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庶吉士中习清书的对象及对习清书的年龄要求

（一）庶吉士中习清书的对象

顺治朝至康熙前期，习清书庶吉士的对象是全体庶吉士；到康熙后期，逐渐演变成汉人庶吉士。雍正、乾隆时期基本沿用这一成例，最终规定习清书庶吉士的对象只是汉人庶吉士，而八旗庶吉士不再以习清书的方式培养。

习清书庶吉士的主体是汉人庶吉士。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开始，分派汉人庶吉士或习清书，或习汉书。八旗庶吉士一般习汉书，但在清前期也有少数八旗庶吉士习清书。

自顺治三年丙戌科庶吉士分清汉书培养以来，没有限定八旗庶吉士习清书还是习汉书，但至少在康熙中期之前部分八旗庶吉士，甚至一些科年的全部八旗庶吉士，习清书。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满汉庶吉士全部习清书。[3]此科八旗庶吉士有八名（其中三名满洲人、五名汉军），均习清书。

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八旗庶吉士也是习清书的。康熙三十三年（1694）三月二十日，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散馆，其满文粗通者喀尔喀、阿金等十六人与习汉书的张曾庆等四人授职编修、检讨；胡麟征等八人“满文甚劣，俱照原甲第以知县用”[4]。其中的喀尔喀、阿金二人是满洲人，胡麟征是汉军。据《皇朝词林典故》《词林辑略》等文献可知，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满洲庶吉士仅喀尔喀、阿金二人，汉军庶吉士仅胡麟征一人。此科没有蒙古族庶吉士。也就是说此科八旗庶吉士全部习满文。

康熙后期（本文指康熙三十三年之后）是否还分派八旗庶吉士习清书？

《清实录》一般仅记散馆授职编修、检讨等人员是习清书还是习汉书，而对授职科道、部属等官的则一般不记习清汉书之事。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至康熙六十年辛丑科的十一科庶吉士，除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四十八年己丑科、五十一年壬辰科、五十二年癸巳恩科、五十七年戊戌科五科散馆授职，《清实录》没有记载授职翰林官的庶吉士习清汉书外，其余六科，《清实录》均载明授职翰林官的庶吉士习清汉书的情况。将《清实录》所载此六科散馆授职情况与《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皇朝词林典故》《词林辑略》等书所载的此六科八旗庶吉士相比对，可知八旗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检讨的均是习汉书者，而没有习清书者。但不能据此断定康熙后期八旗庶吉士中没有分习清书者。我们从所见的史料中，没有看到康熙诏令八旗庶吉士停止习清书。不过，即使八旗庶吉士有习清书者，也可能只是少数，而绝大多数的八旗庶吉士应是习汉书的。

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二十三日，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等题请雍正二年甲辰科满洲、汉军庶吉士开泰等四人，“仍照历科满洲、汉军庶吉士读汉书之例，俱拟读汉书”[5]。虽然阿克敦所言历科满洲、汉军庶吉士读汉书与事实不符，但至少可以说，雍正二年甲辰科之前的几科满洲、汉军庶吉士俱读汉书。也就是说，康熙后期的几科满洲、汉军庶吉士应是照惯例习汉书，而不习清书的。当然康熙之后仍有八旗庶吉士习清书之例，即雍正至乾隆初期仍有八旗庶吉士习清书的情况。

雍正五年六月十六日，大学士兼管翰林院事张廷玉等题奏：

钦奉上谕事……今科庶吉士臣等酌量分别议得：庶吉士富魁、世臣、常保住三员，仍照历科满洲庶吉士侍读汉书之例，俱拟读汉书外……又汉军庶吉士周祖荣旧例应读汉书。据周祖荣称：祖荣系旗人，应当通晓清书，因年幼应试未曾学习翻译，今情愿学习清书等语，相应将周祖荣亦派读清书可也。谨题请旨。

雍正帝审阅此份奏章之后，于五年六月十八日降旨：“依议。”[6]可见，汉军庶吉士周祖荣本应读汉书，而情愿习清书，雍正帝准可其请求。

乾隆初年仍有满洲庶吉士派习清书之事。乾隆二年（1737）五月二十三日，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满洲进士选授庶常，向例俱学习汉书，去年因徐元梦条奏，满庶吉士复令分习清书。朕思满语系满洲自幼所习，只须汉文通顺，人人皆能翻译，且授职之后，自可令办翻译之事，清文亦不致荒废，何必于选馆之时，专令学习乎？嗣后满洲庶吉士习清书之例，著停止。[7]

乾隆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内阁、翰林院带领乾隆元年丙辰科散馆修撰编修庶吉士引见，得旨：

清书庶吉士彭树葵、邓时敏俱著授编修；兴泰、邵铎、胡中藻、陈其嵩、鹤年、李兆钰俱著授为检讨。汉书修撰金德瑛、编修黄孙懋已经授职，庶吉士董邦达……万年茂俱著授为编修；钟音、唐进贤……洪汝绩俱著授为检讨。[8]

据以上两道谕旨，再结合《皇朝词林典故》《词林辑略》等文献可知，乾隆元年丙辰科满洲庶吉士兴泰、鹤年等习清书，满洲庶吉士钟音等习汉书。在教习庶吉士徐元梦的奏请下，乾隆帝令元年丙辰科部分满洲庶吉士也习清书。乾隆帝意识到满语为满洲人自幼所习，满洲庶吉士不必再以习清书的形式来培养，而应习汉书，因此，于乾隆二年五月，降旨：“嗣后满洲庶吉士习清书之例，著停止。”从此，八旗庶吉士不再以习清书的形式来培养。

（二）对习清书的年龄要求

虽然顺治帝曾对习清书庶吉士的年龄有要求，但顺治、康熙前期对习清书庶吉士的年龄没有明确规定。顺治十年二月丙辰，谕吏部：“国家设翰林院衙门原为储养人才，以充侍从之选。故特选教习满书官员，令伊等兼习满语满文，以资奏对讲读。选授之时，惟择少年，以其易于学习也。”[9]这道谕旨要求年轻的庶吉士分派习清书。

由于顺治、康熙前期对习清书的庶吉士的年龄没有明确规定，以致有年长的庶吉士习清书的。雍正时期对习清书的庶吉士有年龄的要求，大致是分派四十五岁以下的庶吉士习清书。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清世宗谕内阁：

翰林官员学习国书，原以备翻译编纂之任，必须专心熟习，辨析精微，积学功深，与年俱进，始为无忝厥职。查从前选馆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岁以下者悉皆分读清书，朕御极以来，只令择年少资敏者，每科不过十余人，俾其学习，盖冀其年富力强可收记诵翻译之功也。[10]

这里雍正帝言及从前选馆之例，即庶吉士年四十五岁以下者皆习清书。雍正这一说法被官私著述所引用。如《皇朝词林典故》记载：

一甲进士虽授修撰、编修并同庶吉士教习，以待散馆，其庶吉士年四十五以下者旧制皆教习国书。至雍正间，每科只选庶吉士年少资敏者十余人，令其教习。[11]

《养吉斋丛录》记载：

康熙时例，庶常年四十五岁以下者，读清书。又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庶吉士皆习清书。癸丑始分习清、汉书。其时盖甚重此选。雍正以来习清书者渐少，然每科尚有十四、五人，十七、八人……（高宗）率以三十岁以下者充之。[12]

《熙朝新语》也记载：

康熙年间馆选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岁以下者悉皆分读清书。世宗御极以来，只择年少资敏者，每科不过十余人。[13]

可见，雍正帝所言从前（应包括顺康年间）的馆选，是庶吉士年四十五岁以下者均派习清书。这一观点，被官私著述沿用。除顺康时期数科庶吉士不论年龄大小全部习清书外（见下文），其余各科派习清书的庶吉士是否以四十五岁为界？据有关史料记载，这一说法不一定符合实际。如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庶吉士是四十岁以内者均习清书。此科庶吉士出身的沈起元记载：“蒙恩点庶吉士。是年（指康熙六十年）二甲二十名以前皆挑选，盖异数也。庶常多老宿，四十岁以内皆派清书，余遂得清书。”[14]沈起元入选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庶吉士时，年三十七岁，因在四十岁以内，而派习清书。

顺康时期有数科庶吉士全部习清书，这就意味着这数科庶吉士不分年龄大小均习清书。郑梁年谱记载：康熙二十七年，郑梁五十二岁，中式进士，入选庶吉士。康熙三十年“以清书散馆，改户部湖广司主事”[15]。郑梁入选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庶吉士时已经五十二岁，由于此科庶吉士全部习清书（见下文），郑梁也得习清书。

雍正年间，减少庶吉士习清书的人数，每科习清书者从五六人到十几人不等。由于习清书的人数大减，因此，对习清书的年龄要求做了进一步的限制，“只令择年少资敏者”习清书。

乾隆年间则对庶吉士习清书者的年龄做了进一步的规定，除边远省份、八旗庶吉士外，年三十以下的庶吉士悉习清书。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九日，诏谕：

庶吉士分习清书，例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分派。惟量其年力，不拘省分……翰苑中江浙人员较多，而远省或致竟无一人者。非所以均教育而广储才也。嗣后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庶吉士不必令习清书，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亦视其人数，若在三四员以上，酌派年力少壮者一二人，其江浙等省人数在五六员以上者，酌派二三人。率以三十岁以下者充之，每科通计在十人内外，宁缺无滥。[16]

自雍正年间以来，不仅习清书人数减少，而且习清书者年轻化。到乾隆年间则明确规定三十岁以下者才习清书。这并不是说所有年三十岁以下者均学清书。如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庶吉士温葆淳，江苏上元人，年仅二十三岁，习汉书而没有习清书。[17]此科江苏有五名庶吉士，没有一人习清书。

表1 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庶吉士习清书者省份、年龄

表2 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庶吉士习清书者省份、年龄

可以说，嘉道年间习清书者一般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据表1可知，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庶吉士习清书者基本在三十岁以下，仅胡美彦一人三十三岁。据表2可知，道光二年壬午恩科庶吉士习清书者年龄均在三十岁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