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始皇与《周易》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上往往以尊崇法家思想、实行焚书坑儒来概括秦始皇时期的指导思想和文化政策，以《易》为占筮之书而免于秦火的说法来简单解说秦始皇与《周易》的关联，解说《周易》和易学在秦朝的命运，使得秦代易学成为秦代历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秦始皇不焚《周易》一事，从而揭示其根本原因和深刻影响，展示秦始皇与《周易》的种种关联，展示易学在秦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秦代易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秦始皇君臣对《周易》及其思想的借鉴和发挥。秦始皇统一天下，对《周易》未加焚毁，且颇为喜爱和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易》乃卜筮之书，而宗教巫术在秦地一直较为活跃，秦始皇本人亦对此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周易》的宇宙观等思想内涵和整体思维方式合于秦始皇的思想性格与政治需要。秦朝的许多社会政治思想和措施往往是通过对《周易》的直接取资表现出来的。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众多学派都将《周易》作为护身符，将易学作为避风港和借以表达自己思想主张的工具，易学几乎成为显学，其包容性、超越性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并从此开始了一个以易学为中心综合、融通、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新时代。
一 《周易》的宗教巫术形式与秦文化传统
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周易》逐渐演变成为一部蕴藏着深邃而丰富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理论的文化典籍，人文化、哲理化也因此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然而，“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3]。受社会认知和思维水平的限制，《周易》以其人文理性与宗教巫术奇妙的结合的特点，一直发挥着占筮吉凶、预测未来的功能。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了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易学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大变革至此基本完成，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变革并未随之立即终结，统一的思想文化并未迅即建立起来，人们还需要借助各种方式和途径去把握自己的前途命运。这样，以占筮为外在形式，以求变为根本意蕴的易学就得到了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土壤与空间。再者就文化渊源来说，秦文化曾深得周文化的沾溉和影响。根据文献特别是考古资料，早在居于西垂时，秦人就学习、利用了周人的制陶工艺。立国于西周故地后，他们更在农业、青铜手工业以及文字、礼仪制度等各个方面广泛吸收周文化的成分。而《周易》乃周文化特别是周朝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为秦人所熟悉。还有，经济、社会、文化原本比较落后的秦国，宗教巫术等神秘主义因素更为活跃，并与各种政治、军事等活动密切相关。凡有重大决策，他们一般都要求神问卜或观天视日。《周易》在其间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秦文公“至汧渭之会”，“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4]。又如穆公“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5]。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这一传统得到延续和发展，而且进一步贯彻到政治制度建设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在中央政府设有太卜官，作为九卿之一——奉常的属官，同时还在朝廷内养有“候星气者至三百人”。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本人也曾倾心于占卜吉凶。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人通过使者献上玉璧，且言“今年祖龙死”。“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始皇乃“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并于次年出游各地。所以，《史记·日者列传》指出：“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6]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用作占卜工具的肯定不止《周易》一种，如卜徒父占卜用的卦辞就不见于《周易》，或出于与《周易》同类的其他筮书杂辞。当时在秦地流行较广的卜筮之书还有《日书》等，中下层社会尤甚。但不管怎样，重视宗教巫术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使《周易》和易学受到特别重视。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其中提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7]。在这里，《周易》以及其他卜筮之书确实得到了一种特别关照和特殊保护。
二 秦始皇君臣对《周易》和易学的取鉴
我们说，除了占卜吉凶，最使秦始皇倾心并将其更多地贯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的，则是《周易》深邃的思想内涵、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宽广的学术胸襟。我们先看看曾经作为秦始皇政治纲领和教科书的《吕氏春秋》与《周易》的种种关联。《吕氏春秋》杂取道、儒、阴阳、法、墨、兵、农、名、纵横诸家之说，同样也吸收了易学研究的成果。刘长林先生指出：作为秦汉学术思想大综合的重要准备和发端，《吕氏春秋》采集诸家之说，进行加工改制，试图构筑一个具有整体结构的理论框架，“试图形成一个新的天道、地道、人道相统一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不自觉的在更高层次上对《易经》的重复，只是不再像《易经》那样，带有筮书的性质”[8]。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后来废黜了吕不韦，但《吕氏春秋》不仅没有遭到禁毁，而且它的一些重要思想依然为秦始皇所用，其中就包括易学思想。
秦始皇的许多社会政治思想和措施往往是通过对《周易》的直接取鉴表现出来的。由秦代刻石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始皇封禅文刻石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人以仁。”[9]琅邪台刻石则宣传“圣智仁义”，又强调“尊卑贵贱，不逾次行”。泰山刻石曰：“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会稽刻石亦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10]另外，据《史记·货殖列传》，巴寡妇清能守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这个“女怀清台”后来就演化成了贞女台、贞女山等等。上述思想显然属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范围，但其表述方式似乎与《易传》有着更为直接的渊源关系。如封禅文刻石所谓“立身以义”“成人以仁”，与《说卦传》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思想上和表述上都极为类似。诸刻石中涉及尊卑、贵贱、男女之别的文字，亦与《易传》所说不无关系。《周易·家人卦》卦辞言“利女贞”，《彖传》进而指出：“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不难看出，上引秦代诸刻石的有关文字与此多有相似、相同之处。
秦始皇的朝廷重臣也看好《周易》，研习易学。提出焚书之议的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位。据《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身为秦朝丞相，富贵已极，但却郁郁不欢，喟然而叹：“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有的学者认为，此处李斯所言“物极则衰”云云，很有可能是受了战国时代易说的影响[11]。再者，上面提到的刻石文字，有一些或为李斯所作。还有，李斯曾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12]除了法家的思想因素，其中明显有《周易》及时变化之说的影子。此外，李斯曾师从荀子，“知六艺之归”[13]，对《周易》的根本意蕴必定有所认识。这样，李斯后来建议焚书，自然就对《周易》网开一面了。就对待《周易》的态度而言，秦始皇、李斯君臣可谓相得益彰、彼此呼应。当然，由于自身思想理论的贫乏，加之受制于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的思想，秦始皇君臣的易学思想及以此为本采撷的诸家思想，并未交织融会成一个体系，有什么系统性、深刻性。
三 秦始皇不焚《周易》的影响和意义
对于极讲实用的秦始皇来说，《周易》确实是一部有用之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焚书事件的第二年，他说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由此可见，秦始皇所焚之书皆是其认为“不中用者”，也就是无用之书，而不在此列的《周易》等未禁之书自然就是有用之书了。我们知道，六经乃先王之政典，并非儒家所专有。特别是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周易》，得到秦始皇的偏爱、保护和运用本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到了汉代，出于政治目的，许多学人将秦始皇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历数其对六经的摧残，以受害者自命。那些治经儒生尤其如此。他们对秦始皇爱好《周易》一事自然讳莫如深，极力回避，在谈到六经中惟有《易》幸免于秦火时，只好反复从其为卜筮之书上讲原因，强调“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14]“及秦焚《诗》、《书》，以《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焚”[15]。如前所述，这种对秦始皇不焚《周易》原因的解说并不全面。秦始皇不焚《周易》而视其为有用之书，除了基于《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所起到的推断吉凶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的宇宙观、人生理想观等思想观念颇合于秦始皇的思想性格和政治需要。
可以说，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周易》就成了诸家思想的护身符和烟幕弹，易学就成了它们的避风港，成了“学者们的安全阀”，“学者们要趋向到这儿来，正是理所当然的事”[16]。各种学派纷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助《周易》、利用易学来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这样，易学就获得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解《易》述《易》以及与易学有关的著作也层出不穷。《礼记》中的《中庸》，一向被说成是子思的作品。虽然郭店楚简中的有关内容证明此说有一定根据，但曾经后人加工、润饰过的今本《中庸》，其最后定型则大体是在秦代。对此，前人已多有考证。所以，马非百先生径将其著录于《秦集史·艺文志》。值得注意的是，《中庸》的思想是源于《周易》的，其宇宙观、人生理想观等基本上是《易传》中同类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惟其如此，熊十力先生指出：“《中庸》本演《易》之书。”[17]杨向奎先生则强调：《中庸》“完全可以纳入《易传》的行列中，变作‘十一翼’，不会有‘非我族类’之感”[18]。帛书《周易》之《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篇也大致撰成于秦初至秦末汉初之间[19]。这种形势和氛围亦为易学在入汉以后全面兴盛、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焚书坑儒虽然表面上结束了思想文化史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却从此开始了一个以易学为中心而综合、融通、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