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汨罗江发源地之人文色彩
汨罗江，属洞庭湖水系。发源于湖南省平江县、湖北省通城县、江西省修水3县交界处的黄龙山梨树埚（修水县境），流经修水县白石桥；由龙门桥进入平江县，向西南流经长寿、嘉义、献冲、三市到大桥，折向西北，流经中县坪、横槎、金窝，再折向西南，流经平江县城关、浯口、青冲、黄旗塅；至新市进入汨罗市，流经长乐街、新市、汨罗、于磊石山北注入南洞庭湖。
曾经在中国或在世界万千河流中，非常普通。但公元前278年，那年因一个人的到来，一个人的离去，这条河成了楚辞的千古绝唱，这条河从此闻名天下。
那个人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屈原。
1．屈大夫以身殉国之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提到这句，都知道是屈原之离骚。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一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并且，《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第二次遭流放的屈原，已经失却了往昔的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才子风采，悲悲戚戚，瘦骨嶙峋，支撑着战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身躯，行至汨罗江。遥望故国，秦军的铁蹄已攻陷楚都，所向披靡。他纵身一跳，梅雨季节的洪流中溅起满江的波光，成就了永远的独立不移的文化人格。华人社会因此多了一个最具文化含量的特殊纪念日，也成就了汨罗江的更深远意义。
他对天呼唤的这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其千千万万年影响着湘楚大地。之后，九百多年后的某一天，被贬永州十年的柳宗元也来到汨罗江，屈原的形象立刻与自己形成对照，他脱口而吟：“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灵性的土地与杰出的人物也是需要缘分才能相互依偎的。汨罗江未能挽留住柳宗元这位具有渊博学识和惊人才华的政治家与文学家，柳宗元成了汨罗江古往今来的一位匆匆过客，只是有些不同寻常。
2．诗圣杜甫之永留之地
汨罗江有幸，平江有幸，继屈原之后，唐代诗圣杜甫又带着中国文人永远的孤独与无奈漂泊到了这里，从此再也无力离开或者不愿离开，或是这块神秘之地有着其神秘的人文奥秘。
杜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好好当着官的杜甫，为何后来有着长达十几年的流浪生涯，并客死汨罗江畔呢？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
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悲愤出诗人？杜甫茅屋被秋风所破以致全家遭雨淋的痛苦经历，他写了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杜诗中的典范之作。
杜甫768年（唐大历三年）元月山川入鄂，意图北上长安，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可是由于北方战乱频仍，在鄂一年，得不到朋友的帮助，生活日益贫困，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衰弱了，最后竟到了“饥借家家米，悉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的地步。
流至湖北，情况更糟，待到第二年冬末，由湖北公安入湘到了岳阳，至此，杜甫开始了在湖南两年的飘泊历程。
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湖南度过的，他一叶孤舟荡漾在湘江流域和洞庭湖一带，阅尽湖南大地上的战乱和灾难，目睹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加上自身的沉疴难起，诗人心里充满了悲凉。
杜甫到了岳州后，他第一是来到了慕名已久的岳阳楼。遥望远方，想想现在，想到祖国大好河山，想到前景堪忧，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首诗意境辽阔，情调悲凉，忧国忧民的诗人的责任感和壮志未酬的叹息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残酷的现实和永不磨灭的理想的矛盾，使诗人痛苦彷徨。痛苦的吟唱，也成了岳阳楼最经典的诗句。
下了岳阳楼，杜甫于唐大历五年（770年）秋冬之际，他沿洞庭湖，随后由汨罗江来到平江县。在离千年以前屈原行吟投江之处不远的地方，杜甫走到了他光辉而又悲惨的一生的尽头。“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这是多么憾人心魄的悲壮和浪漫！在汨罗江一条风雨飘摇的小船里，诗人永远停止了悲情的歌唱。
为什么杜甫选择了幕阜山下。杜甫第一次漫游吴越等地，就对海上的仙山产生过幻想；第二次漫游梁、宋、齐、鲁时，曾和道教徒还有李白、高适结谊亲访王屋山、东蒙山，访道士华盖君、董练师和元逸人。长安十年，一再推崇老子，向往葛洪，并说自己有“丹砂访葛洪”之愿。居成都期间，杜甫道教思想更加滋长，归隐的倾向亦很明显，他曾寄诗司马山人，望其指授神仙之诀，在草堂经常和他往来之人朱山人就是个隐士。
由此可见杜甫归隐之心并非心血来潮。杜甫对一直不为名、不为利，屡辞官聘，退而修道的葛洪非常崇拜，有遁其迹之意。如“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奉送二十三舅》, “我欲就丹砂，踄涉觉身劳”《送重表侄》。杜甫对葛洪的崇拜是出自内心的，因为葛洪以外儒内道应世，与杜甫心灵是相通的。而平江（昌江）幕阜山正是葛洪练丹归隐地之一，其友李白登山写下了《炼丹井》:“闻说神仙晋葛洪，炼丹曾此占云峰。庭前废井今犹在，不见长松见短松。”于情于景于境，杜甫在绝笔书中写道：“反朴时难遇，忘机陆易沉。”“转蓬忧悄悄，行药病岑岑，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这才是杜甫最终“转蓬”的原因。
此次转蓬，不知是上天旨意，还是他真心追随，病逝汨罗江上游的天岳幕阜山下的平江。
3．解说李白死于平江幕阜山下之说
李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天性豪放，一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谜团。
生在哪里，祖籍哪里，死在哪里，怎样死的等都是个谜，史上说法不一。有人在翻阅唐诗宋词时，惊奇地发现李白有死在平江汨江之说，让人大为惊讶，但也不无依据。小小汨罗江，难道真的是容下了诗圣、诗祖、诗仙不成。这也只有天岳幕阜有此殊荣吧。
李白，唐代诗人（公元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四川江油县）人。其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健奔放，色调瑰玮绚丽，语言清新自然。强烈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深切关怀时局安危，热爱祖国山川，同情下层人民。对后世影响极大，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其人爽朗大方，喜结交朋友，爱酒、爱月、爱狂。一生漂泊，经历坎坷，蔑视权贵，才气横溢。杜甫评价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然而李白命运多舛，晚年穷极悲苦又不甘寂寞，时时感叹自己愤懑的一生，虽胸怀大志，而命运却是“中天摧兮力不济”的不堪，“白发三千丈”的忧烦，没奈何，竟日呼酒买醉，举杯消愁。
第一个描述李白之死于岳阳的是唐朝政治家、文学家韓愈，《题杜工部坟》指出：“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谏便沉汨罗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贤所归同一水”（韩愈遗诗二首《全唐诗外编》第四卷续·遗卷七）。韩愈字退之，公元768—824，河南孟县人。自称“昌黎韩愈”。曾任吏部侍郎。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称。韩愈直率，敢讲真话，无所畏避，慷慨激昂，忧愤甚广，文章自然随和。提出了“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著有《韩昌黎集》。
韩愈《题杜工部坟》的诗对李白、杜甫之死进行了考究。李白醉酒捉月，沉汨罗江底，三贤所归同一水，指屈原、李白、杜甫，一位诗祖，一位诗仙，一位诗圣，先后魂归汨罗江。此诗附有说明，“惟见于刘斧《摭遗》，韩昌黎正集无之，似非退之所作。然大和去（距）元和，时之相去，犹未为远，不当与本集抵悟若是。乃后之好事俗儒托而为之。”此说明怀疑不是退之所作，但又不敢否定，认为是好事俗儒托而为之。此诗叙事自然随和，文从字顺的风格与退之是一致的。从时间上推断大元与元和相去犹未为远，不能否定，故宋人又编入了《全唐诗外篇》，那么俗儒托名为之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假韩愈之名凭白无据说李白在汨罗江捉月而死呢？
第二次有人提了这个事件的是是唐代诗人齐已，《吊杜工部坟》:“鹏翅蹋于斯，明君知不知，域中诗价大，荒外土坟卑。瘴雨无时滴，蛮风有穴吹，唯应李太白，魂魄往来疲。”承袭了韩愈“三贤所归同一水”的看法。
五代时期的王定保，公元870—940年，著有《唐摭言》，其书15卷，大致前三卷汇录科举制度，其余十二卷记录详细，生动，很少神奇怪异，且次序较为系统，多为选举志未备。《越缦堂读书记》指出：“《唐摭言》记述了大量唐代诗人遗闻轶事，多记正史所不详述者。”可以窥见当时文人风貌一斑，又保持了不少唐人别集所失载的断章零句，可以作为唐诗的重要依据。王定保是五代时期南昌人，以摭言为书名，含自谦意，“摭”就是拾取、摘取，带有一定的考证性质。所载材料信实可靠。《唐摭言》记述：“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与韩愈“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谏便沉汨罗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贤所归同一水”如出一辙。
五代王定保有《唐摭言》的记述，南宋辛弃疾也曾肯定了韩愈的观点。辛弃疾，公元1140年—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抗金将军，也是南宋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其《忆李白》诗曰：“当年宫殿赋昭阳，岂信人间过夜郎。明月入江依旧好，青山埋骨至今香。不寻饭颗山头伴，却趁汨罗江上狂。定是骑鲸归汗漫，故来濯足戏沧浪。”辛弃疾也肯定了李白魂归汨罗江。“饭颗山头伴，汨罗江上狂，骑鲸归汗漫，濯足戏沧浪。”沿袭了屈原、李白、杜甫三贤同归汨罗江的说法。
北宋诗人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一诗，同样持上述观点，其诗曰：“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诞，便当骑鲸上青天。”
有人说梅尧臣所写的采石应是指安徽马鞍山市西的采石矶。笔者不以为然，九江河之中，采石甚多，当时平江（昌江县）在现在的中县坪，三面临江，采石比比皆是。诗中采石应是泛指江河之中。由以上可以看出，李白魂归汨罗江不是韩愈一家之言。那么，综上所说，李白为什么会死在平江呢？这个还有待更深入的考究，但有一点是可以坐实的，李白死前来过平江。
李白来平江是否问道求仙而来？
李白自幼受道风影响，家乡环境熏陶，萌生神仙之念，并终其一生没有改变。“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李白25岁出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再也没有回去过。一生两大目的，求仕求仙，政治抱负与道教信仰融为一身。再加上唐朝任侠之风盛行，朝庭又遵道教。李姓皇帝认为老子李聃是他们先祖，老子成仙就是太上老君而遵道。开元十三年，（733）唐玄宗亲注《道德经》颁示天下，使道教得到推崇，玄宗一朝尤甚，更坚定了李白求仕求道的信念与决心。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召李白进宫。李白当时踌躇满志，“仰天大笑”进宫，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何等荣耀。在朝庭供奉翰林，侍奉皇帝左右。李白不是搞政治的，做官不里手，不事权贵，日久生厌，纵酒发狂，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谗谤于玄宗而疏之。李白在长安三年，处朝庭之中，功不成，名不就，被赐金放还。李白政治上求仕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愤懑失望中，骤感岁月流失，前途浩漫，因而把心思集中在求仙问道上。终于在齐州紫极宫请北海的高如贵天师授道，正式入道了。不久，在德州安陵请益寰道士为其造真篆，得到了更高级别的传授。李白“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留别广陵诸君》，亲自炼丹复食，“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游泰山》。“久卧青山云，遂为青山客。山深云更好，赏弄终日夕”《日夕山中忽然有怀》。
李白尽管入道造篆，政治上求仕之心尚未泯灭。一方面想摆夺世俗，进入飘渺虚幻的仙界，一方面又留恋现实，希望能再得到朝庭的重用。至德二年（757）,57岁的李白，又投入永王军营，作组诗《永王东巡歌》抒发了还想建功报国的情怀，终获罪判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后被大赦。大赦之后的李白，已经六十一岁了，还想到李光弼那里请缨杀敌，为国尽力，被拒后才对政治上求仕最后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最终决定不问世事，一门心事求仙问道。
通往仙界，一要炼丹，二是要寻找在山里的神仙。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丹》。这首诗是李白六十多岁后心情的写照，表白了自己访仙问道的决心以及隐逸山林的想法。而幕阜山与庐山相邻，又称天岳山，又是道教的洞天福地，还是葛玄葛天师羽化成仙之所，又是葛洪练丹之处。李白对葛洪外儒内道，仰慕之至。幕阜山有仙，有洞天，还能炼丹，当朝还有不少朝庭官员隐逸至此。正是李白访仙问道，潜隐山林的理想之地。
平江同治县志载：幕阜山顶有葛、艾二仙坛，有石床、石臼、井灶台。山有观曰紫清、佑圣，宫曰玉清，寺曰华严、云腾，庵曰太平、普济。山有石壁刻篆文曰：“禹治水到此”。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幕阜山为二十五洞天，名元真太元之天。《西山十二真君传》载：“许旌阳尝炼神丹于艾城之黄龙山，丹成，祭于幕阜葛仙翁石室。”加之葛洪在幕阜山居其伯祖父葛玄石室三载，炼丹于幕阜并写有《幕阜山记》一直传承，这让一直追道的李白趋之若骛，因此，遂前来一访。
李白登幕阜山，拜谒了葛玄、葛洪仙坛，留下了《炼丹井》的绝句：“闻说神仙晋葛洪，炼丹曾此占云峰。庭前废井今犹在，不见长松见短松。”这首诗把幕阜山的地理特色讲的很清楚。“占云峰”指幕阜山气象万千，云峰云海，四季显现，风云际会，云从脚底生，月在水中流。“不见长松见短松”一句把幕阜山的生态环境写得很明显了。短松又称为黄山松，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较马尾松其叶更为粗短，较油松其树脂不同，喜光、喜凉润、根深耐瘠薄，生长迟缓，针叶两针一束，7-10厘米长。天岳幕阜山正是全国黄山松的生产基地，是成千上万年所形成的自然生态林。李白不亲临幕阜山，见山见云见短松，是很难留下这样的千年绝句的。由此可证实李白求仙于幕阜、问道于平江（昌江县）是不争的事实。
李白来平江（昌江县）的第二个原因是与朋友一道潜隐山林。李白流放夜郎大赦以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来到了岳阳，“楼观岳阳尽，川迴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留下了“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等千古绝唱。悉知“六相隐平江”的事迹，这六人都是曾经同朝为官的朋友，他们远离朝庭，潜隐平江，李白当时是心知肚明的。两年后的李白等待朝庭重新起用无望，向李光弼请缨杀敌，报效祖国被拒，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贫病交加，求仙问道，潜隐山林，要找到自己生命尽头的归宿地，而平江这块风水宝地无疑是他的心仪之地。
平江清同治县志载：唐玄宗天宝14年（755）安史之乱，皇室大多逃往四川，校检工部尚书徐安贞，邀兵部左侍郎刘光谦、侍郎白琪、左丞相陈希烈（常甫）四人潜迹南逃，至江西黄龙寺，遇超慧禅师言及湖南平江（昌江）山水胜状，慕名而至。首先居住梅仙大洲，至今四隐堂地名尚存。第二年，侍郎陆善经、李安甫也寻友前来，于是才有“六相隐平江”。后分开，徐居下台，三墩建回台寺；刘光谦居上台，长庆建长安寺；白居聚台，白水建有白水寺；陈居就台，长寿九岭建惠果寺；陆在河东芭蕉村，建芭蕉寺；李虑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乡岑川，建九峰寺。死后在这六个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
李白对这六相都熟悉，特别是陈希烈，李白天宝元年进宫，供奉翰林，当时陈希烈就是翰林院院士，又是集贤院大学士，还担任“崇文馆”大学士，教授太子和皇族子弟，后授为左丞相，兼兵部尚书。与李白同朝为官，都是为皇帝服务的，而且翰林院还是陈主管的单位，所以李白与陈希烈相互是熟悉和了解的。
李白与徐安贞都是翰林侍诏，一样的闲职，为皇帝服务，李白侍皇帝生活游玩，徐安贞侍皇帝文书公务，天天相见，甚为熟悉，加上李白喜结交朋友，性格爽朗大方，没有政治城府和心计，与他人没有利益上的冲突，同朝为仕为友。李白被赐金放还之时，还专题写了一首诗《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学士》,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可见李白与集贤院同仁是有感情的。所以心仪平江，向往平江，他乡访旧友，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缘分，殊路同归，潜隐平江山林，对于李白来说是在自然之中。
更能佐证的是杜甫之死于汨罗江。联想到杜甫与李白的关系，再想想为何杜甫在途径岳阳后到了彬洲又返回平江，而病逝于此？民间很多传说，杜甫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最后想到了自己一直崇拜的偶像曾访幕阜山炼丹，客死汨罗江，决定寻着李白的足迹而来，不是没有可能。
4．文人雅士豪杰众出的平江
是的，纵观历史，沿线追溯，汨罗江真的是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说的“蓝墨水的上游”，成了文化与思想的河流。
到了宋代，因为一个很特殊的原因，让平江的经济与文化教育有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汨罗江的墨水蓝得更加幽深更加灿烂。当时的宋王朝不断受到北方异族势力的挑衅与侵扰，地处江南山区的平江，就成了一方可以安居乐业的静土。大量北方的官宦、商家、读书人蜂拥而入，落户平江。一时之间，地广人稀的平江变得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读书蔚然成风。
精通平江古今的彭以达先生有过考证，在科举时代，平江建有天岳、昌江、文崇、爽溪、星轩五大书院。宋代科举考试中，平江有53人取进士，117人取举人，有三届全省会试录取者全是平江人。清代平江有文举人73人，文进士9人，武举人38人，武进士1人。
外来移民与原住民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本土的人口素质，让平江人既有北方人的粗犷豪放，又有南方人的精明灵活。清代的康熙、乾隆年间，由于官方的移民垦荒奖励政策，江西、四川、福建、广东等地移民纷至沓来，平江的经济进一步走向大繁荣，文化进一步走向大融合。
文化是最具韧劲最有传承性的软实力，它一旦形成传统与风尚，就风刮不动，雨冲不走，生生不息，永不磨灭。至清末民初，平江全境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遍布每一个角落，真正把学校办到了千家万户的家门口。更为重要的是，除官方、宗祠、大户、教会、庙宇的各种奖学措施外，“砸锅卖铁也要送子弟读书”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与民间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