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西南地区对书院和义学的管理

杨永福

摘要：清代西南边疆的教育得到很大发展，其中书院和义学的发展尤为突出。清代各级政府加强了对书院、义学的管理以保障其正常运转，如对书院和义学的师资遴选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对施教对象也有一定要求；在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方面，书院作为官学附庸地位的特征进一步加强，义学则作为面向少数民族子弟具有启蒙教育的显著特点，使“夷人”子弟熏陶其礼仪，以革其心，转移风俗，潜移默化地接受统治者提倡的忠孝礼义廉耻之价值观念；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除了官府的拨款而外，还有相当部分则来源于官员、绅商和士民的捐助，但官府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亦是清代西南地区书院和义学得到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西南地区　书院教育　义学教育

与明代相比，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是官学化明显，并且其情势之繁萧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兴衰如影随形。因书院与科举人才培养直接关联，故逐步得到官府重视，自雍正十一年（1733）颁布上谕，要求各省发展书院后，清代书院教育由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与此同时，在政府推动下，清代义学教育发展到一个前代所能不及的规模。西南地区的书院和义学亦得到较快发展，这与官府加强对书院和义学的管理密切相关。西南边疆民族众多，文化教育落后，官府虽开办有一批府州县学，但毕竟数量有限，因而书院和义学的创设便繁盛起来。所谓“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2]，可见书院在云南、贵州广大民族地区播化育民、启蒙“夷人”子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清朝对西南地区书院、义学的管理，部分研究成果虽有所涉及，[3]但专文探讨尚不多见。笔者尝试做一些粗浅考察，请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