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8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从星期天到现在的这段时间，我们真是度日如年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仿佛整个世界都翻了个底朝天。不过，姬蒂，别担心，我还活着，爸爸说过活下去是最要紧的事。

是的，我确实仍然活着，可是别问我在哪儿活着或活得怎么样，因为你会难以理解，我还是先告诉你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吧。

星期天下午3点（哈里刚走，不过后来他又回来了），有人按响了前门的门铃。我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台的躺椅上，边读书边晒太阳，我并没有听到门铃声。过了一会儿，玛格特神色焦虑地出现在厨房门口。“德国的党卫军给爸爸发出了传讯通知，”她压低声音说道，“妈妈已经去找范达恩先生了。”（范达恩先生是爸爸的朋友，跟爸爸是同事）这消息让我胆战心惊，传讯通知，谁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脑海里出现了集中营和冷寂的牢房的画面，难道我们能眼睁睁地让爸爸去那样的地方吗？我们一起等待事情的发展时，玛格特坚定地说：“他当然不能去。妈妈已经去了范达恩家，跟他们商量我们是否应该明天就转移到藏身的地方。范达恩家将跟我们一起去，这样的话，就一共有七口人了。”接下来我们都默不作声了。因为焦虑地惦念着爸爸，我们没有心情再多说什么。爸爸还不知道出现的新情况，他去犹太人孤残院看望几位孤残的老人去了。我们在等妈妈。天气闷热、心怀忧虑，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惊恐不安，缄默无言。

门铃又猝然响了起来。我说：“是哈里。”玛格特拉住我，说：“别开门。”不过，看来没必要这么小心，因为我们听到妈妈和范达恩先生在楼下跟哈里说话的声音，然后他们进了屋，随手关紧了屋门。每当门铃响起，我或者玛格特就会弓着腰、蹑手蹑脚地跑下去，看看是不是爸爸，否则我们是不会给任何人开门的。

妈妈让我和玛格特退出了起居室，因为范达恩先生想跟妈妈单独商量事情。当只有我们俩待在自己的卧室里时，玛格特告诉我那传讯通知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发给她的。这让我更加心惊肉跳，不由得哭了起来。玛格特才十六岁，他们真的要把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单独带走吗？不过，谢天谢地，她是不会去的，这是妈妈亲口说的。而这应该也是爸爸提起我们将躲藏起来时的想法。

躲藏起来——去什么地方？是城里还是乡下，是楼房还是村舍？什么时候去？怎么去？……

这些都是我不能问的问题，可是它们却总是在我心里萦绕。玛格特和我开始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装进书包里。我装进书包的第一样东西是这个日记本，然后是卷发卡、手绢儿、课本、梳子、旧的书信。我心里只想着去躲藏，手里才把这些似乎最不靠谱的东西装了起来。不过我并不遗憾，对我来说值得留恋的东西比穿的衣服更重要。

下午5点，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给科菲斯先生打了电话，问他傍晚时分是否能过来一趟。范达恩先生去叫米普了，米普自打1933年起就跟爸爸在公司里共事，并且成了好朋友，自然而然地她的新婚丈夫亨克也成了爸爸的好友。米普到来后用一只大包带走了一些鞋子、连衣裙、外套、内衣和长统袜，她答应傍晚再来。随后家里陷入沉默，大家谁也不想吃东西。天气仍然很热，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异常。

我们楼上的大房间是租给一个叫作古德斯密特的人住的，古德斯密特是个离了婚的男人，三十多岁。这天晚上他似乎无事可做，他一直待在我们的起居室里，除非下逐客令，我们没办法摆脱他。他一直闲待到晚上10点钟才离开。11点钟，米普和亨克·范桑滕来了。鞋子、长袜、书本、内衣又一次装进了米普的大包，还有亨克衣服上的大口袋。11点半，他们又匆匆离去。我已经疲惫不堪，虽然晓得这将是我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的最后一夜，我还是躺下就睡着了，直到转天清晨5点半妈妈把我叫醒。幸运的是天气已经不像昨天那么热，温乎乎的雨连绵不断地下了一天。我们穿上了好几层衣服，仿佛要去北极似的——穿这么多衣服出门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呢？在我们所处的境遇下，犹太人根本别想带着一箱子衣服出门。我身上穿了两件背心、三条裤子、一件连衣裙，连衣裙外面还套着一条裙子、一件夹克衫、一件风衣，脚上穿着两双长袜、一双有带子的皮鞋，头上戴着毛线帽，肩上围着披巾。还有一些别的零碎东西。我们还没有动身，我就快被闷死了，可是谁也没顾得上问我的感受如何。

玛格特在她的小背包里塞满了课本，取来自行车，随着米普骑车前往那个未知的地方——至少对我来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你瞧，我仍然不晓得我们那个秘密的藏身之处在哪里。7点半，我们关上了房门。我只跟自己的小猫莫耶做了道别。我的邻居们会照顾好它的，我把对小猫的交代都写在了一封留给古德斯密特先生的信里。

在厨房里我们给小猫留了一磅肉。早餐用过的餐具、剩下的食品仍然摆在桌子上，床上光光的已经没有被褥，屋里的一切给人的印象都是我们是仓促地离开的。可是我们已经不在乎别人的印象，我们只想逃离这里，只想安全地逃出并且安全地抵达目的地，此外别无他求。明天再继续写吧。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