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宝感应要略录》的先行研究
在日本,最初对《三宝感应要略录》的研究是伴随《今昔物语集》的研究开始的。安政七年(1860)冈本保孝在《今昔物语出典考》中整理了狩谷棭斋、伴直方和木村正辞的研究成果,指出《今昔物语集》从《三宝感应要略录》中采用了60个故事。关于《三宝感应要略录》的撰者的研究始于小野玄妙。小野玄妙认为,《今昔物语集》从《三宝感应要略录》中采用了58个故事,尤其是从常愍法师赴天竺礼拜毗卢舍那佛像的故事可以看出,《今昔物语集》的撰者从《三宝感应要略录》采用素材的可能性很高。小野玄妙在其论文《佛教文学研究的基调》中指出:
从《三宝感应要略录》中采用了数量如此之多的材料,就这一点来看,《三宝感应要略录》是撰集《今昔物语》重要的蓝本之一,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尤其是它(指《今昔物语集》,笔者注)转载了除《三宝感应要略录》以外几乎没有记载的常愍法师赴天竺礼拜毗卢舍那佛像的故事,此为《今昔物语》的著者确实看过《三宝感应要略录》的绝对证据。
关于《三宝感应要略录》的成书时间,小野玄妙通过与《广清凉传》的关联做了以下推测:
直接从文本的内容考证,此书卷下的《文殊化身为贫女感应》引载了《广清凉传》卷中的《菩萨化身为贫女》。《广清凉传》是宋仁宗嘉裕五年五台山大华严寺的坛长妙济大师延一撰著并开版的。后三条天皇的延久四年(1072)善慧大师成寻赴中国,同年的十月十九日在五台山真容院拜会《广清凉传》的著者延一,并于当日获得《广清凉传》,将其带回国来,这在成寻的手录《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可以见到。(中略)《广清凉传》撰成时隆国(1004—1077)五十八岁,成寻拜会延一时隆国六十九岁,这些都是隆国晚年时发生的事情。
关于《三宝感应要略录》的撰者,小野玄妙引用高丽僧义天《答大宋元炤律师书》中“此间又有新行随愿往生集一部二十卷”一语,作出以下判断:
此乃所料不及的了解非浊的不可动摇的有力史实。即“此间”二字表明著者非浊是高丽人,而非中国学者。另外,“新行”二字表明该书是当代的新著。由此可以大致推测,非浊与隆国相比乃后辈,与义天相比则为先辈。
小野玄妙推断源隆国比非浊年长,又通过“此间”二字做出非浊是高丽人的错误判断。从上下文看,“此间”在这里是表示时间的,而不是表示空间地域的词语。小野玄妙“非浊与隆国相比乃后辈,与义天相比则为先辈”的推测也是错误的。如果小野玄妙读过清初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日下旧闻》中收录了《守司空豳国公中书令奉为故太尉大师特建佛顶尊胜陁罗尼幢记》(以下略称《陁罗尼幢记》),这是研究非浊生平的最珍贵的资料。后来,塚本善隆在《日本遗存的辽文学及其影响》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陁罗尼幢记》的内容如下:
守司空豳国公中书令奉为故太尉大师特建佛顶尊胜陁罗尼幢记
讲僧真延撰并书:
京师奉福寺忏悔主、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纯慧大师之息化也,附灵塔之巽位,树佛顶尊胜陁罗尼幢,广丈有尺。门弟子状师实行,以记为请。大师讳非浊,字贞照,俗姓张氏,其先范阳人。重煕(1032—1055)初,礼故守太师兼侍中圆融国师为师。居无何,婴脚疾,乃遁匿盘山,敷课于白伞盖。毎宴坐诵持,常有山神敬持,寻克痊。八年(1039)冬,有诏赴阙,兴宗皇帝赐以紫衣。十八年(1049),勅上京管内都僧录。秩满,授燕京管内左街僧录,属鼎驾上仙,驿征赴阙。今上以师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次年,加检校太傅太尉。师搜访阙章,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十卷进呈。上嘉赞久之,亲为帙引,寻命龛次入蔵。清宁六年(1060)春,銮舆幸燕,回次花林,师侍坐于殿,面受燕京内忏悔主菩萨戒师。明年二月,设坛于本寺,忏受之徒,不可胜记。九年(1063)四月,示寂,告终于竹林寺。即以其年五月,移窆于昌平县。司空豳国公仰师高躅,建立寺塔,并营是幢。陵壑有迁而音尘不泯。
清宁九年歳次癸卯七月庚子朔十三日壬子记。
根据《陁罗尼幢记》所述,非浊字贞照,号纯慧大师,范阳(河北省)人,俗姓张。非浊受辽兴宗和道宗尊崇,历任“上管内僧录”“燕京左街僧录”,被道宗任命为“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和“检校太傅太尉”,晚年亲任“燕京管内忏悔主菩萨戒师”。重熙八年冬,奉诏赴京师,接受兴宗皇帝所赐紫衣。清宁九年寂于燕京竹林寺。塚本善隆指出在辽代佛教史上,非浊堪称“佛教界地位最高的人”,其著述20卷《往生集》的业绩得到道宗的称赞,并受敕命将其编入《大藏经》(指契丹《大藏经》,笔者注)。关于非浊与《要略录》的编撰,塚本善隆特别指出:
《三宝感应要略录》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传入日本并产生影响,这一情况受到重视,而相同著者的二十卷《随愿往生集》的传来及影响却未得到重视。不可思议的是以前从未考虑到这一点。《随愿往生集》即前述《陁罗尼幢记》中的二十卷《往生集》,可以说是他晚年投入精力最大的著作,尤其是上呈道宗皇帝,皇帝命令将其编入《大藏经》一事,乃佛教徒著述所获的最高荣誉。非浊寂后不久,高丽僧义天编成《新撰诸宗教藏总录》(1090),其中没有记录《三宝感应要略录》一书,但二十卷《随愿往生集》及同人的《首楞严经玄赞科》都录于其中。(中略)二十卷《随愿往生集》(中略)在中国、朝鲜流传,如果说完全没有在日本流传是不可思议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同人所作的三卷本《三宝感应要略录》既未见于高丽义天的记录,又找不到流传于中国的记录,却早早传入日本,并产生不小的影响,以至于还有德川初期的刊本留存。
在塚本善隆以后的《三宝感应要略录》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再对这个问题抱有疑问。在本章中,笔者根据在《三宝感应要略录》文本中发现的诸多问题做出推断,即《三宝感应要略录》的撰者并非非浊。其疑点如下:
(1)《三宝感应要略录》的署名方式“释子非浊”比较特殊。大藏经中的署名基本上是“沙门”或者“比丘”,可是《三宝感应要略录》却使用了“释子”的称呼。从《陁罗尼幢记》的内容来看,非浊在当时的地位甚高,又深受辽代两位君主的尊重,按照惯例署名处应该写上“赐紫”的称呼,或者他的官职、僧职等。《三宝感应要略录》的署名是个非常特殊的异例。
(2)正如塚本善隆所怀疑的那样,为什么高丽义天编撰的《新撰诸宗教藏总录》没有记录《三宝感应要略录》呢?如果《三宝感应要略录》是非浊的著作,那么义天将其录于《新撰诸宗教藏总录》的可能性很大。
(3)小野玄妙指出《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下的《菩萨化身为贫女》出自《广清凉传》。《广清凉传》是宋仁宗嘉裕五年(1060)完成的,因此《三宝感应要略录》的成书时间限定在1060—1063年非浊去世之前。另外,《陁罗尼幢记》中记载“清宁六年春,銮舆幸燕,回次花林,师侍坐于殿,面受燕京内忏悔主菩萨戒师。明年二月,设坛于本寺,忏受之徒,不可胜记”,可以想象这段时间非浊是很忙的,我们不得不怀疑非浊是否有时间撰录《三宝感应要略录》。因此,有必要重新考察《三宝感应要略录》到底是不是非浊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