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国语》《左传》记言史料之比较
引言
对于《国语》和《左传》，历来有“春秋内、外传”之称，[1]这显然是根据与《春秋经》的关系而言的。对此，王充《论衡·案书》篇说得很明白：“《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语辞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2]班固在《司马迁传赞》中也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3]三国时韦昭也认为“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4]，因此，《左传》和《国语》虽然一“主于经”，一“不主于经”，但二者在内容上仍是互为表里，互相补充，足以表明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晋孔晁说：“左丘明集其典雅辞令与经相发明者为《春秋传》，其高论善言别为《国语》。”[5]唐刘知几认为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6]。宋司马光引其父亲的话说：“先君以为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因别分之，取其精英者为《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稿，因为时人所传，命曰《国语》，非丘明之本义也。”明人黄省曾也说：“昔左氏罗集国史实书，以传《春秋》，其释经之余，溢为外传。”[7]他们均认为《国语》《左传》出于左氏一人之手，而左氏著《左传》释经，雅思未尽，复别著《国语》以继之。基于此，至清代，自今文学家刘逢禄提出刘歆“点窜”《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而《左传》即司马迁所见的古文《春秋国语》[8]之后，康有为进而提出《国语》《左传》原为一书而后刘歆割裂为二之观点，[9]并得到梁启超、崔适、钱玄同、胡适等人的认同。但这种“刘歆伪作”之说有很多主观的成分，既乏充分的证据，也多有牵强之处，所以后来批驳声极盛。
与上述《国语》《左传》互为表里甚至一书化分的传统观点迥然相反，近现代许多学者认为《国语》《左传》一重在记言、一重在记事，体例不一，性质迥异，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两部典籍。如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余录》中说：“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举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云泥远隔。”[10]此外，瑞典学者高本汉先生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冯沅君先生的《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11]、卫聚贤先生的《古史研究》、孙海波先生的《〈国语〉真伪考》[12]、童书业先生的《〈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13]、杨向奎先生的《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14]、赵光贤先生的《〈左传〉编撰考》以及台湾学者张以仁先生的《论〈国语〉与〈左传〉的关系》、张高评先生的《左传导读》等一系列论著，虽立证取材各有不同，但其结论则是一致的，即《国语》《左传》二书各自独立，本非一书，更非由《国语》割裂而成。
正本才能清源。恰如判定人际关系之亲疏远近重在依据先天的血缘关系一样，判定《国语》《左传》二书的关系，既不能先验地根据它们与《春秋》的关系之远近，也不能仅靠它们成书后的表象特征来判断，关键是要根据《国语》《左传》汇编成书之前史料形成的机制和原有史料自身的性质而定。由于《国语》《左传》均多为春秋以前史料的汇编，虽然经过编者的重新组合、加工和润饰，但仍带有浓重的“杂记体”特征，因此，笔者在对《国语》《左传》二书中较为独立完整的单元史料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商周史官原有的记言、记事分工载录的职事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言事分别的史料体式，直接决定了《国语》《左传》成书后自身内容的种种特征。其中，《国语》重在集录记言类史料，故决定了其记言体的性质；《左传》重在糅合记言类和记事类史料，故决定了其“言事相兼”的性质。因此，周代史官记言类史料构成了《国语》《左传》二书共同的史料来源，形象地说，《国语》《左传》犹如开放在同一母体上的两朵光鲜夺目的“姊妹花”，虽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但又若即若离，万变归宗，二者关系甚为密切。认清这一点，即为本书比较、论析《国语》《左传》二书记言类史料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下面，笔者将对史官记言类史料在《国语》《左传》二书中的存在形态和特征分别进行论述，进而对《左传》一书的性质予以再认识。
[1] 自西汉后期，经过今文、古文两家激烈的论争，《左传》等古文典籍逐渐攀升至经典地位，《国语》的地位也随之上升而被视为“春秋外传”。据《汉书·韦玄成传》载，刘歆上哀帝奏议时说：“礼，去事有杀，故《春秋外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此《春秋外传》内容见于《国语·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由此可见，“春秋外传”之称，最早始于刘歆。鉴于《汉书·艺文志》取自刘歆《七略》，因此《汉书·律历志》中两次征引的“春秋外传”，也应是刘歆所称。此后，王充、贾逵、郑玄、杜预、王肃等人也都沿用这一称呼。至《隋书》《旧唐书》《宋史》《元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又有“春秋外传国语”“春秋国语”等称呼。显然，《国语》之所以被称为“春秋外传”，是根据与《春秋经》的关系而言的。
[2]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编《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第1632页。
[3] 《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华书局，1962，第2737页。
[4] 徐元诰：《国语集解·国语解叙》，中华书局，2002，第594页。
[5] 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中华书局，1998，第1071页。
[6]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言》，中华书局，1978，第14页。
[7] 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中华书局，1998，第1071页。
[8] （清）刘逢禄著，顾颉刚校点《左氏春秋考证》，朴社，1933，第19页。
[9] 康有为据《汉书艺文志》有《国语》二十一篇，又有《新国语》五十四篇，推测说：“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90页）
[10] （清）崔述撰，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95页。
[11] 冯沅君：《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新月月刊》1926年1卷第7期。
[12]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1934年第16期。
[13] 童书业：《〈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浙江图书馆馆刊》1935年第2期。
[14] 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