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贡赐物品对两地上层人士审美情趣的影响

（一）西藏上层的流行趋势

清朝中央赏赐给历世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的物品，凭借精美的外观，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藏上层僧俗贵众的审美情趣。其中，在西藏上层普遍流行的鼻烟壶就是藏汉贡赐物品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缩影。鼻烟壶自明代晚期从西洋传入汉地后，在康熙朝开始得到推崇并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至乾隆朝时，鼻烟壶已十分盛行，并作为中央赏赐少数民族首领及外国使臣的物品。[32]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赏班禅额尔德尼“水晶鼻烟壶二对”[33]；乾隆四十五年（1780），赏班禅额尔德尼“西洋鼻烟盒二个”[34]；乾隆五十七年（1792），赏达赖喇嘛玻璃鼻烟壶四只[35]。清朝末年，鼻烟壶已经发展成西藏上层人物身份的象征，满足他们对高水平物质生活享受的追求，且在日常交往中鼻烟壶亦被用作贵重的礼品互相赠送，如在道光四年（1824），在恭贺策墨林摄政呼图克图受封时，“驻藏大臣献鼻烟壶一个”[36]，大学士长龄送诺门罕“鼻烟壶一个、鼻烟一瓶”[37]；光绪三十四年（1908），随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起进京的桑皆挪布堪布在京期间，曾“至正阳门外宾宴楼购买鼻烟、瓷器等物”[38]。

中央赏赐的物品种类逐渐成为西藏上层人士互相赠送礼品的主要选择，如遇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受戒、学经，或摄政王受赐名号等重大事件时，噶厦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均会献上大量礼品以表庆贺，因此汉地的绸缎、茶叶及瓷器摆件则成为进献礼品的不二选择。如乾隆八年（1743）十月十一日，七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格桑嘉措在色拉寺初学佛法，各寺喇嘛、地方贵族及勒参巴等先后向其进供了大量礼品，其中孜恰佐多吉“进贡汉地产染料一包”[39]；道光四年（1824），策墨林·阿旺江白楚臣嘉措被任命为西藏摄政，噶厦地方政府敬献“整匹缎子”，怙主班禅仁波切献“四相缎一匹、面子绫一匹”，班禅仁波切送扎萨克之贺礼“金丝花缎一匹、面子绫一匹”，强佐敬献“缎子和面子绫各一匹”，功德林喇章敬献“腾龙印花上等金丝缎一匹、紫色小缎一匹”，丹杰林喇章献“上等黄色四相缎、头等红色金丝缎、蓝色江旺缎、绿色公主缎、小金丝缎各一匹”，第本朵卡瓦献“汉地产颜料一包”[40]。汉地满蒙王公贵族与西藏地方首领在互相赠送礼品时，也会参照贡赐物品的种类。如达赖喇嘛遣使进献贡物时，亦赠送给多罗庆郡王佛像及藏香等礼品，而多罗庆郡王在收到其礼物后认为“昔虽未曾彼此交往，然犹相交相知至今，倾慕之情，难以释怀”，特在其来使返藏时将“各色缎二匹、金线手工九件、貂皮四张、虎皮一张、豹皮一张”[41]等作为回礼交其带回藏地。从兵部尚书与西藏来使堪布的来往书信中也可知，强巴喇嘛在来京后赠其哈达、氆氇等物，又代诺门罕呼图克图转赠许多礼品，故在其返藏之际，敬献强巴喇嘛“壶一口、小袋一个”，敬献诺门罕呼图克图“刀一把、鼻烟一坛、酒壶二把、小袋一个”。[42]

此外，在西藏的各项佛事活动及满蒙王公贵族在西藏熬茶活动中，贡赐物品还常被作为布施物品。如道光元年（1821），因嘉庆皇帝升遐，达赖喇嘛主持各寺院举行致祭佛事仪式，其中各贵族家庭均需筹集物品作为祭祀先帝的佛事之用，在进献的物品中，茶叶最多，是不可缺少之物。[43]蒙古王公大臣在藏熬茶时，往往会贡献如“黄色宫绸一匹”[44]“黄色锦缎一匹”[45]“蟒缎、桩缎二匹”[46]等物品。

（二）清宫的藏式审美

西藏地区与清中央频繁的贡赐交往，不仅使清廷赏赐的精美物品影响着藏地上层僧俗贵众的流行风尚，而且使西藏地区的贡品及宗教信仰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清廷的审美情趣，这主要体现在清宫的藏式建筑及藏式器具两个方面。

其一，清宫内多座藏传佛教佛堂在建筑风格上不仅采取了传统的汉式建筑，还融入了藏式建筑形式。如中正殿区域内的雨花阁，就是一座汉藏风格合璧的佛堂建筑。该佛堂共三层，整体采用的是汉式攒尖顶设计，且房檐上铺翡翠琉璃瓦，但在楼顶却鼎立藏式铜制佛塔，且“底层檐下装饰藏式斗拱和藏式兽面，室内天花装饰观音六字大明咒”[47]。

其二，清宫内有大量仿制的藏式器具，且基本上为佛事用品。如各佛堂内供案上供奉的五供、七宝、八吉祥、多穆壶、贲巴壶等器物，大多在整体造型及纹饰上仿藏式风格，但在具体的质地上采用汉地传统的陶瓷、玻璃及珐琅类。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造办处珐琅作“照先做过掐丝珐琅有盖奔巴壶做九件，年节赏喇嘛用”[48]；乾隆四十六年（1781），造办处金玉作奉旨“将金镶松石托座玉靶碗一件，配金镶松石盖”[49]；乾隆五十八年（1793），造办处奉旨将叶尔羌和阗寺处掠获的大小青白玉做法器“噶布拉鼓、铃三份”[50]。随着清宫内仿制藏式器具技艺水平的提高，经过改良后造型精美的藏式器物逐渐失去了其单纯作为佛事用品的传统宗教功用，转变为供清廷上层人士赏玩或生活之用的器具。如作为清廷内最为常见的宗教供器贲巴壶，造办处珐琅作奉旨照之前所得景泰款掐丝珐琅贲巴壶的样式重新做一件，“得时在博古格换摆”[51]；盛京内务府“有镶嵌银练镀金铜梁金多穆二件……系皇上驾幸盛京应用之物”[52]。可见，藏式器物已被皇室人员当作日常生活之用品及室内陈设之用品。

清代，代表藏汉两地最高技艺水平的器物，经双方间的贡赐交往，不断推动藏汉文化交流和融合，并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汉藏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这种双向的文化浸润凭借其广泛性和深刻性影响，在促进汉藏民族团结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