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江三角洲总体目标与战略定位

第一节 发展目标与战略定位

依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中，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定位是首次提出。“一极三区一高地”发动新引擎是长三角发展的战略定位。

201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长三角地区应当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要担起更重要的使命。

目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了新的战略定位——一极三区一高地。具体而言，就是要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长三角一体化是合作与竞争辩证统一的一体化，既要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持续放大规模效应、协同效应、集聚效应；更要着力构建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让一切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活力和源泉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长三角一体化是集聚与辐射相辅相成的一体化，既要着力提升长三角集聚全球资源要素的能力，在更大范围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整体提升区域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更要着力增强辐射带动的能力，使更广大地区都能通过长三角的平台通道，利用国内外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推进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开放既是根本路径，也是主要动力。改革要聚焦要素自由流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型格局；创新要驱动产业升级变革，壮大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产业；开放则要对接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塑造全球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中央对长三角在新时代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与期望。“一极”指的是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明确提出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强劲活跃增长极要求长三角地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创新策源能力，提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竞争能力。“三区”指的是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一高地”指的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这是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推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对长三角提出的新使命和新任务。“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中，“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被放在首位。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既要实现有速度的增长，又要实现有质量的发展，提升长三角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竞争能力，增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在当下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中，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就是要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形成扩大内需的战略攻坚点。

对于长三角区域来说，一体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共进共融的关系。一体化比协同、协调的要求更高，既是长三角发展的重点，也是难点。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长三角地区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长三角地区是最有条件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区域之一。

长三角规划范围包括苏浙沪皖全域，面积达35.8万平方公里。在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的同时，《规划纲要》还划定了一个面积22.5万平方公里的中心区。

这个中心区共覆盖27个城市，其中包括上海市、江苏省9个城市（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9个城市（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以及安徽省8个城市（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作为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要形成区域经济共同体，最终形成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自然流向的、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第二节 长三角一体化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尤其是较发达地区的融合集聚对周边的辐射及全国的引领作用愈发重要。

长三角2019年GDP为23.7亿元。伴随着区域发展的需要，长三角“朋友圈”不断扩容升级，地区成员从15个变成41个，已实现三省一市全覆盖，长三角城市群正跑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2019年GDP排名前三的城市为上海市、苏州市和杭州市。南京市、宁波市、无锡市、合肥市、南通市、常州市、徐州市分列4至10位。除了上海市，江苏省入围6个，浙江省入围2个，安徽省入围1个。

在前十名中，有六座城市GDP超万亿元。上海市GDP达到3.8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0%，遥遥领先其他城市。苏州市GDP达1.93万亿元，接近2万亿元。杭州市经济迈上新台阶，2019年GDP突破1.5万亿元。南京市GDP达1.4万亿元。宁波和无锡也双双成为“万亿俱乐部”成员。

从GDP增速来看，安徽城市继续领跑，滁州、亳州、阜阳GDP增速均在9%以上。浙江的舟山GDP增速为9.2%，居浙江省内首位。

长三角城市，GDP突破1万亿元的一共有6个城市。它们分别是全国GDP最高的城市上海，GDP达到惊人的38155亿元。要知道，比利时（5492.78亿美元）国家全年的GDP还要稍逊上海一筹。

表2-2-1 长江三角洲GDP排名

表2-2-1 长江三角洲GDP排名-续表

其他5个上万亿的城市，依次是苏州（19236亿元）、杭州（15373亿元）、南京（14030亿元）、宁波（11985亿元）、无锡（11852亿元）。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经济区中，有2个城市也即将踏入“万亿俱乐部”，它们是合肥（9409亿元）和南通（9348亿元）。

与经济较发达城市形成较大反差的是，长三角经济区有2个城市GDP未能突破1000亿元，分别是池州（832亿元）、铜陵（960亿元）。

在长三角，除了上海，江苏在经济区的地位较为突出，江苏2019全年GDP为99632亿元，在全国各行政区中也仅次于广东（107671亿元），排在全国第二的位置。而浙江近些年的发展态势也非常迅猛，GDP增速达到6.8%，高于全国GDP增速6.3%的水平，GDP达到62352亿元，排在全国第四。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安徽省全年GDP达到37114亿元，GDP增速高达7.5%，在全国名列前几位，经济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就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而言，需要营商环境一体化，产业政策、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方面既各自发挥优势，又要形成合力，以及政府管控和法治方面一体化、区域的公共数据共享等方面取得突破。

应该说，长三角一体化既是内在的经济趋势，也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应通过突破体制机制壁垒实现真正的一体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杆、新高地。

第三节 疫情影响下，如何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寒冷期，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如何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态势，这就是要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

新年伊始，笔者到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及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做了一次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路径的专题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认识不同地区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与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给地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冲击，进一步拉大了地方间的差距。可以说，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直接冲击和间接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有些损失已经造成了，有些影响还在逐步显现，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从经济数据上看，202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下降6.8%，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季度负增长的情况。第一季度进出口都是下降的，出口同比下降11.4%，进口同比下降0.7%。因此，要充分评估当前疫情和疫后的经济形势，做好应对复杂环境的准备。

疫情过后，世界肯定会发生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很多的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出现新的调整。全球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高级贸易、人流物流的方式也会有新的变化。

基于对各方形势的分析，笔者认为：一是疫情目前没有疫苗出来短期不会结束，它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北京近期在新发地等地方又突然新增本土疫情人数，可能今后一个阶段防疫将是常态化，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二是贸易壁垒将进一步蔓延，全球贸易会断崖式大幅下降；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继续缩短，各个国家趋向自建产业链，目前这方面的苗头正在显现；四是经济全球化将增添很大的变数，全球治理体系必然会加快变革进程；五是中国将更多依靠内需，在需求侧与供给侧同时布局发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安全着陆和转型升级。

那么，疫情下该如何发展地方经济？

一要盘活存量，用活增量，激活变量，做好加减乘除。

二要继续对疫情严防严控。严防严控的关键是防控的意识，严在自控自律，各地应该按照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做出科学的调整。

三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现在中央和地方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一方面要把这些措施落实、落细、落早、落快，落实到救助那些低收入困难群体身上。另一方面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实际需要，适时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要培育好特色经济。

四要重视粮食生产安全。近年全球火灾、蝗灾等灾害频发，疫情下一些国家禁止粮食出口，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粮食安全。

五要壮大产业链集群。我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产业门类，特别是制造业的门类比较齐全，产业链条比较完整、比较长，而且这些产业链纵向、横向之间都有着很紧密的联系，产业的配套互补性也很强。

六要慎重招商引资选智。我们疫情控制得早，控制得快，进一步增加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实际上，外资外商普遍看好中国市场。2020年2～3月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面对疫情之下的失业情况，上海虹桥商务区首批重大项目集中进行云签约，一些知名外商、外企踊跃参与，总投资额超过1200亿元，形势很好。

七要保护好生态环境。经济越发展，收入越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含金量”就越高。各地应该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分类，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生态保护，搞好地区的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

八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两大块，一个是数字产业，包括硬件、软件；另外一个是传统产业、实体制造业，提高这些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加快数字化转型，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九要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要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真正从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角度认识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今的关键是解决民营企业成为自己人的问题。民营企业在疫情冲击之下，关键是解决流动性的问题，解决“堵”和“断”的问题。从社会层面来看，关键是迅速地让人动起来，让生产动起来。

总之，疫情之下，乃至疫情之后的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盘活存量，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保护好生态环境，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盘活存量。要用活增量，稳慎地招商引智选资，加快数字化转型。激活变量，全面深化改革，发展要素市场，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这些年的经济一直处在下行轨道上，而且似乎一年比一年下行的压力大。疫情之前，去年下半年就有许多专家对于今年经济发展趋势比较担心。因为我们在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比方说收入分配结构失衡，GDP当中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

中国消费水平比世界的平均水平低了15个百分点，比美国低了20个百分点，因此消费严重不足，内需严重不足。过去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跑偏了，一味地靠大投资，但投资边际效率不断降低，投资加大，“铁公机”发展模式，对于经济拉动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第二，这次疫情以特朗普为首的“逆中国化”。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问题都在有意排斥中国，比方说前不久各国的主要主权货币互换。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总体世界第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工作也做了很多，但是在这个互换当中，9个央行行长就没有中国的央行。

美国带头排斥中国，“去中国化”对于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无疑是有影响的。所以从这些基本情况来看，我认为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的恢复期可能会漫长一点，困难会更大一些。产业链、供应链市场就世界而言，中国会面临更多一些难以估测的困难。

就制造业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全球产业链深度交织，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蝴蝶效应和系统性风险。我国外贸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导致很多处于产业链上的我国企业生产不出来，或者生产出来卖不出去，资金回笼成了问题。特别是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

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再加上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和专业技能人才，这些优势依然存在。

经济发展阶段的调整和疫情的冲击两者叠加之后，我国经济下行是自然的、客观的。

我们需要做的，一是继续在创新上下功夫。度过危机其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缩小成本、压低规模、扛过去；二是通过创新，开辟新的经营模式。我国经济发展现在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所以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就是创新和提升产业结构。

我们应当认识到，眼下的全球经济是一个大停摆，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波及，之后经济如何发展，关键要看谁动手早。我国防疫抓得精准有力，迅速控制了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如今正在复工复产，要保住成果，不能让疫情反弹是首要问题，只有社会稳定了才能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