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嘉道年间：从习清书占少数到停止习清书阶段

嘉道年间，庶吉士习清书的人数进一步减少。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昨据掌院学士曹振镛、桂芳奏，新科庶吉士内派习清书者三人，未免过少。国初，庶吉士分习清书，系与汉书各半，雍正年间，每科派十四五员、十七八员不等……嗣后每科清书庶吉士，著遵奉乾隆十六年谕旨，仍酌派在十人内外，勿致过少。[63]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掌院学士仅分派三名庶吉士习清书，嘉庆帝认为习清书人数过少，但认可此次所派习清书人数，只是要求此后每科分派十人左右习清书。

参照嘉庆十六年辛未科散馆名次单，习清书者仅三人，即清书二等二人：林则徐、杨希铨；三等一人：凌铨。[64]由于有补行散馆的情况，因此，我们查阅了嘉庆十九年甲戌科、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等科散馆等第名次单，均不见有嘉庆十六年辛未科习清书补行散馆者。据此，可以大致判断，嘉庆十六年辛未科实际习国书仍只三人。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之后，虽然分派习清书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可能每科分派习清书者均在十人之内。据附表5《清代散馆等第名次及授职表》可知，从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之后，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散馆时，习清书者有十人，其余各科均在十人以下。嘉道年间散馆时，习清书者或仅二人（嘉庆六年辛酉科散馆），或仅三人（道光六年丙戌科散馆），甚仅一人（如嘉庆十年乙丑科散馆）。虽然有补行散馆情况，但从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至道光十六年丙申恩科的三十九科总体来看，乾隆年间每科习清书者均在十人左右；而在嘉道年间，每科习清书者进一步减少，可能每科习清书者均在十人以下，甚至仅一人。

我们来考察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习清书的人数。嘉庆二十五年散馆，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有五十四名庶吉士参加，其中习清书的有姜坚、韩大信、胡美彦、方长庚、朱澜五人。[65]此科先后补行散馆的有七人，即在道光二年散馆的有陈兆熊、邵甲名二人，在道光三年散馆的有徐述虔、方传穆、龚文焕、王昺四人，在道光六年散馆的有盛增一人。据散馆等次单可知，补行散馆的七人中，仅陈兆熊一人习清书。[66]此科共六十三名庶吉士，而准时散馆与补行散馆的六十一人，未散馆的二人是胡湜、赵存洵。这二人均是浙江人。据《会试同年齿录》所载出生年月计算可知，胡湜，入选庶吉士时，三十一岁；赵存洵，入选庶吉士时，四十二岁。[67]乾隆以来明确规定三十岁以下者习清书，这样，可以排除赵存洵习清书的可能性。据上文可知（见习清书年龄部分），此科习清书的姜坚等六人，除胡美彦三十三岁外，其余五人均在三十岁以下。据此胡湜有可能习清书。但从此科浙江庶吉士邵正笏，三十岁，习汉书来看，胡湜习清书的可能性不大。这就是说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最多有七人习清书，而最可能仅六人习清书。

我们再考察以下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习清书的人数。道光三年散馆，道光二年壬午恩科有三十四名庶吉士参加，其中习清书的有蔡赓飏、李菡、黄宅中、曾元海四人。此科先后补行散馆的有三人，即在道光六年补行散馆的有张洵一人，在道光九年补行散馆的有舒恭受、徐思庄二人。据散馆等次单可知，补行散馆的三人均习汉书。此科共三十八名庶吉士，而准时散馆与补行散馆的三十七人，未散馆的仅沈丹槐一人。沈丹槐，浙江嘉善人，入选庶吉士时年仅十九岁，[68]是此科庶吉士中年龄最小的。从地域、年龄角度来看，沈丹槐很可能派习清书。但从分派习清书名额的原则来看，乾隆十六年诏令江浙等省庶吉士人数在五六员以上者，酌派二三人习清书，道光二年壬午科浙江只有三名庶吉士，分派两人习清书的可能性不大。再参照此科江苏五名庶吉士全习汉书，其中温葆淳年仅二十三岁。因此，可以说此科浙江人蔡赓飏已习清书，沈丹槐习清书的可能性不大。通过分析，得出结论：道光二年壬午科习清书的人数很可能仅四人，最多是五人。

可见，自雍正以来，习清书的人数减少。庶吉士不愿习清书，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入选庶吉士者，大多文章优长，而习清书则非其所长。庶吉士希望不仅成为翰林官，也希望获得文名。而习清书，则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甚至仕途渺茫。如很有文名、很有发展前途的袁枚，派习清书，非其所愿，清书没有学好，出为知县，一生仕途坎坷；其中甚至有清书没有学好，散馆革职的。

顺康年间对没有学好清书的庶吉士或外用，甚至革职，惩处很重。这使庶吉士习清书有一种畏惧心理。

其二，学非所用，用途不广。在清朝定鼎之初，非常需要懂清语的汉官，但随着满洲的不断汉化，不少满洲官员已懂汉语。这就使得习清书的庶吉士用途不广，甚至是学非所用。

大考对翰詹官员来说，是一大考验。虽然一些翰詹官员经大考获得升迁，但不少翰詹官员则经大考降职、休致，甚至革职。习清书的庶吉士散馆时成为翰林官的，遇大考不是考清书，而是与习汉书的翰林官一同考诗赋。大考对原习清书的翰詹官员来说，更是一大难关。正如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所言：

朕思边省之人，选馆本少。声律亦素所未娴，既习国书，自必专意殚精，惟清文是务，非天分优而学业勤者，不能兼顾，汉文益致日就荒落。迨散馆时，或以清书优等授职，而留馆后遇通行考试，往往绌于诗赋，列入下等，改令别用。究其所肄清文，自散馆一试外，别无职分应用之处。[69]

乾隆所言的“通行考试”指大考。大考时，原习清书的翰詹官，“往往绌于诗赋，列入下等，改令别用”。可以说，大考是促使庶吉士不愿习清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也讲“所肄清文，自散馆一试外，别无职分应用之处”。这表明乾隆帝已认识到习清书的用途有限，因此，才诏令减少习清书的人数。

其三，不愿习清书的根本原因是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满洲的不断汉化。满洲的一些士子汉文水平不断提高，庶吉士习清书的功用已逐渐消失。清初，由于语言成为满汉沟通的一大难关，清帝强迫部分庶吉士习清书。随着满洲不断汉化，语言不再成为满汉沟通的障碍。

随着满洲的不断汉化，不仅汉人庶吉士不愿习清书，而且满洲人学清书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至乾隆年间，一些满洲人都不会清语。乾隆四十年五月丙寅，清高宗降旨：

今日吏部带领引见之盛京兵部送到指缺补放户部笔帖式果尔敏，除履历外，询以清语，全然不能。果尔敏，系考取笔帖式，又系盛京本地之人，清语自当熟练，乃至全然不能，实出意外。盛京乃满洲根本之地，风气日下，至于此极，尚可问乎？况盛京设立官学，原有教习果尔敏，又系考取翻译之人，伊等平素如何教训，考取时又如何取中，著传询伯兴，将果尔敏系如何考送之处令其明白回奏。盛京将军，亦系专司教养之人，如果以此为事，严行所属，何至如此。此事所关甚大，并著传谕弘晌，嗣后务须加意训饬，令满洲等学习清语，以复满洲本业。若仍任其如此，日就废弛，断不姑贷。[70]

乾隆帝这道谕旨，表明盛京（满洲根本之地）旗人也有不会清语者。虽然，乾隆帝想扭转这一局面，但已经挡不住满洲不断汉化之趋势。

乾隆之后，满洲不断汉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应试翻译科的人数不断减少。翻译科是贯彻“清语骑射”这一国策的产物，创立于雍正年间，其对象是八旗士子。鼓励满洲士子既懂清语，又懂汉语。在设置翻译科之初，即在雍乾年间，参加翻译科的人数较多，而嘉庆之后参加翻译科的人数大减。其中参加翻译乡试的人数，乾隆年间每科有五六百人，而嘉庆之后，应试人数在一百人左右，甚至仅几十人。翻译乡试规模大减，翻译会试的规模也随之缩小。八旗士子愿意参加文科举，而不愿参加翻译科。

正是由于满洲不断汉化，加上庶吉士不愿论清代凤凰城的八旗驻防与旗人家族习清书，终于在道光十八年戊戌科停止分派庶吉士习清书。《清史稿》记载：

先是，顺治九年，选庶常四十人，择年青貌秀者二十人习清书，嗣每科派习十数人不等，散馆试之。乾隆十三年，修撰钱维城考列清书三等，命再试汉书，始留馆。其专精国书者，汉文或日就荒落。十六年，高宗以清书应用殊少，而边省馆选无多，命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庶吉士不必派习清书，他省视人数酌派年力少壮者一二员或二三员，但循举旧章，备国朝典制已足。其因告假、丁忧、年齿已长者，例准改习汉书。于是习者日少，道光间例停。[71]

《清史稿》记载，由于清书应用殊少，习者日少，因此道光年间停止分派庶吉士习清书。《清史稿》没有说明具体是从哪一科开始停止分派习清书。《（光绪）顺天府志》明确记载：“道光以前每科馆选后掌院学士择庶吉八九员分习国书，时谓之清书翰林，自道光戊戌年（十八年）裁。”[72]《养吉斋丛录》也记载：“道光戊戌科以后，不复派清书矣。”[73]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清宣宗实录》等典籍没有收录停止分派习清书的谕旨。《（光绪）顺天府志》则记载从道光十八年戊戌科开始，停止分派庶吉士习清书。从道光十八年戊戌科散馆时没有习清书者中我们推断，从道光十八年戊戌科始，停止分派庶吉士习清书。

通过考察清代分派庶吉士习清书的演变，可以看出，尽管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国语骑射”为其根本，但是，满洲不断汉化而且汉化的速度加快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正是随着满洲汉化的加深，语言不再是满汉官员沟通的障碍，清廷这才终止了汉族庶吉士习清书的政策。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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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丁未，中华书局，1985，第348页。

[2]涉及清书庶吉士的论文主要有：李宗侗《清代对于年轻翰林习满文的办法》（此文原发表在1972年11月的《中华文化复兴月刊》），《李宗侗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11；王敬雅《清代的清书庶吉士》，《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

[3]《清圣祖实录》卷33，康熙九年四月乙卯，第1册，第443页。

[4]《清圣祖实录》卷162，康熙三十三年三月戊午，第2册，第777页。

[5]《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题新科庶吉士开泰、程恂等分别拟读满汉书本》，《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1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382～383页。

[6]《大学士管翰林院事张廷玉题请将今科庶吉士周祖荣等派读清书本》，《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36册，第97～98页。

[7]《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乾隆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档案出版社，1991，第190页。另见《清高宗实录》卷43，乾隆二年五月庚戌，第1册，第762页。

[8]《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第1册，第191页；另见《清高宗实录》卷43，乾隆二年五月甲寅，第1册，第766页。

[9]《清世祖实录》卷72，顺治十年二月丙辰，第572页。

[10]《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281页。

[11]《皇朝词林典故》卷3《职掌·教习庶吉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9册，第486页。

[12]（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2，中华书局，2005，第27页。

[13]（清）余金著，顾静点校《熙朝新语》卷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147页。

[14]（清）沈起元编，沈宗约补编《敬亭公年谱》（沈起元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548页。

[15]（清）郑勋：《先寒村公年谱》（郑梁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4册，第515～519页。

[16]《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九日，第2册，第545页；另见《清高宗实录》卷390，乾隆十六年闰五月甲戌，第6册，第125页。

[17]据《重订（道光二年）壬午恩科会试同年齿录》（清刻本）可知：温葆淳出生于嘉庆庚申年（1800），道光壬午年（1822）中式进士。据此计算出温葆淳中式进士，入选庶吉士的年龄是二十三岁。

[18]《茶余客话》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1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7页。

[19]《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二月甲戌，第249页。

[20]（清）魏象枢口授，魏学诚等录《寒松老人年谱》（魏象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3册，第378页。另见魏象枢《寒松堂全集》，中华书局，1996，第684页。

[21]（清）法式善编《槐厅载笔》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424页。

[22]《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四月甲申，第259页。

[23]（清）姚文然：《姚端恪公集》卷1，清康熙姚士暨刻本。

[24]《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七月辛亥，第270页。

[25]《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己亥，第347页。

[26]《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6册，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85页。另见《清仁宗实录》卷243，嘉庆十六年五月丁酉，中华书局，1986，第4册，第283～284页。

[27]《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六年五月辛酉，第349页。

[28]《清世祖实录》卷66，顺治九年七月癸巳，第519页。

[29]《清世祖实录》卷129，顺治十六年十月丙辰，第1003页。

[30]《清世祖实录》卷122，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己巳，第944页。

[31]《清世祖实录》卷129，顺治十六年十月癸巳，第998页。

[32]（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3《先授编检科道》，中华书局，1982，第64～65页。

[33]《清圣祖实录》卷3，顺治十八年六月丙戌，第1册，第70页。

[34]《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九日，第2册，第545页；另见《清高宗实录》卷390，乾隆十六年闰五月甲戌，第6册，第125页。

[35]《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卷3，清乾隆刻本。

[36]《皇朝词林典故》卷49《题名·馆选》，清刻本。

[37]（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2，中华书局，2005，第27页。

[38]《清圣祖实录》卷12，康熙三年五月丙子，第1册，第183页。

[39]《清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闰四月癸未，第1册，第303页。

[40]《清圣祖实录》卷33，康熙九年四月乙卯，第1册，第443页。

[41]《清圣祖实录》卷135，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壬午，第2册，第467页。

[42]《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23册，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丁亥，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1909页。

[43]《清圣祖实录》卷42，康熙十二年五月己卯，第1册，第559页。

[44]《清圣祖实录》卷56，康熙十四年七月戊戌，第1册，第728～729页。

[45]《清圣祖实录》卷75，康熙十七年七月辛亥，第1册，第961页。

[46]《清圣祖实录》卷96，康熙二十年七月己卯，第1册，第1220页。

[47]《清圣祖实录》卷162，康熙三十三年三月戊午，第2册，第777页。

[48]《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20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第11363～11364页。

[49]（清）顾嗣立：《闾邱先生自订年谱》（顾嗣立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9册，第92页。

[50]《清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戊午，第3册，第750页。

[51]《清世宗实录》卷14，雍正元年十二月丙辰，中华书局，1985，第1册，第248页。

[52]《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8册，第281页；另见《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13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5册，第658页。

[53]《清高宗实录》卷390，乾隆十六年闰五月甲戌，第6册，第125页。

[54]《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乙巳，第1册，第243页。

[55]《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题新科庶吉士开泰、程恂等分别拟读满汉书本》，《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16册，第382～383页。

[56]（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57页。

[57]《大学士管翰林院事张廷玉题请将今科庶吉士周祖荣等派读清书本》，《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36册，第97～98页。

[58]《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辛未，第2册，第693～694页。

[59]《清高宗实录》卷17，乾隆元年四月癸未，第1册，第441页。

[60]《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九日，第2册，第545页；另见《清高宗实录》卷390，乾隆十六年闰五月甲戌，第6册，第125页。

[61]（清）蒋元益：《时庵自撰年谱》（蒋元益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8册，第440页。

[62]（清）张鉴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阮元年谱）卷1，《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8册，第477～478页。

[63]《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6册，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第285页。另见《清仁宗实录》卷243，嘉庆十六年丁酉，第4册，第283～284页。

[64]《嘉庆十六年辛未科散馆等次单》，《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9册，第304页。

[65]《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散馆等次单》，《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5册，第170页。

[66]《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散馆及补行散馆等次单》，《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54页。

[67]《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会试同年齿录》，清刻本。

[68]《重订壬午（道光二年）恩科会试同年齿录》（清刻本）记载：沈丹槐，浙江嘉善人，出生于嘉庆甲子年（1804）。据此可知沈丹槐道光壬午年（1822）中式进士时，年十九岁。

[69]《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九日，第2册，第545页；另见《清高宗实录》卷390，乾隆十六年闰五月甲戌，第6册，第125页。

[70]《清高宗实录》卷983，乾隆四十年五月丙寅，第13册，第122～123页。

[71]《清史稿》卷108《选举三》，中华书局，第12册，第3166页。

[72]（清）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卷7《京师志七》，光绪十二年刻本。

[73]（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2，《清代史料笔记》，中华书局，2005，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