讨论了社会潜意识的一个特定的方面。第一部分包括三章，讨论福克斯、雅各布·莫雷诺和恩里克·皮雄-里维埃的工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他们可以被称为“团体心理治疗之父”。福克斯来自法兰克福，在伦敦开始了他的团体工作，并和詹姆斯·安东尼（James Anthony）以及许多其他的同事和学生合作。迪特尔·尼茨根（Dieter Nitzgen）在第1章中总结了福克斯使用“社会潜意识”这个术语的各种方式，并指出了需要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的意义的各种情景。雅各布·莫雷诺最初在维也纳，后来到了纽约，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很快传播到了南美。他试图概念化潜意识的人际维度，发明了“共同潜意识”这个名词。受荣格工作的影响，他认为完整地理解心智需要在一个整体的宇宙中将心智情境化。海洛伊莎·弗勒里（Heloisa Fleury）和安娜·玛丽亚·克诺贝（Anna Maria Knobel）在第2章中讨论了莫雷诺的工作。恩里克·皮雄-里维埃在阿根廷和巴西开展的研究聚焦人们将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人格化的方式，他认为重要的是将人们放在他们的社会情境中。他发明了“操作性团体”这个名词。胡安·图波特-奥克兰德（Juan Tubert-Oklander）在第3章中讨论了他的工作。

在第二部分的导读中，马尔科姆·派因斯（Malcolm Pines）解释了从“社会性大脑”的角度思考的必要性，这和团体分析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正如A. P. 汤姆·欧尔毛伊（A. P. Tom Ormay）在第4章中所解释的，社会性大脑是以“我们为中心”的空间为特征的。在第5章中，伊芳·阿葛扎恩（Yvonne Agazarian）和苏珊·甘特（Susan Gantt）在关于能量和信息流动的当代神经生物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团体心智的存在。

在第三部分的导读中，罗比·弗里德曼（Robi Friedman）解释了人们和他们的团体是相互关联的。此外，正如马丁·韦格曼（Martin Weegmann）在第6章中讨论的，人们和他们的团体实质上都是相互渗透和主体间性的。而且，正如约书亚·拉维（Joshua Lavie）在第7章中概述的，福克斯早期关于人性的社会性的工作是建立在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一些观点的基础上的，即同时社会化和个体化的“矛盾”以及社会的社会性系统（societal social system）与它们的个体成员并不是对抗和对立的，社会的社会性系统是由相互关联的人们组成的。

在第四部分的导读中，菲利克斯·德·门德尔松（Felix de Mendelssohn）借助他来自维也纳这个优势——他对欧洲社会动荡的场景是如此贴近，同时又离它如此遥远，注意到人类最痛苦的方面深深地植根在人们和他们的社会中。在第8章中，海伦娜·克里莫娃（Helena Klímová）探讨了捷克斯洛伐克集体假性自体的可能的发展。在第9章中，玛丽娜·莫约维奇（Marina Mojovic）探讨了塞尔维亚社会精神避难所的共同运作。这些作者讨论了受到创伤的人们的特性是如何在极权社会系统的特性中呈现的，以及极权社会如何成为其“公民”的创伤体验的来源。

在第五部分的导读中，格哈德·维尔克（Gerhard Wilke）注意到以矩阵自己的术语去讨论矩阵的特性是多么重要，而不要把它们简化为参与其中的人的特性，也不要将社会关系系统的基础矩阵与团体的动力性矩阵相混淆。在第10章中，法尔哈德·达拉尔（Farhad Dalal）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意识形态的社会防御，它帮助我们抵御因认识到社会无力感而产生的焦虑。在第11章中，雷吉纳·肖尔茨（Regine Scholz）思考了社会的基础矩阵如何约束和限制有关与人们及其社会部分联结的生活轨迹的时间度量。

正如阿梅莉·诺亚克（Amélie Noack）在第六部分的导读中建议的，应对创伤的社会退行理论和新荣格学派的文化情结理论有很多相同之处，这可以在社会性做梦（social dreaming）的模式中看到。她对整合来自精神分析、分析性心理学和团体分析的观点的可能性很敏感。在第12章中，法里斯（Fariss）阐述了在美国与不同种族团体之间充满冲突的互动相关的文化情结的限制，将这些互动与美国和贩奴世界未解决的社会创伤联系起来。正如戈登·劳伦斯（Gordon Lawrence）在第13章中建议的，在社会性做梦矩阵情境中的社会性做梦研究表明，任何社会系统成员的集体的和相互关联的梦包含了他们共同的困境、担忧，甚至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换句话说，梦既包含了他们社会情境中的世俗信息，也包含了宇宙情境中的神圣信息。

这些章节描绘了一幅非常吸引人的关于社会潜意识理论和概念的多个方面的画面。它们和它们的作者是由同道和其观念组成的社会-文化-交流网络上的重要节点。

厄尔·霍珀

伦敦

[1] 此处的“个人、团体和社会的社会潜意识”为英文原书系列名。

[2] 英文为“displacement”，是一种防御机制，指因事物而引起的强烈情绪和冲动不能直接发泄到这个对象上，就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