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今昔物语集》研究史
关于《今昔物语集》的研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明治时代开始的《今昔物语集》研究，一直被继承下来，至今优秀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关于其撰者、欠卷、题名、出典、构成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围绕上述诸多难题，先行研究者们首先根据与《今昔物语集》文本相关的典籍，以及与其成立年代相近的文献进行考证式的研究。
《今昔物语集》正式的考证研究是由冈本保孝的《今昔物语出典考》开始的。在这本书中，冈本保孝汇总了狩谷棭斋、伴直方、木村正辞的研究成果。狩谷棭斋堪称近世考证学者的第一人者，除了《今昔物语集》之外，还从事《日本灵异记》《古事谈》《十训抄》《续古事谈》《古今著闻集》等的考证研究。
片寄正义最先详细整理了《今昔物语集》的研究史
，他在《今昔物语集的研究》第一编第一章中，将《今昔物语集》的研究历史划分为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
根据片寄正义的研究，明治中期以前，没有正式的《今昔物语集》研究，只有一两篇关于解题的文章。明治后期开始，逐渐出现引人注目的论文，这期间的《今昔物语集》研究是从作者、书名、成立时间、出典等基本问题开始的。佐藤诚实、藤冈作太郎、和田英松、坂井衡平、中岛悦次等人的研究，都与源隆国以及《宇治拾遗物语》《宇治大纳言物语》等相关。尤其是关于作者的研究，片寄正义在《今昔物语集的研究》中指出，是林道春之子林恕最先误认为源隆国是《今昔物语集》的作者，并指出佐藤诚实和藤冈作太郎也主张《今昔物语集》的作者是源隆国，是源隆国著作说的代表人物。此后，和田英松、坂井衡平、中岛悦次强调，《今昔物语集》中有源隆国去世后的文献，是反对源隆国著作说的有力证据。关于这个问题，菊地久吉在《今昔物语集作者考》中批驳了佐藤和藤冈的学说，令人遗憾的是，此后菊地说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
到了大正时期，出现了两部《今昔物语集》研究的力作，即芳贺矢一的《考证今昔物语集》（大正二年至十年，1913—1921）和坂井衡平的《今昔物语集的新研究》（大正十二年，1923）。芳贺矢一集中于出典研究，以冈本保孝的《今昔物语出典考》为基础，考证尚未考证出来的说话。坂井衡平的《今昔物语集的新研究》由序论、外部批评、内部批评、系统批评四个部分组成，采用文本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方法。
在第一编的“外部批评”中，坂井衡平论述了文本的状态，并赞成非源隆国著作说，还对《宇治大纳言物语》和《今昔物语集》加以区别，关于这两本书的关系，沿用了上述菊地说。上述论述如同路标，将《今昔物语集》研究指向重视文本研究的道路。
在第二编的“内部评论”中，坂井衡平首先对《今昔物语集》的说话进行分类，由此分析作者的思想、兴趣、信仰、修辞论、说话性、宗教性、史实性、社会性、价值论等，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第三编的“系统批评”中，坂井衡平利用历史和系统的方法，确立了日本文学的四大系统，将《今昔物语集》归为第四系统的“佛教文学系统”，但是并未引发学界的反响。
从大正时代的后期进入昭和时代，《今昔物语集》研究登上了新的台阶，研究者从各种角度审视《今昔物语集》，开始利用分析的方法进行缜密的研究。首先，研究初期阶段的作者、成书时间、题名、出典等主要论题继续作为争论的焦点，广泛收集平安时代的相关资料以及其后的文献史料，与文本内容进行比较，在设定具体关系的基础上，试图判定缠绕着《今昔物语集》的不明问题。
在这个时期，雨宫尚治在《今昔物语集名称考及其他》中，追溯了近世以前，《今昔物语集》的名称为何容易与《宇治拾遗物语》（15卷本）、《宇治大纳言物语》（3卷本）、《世继物语》（1卷）混同的渊源。雨宫尚治参照佐藤诚实、菊地久吉、坂井衡平、岛田退藏、山岸德平、酒井金次郎等前人的学说，指出在镰仓时代，《宇治大纳言物语》的书名是指《今昔物语集》，另有一部《宇治大纳言物语》的佚书，到了近代，井泽长秀刊行了《今昔物语集》部分内容以后，《今昔物语集》才成为通称。
关于《今昔物语集》的成书时期，平田俊春在《论大镜与今昔物语的关系并再论大镜的著作年代》中，对照《大镜》和《今昔物语集》的类似文本，指出两者间有直接引用的关系，比较了两者的笔法以及两者引用文献的态度，对比结果是《今昔物语集》在先，《大镜》在后。平田俊春在此基础上指出，《今昔物语集》成书于长久年前后，由于被长久三年（1042）成书的《打闻集》引用，因此最迟是在此之前成书的。此后，平田俊春在《关于今昔物语成立的备忘录》中，论及《今昔物语集》和《俊秘抄》的关系，并介绍了酒井金次郎的学说。
《今昔物语集》的出典研究历来是重要的研究分野，始于狩谷棭斋，芳贺矢一尤其倾力于出典考察。昭和时代，《今昔物语集》的出典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业绩。昭和初期，岛田退藏在《今昔物语研究》的出典研究部分中论及《今昔物语出典考》和《考证今昔物语集》中没有提及的出典。同一时期，小野玄妙在《现代佛教》杂志第四十六、四十七号上发表了《佛教文学研究的基调》，指出《今昔物语集》与《三宝感应要略录》有直接关系，尤其提及《三宝感应要略录》撰者非浊的传记，指出《三宝感应要略录》是在源隆国去世后成书的，因此《今昔物语集》不可能是源隆国所著。此后，岩渊悦太郎发表了《今昔物语和冥报记》，指出《今昔物语集》震旦部说话大多基于《冥报记》，并指出《今昔物语出典考》和《考证今昔物语集》的错误，认为芳贺矢一认定为出自《法苑珠林》的几则说话实际上出自《冥报记》。关于这个问题，片寄正义在《今昔物语集的研究》中推测，还有比高山寺本《冥报记》略多几则说话的写本。通过对前田家本《冥报记》的研究，片寄正义的推测得到验证。
另外，关于《今昔物语集》的撰者，片寄正义在《今昔物语备忘录——关于小野博士说》中指出，根据《三宝感应要略录》撰者非浊新的传记资料显示，只依靠小野玄妙的资料，并不能证明其非源隆国著说。
昭和十年（1935）以后，《今昔物语集》的研究领域更为开阔，《古典研究》第三卷第十三号的“今昔物语特辑号”（昭和十三年，1938）和第五卷第八号（昭和十五年，1940）的“今昔物语主题号”，在上述的平田俊春和佐藤谦三的论文之外，还有大和田继治的《今昔物语杂考》、林顺的《今昔物语中出现的上代时势妆》、山岸德平的《今昔物语的价值》、冈一男的《由小说史看今昔物语集》、川崎庸之的《今昔物语管见》等论文。
昭和十六年（1941）2月，《国文学解释和鉴赏》第五十七号以“日本文学的说话性”为主题，特辑了诸家的论文。其中，岩渊悦太郎在《说话文学的用语》中，将《今昔物语集》的用语和文体与原典进行了比较，着重分析了格助词“を”、推量助词“む”，指出应该注意《百座法谈》《打闻集》《东大寺讽诵文》等国语资料。森本治吉在《今昔物语的世界》中指出，《今昔物语集》摄取的素材与先前的贵族文学不同，不仅是“物哀”的世界，还暗示意欲、行动、理智的新时代及其文学已经到来，表达出比个人思维更为切实的现世的世相，描绘出诸阶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既记录了奇闻异事，也阐释了佛性。
后藤兴善的《西鹤的说话文学》一文，在分析西鹤作品中的说话文学性时，论及《今昔物语集》的重要性，指出西鹤作品中有很多源自《今昔物语集》的脉络。
这一时期，片寄正义在发表系列论文的同时，完成了《今昔物语集论》和《今昔物语集的研究》（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沿袭先前的研究，并进行严密的考证，不仅夯实了《今昔物语集》研究的基础，还成为继续向前迈进的动力，由山田孝雄父子们完成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今昔物语集》（1959—1963）。
国东文麿继《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今昔物语集》之后，提出了独自的组织论，指出《今昔物语集》“两话一类”形式的说话配列源自《三宝感应要略录》。另外，他还对震旦部的所有说话做了注释翻译。
另一方面，今野达、野口博久、山口佳纪等人主张应该将《法苑珠林》《经律异相》从《今昔物语集》的出典中排除。今野达指出，《孝子传》《俊赖髓脑》《注好选》是《今昔物语集》的出典文献。尤其是关于《注好选》的出典问题有各种学说，但是随着东寺观智院本《注好选》的刊行，《注好选》最终被认定为《今昔物语集》的出典文献。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川口久雄通过与中国文献的关联，论及说话文学盛行的原因。70年代开始，新锐学者森正人和小峰和明开始登场，进行较为独特的研究。森正人的《今昔物语集的生成》，提出了“不整合”“相克”“背驰”“内部矛盾”等问题，指出《今昔物语集》的生成本质是其语言行为包含的纠葛与矛盾的现实化过程中，在进行对抗中生成的。小峰和明提出了“佛法、王法相依论”，认为《今昔物语集》的构造基底中有佛法、王法相依的思想。关于震旦部的构造，森正人和小峰和明都认为与天竺部有关。
以上提及的是《今昔物语集》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另外，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有关《今昔物语集》研究的各种索引、论文目录等成果。最早的相关成果是平林治德等人的《日本说话文学索引》（日本出版社，1943）。此后，有川口久雄的《今昔物语集关系研究文献目录》（《文学》，岩波书店，1955）、田口和夫和中野猛的《说话文学研究总览》（《国文学》，学灯社，1958）、河内山清彦的《说话文学研究文献分类目录》（《国语和国文学》，至文堂，1962）、马渊和夫监修的《今昔物语集文节索引》（笠间书院，1964—1981）、志村有弘的《说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解释和鉴赏》，至文堂，1962）、中野猛的《说话文学关系文献目录》（《说话文学研究》，1969—1975）、石桥义秀的《今昔物语集研究文献总览》（《佛教说话研究》附篇，1974）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渊和夫的《今昔物语集自立语索引》（笠间书院，1982）和《今昔物语集汉字索引》（笠间书院，1984）、大村诚一郎的《今昔物语集研究文献目录》（《讲座平安文学论究》第四辑，风间书房，1987）、中野猛的《说话文学关系文献目录》（《今昔研究年报》，1987—1991）等，都是重要的文献关系目录书。
进入21世纪，《今昔物语集》研究有几项重大突破。首先，笔者于2010年论证《今昔物语集》的重要出典文献《三宝感应要略录》是平安时代末期成立于日本的伪托经。其次，在此基础上，笔者解决了《今昔物语集》卷八、卷十八的欠卷问题，以及僧灵验说话的起始问题。高桥贡先生一直致力于《今昔物语集》的撰者研究，并取得了进展。关于21世纪《今昔物语集》研究的各种书籍、论文目录，请参考本书附录，可以更为详细地了解目前研究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