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贡赐物品对两地手工业的影响

（一）金属造像

金属制品是西藏地区手工业中的精华部分，藏民族亦是宗教类铜像的伟大创造者。清代，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具有官方性质的行业组织，“并从尼泊尔邀请了一批金、银、铜、铁工匠”[16]专门从事佛像的铸造。至于原料的来源，一是向尼泊尔人采购铜器，然后再将它们粉碎和融化；二是从云南铜矿运进大量的铜，满足西藏全体居民的铜币需求；[17]也就是说，云南在该时期已经成了西藏地区距离最近的铜料供应地，内地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西藏地区五金制造工艺的发展。

清宫内廷有专门从事佛像制造的内务府造办处，但西藏地区的佛像铸造技艺较之更为精湛，因此清廷经常会将佛像的原料及铸造要求发往西藏，由后者选取优秀艺人制作完备后再送回。如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差遣一名笔帖式和一名骁骑校带上三块青金石乘驿送至侍郎玉保。玉保至藏后，交与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著巴勒布匠人滩第吾等优秀匠人雕琢，佛像各按贴签尺寸”[18]分别雕成大威德金刚立像、胜乐金刚立像及密集金刚坐像。并要求在佛像雕刻完毕后，即刻交人带回京城；乾隆四十年（1775），驻藏大臣伍弥泰致书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称清帝下旨在西藏选取能工巧匠，“铸造迎八菩萨、五方佛、观世音菩萨、大威德金刚、盛乐、密集金刚、阎王、吉祥天女、ja金刚等佛像”[19]；乾隆帝认为，如“将佛像之画像交给使者则路途耽搁时日，因此先将佛像之画像寄给伍弥泰转达班禅额尔德尼，照此画像铸造”，并特意指明以上佛像务必精致铸造，待完成后交年班来使顺便带回即可。[20]这种由西藏工匠奉旨铸造后再交回清宫供奉的交流活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宫内专司佛像制造之匠人团体的技术提升，在客观上促进了藏汉两地在金属造像技术方面的融合。

清代乾隆时期是宫廷与藏地在金属造像方面交流、融合的重要时期，其主要表现在清宫造紫金琍玛佛像技术的产生、改良及成熟。“琍玛”是指一种用铜合金所造的器物；“杂色铜质量最好，来自汉文‘紫金’……加入了八种金属，即金、银、铜、白铁、水晶、白铅、黑铅、水银”[21]，可见“紫金”即各种金属合成的铜。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为乾隆帝贺寿，并进献了造型精美的紫金琍玛佛像，深受乾隆帝喜爱，乾隆帝不仅令内务府造办处制造玻璃外罩，还将该佛像供奉在养心殿西暖阁小佛堂内。随后，乾隆帝命内务府造办处仿制紫金琍玛佛像，但该种造像工艺属于藏地尤其是后藏扎什伦布寺所掌握的特有工艺，因此六世班禅洛桑·贝丹益西的随从岁本堪布仲巴呼图克图，将紫金琍玛的配方交与内务府，后造办处根据该配方添加多种重金属进行反复实验，最终铸造出符合乾隆帝审美趣味的紫金琍玛佛像。宫廷造紫金琍玛佛像，不仅被乾隆帝供奉于清宫内各所佛堂及各座皇家寺院中，而且还将其作为赏赐品赏给西藏的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见图1）。

图1 乾隆帝赏七世班禅的紫金琍玛无量寿佛[22]（扎什伦布寺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献的56尊无量寿佛铜像是藏汉审美及技艺交流成果的重要体现。这组红铜鎏金嵌宝无量寿佛铜像是乾隆帝开始营建宁寿宫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向六世班禅定做的。该组铜像由乾隆帝亲自设计，其镶嵌的珊瑚、松石等宝石均为宫廷提供，因此该组铜像是清乾隆时期的宫廷审美与扎什伦布寺造像技术的高度融合之成果。

（二）唐卡画像

贡赐物品对藏汉两地唐卡佛像的影响在乾隆朝时期则更为凸显。一方面，乾隆皇帝自身对藏传佛教的佛像较为推崇，不仅经常下旨命造办处铸造并绘制佛像供奉于各所佛堂中，而且还会亲自参与佛像的设计；另一方面，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亲自进京密切了两地的联系，并在这过程中大量贡赐物品的交换促进了唐卡艺术的交流。

与金属造像一样，乾隆帝认为北京地区绘制唐卡的能工巧匠甚少，而“西召画匠所绘者精湛”[23]，因此常常会遣使至藏提出绘制要求，命其寻找技艺精湛之人绘制。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臣奉旨致书第穆呼图克图，命其寻找能工巧匠，按照皇帝交给达赖喇嘛使者一并带回的曼殊室利等佛像样板十七幅，“妥善描绘，画成后无须装裱，即刻遣人送至北京……”[24]

乾隆朝时期，清宫内较为流行的唐卡主要为《班禅源流图》，这与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密切相关。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为迎接六世班禅来京，仿照五世达赖喇嘛来京之例，“于热河度地建庙，备其居住”[25]。为装潢该寺，清帝将宫中原藏十二幅旧的《班禅源流图》唐卡与新绘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唐卡像一同“用洋锦镶作……交养心殿呈览”[26]，后供奉于须弥福寿之庙的法喜楼。此外，乾隆帝还下令命内务府造办处以此为底本，重新墨刻五份《班禅源流图》唐卡，且要求该组唐卡之画面构图与西藏传统的《班禅源流图》极为类似。唐卡绘得后，由内务府奉旨“在法藏楼楼上楼下安供”[27]。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仍保存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绘制的墨刻填金《班禅源流图》一幅（见图2）。

图2 乾隆时期所绘的《班禅源流图》唐卡（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时期，内务府奉命绘制的《六世班禅画像》唐卡是清代宫廷与藏地艺术交流的集中展现。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额尔德尼随乾隆帝返京后，乾隆帝特下旨“着舒文转传与全德，将画画人陆灿派人送进京来……预备画班禅额尔德尼像”[28]。画师陆灿到京后，恰逢六世班禅大师出痘，时间较为仓促，陆灿遂照班禅本人以写实风格作画一张，并将之“在宁寿宫无倦斋安挂”[29]。虽《六世班禅画像》唐卡的绘画风格为“西洋画法和宫廷画院画法的有机结合之作”[30]，但其在绘画技法中又融入了西藏唐卡技法，即将西藏唐卡技法、西洋写实技法和中国传统的山水技法融于一体，可以说是藏汉两地唐卡艺术融合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唐卡绘画形式。

（三）毛纺织业

清代，因中央与西藏地方贡赐往来频繁，以氆氇为代表的西藏毛纺织业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氆氇是西藏地区最为常见的一种民族手工艺纺织业制品，因藏地素不产棉，因此以羊毛为原料的氆氇则成为藏族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资之一。

如前文所述，西藏地方历世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献给清中央政府的贡品中，各种规格、大小、花色及质地的氆氇所占据的比例是最大的。而西藏纺织业也因为西藏上层僧俗贵族自身及送往中央政府的需要，工艺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其中西藏地方献给清政府的氆氇中，除质量最高的噶羊氆氇外，还有一种加络氆氇。加络氆氇主要是指一种带有十字花纹的氆氇；其中“加络”的意思指“从内地汉区带回”[31]，也就是说西藏为满足中央政府及中央统治阶层审美的需要，在设计及制作氆氇时，将内地独有的十字花纹应用其上，并将其作为贡品带往内地，同时这类氆氇因其独特的花纹也在藏地得以流行。

（四）陶瓷、玻璃及珐琅制品

陶瓷、玻璃及珐琅制品是清朝中央赏赐给西藏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物品中的重要类别，并在频繁、密切的藏汉交往中，该类物品在形制、风格、纹饰等方面均产生了变化。

图3 乾隆时期所制的绿地粉彩莲托八吉祥花卉贲巴壶（扎什伦布寺藏）

清廷赏赐给西藏地方的瓷器类别主要有把碗、贲巴壶（见图3）、八供、八吉祥等。其中，把碗尤其是黄釉把碗历来是清代宫廷所用的佛堂供器，其形制俱为内地传统陶瓷把碗样式。同时，它也是清代中央赏赐给西藏地区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的重要赐品，为了符合西藏地区上层人士的审美趣味及满足藏传佛教僧人佛事活动的需要，清廷在赏赐给西藏地方的黄釉把碗上，除绘制内地常有的莲花纹饰外，也会特意绘制藏传佛教的代表图案，如八吉祥花卉纹等。

贲巴壶不仅是清代宫廷佛堂所用之供器，也是皇家陵寝的重要陈设供器。因其多作为宗教法器，清中央又将其作为赏赐品赏给西藏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而作为藏传佛教供器使用的赐品贲巴壶，虽采用瓷器制作法，但在造型、风格及纹饰等具体细节上，则加入了藏传佛教的元素。

清宫的玻璃制作工艺中，成就最高的即为套玻璃制作工艺。套玻璃是一种以单色玻璃为胎体，表面套满另一种色彩，并用“吃玉”之法在表层刻花的玻璃。乾隆时期，大量的玻璃制品被作为赏赐给西藏历世达赖喇嘛及班禅的物品运往藏地，而套玻璃是其中工艺水平较高的赏赐物品，常被作为重要物品防置于寺庙之中。至今扎什伦布寺仍藏有乾隆时期所赐的由内务府造办处所制的绿套粉色玻璃瓶一件（见图4），该藏品无论工艺水平还是色彩的搭配，均属罕见之作。到了清晚期，内务府造办处所制作的玻璃器物，除供给清宫之用外，仍主要作为清廷对西藏、蒙古及各藩属国的赏赐品。虽然这些玻璃制品的工艺水平远不及康雍乾时期，但其所承载的政治使命及政治象征却不容忽视。

图4 乾隆时期所制的绿套粉色玻璃瓶（扎什伦布寺藏）

此外，由于清宫廷内佛堂供奉及大、小佛事活动的需要，内务府造办处及景德镇、广州等地御窑、珐琅作坊均要制造大量的陶瓷质地且具有浓厚藏地风格的藏传佛教器物，如成套的七供、八宝、八吉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