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我好几天没写日记了，因为我首先得好好想一想写日记这件事。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写日记似乎会令人觉得挺古怪，这不仅是因为我以前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还因为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他人来说，这件事好像都没有多大意义——谁又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学生吐露的心声感兴趣呢？不过嘛，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想写，更重要的是我想把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各种东西都倾诉出来。

有一句谚语是：纸比人更有耐心。有一天我的心情不太好，我手托着下巴坐在那儿感到烦闷、无精打采，不晓得是出去好还是待在家里好，这时我想起了这句谚语。是啊，毫无疑问，纸是有耐心的，这本硬皮笔记本有个自豪的名字叫“日记本”，除非我发现了一位真正的朋友（男孩也好，女孩也罢），否则我是不会把它拿出去给任何人看的，那么可能也就没有人关心我心里在想什么了。好啦，说到底，我打算开始写日记的原因是我还没有一位可敞开心扉的真正朋友。

我可以把话说得更清楚些，原因是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总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而且从表面上来看，她确实也并非形只影单。我有慈爱的父母，还有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大约三十来个可称为朋友的人，想跟我接近的男孩子有一长串，他们巴不得能瞥上我一眼，如果不能直接瞥到，就在课堂上通过镜子偷偷地看。我还有亲戚，婶母、舅妈、叔叔、舅舅，他们对我都很好，所以我有个幸福的家，我似乎什么都不缺。然而跟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时都一样，除了说说笑笑，也就没别的可求了。我难以离开老一套话题，无法跟他们聊点别的东西。我们好像很难把心靠得更近些，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或许是我缺乏自信，可是不管怎么说吧，事实就是如此，我似乎无能为力让它改变。

今后我就要经常写日记啦。日记就是一位我等待了很久的朋友，为了让她在我的心目中有更美好的形象，我不打算像大多数人那样在里面记下一串串流水账似的事情，我要把日记当成可以谈心事的朋友，我将把这位朋友称作姬蒂。如果我突然开始敞开心扉给姬蒂写信，那么就会谁也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因此，尽管我本不愿意，我还是先把自己的情况简略地介绍一下。

爸爸三十六岁时跟二十五岁的妈妈结的婚。姐姐玛格特于1926年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我是1929年6月12日出生的。由于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不得不在1933年移居荷兰。到了荷兰后，爸爸被任命为特拉维斯果酱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跟同一幢楼里的科伦公司有密切的业务来往，爸爸还是科伦公司的股东。

我家的亲戚深受希特勒反犹法的迫害，因此生活中总是有太多的焦虑与不安。1938年那次大屠杀事件发生后，我的两位舅舅逃亡美国。年迈的外婆只好投奔我们家，她当时已经七十三岁了。1940年5月之后，好日子迅速消失了：先是德军杀来，然后是荷兰军队投降，接着是德国人占领，从此我们犹太人的苦难就真正临头了。迫害犹太人的法令一个接一个迅速出笼。犹太人必须戴一个黄星标记^[1]，犹太人必须把自行车交出去，犹太人被禁止乘坐公交车，也不许开车。犹太人只能在下午3点到5点钟去商店买东西，而且只能去挂着“犹太商店”牌子的地方买。一到晚上8点钟便禁止犹太人出门，连坐在自家花园里也不行。犹太人不准去剧院、电影院以及其他的娱乐场所。犹太人不能参加公共的体育活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以及其他的运动场地都不准犹太人出现。犹太人不准去基督教徒家中做客。犹太人只能去犹太人学校上学，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限制。

我们不能做这个、不准做那个，可是日子还要过下去。月波常常对我说：“你会害怕做任何事，因为很可能那也是被禁止的。”我们的自由已经少得可怜，不过总算还能忍受。

1942年1月，外婆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想念她，也没有人知道我心里依然那么爱她。

1934年，我开始在蒙特索里儿童学校读书，一直读到六年级。第六学年结束时，我不得不跟六年级二班的班主任K夫人道别。我们都伤心地哭了。1941年，我跟姐姐玛格特一起进了“犹太中学”，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

迄今我们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还算平安。好啦，下面我该转到此时此刻的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