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本书概念的界定
1.农民工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雨林研究员在其发表于《社会学通讯》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农民工”这一概念。借鉴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概念界定，本书所谓的“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同时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者”。同时，本书不就其受教育水平做相关限定。就“农民工”这一称谓，一些学者认为其已经成为乡—城流动人口的一种职业标签，甚至是一种等级标签，应该取消这一“具有歧视性意味”的称谓。就此，本书课题组认为这一概念仍有保留的必要。其具体原因有四个：第一，“农民工”的称谓已约定俗称，为社会公众所广知与接受；第二，“农民工”的称谓并不是造成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相对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如何通过社会政策调适建构为该群体提供能够覆盖其流迁全程与完整生命周期的社会保护体系才是当务之急；第三，在农民工群体仍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存在，农民工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之前，无论是政策研究、政策制定抑或政策执行都需要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称谓来指代该群体，从而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以便更好地为农民工群体服务；第四，在操作层面上难以找到可以替代“农民工”的词汇。有学者建议用“新市民”“异地务工人员”“外来务工者”等称谓来替代“农民工”，但是这些称谓既包括“乡-城流动人口”也包括“城-城流动人口”，其指代性并不准确。有学者建议使用“进城就业农民”的概念，但就农民工群体的实际流向而言，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工群体是在城市转移就业，另外三分之一则是在乡镇就业，所以“进城就业”的概念界定也并不完全准确。还有学者建议直接使用“乡-城流动人口”，但这一概念并没有突出农民工群体流动的“就业驱动”属性，同时亦存在与“进城就业农民”等概念类似的指代不清的问题。
2.新生代农民工
在农民工概念的基础上，本书以1980年1月1日为界限，将该日及以后出生的（年龄大于16周岁）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3.返乡农民工
本书对于返乡农民工概念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细分条件：一是在空间上，该农民工已回流到其户籍所在地的县及县以下区域范围（乡镇或者村）内居住和生活；二是在时间上，该农民工返回家乡的时长已经超过6个月及以上；三是在个人的主观意愿上该农民工未来将不考虑再次离乡外出务工。
4.双向度城镇化
所谓“双向度城镇化”是指“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双向度共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推进模式既可以激活乡村振兴的动能，又可以破解城市病的魔咒。[26]由此可见，通过“共振机制”与“互嵌机制”，[27]双向度城镇化为推进城镇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正因为如此，在2018年3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嵌入本书主题，双向度的城镇化在内容上具有两个维度，其一是城镇化的维度，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顺利实施，通过各类要素在城镇的聚集和流动，全体农民工在城镇实现就业获取社会保护的同时，部分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民工可以在城镇落户，而部分无意愿或者有意愿没条件的农民工则可以享受均等化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其二是逆城镇化，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顺利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频共振，包括返乡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成为促进乡村内生发展不竭的新动力。
5.多元流迁模式
多元流迁模式是本书展开差别化农民工群体异质性社会保护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如图1-10所示，所谓多元流迁模式包括“主观流迁意愿”和“实际流迁行为”两个维度。其中，“主观流迁意愿”指尚在流入地城镇处于流动状态中的农民工关于未来流迁决策的主观判断，包括“打算在城镇定居”“计划返乡定居”，以及“继续循环流动”的三元分化。相应的，本课题组将农民工群体划分为“定居型”农民工群体、“循环型”农民工群体以及“返乡型”农民工群体三大类。[28]基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的客观事实，在本书第二章《“扎根”“无根”抑或“归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多元化的流迁模式》中，基于流迁模式多元分化的现实，本书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划分为“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返乡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以及“循环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实际流迁行为”则指现实中农民工个体已经实际发生的流迁行为，包括“已经在城镇定居”“已经返乡定居”，以及“继续循环流动”的三元分化。相应的，本书课题组将农民工群体划分为“已定居”农民工群体、[29]“流动中”农民工群体[30]及“已返乡”农民工群体[31]三大类。
图1-10 多元流迁模式与代际分化背景下本书研究群体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整理。
基于代际分化的视角，还可以将“已返乡”农民工群体划分为“新生代返乡农民工群体”与“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群体”两类。而“流动中”农民工群体则可划分为“新生代流动中农民工群体”与“第一代流动中农民工群体”两类。[32]此外，亦可以基于代际分化的事实，将“已定居”农民工群体细分为“新生代已定居农民工群体”与“第一代已定居农民工群体”两类。[33]
6.农民工的“上游”群体、“中游”群体、“下游”群体[34]
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生命周期理论，所谓农民工的“上游”群体指预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两后生”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农民工的“中游”群体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的“下游”群体是指仍在流动中的第一代农民工以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龄农民工。
7.农民工的“上游”状态、“中游”状态、“下游”状态[35]
农民工的“上游”状态指已经在流入地定居的“已定居农民工”，其户籍意义上的身份应是城市居民或“新市民”。所谓农民工的“中游”状态指流动中的农民工群体。而农民工的“下游”状态则是指真实情境中已经返回家乡的“返乡农民工”群体，就其职业身份而言，返乡农民工实质上是农民。
8.社会保护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重要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学者用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的概念来取代社会保障。作为联合国下属的专司人权和劳工权益促进的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对于社会保护这一概念的内涵是：所谓社会保护是指通过政府行动与社会对话得以实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目标是保证所有女性和男性都能享受到尽可能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时获得充分的社会服务以及医疗服务；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每个人在面临疾病风险、失业风险、生育风险、伤残风险、丧失家庭主要劳动力风险以及丧失或者减少收入的风险时，能够经由社会保护体系得到足够维持生计的保障待遇。在内涵之外，许多国际组织正积极扩大社会保护概念的外延，它们在政策框架中，社会保护不仅包括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所涵盖的内容和项目，而且将许多以前不被认为是社会保障体系范围之内的政策内容也涵盖在社会保护概念之内。有如，在联合国（UN）的定义中，除了传统社会保障领域常见的老年保护、家庭和儿童保护、失业保护、健康保障、疾病以及伤残保护之外，还将住房保护、社会保护研究和开发、其他未分类的社会排斥保护等非传统社会保障项目列在社会保护的框架之内；在经合组织（OECD）的分类标准中，增加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住房保护以及其他社会政策领域；而欧洲委员会则同样在传统的社会保障项目之外，将其他未分类的社会排斥保护以及住房保护列入社会保护的框架之中；而世界银行则从减贫的角度阐述了该组织对于社会保护外延的认识，该组织认为，社会保护不仅包括为应对各类风险而向低收入者所提供的各种津贴和救助，还应包括对预期与即期的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对医疗卫生以及教育的投资等，以求通过此类积极干预措施，帮助社区、家庭以及个人更好地管理与应对风险。考虑到这一概念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基于社会保护概念较为宽泛的内涵与外延，本书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在不同实证章节采用不同的测量指标测量多元分化农民工群体异质性的社会保护需求。
[1] 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及其决定因素——文献综述及其启示》，《人口与经济》2019年第2期。
[2] SPAAN E.，Labour Circ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the Case of East Java，Indonesia，The Hague：Netherlands Interdisciplinary Demographic Institute，1999.
[3]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4] 王毅杰：《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5] ZHU Y.，“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beyond the Hukou reform”，Habitat International，2007，31（1）：65-76.
[6] 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7] YANG S.S.，GUO F.，“Breaking the Barriers：How Urban Housing Ownership Has Changed Migrants’settlement Intentions in China”，Urban Studies，2018，55（16）：3689-3707.
[8] 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及其决定因素——文献综述及其启示》，《人口与经济》2019年第2期。
[9] 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及其决定因素——文献综述及其启示》，《人口与经济》2019年第2期。
[10] 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2期。
[11] 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地理科学》2011年第3期。
[12]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总量比上年提高1%，老一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48.5%。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50.4%；“9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43.2%；“0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6.4%。
[13] 实际获取有效样本480份。
[14] 与农民工群体流迁模式呈多元分化相关的一个事实是，不同流迁模式农民工亚群体的社会保护需求亦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15] 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地理科学》2011年第3期。
[16] Hall，P.A.，“Policy Paradigms，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Comparative Politics，1993，Vol.25（3），pp.275-296.
[17] 指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后未继续求学同时又未工作的年轻人。
[18] 该建构模型适用于分析细分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变迁历史、供给现状的形成原因。
[19] 该分析框架便于开展对细分农民工社会政策文本的解读，同时可使相关政策建议更加清晰化、条理化。
[20] 童星、张海波：《农民工社会政策及其建构》，《社会保障研究》2006年第1期。
[21]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轻重缓急秩序的排列仅是资源和条件相对有限前置条件下的一种次优选择。
[22] 童星与张海波认为这一“生存—福利”象限内应是“社会保障”，我们认为“社会保障”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应该用“社会保险”更合适一些。
[23] 童星、张海波：《农民工社会政策及其建构》，《社会保障研究》2006年第1期。
[24] 意即后文中的政策框架。
[25] 笔者转引自黄晨熹《迁流、弱势和社会保护：流动人口社会政策研究》，《劳动经济评论》2013年第1期。
[26] 陈再齐、李超海：《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共振，实现城镇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南方日报》2018年4月9日，第2版。
[27] 陈再齐、李超海：《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共振，实现城镇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南方日报》2018年4月9日，第2版。
[28] 为了确定农民工个体的真实流迁意愿，本书第二章在针对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查问卷中本课题组设置了如下问题：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您将来的去留决定是：A.在流入地定居；B.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某个城镇定居；C.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返乡定居；D.继续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循环流动；E.难以确定。为便于分层分类对农民工群体展开研究，本书将选择“在流入地定居”和“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某个城镇定居”的农民工视为打算在城镇定居的群体，称之为“定居型”农民工群体；将选择“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返乡定居”的农民工视为计划返乡定居的群体，称之为“返乡型”农民工群体；将选择“继续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及“难以确定”的农民工视为打算继续循环流动的群体，称之为“循环型”农民工群体。
[29] 就概念界定而言，已定居农民工群体在取得流入地城镇户籍正式成为市民之后，已自动失去了农民工的身份而贴上了市民的标签。现实情境中，由于该群体在城市社会融入、土地“三权”保障以及在城市定居后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等均与流动农民工群体以及其他市民群体存在一定差异性。因此，从流迁全程社会保护的角度出发，“定居型”农民工实现在城镇落户、定居之后的权利保障问题（同身份、同待遇）是农民工社会保护问题的“上游”问题。
[30] “流动中”农民工群体抑或“循环型”农民工群体较为特殊，由于该群体长期处于“流而不迁”的状态之中，因此其既在“主观流迁意愿”范围之内，又可列入“实际流迁行为”之中。
[31] “已返乡”农民工群体返乡后自动失去“农民工”的标签与身份，已不属于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但由于该群体本身及其社会保护需求与未进城务工农民存在一定异质性，因此“已返乡”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问题亦可视为农民工社会保护问题的“下游”问题。
[32] 根据约定俗成的命名方式，本书后续将“新生代流动中农民工群体”与“第一代流动中农民工群体”分别简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而不再特别强调其仍处于流动状态这一客观事实。
[33] 囿于研究篇幅，本项目未将“已定居农民工群体”（新市民群体）列为问卷调查的对象，仅在本书第六章《农民工社会政策调适：以“终身—全程”式农民工社会保护体系为依归》中分析该群体的社会保护问题。
[34] 相关内容详见本书第六章。
[35] 相关内容详见本书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