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特殊的防秋兵

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四镇，地处国家西部，系盛唐时期的四大雄藩，以镇抚西域、防扼河陇、钳制吐蕃为目标，安史之乱后，纷纷派兵勤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朔方、河西、陇右之师，继封常清出关后，奉诏讨逆。[73]随后，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又统河陇兵“并仙芝旧卒二十万镇潼关”。[74]

此后的至德元载五月，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应诏“自安西统众万里至凤翔”，[75]并“将兵五千赴行在”。随后唐廷再次从安西征兵，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76]令赴关中。稍后，安西将马璘以“统精甲三千，自二庭赴凤翔”。[77]

安史叛军是唐王朝的心腹之患，而吐蕃的侵吞、蚕食对王朝暂不构成致命的威胁，因此这些勤王之师对戡乱战争几乎倾注所部的全部军力。安西行营节度使李嗣业、荔非元礼先后战殁于中原，由安西裨将白孝德继任节度使，“朝廷因而授之”。[78]当叛乱甫平，唐廷才腾出手来应对吐蕃的威胁。上述驰援戡乱的西部边兵，鉴于“河、陇陷虏，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79]因返归无望，被迫长期驻守关中，开始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防秋兵。

广德元年（763），仆固怀恩勾结吐蕃等内犯，兵临长安，代宗仓皇“幸陕”。白孝德引兵赴难，与各军“合势进击”。[80]二年十月，怀恩复引吐蕃“寇邠州”，他“闭城拒守”，[81]后以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身份，徙镇邠宁。这支行营兵西迁泾原，因“乏食”、“馈运”不便，都虞候段秀实“乃请军于奉天”，权知奉天行营事，“寻拜泾州刺史”。[82]至德初，诏征安西唐军赴援关中。后因吐蕃寇边，大将马璘“移军援河西”，[83]永泰初，拜四镇北庭行营、邠宁节度使。大历三年，吐蕃大兵压境，唐廷以该部“力不能拒”，令郭子仪“移镇邠州”，[84]马璘则领四镇北庭行营“移镇泾州”。[85]该部以赴难之众、伤残之余，功高大唐，在关中却备受冷落，故“颇积劳怨”。建中元年（780），德宗令驻泾州的四镇北庭行营将士移师原州，遭到段秀实的拒绝，也受到该部的抵制。四年，四镇北庭军将卷入“泾师之变”，兵变失败，标志着四镇北庭行营开始陷入悲剧性的覆灭。[86]

如果说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荔非元礼、李嗣业迭相统辖安西北庭的“勤王之师”，目的在于“靖乱”而非防御吐蕃的入侵，故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防秋兵。叛乱甫平，白孝德节制该军，“徙邠宁”；[87]大历三年，“徙泾州”。[88]《新唐书》称“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寄治泾州”。[89]《旧唐书·陆贽传》称其“侨隶四镇于安定”，[90]而“泾州保定郡，本安定郡，至德元载更名”，[91]表明泾州即安定郡，故安西、北庭的西域边军实际上成为屯驻邠宁、泾州的防秋兵。

不过安西、北庭的防秋兵，其特殊之处在于，由于吐蕃截断关中与西域的联系，他们被迫长期滞留关中，而非如其他防秋兵一样可定期换防。这些军人“百战余生”，一直由安西、北庭系将领充任行营节度使，而非“遥领其节度使名”。[92]李怀光、朱泚等先后统辖该部，但“名实相符的安西、北庭行营，或四镇北庭行营已不复存在”。这一名号虽被保留下来，直到唐末，“成为历任泾帅例加的虚衔而已”。随着战争的伤亡与减员，加之缺乏相应的兵员补充，尤其受唐廷的歧视、打压与各系藩镇的倾轧，这支独特的防秋兵最终走向消亡。

另外一支特殊的防秋兵，则是河西、陇右的“勤王之师”。至德以后，“河西、陇右戍兵皆征集，收复两京”。[93]其中最大的一支就是安史之乱发生后哥舒翰统率的陇右主力，潼关一役几乎全军覆没。广德二年，仆固怀恩兵寇京畿，在危难之时，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五千”，他对监军柏文达说：“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柏文达率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94]这支河西“锐卒”，除部分平乱战死外，其余则留驻关中，因人数少而为史籍所隐。至于陇右“勤王兵”，亦戍守凤翔，可能是潼关余众及原留守兵之一部，所谓“权附陇右于扶风”，[95]即指此事。贞元三年，“陇右节度兵入屯秦州，寻徙岐州，及吐蕃陷陇右，德宗置行秦州，以刺史兼陇右经略使，治普润，以凤翔节度使领陇右支度营田观察使”。[96]

考诸上文，若以各军屯戍一地视为1次，则安西北庭行营在关中防秋6次，而河西、陇右行营兵则防秋7次，合计防秋13次。安西北庭行营与河西陇右的戍兵一样，这些小规模的特殊防秋兵，因长期战损或大量招募土人为兵而失去原有的特性，以致逐渐与关中藩镇兵无异，故使得诸史罕闻，而逐渐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